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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统计，广州居住着数十万非洲黑人，广州的大街上，黑人、南亚人比比皆是，已经形成常驻人口，洪桥周围10公里形成巨大的“黑人城”。他们和当地人一样结婚、生子，和普通市民一起买菜、挤公交、抢出租、送子女上学。
这是广州步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数量庞大的非洲黑人促进了中非贸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广东产业升级。庞大的黑人“版图”分布如何？他们每天在过怎样的生活？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是中国需要的吗？驻非国家使馆为什么会发出如此多的签证？
“新移民梦”：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记者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
珠三角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来自非洲的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
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路、登峰街、环市中路等街区，一直延伸到三元里、广园西路一带，聚集了无数黑皮肤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常住广州的黑人大约有两万人，流动人口可能还有六万人左右。”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研究广州外来移民问题的学者，但他也无法准确统计黑人的数量，因为很多黑人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坊间流传着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州大约有20万黑人。“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黑人的商业能量：“团伙式”下海，抱团赚“小钱”
从2005年到2007年，那是最好的时代。在对中国意义非凡的2008年到来之前，云集在天秀大厦的商人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信心满满。“一条牛仔裤进货价2美元，运到非洲卖5美元，利润是150%，我认识的很多客户一单就订几万条。”大卫说，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钟，商人们要排队进天秀大厦买货，每个档口前都挤满了人。
喧闹的市场，汹涌的客流，是广州的中非贸易极盛时期的景观，也是黑人移民“挤走”本地业主的商业能量。
大卫是跟着他的非洲同胞学会做生意的。大卫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有坦桑尼亚商人来找大卫，请他做向导，一起去市场里看货。大卫讲中文很流利，能帮这些非洲商人和中国人讨价还价，老乡爱找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过中国人的亏，在他们看来，“中国商人太擅长骗人了”。
“本来在市场里看好的货，交完定金，等货发过来发现换成了另一种，或者是发过来的货物数量不对。甚至有些中国商人收完定金迟迟不发货，等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档口都不见了。”
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场里发生，有一次大卫订购了两千台电视机，运到非洲才发现，“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还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卫帮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亏待他，经常会给大卫几百上千美元作为酬劳。有些人建议大卫，既然你这么熟悉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厦，刚刚毕业的大卫赚到了第一桶金：这是来自坦桑尼亚政府的订单，为一条正在修建的几十公里长的公路提供路灯。后来碰到总统大选，大卫还接了一单订制几十万件宣传T恤和围巾的生意。
（直接第13页）
娶中国老婆的“难度”：一晚喝几万块钱的酒，“饭后见”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结婚典礼成为舞蹈派对，“不好”就翻脸
2008年中国女朋友李秋丽怀孕了，大卫和她决定结婚。
女儿领回来一个黑女婿，这让李秋丽的父母一度很难接受。论家境，大卫的妈妈是坦桑尼亚政府公务员，爸爸在大型国企工作，按照中国家长的考量标准，这些都是加分项。“大卫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肤色，其次是生活习惯。”李秋丽说。
非洲人生活节奏慢，大部分人没什么时间观念，如果非洲人告诉你见面时间在“午饭后”，就意味着“等我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让李秋丽纳闷的是非洲人的审美观：中国女人崇尚“以瘦为美”，“非洲人的标准就是，女人的体型要像阿拉伯数字8。你长得怎样无所谓，只要有个8就行。”
婚礼是李秋丽自己筹备的，在广州找了间酒楼，摆了十几桌，夫妻俩分头去请自己的朋友。“那个婚礼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李秋丽说，当天来的全是年轻人，因为大卫的朋友很多，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黑人们把婚礼当成了欢乐的派对。他们喝着酒唱着歌，跳起非洲的传统舞蹈，直到午夜都不愿散场。
“最后酒楼要打烊了，服务员来催我们走。”李秋丽记得，那天喝了几万块钱的酒，还有个黑人喝多了，拉着服务员问：“你们是不是把酒藏起来了？”
