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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乐民先生一生“研究”的是欧洲，但心中始终有个“中国”，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无论是探讨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先生在文章中一直呼吁的“中国需要启蒙”，其间都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即“中国”。
另外，这也解决了困扰笔者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总是觉得单纯地研究国际问题，“对中国有什么用”？先生告诉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文明是为了“更本质地了解自己，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找出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这一点，我想，对于无论哪个“学科”、哪个“领域”的学者，都至关重要，即，无论“中国”是否明确地出现于字里行间，心中应时时刻刻“装着中国的‘影子’”。
在陈先生的书报笔记中，早些时候摘录的笔记多为重大的国际事件，越往后 “文化、文明”问题的分量越重。而从陈先生的各种著述中，更可以清晰地发现，陈先生的治学之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实际外交工作（民间外交）——国际（欧洲）问题研究——对欧洲历史、文明的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比较。
先生从事实际外交工作多年，尤其是一直在与“西欧”打交道，但对于“写书”，却是“向往了好几年”。当他终于实现了到研究所工作的愿望后，积蓄多年的知识和思考便如泉水一般喷涌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是先生的第一部国际问题“专著”。他曾说到，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是为了“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把留在脑里的印象加以印证，并加以系统化”。该书对“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发展做了总结，并将这一时间段分为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关于历史资料的堆积和罗列，也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史”，而是力图从欧洲独立和联合的角度，总结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一些发展规律。而且，在该书中先生已经开始涉及和关注史论结合，关注欧洲文明、欧洲统一的观念，欧洲的“同一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先生所说：“‘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或文明发展史中的属于国际政治的‘零部件’，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脱离了‘文明’和‘社会’，就只剩下了浮在表面上的‘关系’。例如研究欧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或文明概念。一个研究者应该有欧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尽可能充分的知识和思想准备。我在几乎快写完《战后西欧国际关系》时便开始考虑欧洲的文明问题，或者是转向欧洲文明范围内的问题，于是便脱离了单纯跟踪眼前现实的路数。”
因此，在后来写作《撒切尔夫人》和《戴高乐》时，先生便将上述思想部分揉进了这些书中，从法兰西和不列颠历史文明的传统这一角度来写这两个人的“传记”。不过，标志着先生真正转向对更深层次的“文明”的研究的，则是1988年出版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这本书很薄，1/32的小开本，也不长，刊印之后也只有15万字。这本书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欧洲与基督教文明，理想主义，从康德到现实的“经验主义”，清晰梳理和分析了“欧洲观念”的渊源及其发展。这本书不仅对于陈先生本人，对于中国整个欧洲研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欧洲研究摆脱单纯的资料堆积、史实和数据的罗列，摆脱只关注所谓“热点”问题、只跟踪眼前发生的事情这一现状，使其真正成为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起到了榜样和“先锋”的作用，开拓了一条将国际问题真正作为一门学问来做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陈先生本人也极其看重这本书，认为它是其治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第一，它突破了我研究欧洲问题只着眼于历史事实的框架，而多少进入到思想史的领域。第二，为接下来研究欧洲文明史、了解欧洲文明的发展轨迹，开了一扇大门。它引导我走向对欧洲政治文化的两重性——‘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的研究。”
自此之后，陈先生自然地从“欧洲观念”走到了更广泛的欧洲文明，并且，沿着“欧洲文明”这个脉络，陈先生对欧洲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事实上，早在其主编的《战后英国外交史》和《西方外交思想史》中，陈先生对欧洲文明的思考便已基本成型。其后来出版的《欧洲文明扩张史》、《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以及《欧洲文明十五讲》等著述，也都沿着这条路径，一步一步探讨欧洲文明问题。
陈先生研究欧洲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透过西方文明，通过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比较，去发现中国“为什么落后”，以期探求中国缺少了哪些推动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陈先生很多年前就已开始关注和思考中西交流问题。他在笔记中将这一问题最早追溯到黄帝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此外，在标题为“文化思想史观”的第十八册笔记中，陈先生详细摘录了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史，尤其是当时中国与罗马的交通史，并且特别摘录了汉时罗马的情况，以及公元3世纪以前西方书籍述及中国文献的索引。先生笔记中的这些内容，在他后来撰写的一些关于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中均有展现。而笔记中多次出现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与《中西交通史》，则被先生称之为其“探讨中西文化之异的‘启蒙’读物”。
