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大黄，是在远房堂爷家里。那次我和父亲回老家去看他，当三代都是中医的三爷得知父亲有点便秘时，让三奶给父亲盛了一碗大黄粥，拿了两块大黄糕，让父亲吃下，并说“马上见效”。真是“黄”到病除，父亲的便秘，从此再也没有犯过。
　　当然，没犯的主要原因，是父亲按三爷开的“饭谱”，经常服用大黄起的效果。将大黄研成细粉拌入大米中，既可熬粥也可以制成大米糕，这种饭食不但能泻下通便，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促进肠胃蠕动，改善肠燥便秘的症状，还能平息肝火，促进血液循环，改善上火引起的眼睛红肿热痛以及口舌生疮等症。
　　三爷说，大黄在中药中素有“药中张飞”之称，它与人参、熟地、附子一起，被视作药苑中的“四大金刚”，按南北朝医家陶弘景的说法，“大黄，其色也。将军之号，当取其骏快也。”正是这推陈荡涤的药理作用，让父亲的便秘在吃过三爷家的大黄饭后，就马上好了。
　　最早记载大黄的，应该是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它说大黄“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而汉代医圣张仲景应该是最善于使用大黄治疗伤寒症和杂病的高手。现在治肠痈的“大黄牡丹汤”、治黄疸的“大黄硝石汤”、治吐血的“大黄黄连泻心汤”以及祛瘀生新的“桃仁承气汤”等，都与张仲景关系甚密。
　　正像三爷一样，古今医家不但将大黄与其他中药配伍，制成各种汤剂，还把大黄与一些美食相配，制成大黄酒、大黄茶等饮食，既治病，又防病，一举两得。据史书记载，元朝时马可·波罗返回欧洲时，就带走不少医疗保健食品，其中带走的大黄酒，至今还在欧美很多国家风行。按照中医“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的原则，不少医家还用大黄防治疾疫。《宋史》里有一段轶事，说有一年天灾流行，人多死于疫疠，陈宜中以大黄“遍以示人”，“因服大黄得生者甚众。”
　　尽管元朝时期马可·波罗已经把大黄酒带到西方，但不少国家要想得到大黄，还是比较困难的。据清朝赵翼的《檐曝杂记》记载，当时的俄罗斯就把中国的大黄当作稀世珍宝，很多病症非此不治。后来因事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可见那时的大黄是多么珍贵了。
　　与人参一样，大黄虽好，也不能贪吃。无论是防疫还是治病，都应该对症下药。三爷说，大黄苦寒，易伤胃气，脾胃虚弱者当然不能多用大黄；年老体弱者、孕妇、月经期以及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慎用大黄。据宋代孔平仲《续世说》记载，南北朝的医家姚僧垣也是一位善用大黄的高手，他在给梁武帝萧衍治病时，发现年高体弱的梁武帝欲用大黄治病，坚决制止，但梁武帝不听劝阻，坚持服用，最后导致病情危笃。后来姚僧垣在给梁元帝萧绎治疗心腹之疾时，发现萧绎脉搏洪大而实，就立排众人用平药的观点，坚持用大黄，结果一剂治愈，让大家佩服得五體投地。
　　作为帝王的萧衍，之所以想用大黄，就是因为大黄在古代名贵一时，不少人把服用大黄作为时尚趋之若鹜，所以那时候不分体质不经辨证，滥用大黄导致疾病甚至殒命的屡见不鲜。所以，即使是一味良药，如果不经辨证胡乱服用，也会给健康和生命带来灾难，这也应了“是药三分毒”那句古话，希望大家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