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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评界对奈保尔的评论多集中在其作品的“后殖民”特征上，而奈保尔本人提倡作家应当是世界人，认为作为世界人的作品不应该囿于狭义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本文以其代表作《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为例，通过对小说主人公毕斯沃斯先生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的解读，揭橥作者对寻绎“自我”意义的个体的悲悯情怀，对他们生命价值的张扬和肯定，以及作品所蕴涵的超地域性的人类关怀。
关键词：奈保尔；个体生命；自我价值；后殖民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2-0115-03
国际批评界对奈保尔的评价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截然对立：英美批评家多赞扬他是“英语世界中对第三世界灾难的最为出色的阐释者”，是“同时代人中最才华横溢、最真诚、最令人敬佩的作家，是名副其实的‘特尔斐神使’”①；而加勒比海、南亚、阿拉伯、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批评家则称其为“可鄙的新殖民主义的奴仆”，“狡猾的安慰白人的神话的重现者”。赛义德则更是把他称作为帝国主义写作的“捉刀人”。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对立的症结在于，人们只是将他定位在“后殖民”作家这一身份上。对其作品的阐释如果仅局限于他的“后殖民”背景和身份来进行的话，一方面会因为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而形成如上所述对作品截然不同的评价，同时也难免忽视作者所要表达的超越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别的无边界的人类关怀。奈保尔提倡作家应当是世界人，称自己为“世界公民”，认为作为世界公民的作家不应该局限于狭义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应该在作品中淡化民族意识，表现能够超越地域性的人类关怀。因此，奈保尔的作品关注的是“自我”和“个人”的思想境遇，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不是以种族或文化而划分出来的群体特征。
一
《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讲述的是一个印度裔移民后代毕斯沃斯先生一生并不算复杂的生活经历，其父当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本土移民来到特立尼达这块大英帝国的小小的殖民地，虽然他们属于印度教中等级最高的婆罗门，但是家庭非常贫困，从出生之日起，毕斯沃斯先生就过着与贫穷相依相斗的生活。因父母不和，他被母亲生在外祖父母家，而且他的出生还伴有许多不祥之兆——胎位不正，一只手赘生六指，出生第九天赘指脱落，与他的脐带一起被埋在了他外祖父母的房子后面。但就这么一点产于异乡的生命凭据后来也被消灭殆尽：父亲死后，毕斯沃斯先生的母亲卖掉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当毕斯沃斯先生成年后返回到他的出生地时，发现被母亲廉价出售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日进斗金的油田。他外祖父母的房子也消失了，他的在那不祥的夜晚被埋掉的脐带以及随后埋在那里的第六根手指都已化作了尘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斯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②，他已经失去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物，尽管他后来还是花钱为自己买了一个出生证明。
毕斯沃斯先生的人生就这样在被“抛弃”和“遗忘”中开始了。
奈保尔显然不愿意看到个体的生命起源如此被遮蔽，被湮埋。毕斯沃斯的英文是Ｂｉｓｗａｓ?熏 ｂｉｓ 有“重复”和“反复演奏”的意思，ｗａｓ 则是“是”或“存在”的过去时，那么Ｂｉｓｗａｓ的含义就是“重复过去的存在”。奈保尔正是在通过写作来再现毕斯沃斯先生作为“存在”的历史，他要打捞那些像毕斯沃斯先生一样在历史中被无情泯灭的个体的历史印记。虽然个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但他在现实面前却注定只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悬浮感与漂泊感，这也许就是韦伯所说的“悬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悬”之所指吧？为了要摆脱这种“悬”的不定感，个体就总是想要获得一些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意义”，不论它是“轻”还是“重”。