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创译在商业领域逐渐得到应用，翻译者结合自身的经历、背景、审美、所处的环境等各种因素对原作的再创造往往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在儿童文学领域，译者对原作再创造的这种尝试却鲜少出现。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杜子春》和《杜子春传》的异同点来探索创译理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 创译;儿童文学;《杜子春》;《杜子春传》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0）03-0088-0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不是对原作唐传奇《杜子春传》的简单翻译，而是对原作进行改编再创造，作家为让文章更加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增添了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篇与原作主题完全不同的童话。童话的语言特点决定其翻译的不同之处，若按照源语言直接翻译，可能会失去精髓之处。芥川龙之介通过创译这一翻译手法，不拘泥于原作，在大致还原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考虑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作出创译性翻译。
一、创译理论及其应用领域
创译是指翻译时跳出源语言在语意与语音上的限制圈，依据某种特定的需要或是考虑某种特定的受众目标从而进行一定创造的翻译。创译最初多用于广告、网络游戏等商业领域。例如钻石业中的世界巨头戴比尔斯就对创译工作颇为重视，并在拓展国外市场时对其广告词运用了创译法。其钻石广告词原为“A diamond is forever”，进军中国后，广告词被重新翻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显然，创译版本用更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增添了中国古典文学，向新顾客群众更深刻地传达了产品的信息。创译也用于电视剧或电影等影视领域。例如我国著名爱情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它被翻译为英文时并没有采用直译手法，而是创译成《Butterfly lovers》。由此可见，创译后的片名更加直接明了地向读者表达了作品体裁，同时作品中蝴蝶这一意象给人唯美感和神秘感，也成为吸引读者的亮点。本文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杜子春》是作家芥川龙之介为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而改编创作的新版本，可以说是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传》的创译版本。创译，顾名思义，是一种创造性翻译，也可以说是翻译的再创造。一名来自法国的著名的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曾说过“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近年来，“创造性叛逆”这一新概念逐渐成为翻译界讨论翻译创造性的热点课题。埃斯卡皮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并认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我国最早针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发表个人看法的是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他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2）中，从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三个方面詳细地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阐述。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中谢天振教授解释了在译介学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指译者。接受者与接受环境指语言经过再创造转换进入新文化环境后，所遇到的人与社会的反应。接受者，通常指读者。不可否认，译者同样属于读者，译者只有先成为读者才能成为译者。创译的叛逆性决定创译作品与原作品必然存在不同。因为创译的叛逆性取决于接受者和接受环境。而接受者的文学观念、自身阅历、审美观念等因素都带有主观色彩并受限于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这个客观环境指接受环境，是某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具有时代性，同样会对读者的理解及译者的创造造成深刻的影响。
二、基于“创译”的芥川龙之介《杜子春》作品分析
中国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传》和日本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同是主人公杜子春在经历两次从贫穷到富有再到一无所有的大起大落后，终于有所感悟。其中《杜子春》中的主人公是因为看破凡尘对人间产生厌倦之情，《杜子春传》中是为了向老人报恩，最后都想要成仙。但经历重重试炼后因未能控制自己发出了声音，《杜子春》中是因看到母亲受难无法保持沉默，《杜子春传》中是因为见孩子被摔死而动容，没能成功的故事。两篇文章有相似的故事结构，但也存在不同的故事情节。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根据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传》创译而来的一篇童话。《杜子春》中究竟有哪些创译之处？芥川龙之介又赋予了《杜子春》哪些崭新的面貌？具体有以下三点：
（一）杜子春成仙失败原因
