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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模式各有核心元素
比较中、美两国的发展模式，不难发现两者既有相似之点，也有迥异之处。
美国模式的核心元素有：
1.美国梦的真实空间与终极追求。崇尚个人主义，相信机会均等，鼓励创新进取，信奉社会等级自由纵向流动等，皆为美国梦的写照;而其思维模式中终极目标与实用主义兼而有之的两重性，又守护着美国人数百年来始终以实用主义为舵，试图带领全人类驶向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终极彼岸。但事实上，自从美国梦到达鼎盛的流金岁月时代起，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及由此衍生的机会不均等，便已让美国梦越来越像精美的泡沫。
2.美国的联邦制，不仅为改革和建设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选择，还能使联邦政府避开一系列难以一刀切的复杂问题，从而减少失误。总之，联邦制既兼顾各州州情，又强化中央权威，激活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积极性。
3.完整的系统开放。这首先要归功于美国的移民文化。美国移民的多源性决定了美国文化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兼具包容性与杂交性，为营造一个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开放性、多样性和实用主义的试错原则，也许恰恰是美国强盛的秘诀。
4.充分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全球大国中唯一没有经历过封建专制的国家，其一诞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也没有因农耕社会的封闭而造成对市场经济的束缚。这是美国得以迅速成长为全球市场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历史渊源。此外，对市场力量的理性崇拜，对政府干预的天然排斥，又让美国市场经济演绎着繁荣与危机频繁交错的经典轮回。
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有：
1.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既能在天灾人祸面前迅速调动资源，将灾害降至最低，又是建国后前30年迅速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体制前提，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等无不受益于此。
2.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奇特嫁接，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完全自然发展的美国模式，也相异于单纯计划控制的前苏联模式，还不同于对人民生活大包大揽的欧洲模式，尽管两者的权重通常较难调配，但中国能将西方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神奇压缩进30年，显然与摸索出了管用的套路有关。
3.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奇迹”最隐秘，却也最核心的部分。建国前，解放战争期间靠土改凝聚民心;建国后，以土地公有集中管理国家财富;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小岗村土地承包制”开启了新时代的篇章;“房改”以来又将严重超发的货币大量沉淀在土地中，非但规避了“票子发毛”的严重后果，反而缔造了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奇观。
4.适度的“联邦制”。相比于美国政党诞生于经典的工业经济，其联邦制更多的与历史渊源有关，中国的政党却建立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基础之上，故与之相应的政治架构不仅独特，还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进行动态调整。这体现为过去30多年处于“财政联邦制”的第一阶段，中央权力下放、地方万马狂奔，其重心基本围绕着如何理顺“联邦”内部关系和平衡央地关系、条块关系的界面而展开。
5.过程性思维与渐进性国策的推行上，中国与美国一样深谙实用主义精髓，无论是“三论”的大胆创新，还是改革的试错性、小步走、以点带面等特征皆如此。这不仅避免了重走前苏联老路，更使中国社会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错误国策中悬崖勒马，摸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
6.系统适度开放。与美国的系统开放主要源自移民文化不同，中国的系统开放最初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激发生产力的极大释放;而历史的机缘又让中国在以开放带改革、以改革带开放的两大阶段中，恰逢跨企全球化、产业与资本的扁平化运动潮涌，进而使中国成了原本旨在推行美国模式的全球化运动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也在此大潮中由封闭转为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
从以上对中、美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可知，这两种模式都有联邦制、系统开放、实用主义等共同元素，但根本区别也是显见的，如美国更推崇市场原教旨，而中国模式却不可忽视国家主义等要素的权重。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一种模式是万能灵药，可以抽掉特定的时空坐标而普适于各种阶段、各类国家。
