遛弯儿回来，手机一阵乱响，像有人在急切地敲门。一个陌生的头像要求加好友，我刚点了通过，对方顾不得客套，便发来一行又一行的语音。熟悉的乡音高亢有力。我在脑海里努力为这个声音匹配着主人。会香的名字忽然从指尖冒出来，同时还有她的样子：仅有的一圈头发拢到头顶，再向后扎起来，雪白的头皮被发丝分成很多份。一笑，嘴角显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她顶着方便面般弯曲的假发，食指总是忍不住用力伸进去挠抓，可能太热，太痒了。想到这里，那些储存了二十年的记忆便像忽然打开一瓶摇晃过的啤酒，泡沫喷涌着，拦也拦不住。
　　她七八个月大时，睡醒后爬向连接着炕的灶台，一不小心栽进了锅里。要不是母亲及时进屋，脑袋早就被煮熟了。村里人偶尔还在舌头上再现她被烫伤的那一幕，她那时却并不过多隐藏这段经历，但却忘不了村里人看她的眼神。人们夸她长得白净之后那一声深深的叹息，像个无底洞，让她轻易就陷进去;当然，也像刀斧，砍掉了她少女时期可能會有的各种枝杈，除了努力学习，她似乎别无选择。
　　从我打算归乡前的数月，她就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就像那些年我们上学的路上，她总是跑在前面，不停回头朝我喊，快点！快点！她生命里一直有一根鞭子似的，除了一路向前，什么都不会去想。我们一起上初中，为了躲避食堂常年不变的水煮白菜和大咸菜，曾相约去村里一家“小食堂”吃饭。冬天风极烈，刀子一样，好像是削齐了那道墙直逼过来的。我们要裹紧衣服，扭着头等风势弱时快速冲进路对面的石棉瓦板房。那里也冷得很，地面结着冰。而所谓的小食堂，也只能提供一盆馒头，一盘土豆丝，或者白菜豆腐。学校的冬夜，我们常常风一般从厕所穿过操场，在宿舍把两张被子盖在一起，两个人背靠着躺下，都紧缩身子，像是住在同一子宫里的孪生姐妹。
　　在会香的催促下，我的这次归乡似乎也变得急切起来。我担心她忙，其实说到底也是一种逃避，总觉得同学之间分别得太久，见了面也没话说，因而推辞了好几回。她却热情地坚持，说一定接我们。当列车行驶在故乡的路途上时，我竟然迫不及待想要和她见上一面了，等快到站，她却突然发信息说临时有事。我回复说，那就算了，下次再聚。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山峦、土塬，由于速度太快已经看不清上面究竟长着什么树木，我把眼光放远一些，一些废弃的窑洞和矿洞却清晰地映入眼里。
　　要去我们的初中上学，必须翻过两座山，我猜想过沿途那些矿洞里住过什么人，门前那块巨石来自于哪里。而会香的目光与自然是没有交汇的，她坚定地小跑着，催促我，快点，快点。与她相比，我身体里的时光是懒惰的。她似乎直接长成了大人，没有青春期。我也听别人说起过她如何励志，她的青春期被一层膜裹着，隐在受伤的头皮之下。我忽然觉得，其实，我并不真正认识她。
　　眼看火车要进站了，正琢磨着如何辗转倒车回娘家，没想到会香把一个车牌号发了过来，说已经安排好同事在站外等着了。
　　汽车渐渐驶出了主干道，在城中村的小巷里穿来穿去，窄巷子里忽然出现一棵歪脖子石榴树，夏日里，花朵开得恣意、热烈。汽车停在树下，我们步行拐上一段高低不平的土路，再往前走，便进入了一套三层楼的小院。会香已经站在门口，笑着接过我怀里的孩子。
　　她没有跟我热络地寒暄客套，也并不端祥我的脸，去发现这二十年间有什么变化，我只好把事先准备好感慨的那些话咽了回去。这四合院杂乱，她领我们走进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摆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些简单的厨具。显然，她是这里的租户。听说，这幢楼上上下下租住着将近十户，大多是打工族。进门之后，便能看到高高的屋顶上垂着个大吊扇，我们需要非常小声地说话，才能避免回音。说实话，看到她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多少还是有些惊讶。
　　桌子上摆着已经切好的西瓜，桃子和泛着水光的葡萄。会香边让我们吃水果，一边掀门帘进了里屋，感叹天气太热了，示意同事往地上事先放好的大盆里添些热水，又伸手试了温度，这才三下五除二，把我的小儿子脱光，放进了盆子。她将水一次次撩到婴儿的身上，八个月的小儿子对着她笑，竟有一份天然的亲切。我大儿子时不时掀开门帘往屋里看。会香回过头一笑，问，你也要洗吗？他便退了出去。