对毕斯沃斯先生来说，他需要的就是一座房子，一座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可以使其生命的意义有所依托，而不再处于“悬”的状态。对个体生命的历史的尊重一直是奈保尔所关注的。完成《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３３年后，在《世间之路》（Ａ 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前言里，奈保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糕点师、插花人利奥那德·塞德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处他写到“然而那只是他的起源的一个碎片，是真理的一个碎片，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所继承的一切，有时我们并不了解自己”③。由此可以看到，对个体生命如何被历史，或者说被宏大叙事的历史所湮灭的问题一直是奈保尔的忧思所在。因此，奈保尔要重现毕斯沃斯先生的历史，而重现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从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称谓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立场，毕斯沃斯这个落魄潦倒几乎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尚未出生就被称为“先生”。有人认为这是在暗讽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历史的消声——抹除他们“童年”的历史，放诸“后殖民”语境，这样的阐释也许不无道理；也有人认为“先生”之称谓是作家最直接的自我反讽④。笔者认为，若将奈保尔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类关怀纳入我们的“前理解”的话，“先生”之称谓恰恰表明了奈保尔的再现立场。“先生”在英文中是表示自由与尊重的称谓。奈保尔后来回忆起１９５０年他从特立尼达初次踏上英国土地时的感受：“我一生中第一次每分钟都被人称为先生，这让我激动地喘不过气来。我享受着自由，我受到了尊重。”⑤将毕斯沃斯这个一直处于窘迫的生存状态，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人物称为“先生”是奈保尔在通过作品使毕斯沃斯先生的历史“重复存在”或者“再现”出来的时候要赋予他的一种尊严。
二
尽管毕斯沃斯先生的名字是“穆罕”，意即“被深爱的”，在他的一生中却很少有人以此名字称呼他，他也根本不曾被人深爱过。毕斯沃斯先生丧父之后，被迫与母亲一道离开家乡，投奔亲戚，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们离开故乡时，奈保尔写到：“于是毕斯沃斯先生离开了这个他唯一有些权利的房子。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一个流浪者一样，辗转在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他就一直生活在动荡之中：先是由一位亲戚安排他学习成为一名婆罗门学者，后又去帮亲戚打理酒店。这两件工作都失败后他开始靠自己画广告牌为生，其间毕斯沃斯先生糊里糊涂地喜欢上一个富有人家的姑娘，并因自己的婆罗们种姓而被招入赘。
让我们先来看看小说的叙事方式。奈保尔讲述毕斯沃斯先生的故事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一个外部的叙述人来叙述所发生的故事。但作品又大量地使用了“内聚焦”，即以毕斯沃斯先生为视点人物，描写他所看到、所经历到的一切，以及这些人与事在他内心所引起的反应。离家后不久他被亲戚安排随梵学家杰拉姆学习做一名婆罗门学者，但因玷污了杰拉姆的夹竹桃树而被赶走。在他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地回到家后，“他满以为她会高兴地迎接他，然后诅咒杰拉姆，并保证再也不把他送到陌生人那里去了。但是他刚刚踏入在后面小路上的小屋院子时，他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她看上去非常沮丧和冷漠，正和阿扎德的另一个穷亲戚坐在敞开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厨房里碾磨玉米；他丝毫不吃惊地发现她不是愉快地看见他，而是非常警觉。……他觉得她的举止非常严酷无情，并把她的问题看做一种质问”。通过这样主观化、心理化、内倾化的叙述，通过这些铭刻了个体感觉的深刻印痕的叙述语言，作者带我们走进了主人公失望而受伤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与他一起涵咏毕斯沃斯先生所经历的难以释解的苦楚与辛酸。同时通过带给读者的这种感受，奈保尔也表明了他对主人公所受遭遇的态度。作为一名当代作家，奈保尔并非小说形式的实验者，相反，他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来组织小说，奈保尔就是为了能使我们通过毕斯沃斯先生的视角去体味这个小人物生活的苦难以及没有爱没有尊严的痛苦：就连母亲都不能在他跌倒困顿时给予他所渴望的关怀和安慰，何其可怜可悲！