在第二十册笔记的第4页，在“欧洲与中国”这一小标题下，先生做了如下一些“索引”：欧洲与中国：（1）西方在华传教的沉浮及文化意义;（2）葡萄牙占据澳门;（3）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4）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5）第一次“留学热”;（6）中国学者与“中西学问”问题;（7）“自知”与“知他”。这俨然已经是一份关于中西交通史的完整提纲了。在“历史与展望——中、西（欧）交流发展之我见”一文中，陈先生将中西交流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当然也并非完全与外界“绝缘”，尤其是晚明时期，随着西欧各国传教士的到来，中西交流出现了一次“高潮”;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期欧洲同中国的关系是侵略和被侵略的不平等关系，当然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猛醒期;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欧交往和合作的不断深化期。 陈先生认为，中西之间的交流有三个层次，是“由浅入深”的。首先是“知”，即了解;第二个层次是比较;第三个层次是融通中西，在深层次的哲理中打通。无论是先生笔记中摘录的关于欧洲传教士对宋明理学的反对、“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还是先生翻译的《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编制的《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以及摘编并作序的《莱布尼茨读本》，无不出于了解西方文明、对比中西文明，并进一步融通中西文明的目的。
在中西文明的异同问题上，陈先生一直非常认同冯友兰先生关于“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说法，认为，当西方已进入近代之时，我们还停留在古代。因此，在经过长久的隔绝状态、中西文明终于发生碰撞之时，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就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古”与“今”之异，即，“中”即“古”，即中国之传统;“西”即“今”，即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中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停留在“古代”，而西方已经进入了近代。
在明朝末年，以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利类斯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纷纷到华传教，在此过程中，由于“佛祖与上帝有竞争”，因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要反对佛学和新理学，因为“王氏‘心学’既为此神通与非神，则必是对上帝的挑战也”。此种冲突表面上看是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佛学和新理学等的冲突，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冲突，是西方信仰的“上帝”与中国的“佛祖”的冲突，本质上却反映了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和冲突。对此，陈先生从中西文化交通的角度做出判断：“这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冲突’。是西方的‘创世’说与中国宋儒的‘理’‘气’学说之间的冲突。”在此册笔记中，通过分析双方的冲突，陈先生提出，天主教的教义在中国虽然流传日广，但为什么始终“没有像释道那样被融进新儒学里去”，并进一步提出了西方哲学为什么无法与中国哲学融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问题。
陈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也就是先生所说“思想底格”的差异。也就是说，它们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文化，分别有自己的“路向”。两种文化在各自的“路向”行进中对自然界和人类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模式，并成为各自的文化属性。西方的“思想底格”是理性主义，是“理”重于“情”。“理性和求知，应该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好传统”;而中国则相反，讲的是“天地良心”，即“天道”和“人情”，是“情”重于“理”。因此，在中国，道德哲学终是重于自然哲学;而西方则相反。这样的“思想底格”体现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则欧洲历史表现为阶段分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从低向高发展的螺旋式的“自然进程”;而“中国文化也有阶段性，但好像不像西欧文化一段一段地那样分明”。旧中国的历史是朝代更替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史也基本上是“自我循环”，“改朝换代”没有发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
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中国的大门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被迫打开，中西两种文明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文明受到了不可抵挡的冲击，其“自我循环”至此戛然而止。
既然两种完全异质的文明已不可避免地“迎头而遇”，接下来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就是二者相遇之后相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究竟哪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问题。
近年来，有很多评论认为，欧洲的启蒙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生的，且“有些中国人尤其喜欢听这样的话”。但陈先生认为，中西文明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平衡的，也不是等量的。东方从西方接受的影响比西方从东方接受的影响要大得多;东方接受西方影响的主动性比较大，西方施影响于东方的主动性比较大。因此，总的来说，东方对西方的了解远超过西方对东方的了解。无论从深度、广度看，均如是。这里有历史因素，还有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主要是各自的出发点不一样。
从历史本身的原因来看，在中西相遇之时，西方已进入了近代，而中国尚停留在古代，因此，落后于西方的中国要赶上先进的西方，就必须向人家学习。无论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的“睁开眼睛看世界”，严复、徐光启等人对西方文化技术的译介，还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乃至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其核心思想都在于此。
从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出发点或目的性非常明确，从19世纪中叶起就是为了富国强民、自强自立而要求了解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虽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要改变长期积弱落后的状况、兴建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始终是几代人的民族心愿。了解外界与对民族荣辱兴衰的系念，从来是紧紧联在一起的。西方了解东方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它不是要从西方以外的世界去寻求自强自立之道，而是在施影响于外界的时候，多半是猎奇般地把外界的东西带回来。总之，“西学东渐”的影响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东学西渐”则没有社会性的影响。这是文明的性质决定的，不存在是非问题，也不存在感情立场的亲疏向背问题。