中、美模式各有长短
两种模式本身无绝对优劣、高下之分，之所以出现眼下中、美两国国力的反向运动，皆因在不同时间、空间，各有长短。
首先，就时空大背景而言，美国模式适应经典市场经济与经典的帝国战争，却不适应“不对称”的市场竞争与政治军事。如果以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和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转换的分水岭，那么在此之前，美国的发展可谓如鱼得水。这不仅体现在美国早已完成了从工业到金融、从实体到虚拟的递延，充分收获以货币换资源好处，并第一时间享受了新经济文明的便利与暴利;而且在以往主要以侵占和掠夺为目的、以军事打击为手段的国家竞争中，美国成功塑造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单极世界。然而，随着上述背景的转换，深谙“丛林法则”的美国人不仅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败下阵来、在宿命般的金融危机中“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也一再地失控、迷失。可见，虽然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冠绝全球，但在全球化下既有赤裸裸的实力的碰撞，也有“田忌赛马”、“暗渡陈仓”的不对称的竞争，美国模式面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八路、游击队”时，确是力不能逮。
相对而言，现有中国模式一方面既适应经典市场经济，也适应非典市场经济。“系统适度开放”使特有的国民禀赋优势尽显，以致在全球化第一阶段商品贸易的自由竞争中中国已先胜一筹;而接下来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自由市场金融的传统，却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奇特嫁接”下高度趋稳的金融体系推上了历史舞台。另外，在新国企、新产业等新兴非典领域，中国模式的体制和禀赋优势尽显。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不太适应帝国竞争，但特别适应“拐点时代”。客观上讲，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引进和外部资源的补给，而与通过战争方式攫取相比，依赖全球化的共享、互利互惠无疑来得更加可持续，再加上缺乏攻击、扩张性的国民性格也更倾向“以和为贵”和“偏安一隅”。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禀赋和性格，多多少少又促成了中国模式中灵活但不冒进的一面，例如中国的“试点文化”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既有效推动了改革小步走，又能在形势看似变得更糟之前予以制止。毫无疑问，在法律、条文以及体系固化的国家则往往无法适应这样的做法，但反之在“拐点时代”、在转型国家，经济急剧转弯，传统一再被颠覆，实用主义只能大行其道，而中国的这一套，显然是满足了为自身过渡转型保驾护航的历史需要。
另外，就模式本身自我调适的时间空间而言，现有的美国模式终极导向往往过犹不及，无法从模式上自我调整。其一，赢得了世界却赢不了自己，美国模式难以摆脱“特里芬悖论式”的宿命。“世界货币”终于因过度使用、滥用而走下神坛，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更是疲于奔命，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到2001年阿富汗、2003年伊拉克，越来越力不从心，庞大的军事开支也极大地透支了国内经济;其二，在市场经济充分递延深化过程中，国策效率将被民主与边缘化民众的结合体所递减。工业经济的过剩推动了美国经济向信息和金融的延伸，并由此带来产业的高端化、虚拟化、空心化以及中产阶级的下沉，经济活动日益为少数精英所掌控。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多数服从少数”和政治上的“少数服从多数”作用的结果，使美国国策越发难以达成共识。奥巴马上台后，医疗保险、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改革之所以推行得甚为艰难，就是因为遭到了代表企业集团利益的共和党人的强力抵制。
同样，中国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现有模式并不适应常态机制、长效机制。“摸着石头过河”的惯性思维，在确保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短期性。忽松忽紧、忽热忽冷的政策扰乱了市场预期，使得企业决策、投资者行为难以长期化，普遍重投机轻事业、重利润轻责任。此外，现有中国模式也难以遏制寻租与官僚，以及难以让社会公民自我发展、自我担当。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从“红顶商人”落马到权力腐败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脱胎于计划经济全能体制的中国模式，本质上强政府弱社会，体制内外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而相应地，社会在强势政府“大家长式”的呵护下，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事实上，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运行靠法治。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国，没有法律对权力的遏制、对公正的维护是很难实现的。
（摘自文汇出版社《再平衡：中国的优势与美国的强势》 作者：王德培）
