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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來自浙江省诸暨市事业单位职工的数据探索了起薪的决定因素。样本中的大部分职工毕业于2005年以后。证据显示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2004年）之前，社会资本是事业单位员工起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改革之后，人力资本被证明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证据显示求职方式只有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之前才对起薪有影响。
【关键词】工作搜寻方式 事业单位 起薪 招聘改革
伴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中国的毕业生近年来遭遇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并试图从多个视角展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其中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最有代表性的。岳昌君等人（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毕业生的教育背景、专业、学业成绩和大学的质量等在决定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时是关键因素。社会资本比如家庭地址，父母工作情况对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阎凤桥和毛丹（2008）使用由相同调查小组完成的2005年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仍然对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也有正的影响。
Schurz（1990）指出具有高人力资本的求职者更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雇佣并取得高薪。相关调查显示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Granovetter，1983；边燕杰，1999）。桂勇等人（2007）提出中国是一个被人际关系所主导的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的求职者有着重大的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本文主要在两方面进行探索：第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第二，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前后，影响起薪的决定因素是否改变？在这个问题上前人的文献很少涉及。
制度细节
事业单位招聘工作改革的核心是用“雇佣合同制度”取代“聘任制”。“雇佣合同制度”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界定。2006年2月，人事部实行《事业单位人事任命临时条款》，规定2006年2月以后，除了国家有关政策的安排，事业单位的新进人员必须通过公开招聘，根据行政等级分配佣金。然而，在招聘过程中，往往是由领导或人事部门作出决定，后果是通常是就业制度改革是纸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人员已在内部决定，而不是正式公布。
求职的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模型以传统工资方程的一些理论思考为指导。考虑到事业单位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模型也包括一些特别的因素。本文中事业单位初始薪设为以下变量的函数：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政治地位、求职所在地、实习经历、求职方式、固有能力。
本文中用Y表示毕业生的起薪，EDUC代表着被调查者受教育的水平，PARTY代表政治地位（例如，团员或共产党员），PLACE代表毕业生找到他/她的第一份工作的地方（例如，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INTERN代表毕业实习生是否有过一个他/她的第一份工作实习。METHOD代表毕业生用于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方式（例如，由政府安排，代职，公开考试，中介介绍，报纸求职广告，亲朋介绍，自己寻找等），ABILITY代表求职者的固有能力。
在本文中，求职方法分成三类：一是NETWORK（由政府安排，顶替他人，熟人推荐），二是APPLICATION（公开招聘，通过中介介绍，报纸广告），三是OTHERS（自己寻找，创业，不工作及其他）。如果人力资本对毕业生的起薪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d Y/d RECRUITMENT是正的。然而，在传统的事业单位中，与工作有关的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很大，以至于这一项的正负难定。NETWORK预计对毕业生的起薪有正面影响。但是，经过97年改革后，NETWORK的影响不确定。它可能有很多种效果。本文中，我们用构建交互变量的方法关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对于求职方式、教育和能力对起薪影响程度的影响大小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方法
在对起薪方程建模时，我们要考虑到应变量的截尾特征。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毕业生在“搜寻期”——学习的最后一年内找到工作。所以OLS回归方法不适用。一般有两种计量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对求职结果的概率建立模型（将“成功找到工作”定义为已经收到工作合同，等待工作合同，选择自我雇佣，或者选择继续深造），然后用OLS模型对起薪水平进行建模。另外一个方法是同时估计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截尾tobit模型（详见Tobin，1958）可以对所有样本进行估计，不管毕业生是否找到工作。
尽管两种计量方法都被作者使用，本文报告的结果主要集中于tobit模型的估计，其中内含着的假设就是雇佣过程是一个一次性的，即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的过程同时决定。tobit模型估计方法已经被STATA 11.0编入程序，我们将使用该程序估计这个模型。
数 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作者自己的调查，调查问卷题目为“毕业生工作搜寻结果调查”，于2010年6月在浙江省诸暨市的十家事业单位进行。诸暨市是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十家受调查的事业单位均处于城区：这些部门都是传统的事业单位。诸暨市事业单位均在2004年进行了招聘改革。
2010年6月，一项研究计划向这些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中心提出。在单位负责人的帮助下我们对3万多员工根据工号排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600份问卷被发出，566份有效问卷被回收。