原作唐传奇的杜子春向道士发誓遇到任何情况都不动不语，投胎转世成一女子后仍谨记誓言，但也正因如此，遭到丈夫卢生的不满，当其面摔死了他们的孩子。杜子春因爱子心切，不禁喊出了声。杜子春将心中的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单单记住爱，所以导致成仙失败。而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是当看到自己已经变成畜牲马的父母被阎罗王鞭打至水深火热之中后，勉强遵守与铁冠子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沉默的诺言。但听到母亲如此痛苦，却依旧眷顾自己，说出“你不用担心，不管我们会变得怎样，只要你能幸福，那是最好不过的。大王再怎么逼，只要你不愿开口，你就沉默着吧。”这番温柔话语后，杜子春忘了仙人的警戒，于是成仙失败。原因都与“母爱”紧密相连。
（二）“道士”与“仙人铁冠子”
故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原作中写到：“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原来是一位穿着黄道袍戴着黄仙冠的道士帮助了杜子春。而芥川龙之介笔下道士被翻译成了住在峨眉山的仙人，名叫铁冠子。同时原作中“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而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仙人铁冠子则是在洛阳“拾起地上那根青竹，口里念着咒文，和杜子春一起如骑马般跨上那根青竹……竹杖立即像一条飞龙般，猛烈地冲上天空，翱翔在晴朗的春日夕阳中……不久飘落在峨眉山。”可见，芥川龙之介把起始地点从长安的老君庙翻译成洛阳;修仙地点从华山翻译成峨眉山;去修仙地点的方式也从一同登上华山翻译成乘坐青竹飞向峨眉山。 （三）主人公杜子春的结局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与原作《杜子春传》最大不同点在于结尾。同样是修仙失败，原作是“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劾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主要表现杜子春因未遵守与道士的誓言的悔恨，以及经历许多的疲惫，失望。而芥川龙之介《杜子春》的结局是杜子春成仙失败后，铁冠子对他说“喔，对了，我刚想起，我在泰山南麓有一间房屋。那房屋和田地都一起送给你，你马上去住吧。现在这个时节，那屋子四周，大概已开满了桃花吧！”杜子春不仅不懊悔，反而庆幸自己成仙失败。正是他的孝心，赢得铁冠子的肯定，从而获得生活的希望。芥川龙之介将杜子春在经历艰难险阻，承受各种穿越人类极限的痛苦之后，却依旧成仙失败的悲痛，转向可以到盛开着桃花的房屋生活的喜悦。
三、芥川龙之介《杜子春》创译效果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一篇创译后的童话，并很早被收入日本中小学的教材，是一部深受广大日本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是一个发展历史较短的文学种类，指专以儿童少年为对象创作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儿童文学作品一般通过塑造某一具体人物形象，用生动的语言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后传递给少年儿童，是一种集趣味性、教育性、形象性、可读性、故事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学种类。因此，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不能简单直译，必要时译者进行自主创译。创译是一种创造性翻译，会与原文有所出入，但是创译并不是毫无根据、异想天开的创作，而是赋予译者一定的创作空间，在源语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拓展翻译。因此，使用创译法翻译作品时要求译者具有拓展性的思维、广阔的知识面、丰富的想象力，并能够充分调动运用自己的知识，不局限于源语的字面意思，积极主动挖掘深层含义，大胆地根据新的需要加入个人创造。创译有助于作品快速适应新的需要，可以在传达原意的基础上增添新意，从而更好地表达作品，是让作品更具生命力的有效手段。创译后的《杜子春》也重点突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三大特点趣味性、易懂性、教育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提升趣味性
原作《杜子春传》中，老人带领杜子春以徒步的方式从老君庙来到距离约130km的华山;而译文《杜子春》中，鐵冠子给青竹施了仙术，从洛阳飞行约1250km，到达峨眉山的深处。不管是“老人”“道士”与“仙人铁冠子”的人物对比，还是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距离对比，亦或是移动方式对比，都体现出创译后的《杜子春》中，仙人铁冠子的法力高强，增加芥川龙之介笔下故事的神秘性，渲染故事的奇幻色彩，吸引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说教的作品通常会使人觉得枯燥乏味，而带有趣味性的作品则会更受欢迎。对于少年儿童更是如此。故事结构多元化，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想象丰富是保持儿童文学作品趣味性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吸引少年儿童阅读最大的亮点。意料不到的故事情节可以使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最大化。所以，芥川龙之介在创译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到这两点，无弱化也无忽略。除此之外，作品的内容、结构、形式、表现手法等也需要尽可能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使用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呈现。
（二）增强易懂性
两部作品皆因母亲爱孩子，导致杜子春成仙失败。不同的是，原作中杜子春是母亲，她爱着孩子;而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被母亲爱着。儿童文学以儿童为创造本位，而儿童的思想单纯，认知有限，因此在创译的过程中，芥川龙之介充分考虑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思维方式等，站在读者的角度借助具体的人物形象、简单的行文结构、通俗易懂的语言展开叙述。婴儿从未出生起，就通过一根脐带与母亲连接着。母亲爱孩子是一种本能。同样，孩子依赖母亲、爱母亲也是一种天性。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以主人公杜子春的视角，看到自己的母亲被鞭打、被虐待，和自己的孩子被摔死相比，更能与前者产生共情，更能理解杜子春的感受以及所作所为，更能容易理解作品情节。
（三）增加教育性