比较中、美两国的发展模式，不难发现两者既有相似之点，也有迥异之处。
美国模式的核心元素有：
1.美国梦的真实空间与终极追求。崇尚个人主义，相信机会均等，鼓励创新进取，信奉社会等级自由纵向流动等，皆为美国梦的写照;而其思维模式中终极目标与实用主义兼而有之的两重性，又守护着美国人数百年来始终以实用主义为舵，试图带领全人类驶向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终极彼岸。但事实上，自从美国梦到达鼎盛的流金岁月时代起，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及由此衍生的机会不均等，便已让美国梦越来越像精美的泡沫。
2.美国的联邦制，不仅为改革和建设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选择，还能使联邦政府避开一系列难以一刀切的复杂问题，从而减少失误。总之，联邦制既兼顾各州州情，又强化中央权威，激活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积极性。
3.完整的系统开放。这首先要归功于美国的移民文化。美国移民的多源性决定了美国文化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兼具包容性与杂交性，为营造一个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开放性、多样性和实用主义的试错原则，也许恰恰是美国强盛的秘诀。
4.充分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全球大国中唯一没有经历过封建专制的国家，其一诞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也没有因农耕社会的封闭而造成对市场经济的束缚。这是美国得以迅速成长为全球市场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历史渊源。此外，对市场力量的理性崇拜，对政府干预的天然排斥，又让美国市场经济演绎着繁荣与危机频繁交错的经典轮回。
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有：
1.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既能在天灾人祸面前迅速调动资源，将灾害降至最低，又是建国后前30年迅速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体制前提，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等无不受益于此。
2.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奇特嫁接，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完全自然发展的美国模式，也相异于单纯计划控制的前苏联模式，还不同于对人民生活大包大揽的欧洲模式，尽管两者的权重通常较难调配，但中国能将西方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神奇压缩进30年，显然与摸索出了管用的套路有关。
3.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奇迹”最隐秘，却也最核心的部分。建国前，解放战争期间靠土改凝聚民心;建国后，以土地公有集中管理国家财富;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小岗村土地承包制”开启了新时代的篇章;“房改”以来又将严重超发的货币大量沉淀在土地中，非但规避了“票子发毛”的严重后果，反而缔造了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奇观。
4.适度的“联邦制”。相比于美国政党诞生于经典的工业经济，其联邦制更多的与历史渊源有关，中国的政党却建立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基础之上，故与之相应的政治架构不仅独特，还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进行动态调整。这体现为过去30多年处于“财政联邦制”的第一阶段，中央权力下放、地方万马狂奔，其重心基本围绕着如何理顺“联邦”内部关系和平衡央地关系、条块关系的界面而展开。
5.过程性思维与渐进性国策的推行上，中国与美国一样深谙实用主义精髓，无论是“三论”的大胆创新，还是改革的试错性、小步走、以点带面等特征皆如此。这不仅避免了重走前苏联老路，更使中国社会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错误国策中悬崖勒马，摸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
6.系统适度开放。与美国的系统开放主要源自移民文化不同，中国的系统开放最初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激发生产力的极大释放;而历史的机缘又让中国在以开放带改革、以改革带开放的两大阶段中，恰逢跨企全球化、产业与资本的扁平化运动潮涌，进而使中国成了原本旨在推行美国模式的全球化运动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也在此大潮中由封闭转为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
从以上对中、美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可知，这两种模式都有联邦制、系统开放、实用主义等共同元素，但根本区别也是显见的，如美国更推崇市场原教旨，而中国模式却不可忽视国家主义等要素的权重。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一种模式是万能灵药，可以抽掉特定的时空坐标而普适于各种阶段、各类国家。
中、美模式各有长短
两种模式本身无绝对优劣、高下之分，之所以出现眼下中、美两国国力的反向运动，皆因在不同时间、空间，各有长短。