该调查对被调查者的特征和背景（比如性别，起薪水平和教育水平）进行了细致的询问，包括受访者的学业表现，工作搜寻活动和结果。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工作搜寻部分，这一部分调查了样本在劳动力市场的经验，使用的搜寻方法和使用的职位信息通道。那些正在实习项目中或者毕业于1989年以前的样本（他们的起薪水平都极端的小，即使我们考虑通胀因素）被剔除出可使用样本，最后那些从离开学校开始就被事业单位雇用的样本被保留下来用于本研究。
表格1提供了变量的一份详细描述。分析中总共有237个可使用样本。样本中的员工起薪从372每月到14690每月不等。他们的平均起薪大约在2265元每月。35.7%的被调查员工在一个县级市获得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很有可能是诸暨市。
为了反映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受调查者被分为了8个种类：已经和单位签约；工作已经确定，等待签约；准备从事自由职业或者创业；等待单位的最后答复；还没有被雇佣；有单位愿意录用但是自己不愿意去；准备深造；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只有44.26%的被调查者在学校最后一年之前和单位签约，大部分的调查者是有机会被雇佣的，只是出于某些原因自己没有选择签约。
实证分析结果
诸暨市事业单位的招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是以“规则”为主导。在2004年之前，裙带关系和社会网络盛行。从2004年开始，十家事业单位发布的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至少接受过15年的教育，即拥有专科文凭。专业要求和应聘岗位对口。一个新的员工在得到工作前需要通过一次笔试和一次面试。我们主要关注变量“year2004”和其他变量的交互项。
我们使用截尾tobit模型最主要的结论是在其他条件被控制的前提下，工作搜寻方式只有在2004年以前发挥显著的作用。变量“education”的显著性意味着就业前景和人力资本正相关，这和我们预料的一致。但是，教育前面的系数相对较小。教育的影响随着时间变小。一部分可能的原因是毕业生的增长量超过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所以教育的回报降低了。
在2004年以前通过非正式方法得到工作的毕业生的起薪比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自我雇佣，创业等）要高。这和裙带关系在2004年之前盛行这一事实相一致。“Year2004”和工作搜寻方式的交互项（包括“guanxi”和“application”）对起薪水平有显著负的效应。在2004年之前通过非正式途径得到工作的毕业生，平均比2004年之后通过非正式途径得到工作的毕业生的起薪高出约1200元。这和我们的预料相一致：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使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降低了。“application”和“year2004”的交互项也是显著负的，这表明求职方式的重要性在2004年以后的事业单位招聘中降低了。
在小型城市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比在大城市的毕业生得到相对低的起薪。这可能是基于城市的保留工资水平低于大城市的原因。因为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更高。一般地，大城市的事业单位提供更高的起薪水平。“year2004”和“place”的交互项显示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区别在减小。
变量“intern”的显著性意味着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之前拥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就业时占有优势。很有可能的是，他们实习的单位正是最终雇佣他们的事业单位。因为2004年以前在事业单位的实习生大多是和潜在雇佣者有社会关系的毕业生，这些有实习经历的人更有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而被提供高起薪。这一计量结果也提供了证据：社会资本在早期对起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intern”和“year2004”的交互项是显著负的，这为招聘改革的效果提供了证据：2004年开始即使那些在实习期间表现出色的实习生也不能被直接雇佣，而必须服从招聘规则。
“prestigious university”这个二元变量表示毕业生是否毕业于重点大学。这个变量在2004年之前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事实意味着在2004年之前高能力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求职时不具备优势。但是这种扭曲在招聘改革之后发生了改变。正如我们看到的，“year2004”和“prestigious”的交互项是正显著的而且偏效用非常大。因为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般被认为更加合格，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计量分析结果可以解释为人力资本在2004年以后很大程度地影响起薪水平。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所有结果都仅限于事业单位框架内。
总 结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个体微观数据探索在事业单位搜寻工作时的关键决定因素，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10年夏天在浙江诸暨十家事業单位展开的调查。另一个目的是探索事业单位招聘改革的效果。事业单位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部门，而且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对中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提供了证据：在工作搜寻上的努力只有在2004年之前是有回报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前人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对求职方式的有效性提供明确回答。本文，据作者所知，是第一个为事业单位求职者提供求职方式和起薪之间正关系的经验证据的研究。尽管这种关系只在2004年之前存在。
本文同时证明了人力资本在帮助毕业生从学生走向事业单位职工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暗示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至少在诸暨市，从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之后由“规则”所主导。
另外，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第四部分，我们提到工作搜寻过程可能是一个连续的两步决定。即给定变量对求职结果（是否被录用）和对起薪水平的影响可能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probit模型和修正的OLS模型需要被估计。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不是用来解决“为什么这些毕业生选择在事业单位就职”这一问题的，但是事业单位职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区别于其他部门的特征，是很值得研究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系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计划“曦源项目”结题论文，项目编号100603）
