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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腐败现象的存续，政府和公民矛盾冲突的增多以及大量群體性事件的发生，使得权力的运行面临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促使权力执行者形成新的正确的权力观：公仆观、敬畏观和责任观，使其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权力 权力执行者 道德观
权力伦理道德是伴随着权力的出现而出现的，前者对后者有着一定的制约和指导作用。对处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权力执行者应具有什么样的权力观才能与时代相适应？这是个有着现实迫切性的问题，本文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一般而言，权力指的是指公权力或公共权力（public power or state power），即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共团体以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意志而由国家机关掌握和行使的强制力量。辞海中对权力定义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②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在什么基础之上”。可见，无论哪种定义和解释都揭示了权力具有单向性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特点，使得权力天然的具有扩张和膨胀的特点，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就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产生。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权力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膨胀、滥用甚至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尖锐地说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的大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公共权力分配着社会资源，可以决定一个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权力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应该按照社会的总体要求和规则运行。但是，执行权力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都是有着自己的意志、兴趣、偏好和独特的价值观个体。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任何对权力的规定都会留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权力的主体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按照的自己的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的运行存在着“合理的”风险。因为权力主体即权力的执行者也是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的个体，如果没有较高的道德素质的约束，没有内在对私利的控制，很难保证权力所有者不运用公共权力为其个人谋取私利。而且人们具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自制能力， 在相同的境况下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趋向，所以政府官员并不会由于他们掌握公共权力就自然变得神圣起来。实际上，由于权力的腐蚀性，他们面临的诱惑和考验要比一般公民多得多。因此，如果没有道德对权力的制约，很难保证权力不膨胀、不滥用甚至出现腐败现象。所以，对权力的所有者和执行者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以提高其道德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国当前的转型时期的现实情况来看，腐败现象的存续，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公民紧张状况的剧增特别是群体性事的频发，都提示我们必须对政府的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确立新的与我国现实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纵观历史，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三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三种制约机制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发生过不同的作用，并仍在发挥作用。从道德制约权力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社会通过对权力的主体进行必要的教育学习使其习得并内化社会的道德要求，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引导其从内心深处主动自觉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使权力，抵制外在的不良诱惑，形成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为什么道德可以对权力起到制约作用？因为权力的执行者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如果人性是无可救药地糟糕，德治就不会有真正的效果，而只会浪费社会资源。然而事实上，人性似乎也不像法家所想象的那样邪恶，人具有一定的自制力，而且人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和舆论的社会环境。德治可以营造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制约人的道德趋向，培育人的自制能力。因此，权力执行者的自我修养，对权力执行者进行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所形成得良好的社会舆论，可以帮助权力执行者树立正确的权力道德观，从而达到制约权力运行的良好效果。而且，道德对权力的制约是事先的，它可以将可能发生的问题在发生之前解决。通过制约人的意识甚至“灵魂” 来制约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道德的作用是内在的，渗透性的，可以随时随地的对权力的执行者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避免资源的浪费，起到比法律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更好的效果。
二
