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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信息不再可能，开放和透明于是十分重要
WPP 集团CEO 苏铭天表示，信息不是力量，管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才是力量。
苏铭天（Martin Sorrell)WPP集团CEO
“苏铭天”——Martin Sorrell爵士的中文名字很“中国”。
他一手操作了全球传播业几起最大收购案，几年之内把一个生产超市购物篮的英国小工厂WPP，变为统领奥美广告、伟达公关等一流传播公司的世界四大传播集团之一。自从20年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苏铭天来华已不下30次。
但2008年8月的这次中国之行，因为参加奥运会而显得特别。苏铭天给开幕式打了150分的“超满分”。“现在的麻烦是，伦敦该怎么办？风传伦敦已经决定取消2012年奥运会，”他向记者开起了玩笑，“或者就请中国人去帮忙。”
8月10日，在WPP集团麾下的奥美公司北京办公室，先后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伦敦2012年奥运会提供顾问、咨询的苏铭天侃侃而谈，从中国经济到国际公共关系的处理。“让我直接地说——”这位63岁的传播业巨子总以这句话开场。
《财经》：你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有20年，能不能讲讲你的第一次经历，以及从那至今你觉得最深刻的变化？
苏铭天：1989年，我们公司在广州开董事会，我第一次来中国。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大概要花三个半小时。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只有一条铁轨，如果火车从另一个方向过来，我们就必须停下来错开。
但是，同在1989年的那个星期日下午，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扛着横梁、铁轨的枕木，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我想，如果中国人在星期天的下午还在坚持建铁轨的话，西方没有可能竞争得过。那是我第一次对于“规模”的真正理解。
奥运会开幕式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很多东西，创造力、高科技、精准执行，但更多的是承载这些东西的规模。
1989年至今，这场巨变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时，占世界GNP的40％，今天它们将在短时间内重新占到世界GNP的40％。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变化。这是13亿人身上发生的巨变，奥运会证明了这一点。
仍然有许多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仍是以美国为中心，但我想，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奥运会开幕式是这一改变的很好例子，对于那些还没觉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
《财经》：你掌管着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对经济的晴雨有着切身体会。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奥运会之后会不会有所变化？
苏铭天：奥运会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顶点。此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放慢，虽然不会很多。中国经济增长率会维持在7％-8％左右，但可能我们不会看到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了。
美国经济在放缓，西欧在放缓。这会对中国、印度、亚洲、拉美产生影响。世界不是脱钩而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巴西是中国最大原料供应者，但巴西卖到中国的东西，必须通过中国卖向世界其他地区。如果美国“打喷嚏”，我们也许不会得流感，但肯定会着凉。不可避免地，美国经济如果放慢，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同步放慢。我想，全球经济2009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2010年会有所转圜。
《财经》：据你的观察，中国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苏铭天：北京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中有联想，在本地赞助商中有伊利。不只是中国公司想在中国内外建立品牌，外国公司也一样，想在中国国内建立品牌，这是一个双向的车流。世界上3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8家来自中国。他们不仅是要在国内发展，还要在世界上发展。
我们每年跟《金融时报》合作做品牌调查，有意思的是，世界第五大价值品牌是中国移动，过去连续三年都是这样。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过去四五年中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是朝好的方向改变。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今年中国广告市场的增量将占全球第一。以前都是美国，今年第一次是中国。我们行业最大的机会在中国。
过去三四年中非常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正越来越自信。我想，过去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印度公司，都认为西方跨国公司更智慧，管理更优，业绩更好。但从过去几年来看，情况反过来了，中国的公司在全世界公司中市值居前，印度有塔塔集团、有米塔尔集团。结果是，中国的公司变得非常自信，危险是他们也许会变得过于自信。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转变。
《财经》：作为公共关系专家，你觉得外部世界应当怎样与中国打交道才能有助于相互了解弥合分歧？
苏铭天：历史证明，最好的做法是“安静外交”，不是通过“狂轰滥炸”，或是公开的指责，或是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我认为应该“以一种私下的形式来公开地讨论”——如果你对中国的政策有所保留或是有所关切的话。
坦率地讲，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人两手干净。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事情是他们不想去处理的。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在玻璃屋里别扔石头”（peopl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 处理的方法是一对一地私下讨论，而不是恐吓或是使其尴尬。这没用。正确的做法不是对着干，而是在体系内行动。这才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
《财经》：从奥运会申办至今，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上有许多作为，但也有很多节制。你的建议是什么？
苏铭天：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透明。中国有2亿网络用户，还有6亿手机用户，仅中国移动就有4.5亿用户。开放和透明变得非常之重要。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开诚布公，因为隐藏一件事或说对一件事保密，在我看来，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是不可能“控制”了。
过去的说法是，“信息就是力量”，再也不是这样了，信息不是力量，管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才是力量。