注释
①有很多文献是关于使用“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权利、地位和资源的。本文从工作搜寻方式对起薪的影响角度分析关系的作用。
②在中国，只有少部分在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学生能进入“211重点大学”。
【关键词】工作搜寻方式 事业单位 起薪 招聘改革
伴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中国的毕业生近年来遭遇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并试图从多个视角展开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其中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对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最有代表性的。岳昌君等人（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毕业生的教育背景、专业、学业成绩和大学的质量等在决定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时是关键因素。社会资本比如家庭地址，父母工作情况对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都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阎凤桥和毛丹（2008）使用由相同调查小组完成的2005年的数据，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仍然对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也有正的影响。
Schurz（1990）指出具有高人力资本的求职者更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雇佣并取得高薪。相关调查显示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Granovetter，1983；边燕杰，1999）。桂勇等人（2007）提出中国是一个被人际关系所主导的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的求职者有着重大的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本文主要在两方面进行探索：第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第二，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前后，影响起薪的决定因素是否改变？在这个问题上前人的文献很少涉及。
制度细节
事业单位招聘工作改革的核心是用“雇佣合同制度”取代“聘任制”。“雇佣合同制度”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界定。2006年2月，人事部实行《事业单位人事任命临时条款》，规定2006年2月以后，除了国家有关政策的安排，事业单位的新进人员必须通过公开招聘，根据行政等级分配佣金。然而，在招聘过程中，往往是由领导或人事部门作出决定，后果是通常是就业制度改革是纸上轰轰烈烈，而实际上人员已在内部决定，而不是正式公布。
求职的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模型以传统工资方程的一些理论思考为指导。考虑到事业单位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模型也包括一些特别的因素。本文中事业单位初始薪设为以下变量的函数：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政治地位、求职所在地、实习经历、求职方式、固有能力。
本文中用Y表示毕业生的起薪，EDUC代表着被调查者受教育的水平，PARTY代表政治地位（例如，团员或共产党员），PLACE代表毕业生找到他/她的第一份工作的地方（例如，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INTERN代表毕业实习生是否有过一个他/她的第一份工作实习。METHOD代表毕业生用于获得第一份工作的方式（例如，由政府安排，代职，公开考试，中介介绍，报纸求职广告，亲朋介绍，自己寻找等），ABILITY代表求职者的固有能力。
在本文中，求职方法分成三类：一是NETWORK（由政府安排，顶替他人，熟人推荐），二是APPLICATION（公开招聘，通过中介介绍，报纸广告），三是OTHERS（自己寻找，创业，不工作及其他）。如果人力资本对毕业生的起薪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d Y/d RECRUITMENT是正的。然而，在传统的事业单位中，与工作有关的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很大，以至于这一项的正负难定。NETWORK预计对毕业生的起薪有正面影响。但是，经过97年改革后，NETWORK的影响不确定。它可能有很多种效果。本文中，我们用构建交互变量的方法关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对于求职方式、教育和能力对起薪影响程度的影响大小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方法
在对起薪方程建模时，我们要考虑到应变量的截尾特征。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毕业生在“搜寻期”——学习的最后一年内找到工作。所以OLS回归方法不适用。一般有两种计量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是对求职结果的概率建立模型（将“成功找到工作”定义为已经收到工作合同，等待工作合同，选择自我雇佣，或者选择继续深造），然后用OLS模型对起薪水平进行建模。另外一个方法是同时估计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截尾tobit模型（详见Tobin，1958）可以对所有样本进行估计，不管毕业生是否找到工作。
尽管两种计量方法都被作者使用，本文报告的结果主要集中于tobit模型的估计，其中内含着的假设就是雇佣过程是一个一次性的，即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的过程同时决定。tobit模型估计方法已经被STATA 11.0编入程序，我们将使用该程序估计这个模型。
数 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作者自己的调查，调查问卷题目为“毕业生工作搜寻结果调查”，于2010年6月在浙江省诸暨市的十家事业单位进行。诸暨市是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十家受调查的事业单位均处于城区：这些部门都是传统的事业单位。诸暨市事业单位均在2004年进行了招聘改革。
2010年6月，一项研究计划向这些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中心提出。在单位负责人的帮助下我们对3万多员工根据工号排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600份问卷被发出，566份有效问卷被回收。
该调查对被调查者的特征和背景（比如性别，起薪水平和教育水平）进行了细致的询问，包括受访者的学业表现，工作搜寻活动和结果。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工作搜寻部分，这一部分调查了样本在劳动力市场的经验，使用的搜寻方法和使用的职位信息通道。那些正在实习项目中或者毕业于1989年以前的样本（他们的起薪水平都极端的小，即使我们考虑通胀因素）被剔除出可使用样本，最后那些从离开学校开始就被事业单位雇用的样本被保留下来用于本研究。