而且，就在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学习，尤其是，“最尖端的技术的发明权大半还在西方手里，东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引进者、模仿者和使用者”。先生这些关于中西影响的精辟、深刻、洗炼的见解，对于澄清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错误认识，某些过于“自大”的“大国意识”，无疑颇为发人深省，这与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或有些人说的先生的“欧洲情结”没有半点关系，相反，它恰恰佐证着先生深深的“中国情结”。
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欧洲问题研究，尤其是致力于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的研究。事实上，先生穷其全部精力孜孜以求的背后，无时无刻都“站”着先生的“中国情结”。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先生大半生所做的“学问”，一言以蔽之，是“‘站在东方看西方’，以求看明白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别人’以反观自身”。
基于这一精神，先生最想做的是两件事，除了把欧洲文明的发展脉络搞清楚之外，想做的第二件事是把中国的文明史与西方文明史相比，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中国为什么落后，缺少了哪些推动发展的因素，物质的，尤其是精神的。 尽管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将他在这方面的所思所想撰写为一部专门的著作，但从先生的笔记、散落于各本专著以及散文集中的文章来看，先生对于“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比较成熟的。
在对中西文明的不同性质进行研究，并找出两者相异之处后，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的传统文明是从自身独自地演变开出现代化的;而中国却没有从自身独自地演变出现代化，而是在与欧洲接触时时而与之相冲突，时而又在冲突中接受其影响进入近代史期的。
如果没有欧洲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历史仍会沿老路走下去。”相反，“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意见，说中国在明代（有的说在南宋）已有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意见是与一种论断相联系的，那就是，中国假如后来不与西方相遇，也会自己慢慢地产生‘资本主义’。”先生认为，“这样的推论在历史上是无法证实的，因为事实是中国在同西洋相遇时还处于没有丝毫近代工业和科学的生活状态中。”
这样，何以中国传统没有也不可能导向现代文明，而欧洲文明何以能够衍生出现代化的理由已经很清楚了。尤其是通过从13世纪到19世纪以前的几个时期中西社会不同发展趋势的对比，这一点就更明确了，也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了。
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本原因决定了中国落后于欧洲：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第二是没有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更概括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了以理性为认识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还包括自由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先进人士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
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即，“中国仍然需要启蒙”。中国“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的不能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文化。科学和民主，对于旧中国说来，都是‘舶来品’，拿到中国来，只能是‘移植’或‘嫁接’过来，这是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的。既然是‘移植’或‘嫁接’，就必定在相当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无论翻开先生的哪本文集，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总是扑面而来;在先生的读书笔记中，无论是关于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欧洲哲学家的关注，还是对于严复、徐光启、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文人言论的记录和评论，无不出于“中国需要启蒙”这一目的，无不向我们明白无误地传达着先生深切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就是先生深深的“中国情结”。
事实上，先生深深热爱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先生才穷一生之力试图解答“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也很喜欢。但我必须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时期的文化，它不可能通向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
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中国学者，怎能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能成为学者呢？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涉及到一个中国学者的文化素养问题。即使是研究外国文明的人，也不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我是研究欧洲文明的，我晚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比较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的不同的轨迹，因而确信中国的现代化所缺少的东西只能在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答案。