入赘图尔斯家族的毕斯沃斯先生既没有个人或小家庭的空间，更得不到他们对他个人的独立与身份的认同和尊重。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家庭，甚至连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因为妻子姐妹们的嫉妒，他为自己的孩子买来的一座昂贵的玩具房子都被砸了个稀烂，而图尔斯家族还总是试图安排他的生活：先是安排他做家族拥有的一家店铺的店主，后又安排他成为甘蔗种植园的工头。然而毕斯沃斯先生面对生活的艰难却从未丧失对自我独立和尊严的追求和捍卫，他不满足于总要靠别人来生活，渴望拥有能证明自己能力的职业和象征自己独立的房子。毕斯沃斯内心的焦灼和躁动正是由“内聚焦”方式向读者展示的，主人公内心的这种挣扎则是故事发展的一个主要动机。同时这种“内聚焦”还使读者看到在故事的表层叙述中所显现的凄惨无助的主人公对个人独立身份和个体生命尊严的顽强追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毕斯沃斯先生的想象主体。按照阿尔都塞的想象主体的概念，每个个体实际上都倾向于将自己视作独立的、同一的、自由而自为的个体，即成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实际上就是毕斯沃斯先生体验与想象自我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想象的“主体”身上，奈保尔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个体生命面对生活的磨难而表现出的挣扎的痛苦和不屈的抗争勇气，一方面也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再现立场：同情与悲悯。毕斯沃斯先生一直生活在穷困艰难的境地，从未体验过什么真实的浪漫。但他的想象“主体”却也渴望一场浪漫的爱情，因此他才给在图尔斯家族的商店工作的莎玛写了一封“情书”，但当他幻想中的爱情被图尔斯家族收编并虚无化以后，他感到恐惧并怀有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懊悔：“他将永远不可能有浪漫了，因为在哈奴曼大宅是没有浪漫可言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无奈再次触目惊心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渴望爱情却又被生活所欺骗不仅是殖民地人才有的命运，而且是有着泛人类的特征的。因此，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毕斯沃斯先生经历的“后殖民”特征是否有些牵强及跟随风潮——“后殖民”无疑是当下的一门显学——的嫌疑呢？
三
在绿谷做甘蔗种植园的工头期间，毕斯沃斯先生因工人们的威胁而恐惧致病，加之他和儿子阿南德居住的房子被工人们烧毁，不得不回到哈奴曼大宅。病愈之后他决定离开哈奴曼大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验证它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力量。过去的一切都是假冒的，只是一连串骗人的花招。真正的生活和它特有的甜蜜等待着他；他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旅途。”偶然到达西班牙港后，毕斯沃斯先生就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１５个春秋。如果说在此之前毕斯沃斯先生的个体生命一直在遭受压抑和销蚀的话，西班牙港的生活则是他极力寻求生命的价值而使个体生命意识得到张扬的时期，尽管伴随这种张扬的还有那么多的无奈与煎熬，挣扎与惨痛。
毕斯沃斯先生先是写标牌，后来又在《特立尼达守卫者报》做记者，还曾在政府福利部门供职，这个政府部门撤消后他又返回报社工作，直到去世前因病被开除。这段时间毕斯沃斯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终于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尽管他像以往一样又一次上了别人的当，付了太多的钱，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不过他和家人还是很快就习惯了房子的种种缺陷，开始以它为自豪，并从中找到了家的感觉。买房后不久，毕斯沃斯先生就因心脏病而撒手人寰。虽然毕斯沃斯先生是以奈保尔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奈保尔的父亲也是英年早逝，但笔者认为，对毕斯沃斯先生的死亡叙述决不是奈保尔对自己丧父经验的简单再现，相反，毕斯沃斯先生之死是符合小说故事发展的内部逻辑的。前文说过，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个体独立和尊严的被践踏，毕斯沃斯先生内心充满了焦灼和挣扎，而这正是故事发展的主导动机。