WPP 集团CEO 苏铭天表示，信息不是力量，管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才是力量。
苏铭天（Martin Sorrell)WPP集团CEO
“苏铭天”——Martin Sorrell爵士的中文名字很“中国”。
他一手操作了全球传播业几起最大收购案，几年之内把一个生产超市购物篮的英国小工厂WPP，变为统领奥美广告、伟达公关等一流传播公司的世界四大传播集团之一。自从20年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苏铭天来华已不下30次。
但2008年8月的这次中国之行，因为参加奥运会而显得特别。苏铭天给开幕式打了150分的“超满分”。“现在的麻烦是，伦敦该怎么办？风传伦敦已经决定取消2012年奥运会，”他向记者开起了玩笑，“或者就请中国人去帮忙。”
8月10日，在WPP集团麾下的奥美公司北京办公室，先后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伦敦2012年奥运会提供顾问、咨询的苏铭天侃侃而谈，从中国经济到国际公共关系的处理。“让我直接地说——”这位63岁的传播业巨子总以这句话开场。
《财经》：你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有20年，能不能讲讲你的第一次经历，以及从那至今你觉得最深刻的变化？
苏铭天：1989年，我们公司在广州开董事会，我第一次来中国。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大概要花三个半小时。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只有一条铁轨，如果火车从另一个方向过来，我们就必须停下来错开。
但是，同在1989年的那个星期日下午，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扛着横梁、铁轨的枕木，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我想，如果中国人在星期天的下午还在坚持建铁轨的话，西方没有可能竞争得过。那是我第一次对于“规模”的真正理解。
奥运会开幕式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很多东西，创造力、高科技、精准执行，但更多的是承载这些东西的规模。
1989年至今，这场巨变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时，占世界GNP的40％，今天它们将在短时间内重新占到世界GNP的40％。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变化。这是13亿人身上发生的巨变，奥运会证明了这一点。
仍然有许多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仍是以美国为中心，但我想，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奥运会开幕式是这一改变的很好例子，对于那些还没觉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
《财经》：你掌管着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对经济的晴雨有着切身体会。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奥运会之后会不会有所变化？
苏铭天：奥运会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顶点。此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放慢，虽然不会很多。中国经济增长率会维持在7％-8％左右，但可能我们不会看到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了。
美国经济在放缓，西欧在放缓。这会对中国、印度、亚洲、拉美产生影响。世界不是脱钩而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巴西是中国最大原料供应者，但巴西卖到中国的东西，必须通过中国卖向世界其他地区。如果美国“打喷嚏”，我们也许不会得流感，但肯定会着凉。不可避免地，美国经济如果放慢，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同步放慢。我想，全球经济2009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2010年会有所转圜。
《财经》：据你的观察，中国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苏铭天：北京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中有联想，在本地赞助商中有伊利。不只是中国公司想在中国内外建立品牌，外国公司也一样，想在中国国内建立品牌，这是一个双向的车流。世界上3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8家来自中国。他们不仅是要在国内发展，还要在世界上发展。
我们每年跟《金融时报》合作做品牌调查，有意思的是，世界第五大价值品牌是中国移动，过去连续三年都是这样。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过去四五年中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是朝好的方向改变。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今年中国广告市场的增量将占全球第一。以前都是美国，今年第一次是中国。我们行业最大的机会在中国。
过去三四年中非常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正越来越自信。我想，过去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印度公司，都认为西方跨国公司更智慧，管理更优，业绩更好。但从过去几年来看，情况反过来了，中国的公司在全世界公司中市值居前，印度有塔塔集团、有米塔尔集团。结果是，中国的公司变得非常自信，危险是他们也许会变得过于自信。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转变。
《财经》：作为公共关系专家，你觉得外部世界应当怎样与中国打交道才能有助于相互了解弥合分歧？
苏铭天：历史证明，最好的做法是“安静外交”，不是通过“狂轰滥炸”，或是公开的指责，或是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我认为应该“以一种私下的形式来公开地讨论”——如果你对中国的政策有所保留或是有所关切的话。
坦率地讲，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人两手干净。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事情是他们不想去处理的。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在玻璃屋里别扔石头”（peopl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 处理的方法是一对一地私下讨论，而不是恐吓或是使其尴尬。这没用。正确的做法不是对着干，而是在体系内行动。这才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
《财经》：从奥运会申办至今，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上有许多作为，但也有很多节制。你的建议是什么？
苏铭天：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透明。中国有2亿网络用户，还有6亿手机用户，仅中国移动就有4.5亿用户。开放和透明变得非常之重要。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开诚布公，因为隐藏一件事或说对一件事保密，在我看来，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是不可能“控制”了。
过去的说法是，“信息就是力量”，再也不是这样了，信息不是力量，管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才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