例如，思想精神上的启蒙、科学与民主等等现代文明的核心都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个大前提的同时，我们才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为我们所用的东西。这是我对于继承传统文化这个问题的简单答复。”先生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的热爱恰恰可以从一个角度证明先生绝非所谓的“民族虚无主义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已融入了先生的生命之中，也是先生的风骨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另外，这也解决了困扰笔者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总是觉得单纯地研究国际问题，“对中国有什么用”？先生告诉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文明是为了“更本质地了解自己，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找出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这一点，我想，对于无论哪个“学科”、哪个“领域”的学者，都至关重要，即，无论“中国”是否明确地出现于字里行间，心中应时时刻刻“装着中国的‘影子’”。
从问题到文明
在陈先生的书报笔记中，早些时候摘录的笔记多为重大的国际事件，越往后 “文化、文明”问题的分量越重。而从陈先生的各种著述中，更可以清晰地发现，陈先生的治学之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实际外交工作（民间外交）——国际（欧洲）问题研究——对欧洲历史、文明的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比较。
先生从事实际外交工作多年，尤其是一直在与“西欧”打交道，但对于“写书”，却是“向往了好几年”。当他终于实现了到研究所工作的愿望后，积蓄多年的知识和思考便如泉水一般喷涌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是先生的第一部国际问题“专著”。他曾说到，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是为了“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把留在脑里的印象加以印证，并加以系统化”。该书对“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发展做了总结，并将这一时间段分为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关于历史资料的堆积和罗列，也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史”，而是力图从欧洲独立和联合的角度，总结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一些发展规律。而且，在该书中先生已经开始涉及和关注史论结合，关注欧洲文明、欧洲统一的观念，欧洲的“同一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先生所说：“‘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或文明发展史中的属于国际政治的‘零部件’，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脱离了‘文明’和‘社会’，就只剩下了浮在表面上的‘关系’。例如研究欧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或文明概念。一个研究者应该有欧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尽可能充分的知识和思想准备。我在几乎快写完《战后西欧国际关系》时便开始考虑欧洲的文明问题，或者是转向欧洲文明范围内的问题，于是便脱离了单纯跟踪眼前现实的路数。”
因此，在后来写作《撒切尔夫人》和《戴高乐》时，先生便将上述思想部分揉进了这些书中，从法兰西和不列颠历史文明的传统这一角度来写这两个人的“传记”。不过，标志着先生真正转向对更深层次的“文明”的研究的，则是1988年出版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这本书很薄，1/32的小开本，也不长，刊印之后也只有15万字。这本书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欧洲与基督教文明，理想主义，从康德到现实的“经验主义”，清晰梳理和分析了“欧洲观念”的渊源及其发展。这本书不仅对于陈先生本人，对于中国整个欧洲研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欧洲研究摆脱单纯的资料堆积、史实和数据的罗列，摆脱只关注所谓“热点”问题、只跟踪眼前发生的事情这一现状，使其真正成为学术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起到了榜样和“先锋”的作用，开拓了一条将国际问题真正作为一门学问来做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陈先生本人也极其看重这本书，认为它是其治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第一，它突破了我研究欧洲问题只着眼于历史事实的框架，而多少进入到思想史的领域。第二，为接下来研究欧洲文明史、了解欧洲文明的发展轨迹，开了一扇大门。它引导我走向对欧洲政治文化的两重性——‘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的研究。”
自此之后，陈先生自然地从“欧洲观念”走到了更广泛的欧洲文明，并且，沿着“欧洲文明”这个脉络，陈先生对欧洲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事实上，早在其主编的《战后英国外交史》和《西方外交思想史》中，陈先生对欧洲文明的思考便已基本成型。其后来出版的《欧洲文明扩张史》、《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以及《欧洲文明十五讲》等著述，也都沿着这条路径，一步一步探讨欧洲文明问题。
中西文明之异同
陈先生研究欧洲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透过西方文明，通过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比较，去发现中国“为什么落后”，以期探求中国缺少了哪些推动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因素。
陈先生很多年前就已开始关注和思考中西交流问题。他在笔记中将这一问题最早追溯到黄帝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此外，在标题为“文化思想史观”的第十八册笔记中，陈先生详细摘录了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史，尤其是当时中国与罗马的交通史，并且特别摘录了汉时罗马的情况，以及公元3世纪以前西方书籍述及中国文献的索引。先生笔记中的这些内容，在他后来撰写的一些关于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中均有展现。而笔记中多次出现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与《中西交通史》，则被先生称之为其“探讨中西文化之异的‘启蒙’读物”。
