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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口述者:徐均平
原东方汽轮机厂副厂长,安徽枞阳人,1926年出生,1943年参加革命。1965年6月起,担任东方汽轮机厂筹建负责人、基建科负责人。
1964年,我39岁,在哈尔滨汽轮机厂(下称“哈汽”)做销售工作,职务是厂工会第一副主席。五六月份,厂党委找我谈话,让我去搞“三线”建设,但当时包括厂领导在内,“三线”建设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搞,大家都不知道,说上面以后会通知,反正就在西南、西北这两个地方。
“靠山、分散、隐蔽、进洞”
同年10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下称“一机部”)通知我们去西北看厂址。工作组由一机部一位副部长带队,一大汽车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吧,包括一机部相关部门、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这时已经知道,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要负责西北地区发电设备的“三线”建设筹备工作,不是把厂子搬迁过去,而是在“三线”建设一个新的汽轮机厂,实行的是三包政策:包建设、包人员、包设备。工作组到了西北后,分头看,在甘肃、青海看了好多地方。
1965年2月,国家决定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负责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建设。同年3月,我又参加了一机部的工作组,到四川去选址。当时选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所以到了四川后,我们就在四川省机械厅和相关设计部门人员的陪同下,专门到山区去选址,每看一个地方,工作组就讨论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建厂,建什么厂。主要考虑的是交通是否便利,空间格局能否把厂房布置起来,是否有发展的余地等情况。
我们先在成都周围的山区看一看,然后去了绵阳市的江油县厚坝,经过讨论并上报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下称“三线委员会”),确定把新的锅炉厂放在此地(后来因为厚坝山太多,交通不便等,锅炉厂就搬到自贡去了),然后又到绵竹、旺苍等地去看厂址。
当时在绵竹县汉旺、马尾、九龙一带的山区,我们看了两三天,觉得这一带比较适合建设新的汽轮机厂。首先,1958年国家在绵竹县的九龙曾经筹建过汽轮机厂,虽然三年困难时期下马,但有一定的基础。其次,汉旺交通便利,当地有煤矿,有一条窄轨小铁路,每天一趟往返于汉旺和德阳。第三,汉旺虽然靠山,但山前地势空旷,离绵竹县不太远,有发展的余地。第四,汉旺虽然是一个只有几十户的小镇,但在当时看来,条件还不错,集市、贸易比较繁荣,起码有卖东西的地方,还有小旅馆。
我们商议后上报三线委员会,建议在汉旺、九龙一带建设新的汽轮机厂,得到了认可。之后,我就回哈尔滨,向厂里做了汇报。
在四川选址,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总体来说,地方上是很欢迎的,当然,个别地方不一定非常热情,感觉是为了完成任务。因为当时的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他们有顾虑:你们这么大一个厂子,过来以后,职工工资又高,还要我们供应副食品。可能会有些压力吧。和现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是不一样的。
“先生产,后生活”
从四川回来后一个多月,一机部下文,让我们厂组织50名职工负责新汽轮机厂的筹建工作。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星期,在1965年6月初,我就带了8个人,搞技术的、管财务的、搞基建的、管生活的等,先期来到汉旺。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当时毛主席讲,“三线”建不成,他睡觉都睡不好。
我们8人在汉旺的小旅馆住下,管住不管吃,白手起家,先做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吃饭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我们在当地煤矿搭伙。我们在小旅馆住了三四个月,厂里陆陆续续来的人多了,小旅馆住不下了,我们就开始租房子。
我们先租了当地农民的两栋草房,总共有一二百平方米,又通过宗教管理部门租了汉旺的一座火神庙,有三四百平米。1965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就搬到庙里去了,后面住人,前面办公,和菩萨一起办公。这座庙当时很破旧、潮湿,蜘蛛网、老鼠、蛇很多,晚上经常有蛇爬到床上来;门窗也关不严,晚上山风直往里吹,很冷,下大雨时屋内还漏水。喝的是沟里的水,吃不上高粱小米,天气又潮湿,经常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很容易滑倒。