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是通过制约权力执行者的的 “灵魂”从而制约权力执行者的行为，从而达到对权力的制约的目的。树立了正确的权力道德观，才能有助于做出道德的行为。因此，树立正确的权力道德观对于制约权力来说是首要的。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迅速变化的社会里，权力的执行者应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才是正确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公仆观。提到权力伦理道德，必然涉及权力“为了谁”的问题，“权力为了谁”的问题又与 “权力来源于谁”的问题紧密相连。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不同的的权力来源观，就有不同的“权力为了谁” 的观念即权力价值性。权力的价值性则主要关注权力的终极意义，是指权力应关心什么人的利益，在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中把哪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权力的价值性是权力内在的本质属性。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自己独特的权力来源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主子，官员是“奴才”，而官员称呼老百姓是 “刁民”，而老百姓自称也是 “草民”。老百姓也希望官员能如父母一样“替我做主”。在封建社会，官员拥有对老百姓绝对的权力。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在权力的执行者官员看来，权力的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权力来源于皇帝，要对皇帝负责，把皇帝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官员又拥有对老百姓的权力，是老百姓的主人，所以也就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 然而，按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中各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阻力必须联合起来，以形成足以克服阻力的合力，于是人们放弃天赋的权利，制定契约，以共同的力量来捍卫和保护每一个参加者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种联合的行为所产生的道义上的集合体就是国家”。所以国家的权力起源于一种以人人同意为基础的契约：人民通过转让权利，授予国家权力。虽然权力的直接执行者是相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他们是权力的主体，但国家的权力却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是权力的客体，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权力的所有者。我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从感性层面来说，人民是纳税人，权力执行者的薪水报酬所得是纳税人支付的，所以纳税人就是“主人”，权力的执行者就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是名副其实的 “公仆”。
虽然在现实中不能直接地看到这种主仆关系，但作为权力执行者心中必须有这种观念和意识。执行权力是为人民办事，不是恩赐或赏赐，不是你的大方，不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爱护，而是对 “主人”的服务。现实生活中很多权力执行者正因为没有这种公仆观，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于哪里，不知道工作为了谁，权力的运行就失去了价值方向。很多官员在伏法后被问起他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很多官员的回答就是他的上级。正是由于有这种观念，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拼命地讨好上级，投其所好。却从不知道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否则现实中就不会出现“替谁说话”这样的荒唐事件。甚至有些官员把权力完全当作是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了，对手中的任免权明码标价进行买官卖官的勾当。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表现都与不明白权力的来源，没有树立正确的公仆观有着直接的必然关系。
2.敬畏观。权力的执行者也许认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要对人民负责。但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而不是个体概念。而且，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有它的阶级性。在权力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权力的执行者遇到的却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人民这个整体。整体具有个体所不具有的性质。权力来自于人民，不等于权力来自于个体。而且，权力执行者往往会处于整体性的人民的利益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冲突当中，按照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人民的整体性的利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权力的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思想观念以及引起的后果往往是有非常严重的危害性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权力的执行者还应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呢，笔者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正确的敬畏观。因为“不管从哪方面说， ‘敬畏’都是对与人生命攸关的某种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它不同于一般的恐惧、畏惧等情感活动”。敬畏观不是从整体性出发，而是从个体出发的，敬畏每一个生命。
古代的民本思想中也有敬畏观。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这种敬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是害怕人民的力量，害怕失去政权，怕“覆舟”。是由“畏”而“敬”。而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复杂棘手的官民冲突事件中，则要树立不同于古代民本思想的敬畏观。现代的敬畏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最为天下贵”，是最值得的敬畏的。敬畏就是要尊重每个自然生命，由 “敬”而 “畏”。但现实中很多的官员是“不敬苍生敬鬼神”。“畏”的是鬼神，更直接的说，“畏”的是自己仕途受到影响甚至生命会遭到报应，不是敬畏个人敬畏生命。据报道称：河南鹤壁浚县的一条本来笔直的公路在土地庙前绕了一个弧形，原因不是敬畏老百姓的宗教信仰，而是害怕惹恼了神灵，自己会遭到报应而不敢拆除土地庙才绕道而修的。但相反的情况却是，在江西宜黄县的强拆案中当地权力的执行者逼得被拆迁者自焚，相关人员不仅没有反省，还要“截访”甚至“截尸”。而当这些权力执行者的当事人受到惩罚后，同僚却发自内心的为其求情，感叹“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也是站在整体利益立场上的，是为人民利益所作出的选择，因此受到惩罚而感到非常的“委屈”。客观地说，这些权力的执行者确实并不是完全是为自己的私利而运用权力的，他们也许也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但他们没有敬畏观。发展和生命哪个更应该敬畏，答案不问自明。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应该敬畏的，即使在他们看来是“暴民”的人的生命也是值得敬畏的。