　　里间陈设也极简单，一张双人床，旁边有一个简易的布衣柜，一张摆了几本书的桌子，上边有个台灯。我猜想着，她加班的无数个深夜与凌晨，大约就是被这盏灯照着的吧。
　　洗完澡，我们来到外间。她示意我坐在那张小床上，说，这是她父亲的床铺，老人家嫌城里太热，回山里避暑去了。我想起他父母的样子，印象更深的却是她家的一群乌鸡。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乌鸡。它们通体乌黑，羽毛泛着光亮，好像从煤堆里挖出来的。这是他父亲寻来为她母亲治病养下的。一年四季，她家乌鸡蛋不断，等把乌鸡养大了，再把它们宰了炖汤喝。
　　去找会香上学时，总是先要特地去看一下那群乌鸡。她家的窗帘常常拉着，从门缝里不断逃出白色的热气。她喊我进门，我从一阵白雾里，看见她哆嗦着穿衣服，雪白的头顶裸露着。一个大铝盆放在水泥地的中央，跟我眼前她正在给小儿子洗澡的这只一样。
　　她蹲着，继续把水撩起来擦拭儿子的身体，她的头发还是卷曲枯黄，不过看样子是许久之前烫染过的，原来裸露着的头皮隐藏起来，我不确定她是否植了假发。
　　她说母亲去世后，她就催着父亲经常过来住。她心里永远有一个缺口，总觉得自己做得更好一点，就能把那个缺口给补上。她必须充当守护家庭的角色，为了弟弟能学点技术安身立命，思前想后，到处周全。那些年，凡是能想到的节俭方式，都成了她经历的一部分。同为长姐，我理解她心里那种沉重的负担。那些年里，我生怕弟弟打来电话，说他没钱了，或者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但一旦长时间没有他的电话，我便又惧怕起来，怕他独自承受着生活的重压。
　　我们去了胡同口一家饭馆吃饭，点了许多本土菜，记忆最深刻的一道是凉粉炒馍，是把馒头掰成大块入锅，放入切好的凉粉，再用葱花和辣酱炒在一起。辣椒素刺激着味蕾，很是“下饭”，而作为主食的馒头负责填充饥饿，再加上凉粉的爽滑，竟是一种刺激中的清爽实在。我的丈夫和大儿子都夸赞好吃，以至于，后来在婆婆家，我也如法炮制了许多次，而似乎这么多年以来，只有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才像个故乡人。吃饭期间，我的小儿子屎尿相加，会香和她的同事却没有表现出一点嫌恶，忙着前后照料，擦擦洗洗。她抱过我的小儿子，让我安心吃饭，像一起生活了很久的亲人。吃完饭，她看看时间，说下午还有课，并且告诉我，已经为我约好顺风车在楼下等着了。我坐在车上向她挥手。车子刚启动，手机就响了，是她发来的信息，说，车费已经付过。我在车里回过头往后看，那天天气炎热，是小城难得有的晴天，她打着把遮阳伞，忽然回身，此刻的身影与少年时的种种记忆相互交叠，让我忽然想起莫奈那幅《海滨公园打伞的女子》，一个女孩与她的裙子顿时回眸，裙子伴随身体旋转成一道波浪。而在她身后，白云纷飞，风韵流转。我的眼眶顿时湿了。 　　会香是否植发这个问题是在第二年回乡的一场师生宴揭晓的。她提前订好了饭店，叮嘱我早到，又挨个去接来了老师。他们坐在那里仔细端祥着，要把眼前的我们与二十年前进行对接。说到会香，一位后来才调到我们学校的男老师说，你那时候啊，像个疯子一样，只知道学习，一个女孩子头发永远都是乱糟糟的。就在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中，她一把揪开扎在脑后的马尾，白而光的头皮立马裸露出来。她撩开头发，我便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已经被时间打磨得光润的伤疤。很显然，老师不清楚她小时候被烫伤的经历。另一个老师说，就在上半年，会香经历了一场大病，严重到几乎无法呼吸。她被迫停下工作，住院观察。医生检查说是心脏的问题，却又查不出具体的症结。我以为，這可能跟她常年承受着的压力有关。
　　当年从山村出来，她先是去读了师范类的中专，后来又上了大专，等毕业后，已经不包分配了，摇摆了一阵，干脆去了私立学校。这也算是顺利的。收入不错，最初没能进公立学校教书，成为体制内教师的遗憾很快被现实击退了。她在学校异常忙碌，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为不同的孩子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她的名字总是排在员工工资发放表的首位。但每年一开学，学校总是把最差的班塞给她，去年这个班格外差。第一个月，这个差班的成绩竟然名列前茅。她看完考题，赶紧去找校长谈，说，这次赢得侥幸，有道题原本不在大纲之内，她有一天讲到那里延伸了一下，顺便讲了讲，没想到试卷上竟然就考了。如她所料，第二个月的成绩果然出现反弹。但她的工资却少了好几百。校长全然不顾这个班级成绩正在提升的良好趋势，只一味按照制度来奖惩。