和我们在哈尔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条件很苦,生活上也不习惯。但大家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参加新厂建设的还有上海汽锅厂的100名技术人员,他们刚来时没有房子住,就在厂门口的空地上搭好几排芦席棚,地下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地,就开始产品实验和材料实验了。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乐观地给它取了一个名字:东汽南京路。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建设“三线”,搞工业现代化,我们感到很光荣,有一种使命感。
“一条麻绳闹革命”
1966年上半年,施工队伍开始进入汉旺,11月份正式开工建设。这时,我们在当地已经有七八十人,部门配备也相对齐全了。当时厂名还没起好,因为电报挂号是401,所以大家就叫它401厂。1966年后,一机部经过讨论,厂子正式命名为“东方汽轮机厂”,可能有屹立东方,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吧。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在四川建设的新厂都叫“东方XX厂”。
建设东汽,我们真是有股“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吊车,我们用麻绳把机器设备拴牢,肩膀拖着绳子往下拉,硬是把4米刨床和几台车床安装到了车间里。这就是“三线”建设中著名的“一条麻绳闹革命”。1971年夏天,汉旺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奔涌而下的泥石流把纵贯东汽厂区长约500米,宽4米,深达3米的阴山沟全部填平,许多厂房进水,20余台大型关键设备被浸泡,泥石方量达6000多立方米,使工厂蒙受损失达32万余元。我们手拉肩扛,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将其清理完毕。
本来我们计划两到三年建成新厂,但因为1966年文革开始,最终花了8年才把厂子建好。1974年东汽建成投产时,我们的职工已经达到2000多人,哈尔滨过来的有一千二三百人,此外在本地也招了一些徒工。建设东汽,国家前前后后投资了1.8个亿,当时哈汽的资产规模是2亿左右,我们是真正白手起家,在荒凉的龙门山脉脚下重新建了一个大中型的汽轮机厂。
1975年,第一台200MW汽轮机在东汽顺利诞生。现在,东汽已经是一个年产值超过100亿元、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大型骨干企业。回想当年,我感到很光荣,我们愿意献身“三线”建设,我们也一定会把“三线”建设做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伟采访整理)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口述者:徐均平
原东方汽轮机厂副厂长,安徽枞阳人,1926年出生,1943年参加革命。1965年6月起,担任东方汽轮机厂筹建负责人、基建科负责人。
1964年,我39岁,在哈尔滨汽轮机厂(下称“哈汽”)做销售工作,职务是厂工会第一副主席。五六月份,厂党委找我谈话,让我去搞“三线”建设,但当时包括厂领导在内,“三线”建设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搞,大家都不知道,说上面以后会通知,反正就在西南、西北这两个地方。
“靠山、分散、隐蔽、进洞”
同年10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下称“一机部”)通知我们去西北看厂址。工作组由一机部一位副部长带队,一大汽车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人吧,包括一机部相关部门、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这时已经知道,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要负责西北地区发电设备的“三线”建设筹备工作,不是把厂子搬迁过去,而是在“三线”建设一个新的汽轮机厂,实行的是三包政策:包建设、包人员、包设备。工作组到了西北后,分头看,在甘肃、青海看了好多地方。
1965年2月,国家决定哈尔滨三大动力厂负责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建设。同年3月,我又参加了一机部的工作组,到四川去选址。当时选址的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进洞”,所以到了四川后,我们就在四川省机械厅和相关设计部门人员的陪同下,专门到山区去选址,每看一个地方,工作组就讨论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建厂,建什么厂。主要考虑的是交通是否便利,空间格局能否把厂房布置起来,是否有发展的余地等情况。
我们先在成都周围的山区看一看,然后去了绵阳市的江油县厚坝,经过讨论并上报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下称“三线委员会”),确定把新的锅炉厂放在此地(后来因为厚坝山太多,交通不便等,锅炉厂就搬到自贡去了),然后又到绵竹、旺苍等地去看厂址。