不同的是，正确地处理两者关系的例子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广州的亚运会申办过程中，广州的相关权力执行者对类似的冲突的处理就非常好，因为他们懂得敬畏。按照“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思维逻辑，亚运会是国家之大事，是人民的整体性大事，作为普通公民肯定要服从整体，哪怕是牺牲个人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似乎符合集体主义的要求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广东政府没有这样武断地理解集体主义和中國传统的整体观。据报道，广州城管曾要将一个乞丐送往救助站时，乞丐问到“有酒喝吗，没酒我不去”，城管工作人员诚实地说没有，乞丐就不愿去救助站。城管也没强行拉他去救助站，而是任由其继续流浪。如果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逻辑，为了办好亚运会，为了广州的市容，为了中国人的 “面子” ，那位乞丐肯定被强行拉走甚至有生命危险，因为以前就发生过孙志刚事件。广州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正是有了正确的敬畏观才作出如此的行动。人的生命是应该被敬畏，即使是最下层的乞丐也是如此。从上面典型案例中我们看到：权力的执行者都是从整体出发，都是为了对人民负责的，但结果却截然相反，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否有正确的敬畏观。发展为生命让路，还是生命为发展让路？不同的回答就有不同的结果。在当前矛盾丛生的时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敬畏观，对政府树立权威形象，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责任观。诚然，像上文所述的那样完全丧失没有公仆意识，没有任何敬畏观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数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是每天都面对尖锐的矛盾，每次权力的执行都与生命息息相关。在日常的权力执行过程权力执行者还应具有什么样的权力观？笔者认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责任观。因为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其中一个角色。角色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设立的，“因事设岗而不是因人设岗”。权力的执行者即政府工作人员应树立角色意识，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知道社会对角色的期望，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力。权力永远和责任是在一起的，有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和权力是同一个角色的两个方面。权力意味着对人民的责任，脱离责任谈权力，权力就会被亵渎。责任意识是最起码的道德意识。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权力执行者不能有“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权力道德观，这样就是在浪费角色，浪费资源。更不能有只想拥有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更恶”的观念 。从大量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权力执行者由于没有基本的角色意识，没有责任心而造成的极其恶劣的后果。 三
权力执行者的权力道德观即权力道德意识对权力的执行有着极其直接的影响。权力执行者的道德意识直接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活动从而影响到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到政府的形象，社会的风气甚至人心向背。因此加强政府工作人员即权力的执行者的权力道德观有重大的现实必要性。
1.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形成道德自律。加强道德教育。因为人的正确道德观不会自发形成的，是要通过“灌输”而形成的。要加强权力执行者的道德学习，建立道德学习制度化。使权力执行者的道德观念能与时代发展相一致，而不是还停留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自发的道德意识水平上，要使其道德观念从“自发”向“自觉”的状态转变。
权力执行者自己要加强道德修养。所谓道德修养，指的就是人们在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所达到的境界。道德意识的修养是整个道德修养的基础。通过道德修养“形成道德认识自觉，道德情感上自愿，道德意志上自制”。这样权力执行者在面对各种矛盾的相互冲突时，面对重大选择时，就能凭着强大的道德的意志的自律，自觉的抵制各种不良的诱惑，做出正确的选择。
2.营造良好的权力道德舆论氛围。能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形成坚定地道德意志，自觉地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这是最完美的状态。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权力执行者来说，并不一定能形成坚定的道德观，他们观念还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舆论的评价对其权力道德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提出“腐败代价论”。要加大腐败的“代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社会奖罚。社会奖罚的形式主义有：物质利益奖罚，归宿奖罚（亦称舆论奖罚），行政性奖罚。对合乎道德的权力行为进行奖励，坚定其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使权力执行者的正确的道德观和道德行为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褒奖，使其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不断强化其认识。对那些违背权力道德的行为进行多方位的惩罚，使其受到精神的良心的拷问和舆论的压力，从而促使其放弃错误观念。而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也能对其他权力执行者起导向作用，促使其坚定被社会认可的道德观念，放弃错误的权力道德观。在现代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特别是网络的普及，舆论几乎无处不在，人人皆可参与，虽然这种舆论是弥散式的或漫延式的， 没有一定的组织和计划，但它却能对权力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很多权力运作中的问题都是由于网络的力量的介入而迅速得到解决。
权力需要监督，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同样，权力需要在道德的制约下运行，需要对权力所有者的灵魂进行监督，只有权力的所有者树立了正确的权力道德观，才能更好地保障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洪兴文.权力主體忠诚于权力客体：和谐社会的权力伦理基础[J]道德与文明，2008（1）.
[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M].The Beacon Press， 1948.
[5]侯建.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3（3）.
[6]侯建.三种权力制约机制及其比较[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3）.