芥川龙之介通过创译，将读者视角转为“孩子”一方，增加共情程度的同时，也使儿童读者体会到母爱的伟大。对比原作字里行间充满的悲伤情绪，结局中杜子春虽然没有如愿成为一个仙人，但铁冠子却给他留了一间房屋和一块田地。桃花盛开的季节是春天，杜子春若在春种之时勤劳刻苦，也可享受生活。而桃花园在艺术作品中，多代表世外桃源，是与世隔绝、生活安乐的美好象征，所以芥川龙之介的版本更像是一个美好结局。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的成长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是儿童文学最为突出的作用。儿童文学不仅仅是为少年儿童带来愉悦的文学，更是寓教于乐，积极向上，向少年儿童传递正能量的文学。芥川龙之介的创译展现出更多的真善美，对少年儿童来说是一味精神良药。不仅激发儿童读者的孝心，正确引导他们的价值观念、语言表达、情感倾向等，而且给儿童读者带来与原作结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陪伴和促进少年儿童的成长的同时使儿童憧憬更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四、结语
芥川龙之介在《杜子春》中注重考虑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并加入自身对世间理性的思考，熟练地掌握着适合儿童文学作品的叙述方式，结合创译法使得文章结构衔接更自然，人物形象更丰满，情节转化更符合逻辑，表达主题更积极向上，大幅度地提高文章的深度与完成度。创译者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受原文的束缚，并配合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重新叙写故事，使得作品更受儿童的喜爱。且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以美好的结局向读者传递温暖的人间真情，向少年儿童展现更多的真善美，这不仅可以使少年儿童认识世间更多的美，还可以对其起到教育作用。或许正因为芥川龙之介兼顾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教育性的同时，给人更多希望与阳光，所以《杜子春》一直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总而言之，创译后的《杜子春》是原作《杜子春传》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30-37.
[3]陈林，曹培会.论创译的名与实[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123-129.
[4]张倩.芥川龙之介《杜子春》变容因素之分析[C].2011年北京大学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文论文集，2011：257-263.
[5]李阳，李艾蒙，陈林.儿童文学翻译的创译研究——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J].安徽文学，2018（10）：41-44.
收稿日期：2020-01-19
项目基金：本文系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格式塔视角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创译研究——以日本近现代作品的对比为例”（项目编号：SK2019A077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金明兰（1984—），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安徽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硕士。
【关键词】 创译;儿童文学;《杜子春》;《杜子春传》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0）03-0088-0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不是对原作唐传奇《杜子春传》的简单翻译，而是对原作进行改编再创造，作家为让文章更加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增添了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篇与原作主题完全不同的童话。童话的语言特点决定其翻译的不同之处，若按照源语言直接翻译，可能会失去精髓之处。芥川龙之介通过创译这一翻译手法，不拘泥于原作，在大致还原故事情节的基础上，考虑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作出创译性翻译。
一、创译理论及其应用领域
创译是指翻译时跳出源语言在语意与语音上的限制圈，依据某种特定的需要或是考虑某种特定的受众目标从而进行一定创造的翻译。创译最初多用于广告、网络游戏等商业领域。例如钻石业中的世界巨头戴比尔斯就对创译工作颇为重视，并在拓展国外市场时对其广告词运用了创译法。其钻石广告词原为“A diamond is forever”，进军中国后，广告词被重新翻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显然，创译版本用更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增添了中国古典文学，向新顾客群众更深刻地传达了产品的信息。创译也用于电视剧或电影等影视领域。例如我国著名爱情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它被翻译为英文时并没有采用直译手法，而是创译成《Butterfly lovers》。由此可见，创译后的片名更加直接明了地向读者表达了作品体裁，同时作品中蝴蝶这一意象给人唯美感和神秘感，也成为吸引读者的亮点。本文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杜子春》是作家芥川龙之介为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而改编创作的新版本，可以说是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传》的创译版本。创译，顾名思义，是一种创造性翻译，也可以说是翻译的再创造。一名来自法国的著名的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曾说过“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近年来，“创造性叛逆”这一新概念逐渐成为翻译界讨论翻译创造性的热点课题。