　　会香异常倔强，她受不了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更受不了所有的人对她的努力所表现出的那种态度。她说，她从不收费补课，甚至有家长来出租屋前堵她，送来土特产或者购物卡，有的竟让她明码开价，她都拒绝了，她觉得教好学生是她的本分。然而在许多家长眼里，不收费的教师要么是看不上他们所送的礼品，要么是已经放弃了自家的孩子。她沉浸在这一团乱麻里，怎么都想不明白。就在那个假期，她的同事私下里开辅导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竟然挣了三十万，大家无不羡慕。在这样的对比里，她不是被赞扬的人，反而被视为固执的笨蛋，不开窍的家伙。她迷茫了，被堵在死胡同里，找不到出路。她甚至也心疼那个还在气头上的校长。听说，他为了找一个合适的人接手那两个班，急坏了。在这种煎熬里，她透不过气。
　　二十多天后的那个中午，她忽然接到电话，说堂哥从十四层楼上摔下来了。连病号服都没来得及换，她就跑出医院，打了辆车，整个过程是懵的。堂哥在城里打工多年，做装修。她是在这城市里堂哥唯一的亲人，一有事情，堂哥总喜欢找她商量。前几天还在电话里说要跟他一起回乡呢，此刻，就躺在地上的血泊里，她把目光投向人们指的那个窗口，目光已经模糊。这时，救护车来了。
　　一个人的死，把她从困境里拉了出来。抵消痛苦的方式是遭遇更大的痛苦，这是她没想到的。
　　她想到了逃离。其实我们都曾做过逃离者，从我们准备走出山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逃离。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山里人世世代代在村里生活着。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逃离父辈那种生活，仿佛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和成长的目的和意义。她叹一口气，说，相比我们父母种地、挖矿的那种苦，我受的苦是另一种。她去了另一所私立中学，重新为自己定位，她还学会了拒绝。说到这里，她用指肚蘸了蘸眼里的泪光，扎起头发，把裸露的头皮一点点遮好。然后回过头笑，说，没事，都好了。
　　前不久，她刚买了新房，原本打算贷一部分款，结果弟弟把剩下的十五万全部补上了。接着，她脸上便显出老母亲般的欣慰之情。
　　后来知道，不独是我，同学们回来都会联系她，她管接，管吃，有时候也管送。她好像成了大家归乡途中必经的一个关卡。而她也收集着众人的温暖，当年的男生常会唏嘘，怎么当初就没有想过追她。虽然都是玩笑话，但这些话，对于曾经一直将懵懂心事关闭起来的会香来说，却也是有着复杂滋味的。
　　几个月后，她离开了小城，去了省会一家私立中学。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们在麦地里说过的那些话，我们像两个宣誓者，不想像村庄里的女人们那样，在夜色来临之前等待一个从矿洞归来的丈夫，也不想在白天，一边忙着庄稼，一边还要提防厄运是否降临在自己头顶，随时变成寡妇。我们不想未来的孩子总要面对自己身上的伤口和补丁。那一刻，对远方的期盼是那样的热烈，我们像两只蝉的幼虫一样，互相鼓舞着，要从这大山的厚土里、硬壳里逃离。于是，我们努力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最终跨过命运之河，走进城市。哪怕，此后我们依然要翻山越岭，面临父辈不曾面对过的各种囧途。
　　在我看来，会香所说的逃避和前进是一回事。而这些年，我的归乡也不再是简单的“归”，而是一次次借着“归来”的幌子踏上了诸多的未知：未知的人与事、未知的情感、以及那些熟人令人惊叹的命运变迁。我成了一个通过归乡获取解药或者钥匙的人。
　　我跟会香约好，等她在另外的城市站稳脚跟之后，我可以在归乡的途中去找她。我不知道，一个远去的人和一个归来的人在陌生的城市交汇，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