在第二十册笔记的第4页，在“欧洲与中国”这一小标题下，先生做了如下一些“索引”：欧洲与中国：（1）西方在华传教的沉浮及文化意义;（2）葡萄牙占据澳门;（3）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4）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5）第一次“留学热”;（6）中国学者与“中西学问”问题;（7）“自知”与“知他”。这俨然已经是一份关于中西交通史的完整提纲了。在“历史与展望——中、西（欧）交流发展之我见”一文中，陈先生将中西交流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当然也并非完全与外界“绝缘”，尤其是晚明时期，随着西欧各国传教士的到来，中西交流出现了一次“高潮”;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期欧洲同中国的关系是侵略和被侵略的不平等关系，当然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猛醒期;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欧交往和合作的不断深化期。 陈先生认为，中西之间的交流有三个层次，是“由浅入深”的。首先是“知”，即了解;第二个层次是比较;第三个层次是融通中西，在深层次的哲理中打通。无论是先生笔记中摘录的关于欧洲传教士对宋明理学的反对、“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还是先生翻译的《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编制的《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以及摘编并作序的《莱布尼茨读本》，无不出于了解西方文明、对比中西文明，并进一步融通中西文明的目的。
在中西文明的异同问题上，陈先生一直非常认同冯友兰先生关于“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说法，认为，当西方已进入近代之时，我们还停留在古代。因此，在经过长久的隔绝状态、中西文明终于发生碰撞之时，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就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古”与“今”之异，即，“中”即“古”，即中国之传统;“西”即“今”，即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中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停留在“古代”，而西方已经进入了近代。
在明朝末年，以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利类斯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纷纷到华传教，在此过程中，由于“佛祖与上帝有竞争”，因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要反对佛学和新理学，因为“王氏‘心学’既为此神通与非神，则必是对上帝的挑战也”。此种冲突表面上看是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佛学和新理学等的冲突，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冲突，是西方信仰的“上帝”与中国的“佛祖”的冲突，本质上却反映了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和冲突。对此，陈先生从中西文化交通的角度做出判断：“这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冲突’。是西方的‘创世’说与中国宋儒的‘理’‘气’学说之间的冲突。”在此册笔记中，通过分析双方的冲突，陈先生提出，天主教的教义在中国虽然流传日广，但为什么始终“没有像释道那样被融进新儒学里去”，并进一步提出了西方哲学为什么无法与中国哲学融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问题。
陈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也就是先生所说“思想底格”的差异。也就是说，它们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文化，分别有自己的“路向”。两种文化在各自的“路向”行进中对自然界和人类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模式，并成为各自的文化属性。西方的“思想底格”是理性主义，是“理”重于“情”。“理性和求知，应该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好传统”;而中国则相反，讲的是“天地良心”，即“天道”和“人情”，是“情”重于“理”。因此，在中国，道德哲学终是重于自然哲学;而西方则相反。这样的“思想底格”体现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则欧洲历史表现为阶段分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从低向高发展的螺旋式的“自然进程”;而“中国文化也有阶段性，但好像不像西欧文化一段一段地那样分明”。旧中国的历史是朝代更替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史也基本上是“自我循环”，“改朝换代”没有发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
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中国的大门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被迫打开，中西两种文明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文明受到了不可抵挡的冲击，其“自我循环”至此戛然而止。
既然两种完全异质的文明已不可避免地“迎头而遇”，接下来必然要涉及的问题就是二者相遇之后相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究竟哪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问题。
近年来，有很多评论认为，欧洲的启蒙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发生的，且“有些中国人尤其喜欢听这样的话”。但陈先生认为，中西文明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平衡的，也不是等量的。东方从西方接受的影响比西方从东方接受的影响要大得多;东方接受西方影响的主动性比较大，西方施影响于东方的主动性比较大。因此，总的来说，东方对西方的了解远超过西方对东方的了解。无论从深度、广度看，均如是。这里有历史因素，还有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主要是各自的出发点不一样。
从历史本身的原因来看，在中西相遇之时，西方已进入了近代，而中国尚停留在古代，因此，落后于西方的中国要赶上先进的西方，就必须向人家学习。无论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的“睁开眼睛看世界”，严复、徐光启等人对西方文化技术的译介，还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乃至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其核心思想都在于此。
从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出发点或目的性非常明确，从19世纪中叶起就是为了富国强民、自强自立而要求了解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虽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要改变长期积弱落后的状况、兴建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始终是几代人的民族心愿。了解外界与对民族荣辱兴衰的系念，从来是紧紧联在一起的。西方了解东方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它不是要从西方以外的世界去寻求自强自立之道，而是在施影响于外界的时候，多半是猎奇般地把外界的东西带回来。总之，“西学东渐”的影响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东学西渐”则没有社会性的影响。这是文明的性质决定的，不存在是非问题，也不存在感情立场的亲疏向背问题。
