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安徽省萧县多栋“烂尾办公大楼”，这些楼是原县委书记毋保良任上规划的“政务新区”。不料其时毋保良因贪腐问题落马，后又遇上“中央禁令”，现在杂草丛生，甚至有人放羊。
　　只因“主推者”落马，加之“中央禁令”颁布，偌大的办公楼项目，被索性弃之不顾。在当地官场，该建筑群俨然成了“不祥之兆”。
　　一直以来，政府工程与主政者捆绑过深，乃至充斥着个人的主观偏好，牵扯着个人的利益关系网。由此导致的后果，一旦主推者事发被查，对其未尽之业，后继者往往不愿“接盘”——为了避免牵连，也是为了便于另起炉灶、“除旧布新”。从本质上说，缺乏集体决策过程，以及健全的工程维系模式，基建项目出现反复或烂尾，不奇怪。
　　而除此以外，萧县案例同时表明，在地方的权力生态中，缺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分摊机制。当地长时间放任办公楼项目烂尾，等同于闲置资源、扼杀收益。试问，谁该为此担责？即便是为了执行“中央禁令”，萧县也完全可以先将大楼完工，然后通过租售回收建设成本……不做出任何善后，只是“搁置问题”，无疑是最令人失望的结局。
　　地方层面公权系统的结构缺陷，让主政者往往在两个极端摇摆。在常态的宽松约束内，他们大刀阔斧、无所顾忌;一旦风声收紧，他们又变得风声鹤唳、谨小慎微。萧县的荒废大楼，肇始于前任的肆无忌惮，烂尾于继任的保守求全。自始至终，当地的掌权者，似乎总是缺乏笃定的行事标准，缺乏理性的思维习惯。所谓“前车之鉴”，被后来人当成“不作为”的借口。这无意间，又构成了新的失职失责。
　　“不仅要惩戒贪腐，也要追责庸碌”，在围观萧县的烂尾政务楼之后，公众想必会有此感叹吧！
　　（摘自《扬子晚报》    本文作者：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