毕斯沃斯先生购买了位于锡金街的房子之后，尽管他明白自己上了当，但毕竟他终于拥有了一座自己的房子，加上这时候他的儿子阿南德和女儿赛薇都获得了到国外读书的奖学金，除了偿还债务，他的人生已经没有了期待?熏“生活一直是一种期待、一种准备。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没有期待”。让一个已经没有了期待的人活下去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况且对于毕斯沃斯先生来说，死亡又何尝不是挣脱生之网罗的“逃脱”呢？同时，按照福柯的观点，死亡已不是悲剧的天堂，而是人类“抒情的核心”，因为“在对死亡的感知中，个人逃脱了单调而平均化的生命，实现了自我发现；在死亡缓慢和半隐半现的逼近过程中，沉闷的共性生命变成了某种个体生命；黑色的边界将它分离出来，使它获得自己真实的风格”⑥。从这个角度讲，毕斯沃斯先生之死也是他作为个体的生命的一次抒情绽放。
在西班牙港的大部分时间，毕斯沃斯先生是以写作为生的，而写作之于他除了是谋生和证明自己能力的手段外，更是他逃离现实、构筑自己梦想、寻求自我生命的价值、张扬其作为个体的生命的重要渠道。毕斯沃斯先生在《特立尼达守卫者报》做记者期间，最擅长也最喜欢写的报道是风格滑稽的令读者震惊、愤怒和激动的故事，“我想看看这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震惊”，他期待自己的报道文章能带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毕斯沃斯先生的“想象主体”体验和想象自我的方式。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实为一种镜中的我，一个别人眼中的我，或者说是我们所愿意让别人所看见的一种“自我”的形象。尽管实际生活中的毕斯沃斯先生默默无闻甚至是无所作为，潜意识里他却渴望自己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言说自己的存在，并想通过这种夸张的言说方式来为自己留下记忆。同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作品只是表象，更深刻的意味往往在作品之外，即作品的指向性所在。毕斯沃斯先生写作这些耸人听闻的新闻作品的过程其实是其自我流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能摆脱自己作为“主体”的意义“缺席”的存在状态，才能在这种自己所选择的文字形式的流放生涯中构建出自我的价值所在，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可是他又意识到这种意义实在是虚幻的，他于是想逃离这一切。就在这段时间他不断地要以“逃脱”为题撰写一个故事：“三十三岁，当他准备好的时候，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这个故事无数次就这样开了头，毕斯沃斯先生却至死也未能继续下去。在那些写给别人看的新闻报道中，毕斯沃斯先生似乎有着更多的自由去展开自己对生活的想象，可是在面对自己的故事时，他又茫然不知所措了。毕斯沃斯先生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且没有居所”，随着收入的增加，他拥有自己居所的梦想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要创作这个“逃跑”的故事，因为他开始更加深刻地体味到自己人生意义的“缺席”，他迫切地想逃离这种意义“缺席”的虚无状态。然而，就像他的故事没有结尾一样，他的逃跑也只能是一种幻觉，他似乎从未找寻到自己的意义之所在。那么奈保尔以毕斯沃斯先生最终死在自己的房子里来结束他的一生，也结束了小说，也正是想要毕斯沃斯先生不再“逃跑”，因为奈保尔正是在以写作的方式来纪念毕斯沃斯先生的已然存在，而被人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奈保尔对政治不感兴趣，在获诺贝尔奖的领奖辞中他就说过他的作品与政治无关。奈保尔说过他的小说美学原则是真实，我想这种真实更多地是对人性的真实，对个体命运的真实描写吧。因此，笔者认为对奈保尔作品的解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后殖民”的维度，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中所包涵的普遍的人类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思考。
注释:
① Rob Nixon， London Calling： V. S. Naipaul， Postcolonial Mandar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② 奈保尔:《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余珺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③ V. S. Naipaul， A Way in the World，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95， p. 9.
