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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听辨实验考察了30名法国和越南听辨人对19种普通话态度韵律的感知。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态度类别、听辨人的语言背景和汉语字调调值及组合对听辨人辨识率的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大部分态度语音被识别；“蔑视”和“自信”没有被法国听辨人识别，“讽刺”同时没有被法国和越南听辨人辨识；句末字调的变化对识别率影响较为明显， 句末字调为阳平的语料获得的社会情感平均辨识率高于句末为其他字调的语料。该研究结果对对外汉语教学及汉语态度语音合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普通话 态度韵律 跨文化感知 汉语字调
一、引言
人类在言语交际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韵律是传递情感的主要载体，并辅以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使得情感信息更丰富和具体。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情感包括情绪、态度、感情、动机等不同的心理状态。态度与其他几种情感状态不同，其表达是在特定的语言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产物，在交际中受说话人自主控制，反映说话人的意愿、观点和信仰（Aubergé， 2002； Fónagy， 1983）。正是由于其显著的文化性、社会性及交际性，态度韵律往往会给分属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双方带来一定的困扰，在交际中造成一些误解。
为此，本文将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外国听辨人对普通话态度语音的感知模式，以及汉语字调及其组合方式对听辨人的感知可能产生的影响。
表1 态度列表
二、听辨实验设计
我们从已有的态度语音库（卢琰et al.，2013）中选取了304句（16句文本×19种态度）用于听辨实验。这些语料的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
（1）无形态句法变化。所有语料均为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或数词。
（2）长度以四音节为主。前期研究成果表明，四字短语相对于其他长度的语料（一字、二字、三字词语和九字长句），辨识率较高，因此，用于当前实验的语料以四字短语为主，共有4个三字短语，12个四字短语。
（3）以字调调型及其在句中的位置为主要变量。每种调型分别被置于四字短语的首、末音节，而其他音节的调型则一律为“阴平”（由于语料库中无四个音节均为“阴平”的短语，因此我们用相应的三音节短语代替）；轻声处于三音节词词尾。
（4）语料在语义上均为中性，即不含任何暗示某种社会情感或情绪的字词，但是在语用层面，每个句子均可以在不同语境中用各种社会情感自然地表达。
表2列出了用于听辨实验的语料构成，其中声调组合中的1、2、3、4表示普通话的四声，0表示轻声。
30名听辨人参与实验，其中法语听辨人15名（9名男性，6名女性），年龄区间23岁-45岁，平均年龄33岁；越南语听辨人15名（7名男性，8名女性），年龄区间19岁-35岁，平均年龄27岁。所有听辨人均从未接触过汉语普通话，且身体健康，无任何听力或智力障碍。
在了解了19种态度的定义和表达的交际情景后，听辨人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中，佩戴耳机，通过软件操作界面逐一聆听语料，随即对听到的态度语音进行判断，并在19个备选项中做单项选择。所有语料随机播放，每条语料仅播放一次。听辨人选择判断的时间不受限制，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可以随时要求休息以缓解疲劳。
表2 听辨实验的语料构成
三、实验结果分析
1.三因素方差分析
我们首先对实验收集到的数据做三因素方差分析，三个自变量分别为：态度类别（19个水平）、字调组合（16个水平）、听辨人的语言背景（2个水平）。表3列出了方差分析的结果，其中，“态度类别”及“态度类别”与“字调组合”的交互效应有极显著的主效应（p<0.001），且η2（效应值）高于其他因素；“态度类别”与“听辨人的语言背景”的交互效应极显著（p<0.001），“字调组合”有显著效应（p<0.05），但二者效应值很小，只能解释观察到的方差中很小一部分。
表3 总体方差分析结果
由此可见，听辨人对汉语态度语音的辨识主要取决于态度类别和语料的字调组合。此外，态度语音的识别率在某种程度上与听辨人的语言背景有关，法国听辨人与越南听辨人对某些态度语音的感知有一定差异。随后，我们分别对法两组听辨人的辨识结果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字调组合对法国听辨人的识别有显著意义（p<0.05），但对越南听辨人则无显著意义（p>0.05）；态度类别与字调组合的交互效应对两种语言的听辨人均有极显著意义（p<0.001）。
2.听辨人的语言背景的影响
如图1所示，我们首先以态度类别和听辨人的语言背景为变量，绘制了态度语音辨识率的统计直方图（同时显示了均值和标准差），以考察当听辨人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时，汉语态度语音辨识率的变化规律。