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这种方式对于中国女孩近乎“恐怖”，李秋丽说。
同样的“直白”逻辑贯穿着黑人的生活，大卫的理想是：“做个好人。”记者问：“什么样的人叫好人？”大卫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大家都好。”对于记者提出的拍照要求，所有受访的黑人几乎都反问：“如果我同意，你能帮我获得中国绿卡吗？”——人际交往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到让中国人尴尬。
文化隔阂与签证困境：广州只是进货仓库，不是家；中国人怕黑人，黑人同样怕中国人
房产中介简姐告诉记者：“我们一般不租给黑人房子。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
大卫属于“有钱的黑人”，能够脱离聚居状态，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国人做邻居，努力融入本地社会，他们是黑人移民族群里的成功人士。更多的黑人则是在聚居区租个房子暂且安身，并随时准备拎包离去，奔向下一个“有钱赚”的地方。广州登峰宾馆的客房几乎永远客满，但住客们总是来去匆匆。我在宾馆里转了几圈，看到一些敞开的房门，里面是堆积如山的编织袋，黑人们拿着手机大声讲话。小北甚至广州，都只是他们的仓库，不是家。
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广州本地人“习性”不同，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阻碍移民和原住民沟通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异，有时还来自本地居民对黑人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惧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里用“广州黑人”作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看到许多耸人听闻的传言，“贩毒”、“抢劫”、“轮奸”、“传播艾滋病”……诸如此类的负面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关。
“就像他们害怕我们一样，我们也害怕他们。确实有一些黑人在广州会惹出麻烦。”大卫说，“结果在中国人看来，黑人长得都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黑人都不好。”
除此之外，签证成为广州黑人族群的隐秘伤痛。虽然声称自己热爱广州，沙巴餐厅老板阿里现在却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义乌。阿里说：“在广州有两套房子，两辆车，三个小孩都在中国出生，我全家都在这里，我给中国政府纳税，可是政府却不给我绿卡，这是个大问题，广州警方对黑人签证的检查太严格了，同样的签证，在广州只能待一个月，义乌却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签证过期，阿里就得千里迢迢回到他的祖国也门去办理续签。
针对外国移民的严格管控始于2008年，黑人商户的离开让这一年成了天秀大厦由盛到衰的转折之年。
这是广州步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数量庞大的非洲黑人促进了中非贸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广东产业升级。庞大的黑人“版图”分布如何？他们每天在过怎样的生活？这些人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是中国需要的吗？驻非国家使馆为什么会发出如此多的签证？
“新移民梦”：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记者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
珠三角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来自非洲的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
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路、登峰街、环市中路等街区，一直延伸到三元里、广园西路一带，聚集了无数黑皮肤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常住广州的黑人大约有两万人，流动人口可能还有六万人左右。”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研究广州外来移民问题的学者，但他也无法准确统计黑人的数量，因为很多黑人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坊间流传着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州大约有20万黑人。“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黑人的商业能量：“团伙式”下海，抱团赚“小钱”
从2005年到2007年，那是最好的时代。在对中国意义非凡的2008年到来之前，云集在天秀大厦的商人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信心满满。“一条牛仔裤进货价2美元，运到非洲卖5美元，利润是150%，我认识的很多客户一单就订几万条。”大卫说，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钟，商人们要排队进天秀大厦买货，每个档口前都挤满了人。
喧闹的市场，汹涌的客流，是广州的中非贸易极盛时期的景观，也是黑人移民“挤走”本地业主的商业能量。
大卫是跟着他的非洲同胞学会做生意的。大卫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有坦桑尼亚商人来找大卫，请他做向导，一起去市场里看货。大卫讲中文很流利，能帮这些非洲商人和中国人讨价还价，老乡爱找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过中国人的亏，在他们看来，“中国商人太擅长骗人了”。
