朱俊《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补正——兼与魏中林、郑雷诸先生商榷

来源 :社会科学辑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sice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崇祯五、六年间,六皖文士在安庆创立中江社。中江社与复社同时并起,又缘阮大铖参与其事,遂引起现代学者浓厚的兴趣。朱使《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认为中江社为阮大铖与东林党、复社暗争的政治之具,郭绍虞等人接受其说,今人或谓中江社更倾向于文学创作,其说皆不免有误。中江社只是明末的一个普通文社,既非海门大社的延续,亦非政治性结社,其旨在会文,以备科举之需,兼为诗酒之会。阮大钺在中江社创立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参与社盟,大抵是尚标榜,好名利,以风雅自许。论者不当斥中江社为与复社为敌的小人集团,亦不必视其为文学社团,从而夸大它的文学功能。
其他文献
人与自然的对话是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不断发生着的历史过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还原了处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交汇期的五帝时代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与自然对话的生态记忆影像。
翻译研究从语言哲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等方面入手,在语言学视角下做诸种尝试,试图探索翻译的本质,找出普遍规律,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语言学角度厘清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及研究的走向。
文学和历史两种文化门类有着共同的源头,二者在人类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紧密相关,相互影响。在科学主义影响下的现代学科划分极为突出这两种叙事方式间的差异,而在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又似乎变得模糊起来。那么历史叙事能否与文学叙事合流呢?处于二者之间的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是否能够体现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呢?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更有效的社会科学知识力量的模型是关注社会科学知识对解释每日生活现实的影响,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现代社会中个体和团体行为者——并非一定有意地——依据社会科学的观念进行自我理解。社会科学研究对于社会问题的实证分析也因此发展成为一种自我反思的形式。
学科是社会所建构起来的实体的范式,不是自在的,所以可以被改变。所有学科都在经历学科壁垒的消融,以另外一种多学科研究的增殖性方式得到认识。这种影响把社会学从强调理论和文本及对同源学科的渗透性中拉回来,使其回归到它本初的更多应用性、有所贡献的角色中来。
社会科学在21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保持它研究对象的完整性:“人性”。人性正在受两个相对的发展方向的趋使。通过两种趋向各自依赖的两种元素,将它们归结为碳和硅。它们是以下两个会给新的世纪带来巨大变化的工程的基础:动物权利运动和人工智能计划。社会科学需要在这两个运动的背景下仔细定义它们自身。
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努尔哈赤认为沈阳乃“形胜之地”,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交通四通八达,便于军事行动;由于流经沈阳的浑河与老家苏子河流域有河流相通,可以方便地从家乡将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修筑宫室,并作为生火之用。故努尔哈赤迁都沈阳非一时心血来潮,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后金定都沈阳,对沈阳的政治、经济、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实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20世纪前十年,由于受实业救国思潮、清末“新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实业获得快速发展;但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实业发展暂时陷入低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民族资本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但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战后我国的民族工业一度陷入困境,但并不是没有机会获得发展。20世纪初中国实业发展的总趋势是一直呈向上发展势头的。对这一时期的实业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成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变迁状况以及这些变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依据,进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
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指涉的是异质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态势。在20世纪,当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积极作用力的时候,中国文学也对前者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反弹。就此看来,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这一话题,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何种现实语境上接受了哪些影响和以何种结构层面怎样接受这些影响的实证研究,而且也应涉及到中国文学在与外国文学的频繁的遭遇中获得的新的想象和创造,它对外国文学的反馈和回赠,以及它怎样在与外国文学的深入交流的背景中就共同的文化、文学命题与后者进行的一致性的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