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彻底平定陈友谅的势力后，在公元1364年自称吴王，设立文武百官及相应的政府机构。同时，在刘基、章溢、宋濂、叶琛等官员的建议下，朱元璋指定浙江龙泉窑烧制吴王宫廷的御用瓷器。
　　又迎高峰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在明代，景德镇窑归属饶州府管辖，龙泉窑归属处州府管辖。据此可知，在明初官窑瓷器的烧造是由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共同承担的，而且是在朝廷派遣官员监督下完成的。
　　之所以选择龙泉窑而不是景德镇窑的原因在于：首先，江西景德镇窑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饱受战争摧残，先后被元军、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的部队攻陷，几乎沦为废墟，直到公元1364年才被纳入朱元璋的统治范围；其次，浙江龙泉窑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比较幸运，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自公元1359年起就被纳入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形势相当稳固，社会经济有长足发展；第三，龙泉窑在宋代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天下，曾经在宋高宗绍兴年间为南宋宫廷烧造过御用瓷器；第四，刘基、章溢、宋濂、叶琛等均为浙江人，对龙泉窑较为推崇。
　　据1929年出版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统计，清宫旧藏的明代龙泉窑瓷器有211件，其中既有宫廷陈设器，也有祭祀用的礼器，还有部分器物集中存储而未被使用。这类集中存储而未被使用的明代龙泉窑瓷器共分两处存放，一处是在故宫的古董房，与景德镇窑的洪武青花瓷和釉里红瓷摆放在一个大木架上；另一处是在故宫的咸福宫、寿康宫库房，与景德镇窑的宣德青花瓷摆放在一起。这些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窑瓷器均未被使用。据此可知，在明初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均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其产品的流向、收藏和使用情况均一致。
　　龙泉窑在明代属于处州府管辖，因此明代龙泉窑又被称为“处州龙泉”。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博物馆组织发掘了龙泉窑枫洞岩遗址，在枫洞岩遗址出土了青瓷碎片、窑炉结构、作坊区域等遗存。尤其是在明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制作极其精美的瓷器碎片，通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景德镇窑瓷器的比对，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两者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可以确定是明代官窑瓷器的标准式样。据此可知，在明初，龙泉窑与景德镇窑一样，共同承担了官窑的职责，对于不符合官窑标准的瓷器均采取了“就地砸碎，集中掩埋”的处理方式，其烧造的具体窑址就位于今天的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的枫洞岩遗址。
　　在龙泉窑枫洞岩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制作极为精致的青瓷产品，釉色滋润、纹饰精细、器型硕大，其精美程度在传世的明代龙泉窑青瓷产品中非常罕见，推翻了此前学术界“龙泉窑到明代已经衰落”的观点。
　　明代初期，浙江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两个中心区域，龙泉窑也迎来了自南宋以后的新一轮烧造高潮。
　　失于战火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方面肃清元朝的残余势力，另一方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其之后继位的明惠帝朱允炆、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等皇帝，鼓励生产，严明法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尤其是从公元1424年到公元1435年的这11年间，更是做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引自《明史·宣宗本纪》），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明史》称之为“仁宣之治”，堪与西汉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宦官势力日渐强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病死，年仅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不久便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爆发了由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