④ 胡志明:《<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一个自我反讽的后殖民寓言》,《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⑤ V. S. Naipaul， Tell me What you Talked，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ov. 11， 1999， p. 26.
⑥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4页｡
(责任编辑刘保昌)
关键词：奈保尔；个体生命；自我价值；后殖民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2-0115-03
国际批评界对奈保尔的评价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截然对立：英美批评家多赞扬他是“英语世界中对第三世界灾难的最为出色的阐释者”，是“同时代人中最才华横溢、最真诚、最令人敬佩的作家，是名副其实的‘特尔斐神使’”①；而加勒比海、南亚、阿拉伯、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批评家则称其为“可鄙的新殖民主义的奴仆”，“狡猾的安慰白人的神话的重现者”。赛义德则更是把他称作为帝国主义写作的“捉刀人”。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对立的症结在于，人们只是将他定位在“后殖民”作家这一身份上。对其作品的阐释如果仅局限于他的“后殖民”背景和身份来进行的话，一方面会因为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而形成如上所述对作品截然不同的评价，同时也难免忽视作者所要表达的超越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别的无边界的人类关怀。奈保尔提倡作家应当是世界人，称自己为“世界公民”，认为作为世界公民的作家不应该局限于狭义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应该在作品中淡化民族意识，表现能够超越地域性的人类关怀。因此，奈保尔的作品关注的是“自我”和“个人”的思想境遇，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不是以种族或文化而划分出来的群体特征。
一
《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讲述的是一个印度裔移民后代毕斯沃斯先生一生并不算复杂的生活经历，其父当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本土移民来到特立尼达这块大英帝国的小小的殖民地，虽然他们属于印度教中等级最高的婆罗门，但是家庭非常贫困，从出生之日起，毕斯沃斯先生就过着与贫穷相依相斗的生活。因父母不和，他被母亲生在外祖父母家，而且他的出生还伴有许多不祥之兆——胎位不正，一只手赘生六指，出生第九天赘指脱落，与他的脐带一起被埋在了他外祖父母的房子后面。但就这么一点产于异乡的生命凭据后来也被消灭殆尽：父亲死后，毕斯沃斯先生的母亲卖掉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当毕斯沃斯先生成年后返回到他的出生地时，发现被母亲廉价出售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日进斗金的油田。他外祖父母的房子也消失了，他的在那不祥的夜晚被埋掉的脐带以及随后埋在那里的第六根手指都已化作了尘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斯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②，他已经失去了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物，尽管他后来还是花钱为自己买了一个出生证明。
毕斯沃斯先生的人生就这样在被“抛弃”和“遗忘”中开始了。
奈保尔显然不愿意看到个体的生命起源如此被遮蔽，被湮埋。毕斯沃斯的英文是Ｂｉｓｗａｓ?熏 ｂｉｓ 有“重复”和“反复演奏”的意思，ｗａｓ 则是“是”或“存在”的过去时，那么Ｂｉｓｗａｓ的含义就是“重复过去的存在”。奈保尔正是在通过写作来再现毕斯沃斯先生作为“存在”的历史，他要打捞那些像毕斯沃斯先生一样在历史中被无情泯灭的个体的历史印记。虽然个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但他在现实面前却注定只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悬浮感与漂泊感，这也许就是韦伯所说的“悬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悬”之所指吧？为了要摆脱这种“悬”的不定感，个体就总是想要获得一些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意义”，不论它是“轻”还是“重”。对毕斯沃斯先生来说，他需要的就是一座房子，一座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可以使其生命的意义有所依托，而不再处于“悬”的状态。