埃斯卡皮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并认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我国最早针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发表个人看法的是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他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2）中，从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三个方面詳细地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阐述。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中谢天振教授解释了在译介学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指译者。接受者与接受环境指语言经过再创造转换进入新文化环境后，所遇到的人与社会的反应。接受者，通常指读者。不可否认，译者同样属于读者，译者只有先成为读者才能成为译者。创译的叛逆性决定创译作品与原作品必然存在不同。因为创译的叛逆性取决于接受者和接受环境。而接受者的文学观念、自身阅历、审美观念等因素都带有主观色彩并受限于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这个客观环境指接受环境，是某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具有时代性，同样会对读者的理解及译者的创造造成深刻的影响。
二、基于“创译”的芥川龙之介《杜子春》作品分析
中国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传》和日本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同是主人公杜子春在经历两次从贫穷到富有再到一无所有的大起大落后，终于有所感悟。其中《杜子春》中的主人公是因为看破凡尘对人间产生厌倦之情，《杜子春传》中是为了向老人报恩，最后都想要成仙。但经历重重试炼后因未能控制自己发出了声音，《杜子春》中是因看到母亲受难无法保持沉默，《杜子春传》中是因为见孩子被摔死而动容，没能成功的故事。两篇文章有相似的故事结构，但也存在不同的故事情节。可以说，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根据唐代传奇小说《杜子春传》创译而来的一篇童话。《杜子春》中究竟有哪些创译之处？芥川龙之介又赋予了《杜子春》哪些崭新的面貌？具体有以下三点：
（一）杜子春成仙失败原因
原作唐传奇的杜子春向道士发誓遇到任何情况都不动不语，投胎转世成一女子后仍谨记誓言，但也正因如此，遭到丈夫卢生的不满，当其面摔死了他们的孩子。杜子春因爱子心切，不禁喊出了声。杜子春将心中的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单单记住爱，所以导致成仙失败。而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是当看到自己已经变成畜牲马的父母被阎罗王鞭打至水深火热之中后，勉强遵守与铁冠子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沉默的诺言。但听到母亲如此痛苦，却依旧眷顾自己，说出“你不用担心，不管我们会变得怎样，只要你能幸福，那是最好不过的。大王再怎么逼，只要你不愿开口，你就沉默着吧。”这番温柔话语后，杜子春忘了仙人的警戒，于是成仙失败。原因都与“母爱”紧密相连。
（二）“道士”与“仙人铁冠子”
故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原作中写到：“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原来是一位穿着黄道袍戴着黄仙冠的道士帮助了杜子春。而芥川龙之介笔下道士被翻译成了住在峨眉山的仙人，名叫铁冠子。同时原作中“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而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仙人铁冠子则是在洛阳“拾起地上那根青竹，口里念着咒文，和杜子春一起如骑马般跨上那根青竹……竹杖立即像一条飞龙般，猛烈地冲上天空，翱翔在晴朗的春日夕阳中……不久飘落在峨眉山。”可见，芥川龙之介把起始地点从长安的老君庙翻译成洛阳;修仙地点从华山翻译成峨眉山;去修仙地点的方式也从一同登上华山翻译成乘坐青竹飞向峨眉山。 （三）主人公杜子春的结局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与原作《杜子春传》最大不同点在于结尾。同样是修仙失败，原作是“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劾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主要表现杜子春因未遵守与道士的誓言的悔恨，以及经历许多的疲惫，失望。而芥川龙之介《杜子春》的结局是杜子春成仙失败后，铁冠子对他说“喔，对了，我刚想起，我在泰山南麓有一间房屋。那房屋和田地都一起送给你，你马上去住吧。现在这个时节，那屋子四周，大概已开满了桃花吧！”杜子春不仅不懊悔，反而庆幸自己成仙失败。正是他的孝心，赢得铁冠子的肯定，从而获得生活的希望。芥川龙之介将杜子春在经历艰难险阻，承受各种穿越人类极限的痛苦之后，却依旧成仙失败的悲痛，转向可以到盛开着桃花的房屋生活的喜悦。
三、芥川龙之介《杜子春》创译效果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一篇创译后的童话，并很早被收入日本中小学的教材，是一部深受广大日本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是一个发展历史较短的文学种类，指专以儿童少年为对象创作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儿童文学作品一般通过塑造某一具体人物形象，用生动的语言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后传递给少年儿童，是一种集趣味性、教育性、形象性、可读性、故事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文学种类。因此，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不能简单直译，必要时译者进行自主创译。创译是一种创造性翻译，会与原文有所出入，但是创译并不是毫无根据、异想天开的创作，而是赋予译者一定的创作空间，在源语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拓展翻译。因此，使用创译法翻译作品时要求译者具有拓展性的思维、广阔的知识面、丰富的想象力，并能够充分调动运用自己的知识，不局限于源语的字面意思，积极主动挖掘深层含义，大胆地根据新的需要加入个人创造。创译有助于作品快速适应新的需要，可以在传达原意的基础上增添新意，从而更好地表达作品，是让作品更具生命力的有效手段。创译后的《杜子春》也重点突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三大特点趣味性、易懂性、教育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提升趣味性