　　叶宗留是浙江庆元人，邓茂七是江西南城人，二人均是银矿的矿工。在明代，银矿由政府组织开采，民间不得介入。但是明朝政府对矿工的剥削极为残酷，使得矿工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因此《明史·食货志》称“民苦诛求，盗所自起”。随着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引发农民起义。
　　公元1442年，叶宗留率众揭竿而起，相继攻占江西永丰、浙江处州、福建浦城等地。不久邓茂七也率众起义，与叶宗留遥相呼应。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深得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响应，影响波及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人数一度达到80多万，兵锋直指南京，全国为之震动。惊慌失措的明英宗朱祁镇仓促间调动南京、浙江、江西等地的明军，对农民起义军进行镇压，叶宗留、邓茂七等人先后战死。到公元1450年，这场历时8年的农民起义才以失败而告终。
　　龙泉窑毗邻农民起义军的控制区域，又在公元1448年被农民起义军攻破，可谓是饱受兵燹之灾，损失惨重。据《龙泉县志》记载：“村落为墟，数十里内无人畜，山塘地皆无耕种。”这次农民起义对龙泉窑的破坏极其严重，窑场遭到焚毁，窑工四散逃亡，瓷器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间，部分窑工为躲避战火，逃往未受战乱影响的江西景德镇，将龙泉窑的生产工艺带了过去，于是景德镇窑也能烧造出精美的青釉瓷器。从此，龙泉窑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公元1464年，明宪宗朱见深不得不颁布诏书，宣布“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设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引自《明宪宗实录》），这份诏书标志着龙泉窑作为官窑地位的终结。龙泉窑在明初成为官窑，由朝廷派遣官员监烧，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直到公元1464年终止，前后历时近百余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景德镇窑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幸运地躲过一劫，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在战乱平息之后迅速恢复生产。所以，《明史·食货志》称成化年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资”，可谓是一派兴旺繁忙的景象。 　　虽然龙泉窑作为官窑生产已经落幕，但是龙泉窑作为民窑生产却并未停止，只不过大多粗制滥造。产品以商品瓷为主，胎体厚重，釉色青中闪黄，纹饰模糊不清，艺术格调不高。所以，《龙泉县志》称龙泉窑在“（成）化（弘）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弃雅玩矣”。
　　总之，浙江龙泉窑虽然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幸免于难，幸运地与江西景德镇窑并列成为明代官窑，但是在明代中期的农民起义中遭到重创，最终失去官窑身份。在经历了明初的辉煌后，龙泉窑逐渐走向衰弱，到清代最终停烧。
　　链接：明代龙泉特色鲜明
　　通过研究龙泉窑枫洞岩遗址出土的青瓷标本，可以确定明代龙泉窑具有以下特点：
　　一、明代龙泉瓷的釉色凝重沉稳，呈青翠色，也有粉青色或灰青色，极少数呈青黄色。釉面均匀莹润，釉质成熟稳重，玉质感较强，局部有开片。
　　二、明代龙泉窑流行刻花装饰工艺，常见的纹饰以花卉纹为主，画面蕴涵吉祥寓意。如牡丹、菊花、莲花、山茶花、月季花、芍药花、木芙蓉等，基本上是明代皇家园林种植的观赏性花卉品种。动物纹目前仅见有五爪龙纹，造型与明代景德镇窑如出一辙，形象生动，富有活力，是明初官窑龙纹的标准式样。花卉纹以折枝花卉和缠枝花卉为主，其中折枝花卉在明代以前的龙泉窑中从未出现过。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搭配合理，画面或写实、或写意，构图繁而不乱，极富艺术气息，主题明确，层次分明。
　　刻花装饰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刻工娴熟，刀法流畅，其中主线的刀痕特别宽，兼有工笔画的韵味。同时，刻花装饰与施釉厚薄融合得恰到好处。从出土青瓷碎片的断面来看，这些器物普遍施有三层青釉，既能突出青瓷的釉色之美又不影响刻花图案的清晰度。
　　三、明代龙泉窑器物造型比较统一，形制较为硕大，式样中规中矩。盘和碗的口径较大，除了小口碗的口径在10厘米左右外，其余的普遍超过20厘米，有些大碗的口径甚至超过38厘米，有些大盘的口径甚至达到70厘米。
　　四、明代龙泉瓷胎质细腻，胎体厚重，胎色较白，少数呈白中泛灰色。相对而言，器物底部的胎体特别厚实，口沿的胎体则较薄。大盘、大碗、梅瓶的胎体较为厚重，而玉壶春瓶、执壶的胎体均较薄。
　　五、明代龙泉窑的烧制工艺极富特色。胎体均有手工拉坯的旋痕，削足垫烧。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的内壁施釉较薄，并有流釉痕迹。执壶的执柄和腹部之间采用铆钉接合，既增加稳固性，又不影响美观，颇具匠心。大盘、大碗均裹足施釉，外底部一圈无釉，多呈火石红色。大件器物采用匣钵覆烧，小件器物采用垫饼支烧。有些大盘是先素烧一次，再施釉进行二次烧造，这种烧造技艺在明代以前的龙泉窑中从未出现过，应该是明代龙泉窑的创新。
　　六、明代龙泉窑的款识目前尚未发现，但在枫洞岩遗址出土的窑具上发现刻有“永乐九年”、“永乐辛卯”等字样，字迹潦草，不够工整，可能是当时的窑工随手刻写，用于识别烧制的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