“本来在市场里看好的货，交完定金，等货发过来发现换成了另一种，或者是发过来的货物数量不对。甚至有些中国商人收完定金迟迟不发货，等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档口都不见了。”
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场里发生，有一次大卫订购了两千台电视机，运到非洲才发现，“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还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卫帮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亏待他，经常会给大卫几百上千美元作为酬劳。有些人建议大卫，既然你这么熟悉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厦，刚刚毕业的大卫赚到了第一桶金：这是来自坦桑尼亚政府的订单，为一条正在修建的几十公里长的公路提供路灯。后来碰到总统大选，大卫还接了一单订制几十万件宣传T恤和围巾的生意。
（直接第13页）
娶中国老婆的“难度”：一晚喝几万块钱的酒，“饭后见”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结婚典礼成为舞蹈派对，“不好”就翻脸
2008年中国女朋友李秋丽怀孕了，大卫和她决定结婚。
女儿领回来一个黑女婿，这让李秋丽的父母一度很难接受。论家境，大卫的妈妈是坦桑尼亚政府公务员，爸爸在大型国企工作，按照中国家长的考量标准，这些都是加分项。“大卫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肤色，其次是生活习惯。”李秋丽说。
非洲人生活节奏慢，大部分人没什么时间观念，如果非洲人告诉你见面时间在“午饭后”，就意味着“等我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让李秋丽纳闷的是非洲人的审美观：中国女人崇尚“以瘦为美”，“非洲人的标准就是，女人的体型要像阿拉伯数字8。你长得怎样无所谓，只要有个8就行。”
婚礼是李秋丽自己筹备的，在广州找了间酒楼，摆了十几桌，夫妻俩分头去请自己的朋友。“那个婚礼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李秋丽说，当天来的全是年轻人，因为大卫的朋友很多，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黑人们把婚礼当成了欢乐的派对。他们喝着酒唱着歌，跳起非洲的传统舞蹈，直到午夜都不愿散场。
“最后酒楼要打烊了，服务员来催我们走。”李秋丽记得，那天喝了几万块钱的酒，还有个黑人喝多了，拉着服务员问：“你们是不是把酒藏起来了？”
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这种方式对于中国女孩近乎“恐怖”，李秋丽说。
同样的“直白”逻辑贯穿着黑人的生活，大卫的理想是：“做个好人。”记者问：“什么样的人叫好人？”大卫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大家都好。”对于记者提出的拍照要求，所有受访的黑人几乎都反问：“如果我同意，你能帮我获得中国绿卡吗？”——人际交往的逻辑简单而直接到让中国人尴尬。
文化隔阂与签证困境：广州只是进货仓库，不是家；中国人怕黑人，黑人同样怕中国人
房产中介简姐告诉记者：“我们一般不租给黑人房子。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
大卫属于“有钱的黑人”，能够脱离聚居状态，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国人做邻居，努力融入本地社会，他们是黑人移民族群里的成功人士。更多的黑人则是在聚居区租个房子暂且安身，并随时准备拎包离去，奔向下一个“有钱赚”的地方。广州登峰宾馆的客房几乎永远客满，但住客们总是来去匆匆。我在宾馆里转了几圈，看到一些敞开的房门，里面是堆积如山的编织袋，黑人们拿着手机大声讲话。小北甚至广州，都只是他们的仓库，不是家。
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广州本地人“习性”不同，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阻碍移民和原住民沟通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异，有时还来自本地居民对黑人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惧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里用“广州黑人”作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看到许多耸人听闻的传言，“贩毒”、“抢劫”、“轮奸”、“传播艾滋病”……诸如此类的负面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关。
“就像他们害怕我们一样，我们也害怕他们。确实有一些黑人在广州会惹出麻烦。”大卫说，“结果在中国人看来，黑人长得都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黑人都不好。”
除此之外，签证成为广州黑人族群的隐秘伤痛。虽然声称自己热爱广州，沙巴餐厅老板阿里现在却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义乌。阿里说：“在广州有两套房子，两辆车，三个小孩都在中国出生，我全家都在这里，我给中国政府纳税，可是政府却不给我绿卡，这是个大问题，广州警方对黑人签证的检查太严格了，同样的签证，在广州只能待一个月，义乌却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签证过期，阿里就得千里迢迢回到他的祖国也门去办理续签。
针对外国移民的严格管控始于2008年，黑人商户的离开让这一年成了天秀大厦由盛到衰的转折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