原作《杜子春传》中，老人带领杜子春以徒步的方式从老君庙来到距离约130km的华山;而译文《杜子春》中，鐵冠子给青竹施了仙术，从洛阳飞行约1250km，到达峨眉山的深处。不管是“老人”“道士”与“仙人铁冠子”的人物对比，还是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距离对比，亦或是移动方式对比，都体现出创译后的《杜子春》中，仙人铁冠子的法力高强，增加芥川龙之介笔下故事的神秘性，渲染故事的奇幻色彩，吸引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说教的作品通常会使人觉得枯燥乏味，而带有趣味性的作品则会更受欢迎。对于少年儿童更是如此。故事结构多元化，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想象丰富是保持儿童文学作品趣味性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吸引少年儿童阅读最大的亮点。意料不到的故事情节可以使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最大化。所以，芥川龙之介在创译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到这两点，无弱化也无忽略。除此之外，作品的内容、结构、形式、表现手法等也需要尽可能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使用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呈现。
（二）增强易懂性
两部作品皆因母亲爱孩子，导致杜子春成仙失败。不同的是，原作中杜子春是母亲，她爱着孩子;而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是被母亲爱着。儿童文学以儿童为创造本位，而儿童的思想单纯，认知有限，因此在创译的过程中，芥川龙之介充分考虑少年儿童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思维方式等，站在读者的角度借助具体的人物形象、简单的行文结构、通俗易懂的语言展开叙述。婴儿从未出生起，就通过一根脐带与母亲连接着。母亲爱孩子是一种本能。同样，孩子依赖母亲、爱母亲也是一种天性。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以主人公杜子春的视角，看到自己的母亲被鞭打、被虐待，和自己的孩子被摔死相比，更能与前者产生共情，更能理解杜子春的感受以及所作所为，更能容易理解作品情节。
（三）增加教育性
芥川龙之介通过创译，将读者视角转为“孩子”一方，增加共情程度的同时，也使儿童读者体会到母爱的伟大。对比原作字里行间充满的悲伤情绪，结局中杜子春虽然没有如愿成为一个仙人，但铁冠子却给他留了一间房屋和一块田地。桃花盛开的季节是春天，杜子春若在春种之时勤劳刻苦，也可享受生活。而桃花园在艺术作品中，多代表世外桃源，是与世隔绝、生活安乐的美好象征，所以芥川龙之介的版本更像是一个美好结局。儿童文学对少年儿童的成长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也是儿童文学最为突出的作用。儿童文学不仅仅是为少年儿童带来愉悦的文学，更是寓教于乐，积极向上，向少年儿童传递正能量的文学。芥川龙之介的创译展现出更多的真善美，对少年儿童来说是一味精神良药。不仅激发儿童读者的孝心，正确引导他们的价值观念、语言表达、情感倾向等，而且给儿童读者带来与原作结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陪伴和促进少年儿童的成长的同时使儿童憧憬更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四、结语
芥川龙之介在《杜子春》中注重考虑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并加入自身对世间理性的思考，熟练地掌握着适合儿童文学作品的叙述方式，结合创译法使得文章结构衔接更自然，人物形象更丰满，情节转化更符合逻辑，表达主题更积极向上，大幅度地提高文章的深度与完成度。创译者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受原文的束缚，并配合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重新叙写故事，使得作品更受儿童的喜爱。且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以美好的结局向读者传递温暖的人间真情，向少年儿童展现更多的真善美，这不仅可以使少年儿童认识世间更多的美，还可以对其起到教育作用。或许正因为芥川龙之介兼顾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教育性的同时，给人更多希望与阳光，所以《杜子春》一直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总而言之，创译后的《杜子春》是原作《杜子春传》的升华。
【参考文献】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30-37.
[3]陈林，曹培会.论创译的名与实[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123-129.
[4]张倩.芥川龙之介《杜子春》变容因素之分析[C].2011年北京大学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文论文集，2011：257-263.
[5]李阳，李艾蒙，陈林.儿童文学翻译的创译研究——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J].安徽文学，2018（10）：41-44.
收稿日期：2020-01-19
项目基金：本文系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格式塔视角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创译研究——以日本近现代作品的对比为例”（项目编号：SK2019A077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金明兰（1984—），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安徽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