首先，就时空大背景而言，美国模式适应经典市场经济与经典的帝国战争，却不适应“不对称”的市场竞争与政治军事。如果以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和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转换的分水岭，那么在此之前，美国的发展可谓如鱼得水。这不仅体现在美国早已完成了从工业到金融、从实体到虚拟的递延，充分收获以货币换资源好处，并第一时间享受了新经济文明的便利与暴利;而且在以往主要以侵占和掠夺为目的、以军事打击为手段的国家竞争中，美国成功塑造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单极世界。然而，随着上述背景的转换，深谙“丛林法则”的美国人不仅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败下阵来、在宿命般的金融危机中“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也一再地失控、迷失。可见，虽然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冠绝全球，但在全球化下既有赤裸裸的实力的碰撞，也有“田忌赛马”、“暗渡陈仓”的不对称的竞争，美国模式面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八路、游击队”时，确是力不能逮。
相对而言，现有中国模式一方面既适应经典市场经济，也适应非典市场经济。“系统适度开放”使特有的国民禀赋优势尽显，以致在全球化第一阶段商品贸易的自由竞争中中国已先胜一筹;而接下来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自由市场金融的传统，却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奇特嫁接”下高度趋稳的金融体系推上了历史舞台。另外，在新国企、新产业等新兴非典领域，中国模式的体制和禀赋优势尽显。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不太适应帝国竞争，但特别适应“拐点时代”。客观上讲，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引进和外部资源的补给，而与通过战争方式攫取相比，依赖全球化的共享、互利互惠无疑来得更加可持续，再加上缺乏攻击、扩张性的国民性格也更倾向“以和为贵”和“偏安一隅”。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禀赋和性格，多多少少又促成了中国模式中灵活但不冒进的一面，例如中国的“试点文化”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既有效推动了改革小步走，又能在形势看似变得更糟之前予以制止。毫无疑问，在法律、条文以及体系固化的国家则往往无法适应这样的做法，但反之在“拐点时代”、在转型国家，经济急剧转弯，传统一再被颠覆，实用主义只能大行其道，而中国的这一套，显然是满足了为自身过渡转型保驾护航的历史需要。
另外，就模式本身自我调适的时间空间而言，现有的美国模式终极导向往往过犹不及，无法从模式上自我调整。其一，赢得了世界却赢不了自己，美国模式难以摆脱“特里芬悖论式”的宿命。“世界货币”终于因过度使用、滥用而走下神坛，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更是疲于奔命，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到2001年阿富汗、2003年伊拉克，越来越力不从心，庞大的军事开支也极大地透支了国内经济;其二，在市场经济充分递延深化过程中，国策效率将被民主与边缘化民众的结合体所递减。工业经济的过剩推动了美国经济向信息和金融的延伸，并由此带来产业的高端化、虚拟化、空心化以及中产阶级的下沉，经济活动日益为少数精英所掌控。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多数服从少数”和政治上的“少数服从多数”作用的结果，使美国国策越发难以达成共识。奥巴马上台后，医疗保险、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改革之所以推行得甚为艰难，就是因为遭到了代表企业集团利益的共和党人的强力抵制。
同样，中国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现有模式并不适应常态机制、长效机制。“摸着石头过河”的惯性思维，在确保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同时，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短期性。忽松忽紧、忽热忽冷的政策扰乱了市场预期，使得企业决策、投资者行为难以长期化，普遍重投机轻事业、重利润轻责任。此外，现有中国模式也难以遏制寻租与官僚，以及难以让社会公民自我发展、自我担当。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从“红顶商人”落马到权力腐败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脱胎于计划经济全能体制的中国模式，本质上强政府弱社会，体制内外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而相应地，社会在强势政府“大家长式”的呵护下，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事实上，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运行靠法治。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国，没有法律对权力的遏制、对公正的维护是很难实现的。
（摘自文汇出版社《再平衡：中国的优势与美国的强势》 作者：王德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