从总体来看，绝大部分的态度语音的辨识率都在机遇水平（1/19，如图中红色虚线所示）以上，同时被两组听辨人识别。“蔑视”和“自信”没有被法国听辨人识别，而“讽刺”则同时没有被法国和越南听辨人识别。事实上，一项有关越南语态度语音的跨文化感知研究指出，法国听辨人在辨识越南语“讽刺”时表现出较大困难，识别率较低，而越南本族语听辨人却识别较好（Mac，Aubergé， Castelli，
关键词： 普通话 态度韵律 跨文化感知 汉语字调
一、引言
人类在言语交际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韵律是传递情感的主要载体，并辅以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使得情感信息更丰富和具体。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情感包括情绪、态度、感情、动机等不同的心理状态。态度与其他几种情感状态不同，其表达是在特定的语言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产物，在交际中受说话人自主控制，反映说话人的意愿、观点和信仰（Aubergé， 2002； Fónagy， 1983）。正是由于其显著的文化性、社会性及交际性，态度韵律往往会给分属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双方带来一定的困扰，在交际中造成一些误解。
为此，本文将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外国听辨人对普通话态度语音的感知模式，以及汉语字调及其组合方式对听辨人的感知可能产生的影响。
表1 态度列表
二、听辨实验设计
我们从已有的态度语音库（卢琰et al.，2013）中选取了304句（16句文本×19种态度）用于听辨实验。这些语料的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
（1）无形态句法变化。所有语料均为名词短语、动词短语或数词。
（2）长度以四音节为主。前期研究成果表明，四字短语相对于其他长度的语料（一字、二字、三字词语和九字长句），辨识率较高，因此，用于当前实验的语料以四字短语为主，共有4个三字短语，12个四字短语。
（3）以字调调型及其在句中的位置为主要变量。每种调型分别被置于四字短语的首、末音节，而其他音节的调型则一律为“阴平”（由于语料库中无四个音节均为“阴平”的短语，因此我们用相应的三音节短语代替）；轻声处于三音节词词尾。
（4）语料在语义上均为中性，即不含任何暗示某种社会情感或情绪的字词，但是在语用层面，每个句子均可以在不同语境中用各种社会情感自然地表达。
表2列出了用于听辨实验的语料构成，其中声调组合中的1、2、3、4表示普通话的四声，0表示轻声。
30名听辨人参与实验，其中法语听辨人15名（9名男性，6名女性），年龄区间23岁-45岁，平均年龄33岁；越南语听辨人15名（7名男性，8名女性），年龄区间19岁-35岁，平均年龄27岁。所有听辨人均从未接触过汉语普通话，且身体健康，无任何听力或智力障碍。
在了解了19种态度的定义和表达的交际情景后，听辨人在一个安静的房间中，佩戴耳机，通过软件操作界面逐一聆听语料，随即对听到的态度语音进行判断，并在19个备选项中做单项选择。所有语料随机播放，每条语料仅播放一次。听辨人选择判断的时间不受限制，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可以随时要求休息以缓解疲劳。
表2 听辨实验的语料构成
三、实验结果分析
1.三因素方差分析
我们首先对实验收集到的数据做三因素方差分析，三个自变量分别为：态度类别（19个水平）、字调组合（16个水平）、听辨人的语言背景（2个水平）。表3列出了方差分析的结果，其中，“态度类别”及“态度类别”与“字调组合”的交互效应有极显著的主效应（p<0.001），且η2（效应值）高于其他因素；“态度类别”与“听辨人的语言背景”的交互效应极显著（p<0.001），“字调组合”有显著效应（p<0.05），但二者效应值很小，只能解释观察到的方差中很小一部分。
表3 总体方差分析结果
由此可见，听辨人对汉语态度语音的辨识主要取决于态度类别和语料的字调组合。此外，态度语音的识别率在某种程度上与听辨人的语言背景有关，法国听辨人与越南听辨人对某些态度语音的感知有一定差异。随后，我们分别对法两组听辨人的辨识结果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字调组合对法国听辨人的识别有显著意义（p<0.05），但对越南听辨人则无显著意义（p>0.05）；态度类别与字调组合的交互效应对两种语言的听辨人均有极显著意义（p<0.001）。
2.听辨人的语言背景的影响
如图1所示，我们首先以态度类别和听辨人的语言背景为变量，绘制了态度语音辨识率的统计直方图（同时显示了均值和标准差），以考察当听辨人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时，汉语态度语音辨识率的变化规律。
从总体来看，绝大部分的态度语音的辨识率都在机遇水平（1/19，如图中红色虚线所示）以上，同时被两组听辨人识别。“蔑视”和“自信”没有被法国听辨人识别，而“讽刺”则同时没有被法国和越南听辨人识别。事实上，一项有关越南语态度语音的跨文化感知研究指出，法国听辨人在辨识越南语“讽刺”时表现出较大困难，识别率较低，而越南本族语听辨人却识别较好（Mac，Aubergé， Castel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