对个体生命的历史的尊重一直是奈保尔所关注的。完成《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３３年后，在《世间之路》（Ａ 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前言里，奈保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糕点师、插花人利奥那德·塞德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处他写到“然而那只是他的起源的一个碎片，是真理的一个碎片，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所继承的一切，有时我们并不了解自己”③。由此可以看到，对个体生命如何被历史，或者说被宏大叙事的历史所湮灭的问题一直是奈保尔的忧思所在。因此，奈保尔要重现毕斯沃斯先生的历史，而重现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从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称谓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立场，毕斯沃斯这个落魄潦倒几乎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尚未出生就被称为“先生”。有人认为这是在暗讽殖民主义者对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历史的消声——抹除他们“童年”的历史，放诸“后殖民”语境，这样的阐释也许不无道理；也有人认为“先生”之称谓是作家最直接的自我反讽④。笔者认为，若将奈保尔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类关怀纳入我们的“前理解”的话，“先生”之称谓恰恰表明了奈保尔的再现立场。“先生”在英文中是表示自由与尊重的称谓。奈保尔后来回忆起１９５０年他从特立尼达初次踏上英国土地时的感受：“我一生中第一次每分钟都被人称为先生，这让我激动地喘不过气来。我享受着自由，我受到了尊重。”⑤将毕斯沃斯这个一直处于窘迫的生存状态，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人物称为“先生”是奈保尔在通过作品使毕斯沃斯先生的历史“重复存在”或者“再现”出来的时候要赋予他的一种尊严。
二
尽管毕斯沃斯先生的名字是“穆罕”，意即“被深爱的”，在他的一生中却很少有人以此名字称呼他，他也根本不曾被人深爱过。毕斯沃斯先生丧父之后，被迫与母亲一道离开家乡，投奔亲戚，从此开始了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们离开故乡时，奈保尔写到：“于是毕斯沃斯先生离开了这个他唯一有些权利的房子。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一个流浪者一样，辗转在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他就一直生活在动荡之中：先是由一位亲戚安排他学习成为一名婆罗门学者，后又去帮亲戚打理酒店。这两件工作都失败后他开始靠自己画广告牌为生，其间毕斯沃斯先生糊里糊涂地喜欢上一个富有人家的姑娘，并因自己的婆罗们种姓而被招入赘。
让我们先来看看小说的叙事方式。奈保尔讲述毕斯沃斯先生的故事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一个外部的叙述人来叙述所发生的故事。但作品又大量地使用了“内聚焦”，即以毕斯沃斯先生为视点人物，描写他所看到、所经历到的一切，以及这些人与事在他内心所引起的反应。离家后不久他被亲戚安排随梵学家杰拉姆学习做一名婆罗门学者，但因玷污了杰拉姆的夹竹桃树而被赶走。在他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地回到家后，“他满以为她会高兴地迎接他，然后诅咒杰拉姆，并保证再也不把他送到陌生人那里去了。但是他刚刚踏入在后面小路上的小屋院子时，他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她看上去非常沮丧和冷漠，正和阿扎德的另一个穷亲戚坐在敞开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厨房里碾磨玉米；他丝毫不吃惊地发现她不是愉快地看见他，而是非常警觉。……他觉得她的举止非常严酷无情，并把她的问题看做一种质问”。通过这样主观化、心理化、内倾化的叙述，通过这些铭刻了个体感觉的深刻印痕的叙述语言，作者带我们走进了主人公失望而受伤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与他一起涵咏毕斯沃斯先生所经历的难以释解的苦楚与辛酸。同时通过带给读者的这种感受，奈保尔也表明了他对主人公所受遭遇的态度。作为一名当代作家，奈保尔并非小说形式的实验者，相反，他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来组织小说，奈保尔就是为了能使我们通过毕斯沃斯先生的视角去体味这个小人物生活的苦难以及没有爱没有尊严的痛苦：就连母亲都不能在他跌倒困顿时给予他所渴望的关怀和安慰，何其可怜可悲！