[8]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郭淑新.敬畏伦理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10]唐土红.论腐败的伦理矫正[J].理论与改革，2006（5）.
作者简介：万宗节（1983—）男。安徽安庆人。硕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权力 权力执行者 道德观
权力伦理道德是伴随着权力的出现而出现的，前者对后者有着一定的制约和指导作用。对处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权力执行者应具有什么样的权力观才能与时代相适应？这是个有着现实迫切性的问题，本文试着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一般而言，权力指的是指公权力或公共权力（public power or state power），即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共团体以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意志而由国家机关掌握和行使的强制力量。辞海中对权力定义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②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在什么基础之上”。可见，无论哪种定义和解释都揭示了权力具有单向性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正是由于权力的这种特点，使得权力天然的具有扩张和膨胀的特点，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就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产生。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权力自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膨胀、滥用甚至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尖锐地说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的大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公共权力分配着社会资源，可以决定一个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权力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应该按照社会的总体要求和规则运行。但是，执行权力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都是有着自己的意志、兴趣、偏好和独特的价值观个体。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任何对权力的规定都会留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权力的主体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按照的自己的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的运行存在着“合理的”风险。因为权力主体即权力的执行者也是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的个体，如果没有较高的道德素质的约束，没有内在对私利的控制，很难保证权力所有者不运用公共权力为其个人谋取私利。而且人们具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自制能力， 在相同的境况下有大致相同的道德趋向，所以政府官员并不会由于他们掌握公共权力就自然变得神圣起来。实际上，由于权力的腐蚀性，他们面临的诱惑和考验要比一般公民多得多。因此，如果没有道德对权力的制约，很难保证权力不膨胀、不滥用甚至出现腐败现象。所以，对权力的所有者和执行者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以提高其道德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国当前的转型时期的现实情况来看，腐败现象的存续，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公民紧张状况的剧增特别是群体性事的频发，都提示我们必须对政府的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确立新的与我国现实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纵观历史，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三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三种制约机制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发生过不同的作用，并仍在发挥作用。从道德制约权力的角度来看，主要是社会通过对权力的主体进行必要的教育学习使其习得并内化社会的道德要求，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引导其从内心深处主动自觉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使权力，抵制外在的不良诱惑，形成自己对自己的约束。为什么道德可以对权力起到制约作用？因为权力的执行者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如果人性是无可救药地糟糕，德治就不会有真正的效果，而只会浪费社会资源。然而事实上，人性似乎也不像法家所想象的那样邪恶，人具有一定的自制力，而且人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和舆论的社会环境。德治可以营造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制约人的道德趋向，培育人的自制能力。因此，权力执行者的自我修养，对权力执行者进行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所形成得良好的社会舆论，可以帮助权力执行者树立正确的权力道德观，从而达到制约权力运行的良好效果。而且，道德对权力的制约是事先的，它可以将可能发生的问题在发生之前解决。通过制约人的意识甚至“灵魂” 来制约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道德的作用是内在的，渗透性的，可以随时随地的对权力的执行者的行为起到制约作用，避免资源的浪费，起到比法律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更好的效果。
二