而且，就在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学习，尤其是，“最尖端的技术的发明权大半还在西方手里，东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引进者、模仿者和使用者”。先生这些关于中西影响的精辟、深刻、洗炼的见解，对于澄清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错误认识，某些过于“自大”的“大国意识”，无疑颇为发人深省，这与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或有些人说的先生的“欧洲情结”没有半点关系，相反，它恰恰佐证着先生深深的“中国情结”。
根系中国情结
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欧洲问题研究，尤其是致力于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的研究。事实上，先生穷其全部精力孜孜以求的背后，无时无刻都“站”着先生的“中国情结”。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先生大半生所做的“学问”，一言以蔽之，是“‘站在东方看西方’，以求看明白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别人’以反观自身”。
基于这一精神，先生最想做的是两件事，除了把欧洲文明的发展脉络搞清楚之外，想做的第二件事是把中国的文明史与西方文明史相比，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中国为什么落后，缺少了哪些推动发展的因素，物质的，尤其是精神的。 尽管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将他在这方面的所思所想撰写为一部专门的著作，但从先生的笔记、散落于各本专著以及散文集中的文章来看，先生对于“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比较成熟的。
在对中西文明的不同性质进行研究，并找出两者相异之处后，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的传统文明是从自身独自地演变开出现代化的;而中国却没有从自身独自地演变出现代化，而是在与欧洲接触时时而与之相冲突，时而又在冲突中接受其影响进入近代史期的。
如果没有欧洲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历史仍会沿老路走下去。”相反，“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意见，说中国在明代（有的说在南宋）已有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意见是与一种论断相联系的，那就是，中国假如后来不与西方相遇，也会自己慢慢地产生‘资本主义’。”先生认为，“这样的推论在历史上是无法证实的，因为事实是中国在同西洋相遇时还处于没有丝毫近代工业和科学的生活状态中。”
这样，何以中国传统没有也不可能导向现代文明，而欧洲文明何以能够衍生出现代化的理由已经很清楚了。尤其是通过从13世纪到19世纪以前的几个时期中西社会不同发展趋势的对比，这一点就更明确了，也从而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了。
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本原因决定了中国落后于欧洲：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第二是没有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更概括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了以理性为认识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还包括自由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先进人士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
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即，“中国仍然需要启蒙”。中国“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的不能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文化。科学和民主，对于旧中国说来，都是‘舶来品’，拿到中国来，只能是‘移植’或‘嫁接’过来，这是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的。既然是‘移植’或‘嫁接’，就必定在相当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无论翻开先生的哪本文集，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总是扑面而来;在先生的读书笔记中，无论是关于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欧洲哲学家的关注，还是对于严复、徐光启、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文人言论的记录和评论，无不出于“中国需要启蒙”这一目的，无不向我们明白无误地传达着先生深切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就是先生深深的“中国情结”。
事实上，先生深深热爱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先生才穷一生之力试图解答“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也很喜欢。但我必须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时期的文化，它不可能通向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
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中国学者，怎能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能成为学者呢？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涉及到一个中国学者的文化素养问题。即使是研究外国文明的人，也不能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我是研究欧洲文明的，我晚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比较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的不同的轨迹，因而确信中国的现代化所缺少的东西只能在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答案。
例如，思想精神上的启蒙、科学与民主等等现代文明的核心都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个大前提的同时，我们才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为我们所用的东西。这是我对于继承传统文化这个问题的简单答复。”先生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的热爱恰恰可以从一个角度证明先生绝非所谓的“民族虚无主义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已融入了先生的生命之中，也是先生的风骨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