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才不遇话贾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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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活跃于汉文帝执政时期,是古今公认的奇才。他的辞赋文章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过秦论》影响尤大。他关于治国理政的主张也多有独到之处,汉文帝爱其才,却少用其言。即使如此,他仍像西腊神话中的弗弗西斯一样,反复向目标冲刺,次次不果而终。在《资治通鉴》记叙的人物中,类似贾谊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公元前200年,贾谊生于洛阳,从小博览群书,18岁就小有名气。他之所以能够露出头角走进政坛,是因为吴公的推荐。吴公时任河南郡守,因干部考核名列天下第一,由此升迁为中央政府的廷尉。因吴公推荐,贾谊也从洛阳来到首都,当了博士,工资600石。汉文帝欣赏贾谊,一点儿也不吝啬官位,仅一年时间,就让贾谊五级连跳,当上了太中大夫,工资也升到1000石。贾谊受了这种利好的激励,频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帝曾想提拔他担任公卿之职,但遭遇大臣强烈反对,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京城,先后担任长沙王、梁怀王太傅,最后郁郁而死,那一年是公元前168年,贾谊33岁。
  年轻有为却无大为,奇才可用终无大用,贾谊的命运曾让历代知识分子叹息不止,且多有不平之论。那么,他真的是怀才不遇吗?
  贾谊是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标本,他固守立场而不变通,在文帝看来,他的才华尽可欣赏,却不堪施用。
  贾谊刚一入朝,就开始评论朝政,发表政见,频繁地为汉文帝出谋划策。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复杂,既有诸子百家、帝王之术,还有鬼神之说,但核心仍是儒学的套路。他提出的意见建议,涉及立制、重农、教化、封侯、弱藩以及内外关系、安危之道等多个方面,其内容不仅有治国理念,还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他特别强调要汲取秦王朝不施仁政、二世而亡的教训,并对文帝实行的自由铸钱政策提出异议,对封淮南王的四个儿子为侯持反对意见。对于贾谊的这些主张,汉文帝肯定一一看过了,思考过了,也采纳了一些意见。比如重农问题,就很对文帝的胃口,他不仅下诏开籍田,还亲自到田梗上过一会儿农夫的瘾,作一下农耕之秀。再比如弱藩问题,也肯定说到了文帝的心坎上。他采取大国化小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封国的力量,强化了中央政权。贾谊的其它建议,文帝并未采纳,不采纳不等于建议有多大问题,关键是文帝的路数与贾谊不同。文帝尊奉黄老,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策略,走的是一条富民安国的道路。他和他的儿子创立的“文景盛世”,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文帝的治国理念,贾谊不可能看不出来,但这个人比较执著,立场坚定而不变通,老是说自己那一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如果换了文帝老爹刘邦,早就要骂娘了,但文帝不这样。在他看来,贾谊的才华,尽可欣赏,至于他的意见,大都不是当务之急,有的甚至有扰民之嫌,不用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贾谊,哪怕换个笨人,也许会揣摩一下上头的意思,辨别一下左右风向,换一套让领导悦耳的说辞。但贾谊不,他只按自己的步调行进。两人见解不同,分岐明显,老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最后,文帝下决心把贾谊调离京城,让他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对于这种安排,后人说法不一,唐代诗人李商隐称之为放逐,明代张居正认为这是磨练,以便“老其才”,然后再予以重用。不管怎么说,文帝并没有为难贾谊,太傅辅佐诸侯,工资2000石,这样的岗位待遇,对贾谊来说,根本算不上委屈。
  21岁的小博士情商不足,人脉不旺,在显露锋芒的同时,也恶化了自己的生存环境。