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主要是通过制约权力执行者的的 “灵魂”从而制约权力执行者的行为，从而达到对权力的制约的目的。树立了正确的权力道德观，才能有助于做出道德的行为。因此，树立正确的权力道德观对于制约权力来说是首要的。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迅速变化的社会里，权力的执行者应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才是正确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公仆观。提到权力伦理道德，必然涉及权力“为了谁”的问题，“权力为了谁”的问题又与 “权力来源于谁”的问题紧密相连。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不同的的权力来源观，就有不同的“权力为了谁” 的观念即权力价值性。权力的价值性则主要关注权力的终极意义，是指权力应关心什么人的利益，在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中把哪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权力的价值性是权力内在的本质属性。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自己独特的权力来源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主子，官员是“奴才”，而官员称呼老百姓是 “刁民”，而老百姓自称也是 “草民”。老百姓也希望官员能如父母一样“替我做主”。在封建社会，官员拥有对老百姓绝对的权力。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在权力的执行者官员看来，权力的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权力来源于皇帝，要对皇帝负责，把皇帝的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官员又拥有对老百姓的权力，是老百姓的主人，所以也就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 然而，按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中各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阻力必须联合起来，以形成足以克服阻力的合力，于是人们放弃天赋的权利，制定契约，以共同的力量来捍卫和保护每一个参加者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种联合的行为所产生的道义上的集合体就是国家”。所以国家的权力起源于一种以人人同意为基础的契约：人民通过转让权利，授予国家权力。虽然权力的直接执行者是相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他们是权力的主体，但国家的权力却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是权力的客体，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权力的所有者。我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从感性层面来说，人民是纳税人，权力执行者的薪水报酬所得是纳税人支付的，所以纳税人就是“主人”，权力的执行者就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是名副其实的 “公仆”。
虽然在现实中不能直接地看到这种主仆关系，但作为权力执行者心中必须有这种观念和意识。执行权力是为人民办事，不是恩赐或赏赐，不是你的大方，不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爱护，而是对 “主人”的服务。现实生活中很多权力执行者正因为没有这种公仆观，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于哪里，不知道工作为了谁，权力的运行就失去了价值方向。很多官员在伏法后被问起他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很多官员的回答就是他的上级。正是由于有这种观念，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拼命地讨好上级，投其所好。却从不知道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否则现实中就不会出现“替谁说话”这样的荒唐事件。甚至有些官员把权力完全当作是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了，对手中的任免权明码标价进行买官卖官的勾当。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表现都与不明白权力的来源，没有树立正确的公仆观有着直接的必然关系。
2.敬畏观。权力的执行者也许认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要对人民负责。但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而不是个体概念。而且，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有它的阶级性。在权力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权力的执行者遇到的却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人民这个整体。整体具有个体所不具有的性质。权力来自于人民，不等于权力来自于个体。而且，权力执行者往往会处于整体性的人民的利益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冲突当中，按照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人民的整体性的利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权力的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的思想观念以及引起的后果往往是有非常严重的危害性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权力的执行者还应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呢，笔者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正确的敬畏观。因为“不管从哪方面说， ‘敬畏’都是对与人生命攸关的某种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它不同于一般的恐惧、畏惧等情感活动”。敬畏观不是从整体性出发，而是从个体出发的，敬畏每一个生命。
古代的民本思想中也有敬畏观。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这种敬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是害怕人民的力量，害怕失去政权，怕“覆舟”。是由“畏”而“敬”。而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复杂棘手的官民冲突事件中，则要树立不同于古代民本思想的敬畏观。现代的敬畏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最为天下贵”，是最值得的敬畏的。敬畏就是要尊重每个自然生命，由 “敬”而 “畏”。但现实中很多的官员是“不敬苍生敬鬼神”。“畏”的是鬼神，更直接的说，“畏”的是自己仕途受到影响甚至生命会遭到报应，不是敬畏个人敬畏生命。据报道称：河南鹤壁浚县的一条本来笔直的公路在土地庙前绕了一个弧形，原因不是敬畏老百姓的宗教信仰，而是害怕惹恼了神灵，自己会遭到报应而不敢拆除土地庙才绕道而修的。但相反的情况却是，在江西宜黄县的强拆案中当地权力的执行者逼得被拆迁者自焚，相关人员不仅没有反省，还要“截访”甚至“截尸”。而当这些权力执行者的当事人受到惩罚后，同僚却发自内心的为其求情，感叹“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也是站在整体利益立场上的，是为人民利益所作出的选择，因此受到惩罚而感到非常的“委屈”。客观地说，这些权力的执行者确实并不是完全是为自己的私利而运用权力的，他们也许也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但他们没有敬畏观。发展和生命哪个更应该敬畏，答案不问自明。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应该敬畏的，即使在他们看来是“暴民”的人的生命也是值得敬畏的。