入赘图尔斯家族的毕斯沃斯先生既没有个人或小家庭的空间，更得不到他们对他个人的独立与身份的认同和尊重。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家庭，甚至连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因为妻子姐妹们的嫉妒，他为自己的孩子买来的一座昂贵的玩具房子都被砸了个稀烂，而图尔斯家族还总是试图安排他的生活：先是安排他做家族拥有的一家店铺的店主，后又安排他成为甘蔗种植园的工头。然而毕斯沃斯先生面对生活的艰难却从未丧失对自我独立和尊严的追求和捍卫，他不满足于总要靠别人来生活，渴望拥有能证明自己能力的职业和象征自己独立的房子。毕斯沃斯内心的焦灼和躁动正是由“内聚焦”方式向读者展示的，主人公内心的这种挣扎则是故事发展的一个主要动机。同时这种“内聚焦”还使读者看到在故事的表层叙述中所显现的凄惨无助的主人公对个人独立身份和个体生命尊严的顽强追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毕斯沃斯先生的想象主体。按照阿尔都塞的想象主体的概念，每个个体实际上都倾向于将自己视作独立的、同一的、自由而自为的个体，即成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实际上就是毕斯沃斯先生体验与想象自我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想象的“主体”身上，奈保尔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个体生命面对生活的磨难而表现出的挣扎的痛苦和不屈的抗争勇气，一方面也向我们表明了他的再现立场：同情与悲悯。毕斯沃斯先生一直生活在穷困艰难的境地，从未体验过什么真实的浪漫。但他的想象“主体”却也渴望一场浪漫的爱情，因此他才给在图尔斯家族的商店工作的莎玛写了一封“情书”，但当他幻想中的爱情被图尔斯家族收编并虚无化以后，他感到恐惧并怀有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懊悔：“他将永远不可能有浪漫了，因为在哈奴曼大宅是没有浪漫可言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无奈再次触目惊心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渴望爱情却又被生活所欺骗不仅是殖民地人才有的命运，而且是有着泛人类的特征的。因此，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毕斯沃斯先生经历的“后殖民”特征是否有些牵强及跟随风潮——“后殖民”无疑是当下的一门显学——的嫌疑呢？
三
在绿谷做甘蔗种植园的工头期间，毕斯沃斯先生因工人们的威胁而恐惧致病，加之他和儿子阿南德居住的房子被工人们烧毁，不得不回到哈奴曼大宅。病愈之后他决定离开哈奴曼大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验证它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力量。过去的一切都是假冒的，只是一连串骗人的花招。真正的生活和它特有的甜蜜等待着他；他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旅途。”偶然到达西班牙港后，毕斯沃斯先生就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１５个春秋。如果说在此之前毕斯沃斯先生的个体生命一直在遭受压抑和销蚀的话，西班牙港的生活则是他极力寻求生命的价值而使个体生命意识得到张扬的时期，尽管伴随这种张扬的还有那么多的无奈与煎熬，挣扎与惨痛。
毕斯沃斯先生先是写标牌，后来又在《特立尼达守卫者报》做记者，还曾在政府福利部门供职，这个政府部门撤消后他又返回报社工作，直到去世前因病被开除。这段时间毕斯沃斯先生最大的成就是他终于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尽管他像以往一样又一次上了别人的当，付了太多的钱，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不过他和家人还是很快就习惯了房子的种种缺陷，开始以它为自豪，并从中找到了家的感觉。买房后不久，毕斯沃斯先生就因心脏病而撒手人寰。虽然毕斯沃斯先生是以奈保尔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奈保尔的父亲也是英年早逝，但笔者认为，对毕斯沃斯先生的死亡叙述决不是奈保尔对自己丧父经验的简单再现，相反，毕斯沃斯先生之死是符合小说故事发展的内部逻辑的。前文说过，面对生活的艰辛和个体独立和尊严的被践踏，毕斯沃斯先生内心充满了焦灼和挣扎，而这正是故事发展的主导动机。毕斯沃斯先生购买了位于锡金街的房子之后，尽管他明白自己上了当，但毕竟他终于拥有了一座自己的房子，加上这时候他的儿子阿南德和女儿赛薇都获得了到国外读书的奖学金，除了偿还债务，他的人生已经没有了期待?熏“生活一直是一种期待、一种准备。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没有期待”。让一个已经没有了期待的人活下去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况且对于毕斯沃斯先生来说，死亡又何尝不是挣脱生之网罗的“逃脱”呢？同时，按照福柯的观点，死亡已不是悲剧的天堂，而是人类“抒情的核心”，因为“在对死亡的感知中，个人逃脱了单调而平均化的生命，实现了自我发现；在死亡缓慢和半隐半现的逼近过程中，沉闷的共性生命变成了某种个体生命；黑色的边界将它分离出来，使它获得自己真实的风格”⑥。从这个角度讲，毕斯沃斯先生之死也是他作为个体的生命的一次抒情绽放。