  文帝执政时期,距离刘邦建国不足30年,经过多年战乱,天下还没有真正安定。针对这种情况,文帝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为政宽松,与人为善,培植敦厚风气,大幅度地减轻百姓负担,收到了明显成效。文帝所属的臣子,如周勃、灌婴等都曾跟随刘邦打过天下,目睹秦朝二世而亡的过程,懂得严刑峻法的危害,深知为政不仁的弊端,对文帝的治国理念心领神会。他们大都少文多质,不尚空谈,谨慎务实,庙堂之上,确有一种好的风气。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实际上,任何时代,政府都是利益的角斗场,帮派林立,相互倾轧,有时甚至会弄得你死我活。文帝的宫廷也不例外,争斗始终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文帝刘恒原本在代地为王,在吕氏专权的8年里,也曾胆战心惊地打发日子。吕后死后,大臣们灭掉了吕氏家族,刘恒才得以称帝。文帝知道,没有臣子们的帮助,就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他对大臣们比较谦和,遇有棘手问题,也总是采取妥协办法。比如,将军薄昭犯了死罪,文帝想让他自行了断,他不肯,文帝只好让群臣穿上孝服,到这个人家里哭丧,这才解决了问题。贾谊对这些情况显然知之不多,似乎也没有把生存环境当回事。他属于智商很高、情商不足的那种人,为人处事存在缺陷,不会修复人际关系。这也难怪,这时候的贾谊刚满21岁,血气方刚,锐气十足,再加上有满肚子学问垫底,有理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在朝中每论一事,他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也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只管自说自话。在一个关系复杂、矛盾聚汇的环境里,这种作法相当危险。《资治通鉴》记载三个情节,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一年连升五级问题。贾谊本是个平头百姓,没有功劳,没有靠山,只凭提了几条建议,就超常升迁,肯定会招致嫉妒。二是议政问题。文帝有时下诏让大家讨论,通常的情況是,“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这段话显示,贾谊独霸了话语权,别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没有说话机会,不能说话就意味着你是个白丁,是可有可无的窝囊废,这是任何人都受不了的事情。至于“诸生于是以为能”的说法比较可疑,有溢美夸大之嫌。三是任公卿之职问题。这件事应该发生在贾谊入朝的第三年,文帝亲自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汉代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三公抓总,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各自负责一方政务,位高权重。文帝的提议遭致群臣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段话要点有二,一个是地域岐视。大臣们特别指出贾谊是洛阳人,洛阳出过很多名人,如苏秦等等,这些人大都有文化,能说会道,但名声不太好,因此就有了地域岐视。另一个要点是擅权乱政。大臣们意思是,你贾谊来的时间不长,话说得实在太多,皇上只用了几句,其余的话不是乱政是什么!文帝看得出来,这个贾谊人缘太差,对立面过大,继续在朝为官会有麻烦。
  从中央回到地方,这个人不改初衷,屡屡上书言事,但骨子里却遭受了重创,滋生了无限伤感。
  在离开京城,担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的日子里,贾谊依然把目光盯着京城,文帝每有政令颁布,他总是积极回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有时,他甚至措辞尖锐也对文帝提出批评。有一次,文帝特意把他召至京城。贾谊很高兴,以为重返朝廷的日子已经到来。但文帝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问问鬼神的事情。唐代诗人李商隐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不问苍生,是因为他熟知贾生的套路,没必要费心与之探讨。问过鬼神,文帝发了一通感概,他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话不过就是这么一说,文帝并不想再度起用贾谊,他也心知肚明,可他真的很不甘心。事实上,第一次离开京城时,他就有点受不了,情绪低落,伤感无限,过湘江时,他专门吊祭了屈原,写下《吊屈原赋》,把自己比做三闾大夫,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另一篇题为《鹏鸟赋》的辞作中,他甚至产生了遁世念头。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没有中止参政议事的冲动,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还上疏文帝,提出削弱诸侯的策略措施。他确有奇才,文名传世,他也确有弱点,敏感忧愤,他的死就是忧愤积聚所致,怎么说也怪不得别人。至于说怀才不遇,也很不确切。文帝重用过他,把他调至外地,且一直没有再度起用,也多有无奈。
  有见识还要能变通,能与人合作,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凡此种种,既是贾谊的教训,也值得现代才子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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