不同的是，正确地处理两者关系的例子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广州的亚运会申办过程中，广州的相关权力执行者对类似的冲突的处理就非常好，因为他们懂得敬畏。按照“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思维逻辑，亚运会是国家之大事，是人民的整体性大事，作为普通公民肯定要服从整体，哪怕是牺牲个人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似乎符合集体主义的要求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但广东政府没有这样武断地理解集体主义和中國传统的整体观。据报道，广州城管曾要将一个乞丐送往救助站时，乞丐问到“有酒喝吗，没酒我不去”，城管工作人员诚实地说没有，乞丐就不愿去救助站。城管也没强行拉他去救助站，而是任由其继续流浪。如果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逻辑，为了办好亚运会，为了广州的市容，为了中国人的 “面子” ，那位乞丐肯定被强行拉走甚至有生命危险，因为以前就发生过孙志刚事件。广州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正是有了正确的敬畏观才作出如此的行动。人的生命是应该被敬畏，即使是最下层的乞丐也是如此。从上面典型案例中我们看到：权力的执行者都是从整体出发，都是为了对人民负责的，但结果却截然相反，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否有正确的敬畏观。发展为生命让路，还是生命为发展让路？不同的回答就有不同的结果。在当前矛盾丛生的时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敬畏观，对政府树立权威形象，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责任观。诚然，像上文所述的那样完全丧失没有公仆意识，没有任何敬畏观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数政府工作人员并不是每天都面对尖锐的矛盾，每次权力的执行都与生命息息相关。在日常的权力执行过程权力执行者还应具有什么样的权力观？笔者认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责任观。因为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其中一个角色。角色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设立的，“因事设岗而不是因人设岗”。权力的执行者即政府工作人员应树立角色意识，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知道社会对角色的期望，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力。权力永远和责任是在一起的，有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和权力是同一个角色的两个方面。权力意味着对人民的责任，脱离责任谈权力，权力就会被亵渎。责任意识是最起码的道德意识。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权力执行者不能有“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权力道德观，这样就是在浪费角色，浪费资源。更不能有只想拥有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更恶”的观念 。从大量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权力执行者由于没有基本的角色意识，没有责任心而造成的极其恶劣的后果。 三
权力执行者的权力道德观即权力道德意识对权力的执行有着极其直接的影响。权力执行者的道德意识直接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活动从而影响到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到政府的形象，社会的风气甚至人心向背。因此加强政府工作人员即权力的执行者的权力道德观有重大的现实必要性。
1.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形成道德自律。加强道德教育。因为人的正确道德观不会自发形成的，是要通过“灌输”而形成的。要加强权力执行者的道德学习，建立道德学习制度化。使权力执行者的道德观念能与时代发展相一致，而不是还停留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自发的道德意识水平上，要使其道德观念从“自发”向“自觉”的状态转变。
权力执行者自己要加强道德修养。所谓道德修养，指的就是人们在道德品质方面的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所达到的境界。道德意识的修养是整个道德修养的基础。通过道德修养“形成道德认识自觉，道德情感上自愿，道德意志上自制”。这样权力执行者在面对各种矛盾的相互冲突时，面对重大选择时，就能凭着强大的道德的意志的自律，自觉的抵制各种不良的诱惑，做出正确的选择。
2.营造良好的权力道德舆论氛围。能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形成坚定地道德意志，自觉地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这是最完美的状态。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权力执行者来说，并不一定能形成坚定的道德观，他们观念还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舆论的评价对其权力道德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提出“腐败代价论”。要加大腐败的“代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社会奖罚。社会奖罚的形式主义有：物质利益奖罚，归宿奖罚（亦称舆论奖罚），行政性奖罚。对合乎道德的权力行为进行奖励，坚定其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使权力执行者的正确的道德观和道德行为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褒奖，使其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不断强化其认识。对那些违背权力道德的行为进行多方位的惩罚，使其受到精神的良心的拷问和舆论的压力，从而促使其放弃错误观念。而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也能对其他权力执行者起导向作用，促使其坚定被社会认可的道德观念，放弃错误的权力道德观。在现代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特别是网络的普及，舆论几乎无处不在，人人皆可参与，虽然这种舆论是弥散式的或漫延式的， 没有一定的组织和计划，但它却能对权力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中很多权力运作中的问题都是由于网络的力量的介入而迅速得到解决。
权力需要监督，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同样，权力需要在道德的制约下运行，需要对权力所有者的灵魂进行监督，只有权力的所有者树立了正确的权力道德观，才能更好地保障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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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宗节（1983—）男。安徽安庆人。硕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