在西班牙港的大部分时间，毕斯沃斯先生是以写作为生的，而写作之于他除了是谋生和证明自己能力的手段外，更是他逃离现实、构筑自己梦想、寻求自我生命的价值、张扬其作为个体的生命的重要渠道。毕斯沃斯先生在《特立尼达守卫者报》做记者期间，最擅长也最喜欢写的报道是风格滑稽的令读者震惊、愤怒和激动的故事，“我想看看这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震惊”，他期待自己的报道文章能带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毕斯沃斯先生的“想象主体”体验和想象自我的方式。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实为一种镜中的我，一个别人眼中的我，或者说是我们所愿意让别人所看见的一种“自我”的形象。尽管实际生活中的毕斯沃斯先生默默无闻甚至是无所作为，潜意识里他却渴望自己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言说自己的存在，并想通过这种夸张的言说方式来为自己留下记忆。同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作品只是表象，更深刻的意味往往在作品之外，即作品的指向性所在。毕斯沃斯先生写作这些耸人听闻的新闻作品的过程其实是其自我流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才能摆脱自己作为“主体”的意义“缺席”的存在状态，才能在这种自己所选择的文字形式的流放生涯中构建出自我的价值所在，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可是他又意识到这种意义实在是虚幻的，他于是想逃离这一切。就在这段时间他不断地要以“逃脱”为题撰写一个故事：“三十三岁，当他准备好的时候，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这个故事无数次就这样开了头，毕斯沃斯先生却至死也未能继续下去。在那些写给别人看的新闻报道中，毕斯沃斯先生似乎有着更多的自由去展开自己对生活的想象，可是在面对自己的故事时，他又茫然不知所措了。毕斯沃斯先生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且没有居所”，随着收入的增加，他拥有自己居所的梦想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要创作这个“逃跑”的故事，因为他开始更加深刻地体味到自己人生意义的“缺席”，他迫切地想逃离这种意义“缺席”的虚无状态。然而，就像他的故事没有结尾一样，他的逃跑也只能是一种幻觉，他似乎从未找寻到自己的意义之所在。那么奈保尔以毕斯沃斯先生最终死在自己的房子里来结束他的一生，也结束了小说，也正是想要毕斯沃斯先生不再“逃跑”，因为奈保尔正是在以写作的方式来纪念毕斯沃斯先生的已然存在，而被人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奈保尔对政治不感兴趣，在获诺贝尔奖的领奖辞中他就说过他的作品与政治无关。奈保尔说过他的小说美学原则是真实，我想这种真实更多地是对人性的真实，对个体命运的真实描写吧。因此，笔者认为对奈保尔作品的解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后殖民”的维度，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中所包涵的普遍的人类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思考。
注释:
① Rob Nixon， London Calling： V. S. Naipaul， Postcolonial Mandar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
② 奈保尔:《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余珺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③ V. S. Naipaul， A Way in the World，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95， p. 9.
④ 胡志明:《<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一个自我反讽的后殖民寓言》,《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⑤ V. S. Naipaul， Tell me What you Talked，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ov. 11， 1999， p. 26.
⑥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4页｡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