表格1提供了变量的一份详细描述。分析中总共有237个可使用样本。样本中的员工起薪从372每月到14690每月不等。他们的平均起薪大约在2265元每月。35.7%的被调查员工在一个县级市获得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很有可能是诸暨市。
为了反映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受调查者被分为了8个种类：已经和单位签约；工作已经确定，等待签约；准备从事自由职业或者创业；等待单位的最后答复；还没有被雇佣；有单位愿意录用但是自己不愿意去；准备深造；其他。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只有44.26%的被调查者在学校最后一年之前和单位签约，大部分的调查者是有机会被雇佣的，只是出于某些原因自己没有选择签约。
实证分析结果
诸暨市事业单位的招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是以“规则”为主导。在2004年之前，裙带关系和社会网络盛行。从2004年开始，十家事业单位发布的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至少接受过15年的教育，即拥有专科文凭。专业要求和应聘岗位对口。一个新的员工在得到工作前需要通过一次笔试和一次面试。我们主要关注变量“year2004”和其他变量的交互项。
我们使用截尾tobit模型最主要的结论是在其他条件被控制的前提下，工作搜寻方式只有在2004年以前发挥显著的作用。变量“education”的显著性意味着就业前景和人力资本正相关，这和我们预料的一致。但是，教育前面的系数相对较小。教育的影响随着时间变小。一部分可能的原因是毕业生的增长量超过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所以教育的回报降低了。
在2004年以前通过非正式方法得到工作的毕业生的起薪比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自我雇佣，创业等）要高。这和裙带关系在2004年之前盛行这一事实相一致。“Year2004”和工作搜寻方式的交互项（包括“guanxi”和“application”）对起薪水平有显著负的效应。在2004年之前通过非正式途径得到工作的毕业生，平均比2004年之后通过非正式途径得到工作的毕业生的起薪高出约1200元。这和我们的预料相一致：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使得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降低了。“application”和“year2004”的交互项也是显著负的，这表明求职方式的重要性在2004年以后的事业单位招聘中降低了。
在小型城市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比在大城市的毕业生得到相对低的起薪。这可能是基于城市的保留工资水平低于大城市的原因。因为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更高。一般地，大城市的事业单位提供更高的起薪水平。“year2004”和“place”的交互项显示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区别在减小。
变量“intern”的显著性意味着在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之前拥有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就业时占有优势。很有可能的是，他们实习的单位正是最终雇佣他们的事业单位。因为2004年以前在事业单位的实习生大多是和潜在雇佣者有社会关系的毕业生，这些有实习经历的人更有可能是因为人际关系而被提供高起薪。这一计量结果也提供了证据：社会资本在早期对起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intern”和“year2004”的交互项是显著负的，这为招聘改革的效果提供了证据：2004年开始即使那些在实习期间表现出色的实习生也不能被直接雇佣，而必须服从招聘规则。
“prestigious university”这个二元变量表示毕业生是否毕业于重点大学。这个变量在2004年之前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事实意味着在2004年之前高能力的毕业生在事业单位求职时不具备优势。但是这种扭曲在招聘改革之后发生了改变。正如我们看到的，“year2004”和“prestigious”的交互项是正显著的而且偏效用非常大。因为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般被认为更加合格，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计量分析结果可以解释为人力资本在2004年以后很大程度地影响起薪水平。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所有结果都仅限于事业单位框架内。
总 结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个体微观数据探索在事业单位搜寻工作时的关键决定因素，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10年夏天在浙江诸暨十家事業单位展开的调查。另一个目的是探索事业单位招聘改革的效果。事业单位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部门，而且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对中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提供了证据：在工作搜寻上的努力只有在2004年之前是有回报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前人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对求职方式的有效性提供明确回答。本文，据作者所知，是第一个为事业单位求职者提供求职方式和起薪之间正关系的经验证据的研究。尽管这种关系只在2004年之前存在。
本文同时证明了人力资本在帮助毕业生从学生走向事业单位职工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暗示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至少在诸暨市，从事业单位招聘改革之后由“规则”所主导。
另外，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第四部分，我们提到工作搜寻过程可能是一个连续的两步决定。即给定变量对求职结果（是否被录用）和对起薪水平的影响可能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probit模型和修正的OLS模型需要被估计。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不是用来解决“为什么这些毕业生选择在事业单位就职”这一问题的，但是事业单位职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区别于其他部门的特征，是很值得研究的。（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系复旦大学本科生学术计划“曦源项目”结题论文，项目编号100603）
注释
①有很多文献是关于使用“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权利、地位和资源的。本文从工作搜寻方式对起薪的影响角度分析关系的作用。
②在中国，只有少部分在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学生能进入“211重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