当时在绵竹县汉旺、马尾、九龙一带的山区,我们看了两三天,觉得这一带比较适合建设新的汽轮机厂。首先,1958年国家在绵竹县的九龙曾经筹建过汽轮机厂,虽然三年困难时期下马,但有一定的基础。其次,汉旺交通便利,当地有煤矿,有一条窄轨小铁路,每天一趟往返于汉旺和德阳。第三,汉旺虽然靠山,但山前地势空旷,离绵竹县不太远,有发展的余地。第四,汉旺虽然是一个只有几十户的小镇,但在当时看来,条件还不错,集市、贸易比较繁荣,起码有卖东西的地方,还有小旅馆。
我们商议后上报三线委员会,建议在汉旺、九龙一带建设新的汽轮机厂,得到了认可。之后,我就回哈尔滨,向厂里做了汇报。
在四川选址,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总体来说,地方上是很欢迎的,当然,个别地方不一定非常热情,感觉是为了完成任务。因为当时的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他们有顾虑:你们这么大一个厂子,过来以后,职工工资又高,还要我们供应副食品。可能会有些压力吧。和现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是不一样的。
“先生产,后生活”
从四川回来后一个多月,一机部下文,让我们厂组织50名职工负责新汽轮机厂的筹建工作。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星期,在1965年6月初,我就带了8个人,搞技术的、管财务的、搞基建的、管生活的等,先期来到汉旺。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当时毛主席讲,“三线”建不成,他睡觉都睡不好。
我们8人在汉旺的小旅馆住下,管住不管吃,白手起家,先做基本建设的准备工作。吃饭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我们在当地煤矿搭伙。我们在小旅馆住了三四个月,厂里陆陆续续来的人多了,小旅馆住不下了,我们就开始租房子。
我们先租了当地农民的两栋草房,总共有一二百平方米,又通过宗教管理部门租了汉旺的一座火神庙,有三四百平米。1965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就搬到庙里去了,后面住人,前面办公,和菩萨一起办公。这座庙当时很破旧、潮湿,蜘蛛网、老鼠、蛇很多,晚上经常有蛇爬到床上来;门窗也关不严,晚上山风直往里吹,很冷,下大雨时屋内还漏水。喝的是沟里的水,吃不上高粱小米,天气又潮湿,经常下雨,道路泥泞不堪,很容易滑倒。
和我们在哈尔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条件很苦,生活上也不习惯。但大家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参加新厂建设的还有上海汽锅厂的100名技术人员,他们刚来时没有房子住,就在厂门口的空地上搭好几排芦席棚,地下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地,就开始产品实验和材料实验了。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乐观地给它取了一个名字:东汽南京路。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建设“三线”,搞工业现代化,我们感到很光荣,有一种使命感。
“一条麻绳闹革命”
1966年上半年,施工队伍开始进入汉旺,11月份正式开工建设。这时,我们在当地已经有七八十人,部门配备也相对齐全了。当时厂名还没起好,因为电报挂号是401,所以大家就叫它401厂。1966年后,一机部经过讨论,厂子正式命名为“东方汽轮机厂”,可能有屹立东方,东风压倒西风的意思吧。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在四川建设的新厂都叫“东方XX厂”。
建设东汽,我们真是有股“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吊车,我们用麻绳把机器设备拴牢,肩膀拖着绳子往下拉,硬是把4米刨床和几台车床安装到了车间里。这就是“三线”建设中著名的“一条麻绳闹革命”。1971年夏天,汉旺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奔涌而下的泥石流把纵贯东汽厂区长约500米,宽4米,深达3米的阴山沟全部填平,许多厂房进水,20余台大型关键设备被浸泡,泥石方量达6000多立方米,使工厂蒙受损失达32万余元。我们手拉肩扛,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将其清理完毕。
本来我们计划两到三年建成新厂,但因为1966年文革开始,最终花了8年才把厂子建好。1974年东汽建成投产时,我们的职工已经达到2000多人,哈尔滨过来的有一千二三百人,此外在本地也招了一些徒工。建设东汽,国家前前后后投资了1.8个亿,当时哈汽的资产规模是2亿左右,我们是真正白手起家,在荒凉的龙门山脉脚下重新建了一个大中型的汽轮机厂。
1975年,第一台200MW汽轮机在东汽顺利诞生。现在,东汽已经是一个年产值超过100亿元、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大型骨干企业。回想当年,我感到很光荣,我们愿意献身“三线”建设,我们也一定会把“三线”建设做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