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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环境保护传播是一个线性传播过程，受众参与性较低，传播效果难以考量。本文思路在于探究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为例，通过受众研究视角来窥视整个传播过程，促进环境保护传播效果的产生与放大。
关键词：环境传播;受众参与;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081-02
一、我国环境保护传播中的受众参与
环境传播是传受环境信息的行为或过程，或者说是环境信息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流动过程。环境传播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上的环境传播是指通过人际、群体组织、大众传媒等方式对环境信息进行的传播[1]。而在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中，在议题选择、叙事策略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2]。
环境传播中的受众参与，指的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接收传播消息，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当中，从而促进环境保护进程。这是整个环境传播效果的主要体现，也是传播过程中受众参与的积极性体现。本文通过探究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为例，梳理环境保护传播中的受众参与情况，通过受众研究视角来窥视整个传播过程，促进环境保护传播效果的产生与放大。
二、 探索环境传播中受众参与路径的意义与建设性
第一，与时俱进地回应国内外对环境保护建设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探讨。英国在遭受雾霾伤害后，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此后各国分别从宏观的国家顶层设计和微观的实施方案设计进行回应，探究公众参与模式，与时俱进地回应着世界不同环境保护方式的模式探索。
第二，力求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环保论述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生态屏障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共同参与。”因此，研究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一方面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视角的深化研究。
第三，尝试丰富民主行政理论的内涵，构建“公民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其行使个人环境权的直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政治，在环境保护建设中，重视公众参与力量，在具体的生态文明理论中丰富了民主行政的内涵。环境保护传播建构“公民社会 ”，是由其公共性不断彰显所决定的，随着环境问题的复杂化和扩大化，由传媒反映的这一问题才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3]。
三、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状况分析
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重庆市公民参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情况，在选点取样上，兼顾不同类型（农村、郊区、城镇）、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社会身份、职业以及经济状况等的重庆公众的取样，研究者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的问卷397份。
（一）参与主体分析
第一， 生态利益直接相关者。其主要包括典型的以林业、国土为建设基础的政府官员和村民官员面对这生态建设的政绩考核，面对林业建设给自己带来效益的村民。
第二， 环保志愿者。这类力量主要在学校中产生，如重庆市各高校的绿色青年志愿者团队以及以化学为知识背景将生态教育贯穿课堂的教师队伍。
第三，专家学者。生态屏障建设除了实践层面的操作，还需要理论指导以及科技支持，环境测评、生态林建设标准、污水处理技术等专业技术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提供咨询和指导。
（二）不同参与主体的参与效果比较
第一，知晓程度的比较。 居住在农村的公众，他们知道生态屏障建设工程的人数不到总人数的一半;郊区和城市两个区域的知悉重庆市生态屏障建设信息的人数比农村要多。知晓生态屏障建设的总体人数依然不到一半且年轻人中知曉度是34.5%，这些年轻人中，一半以上是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从职业层面考察公众的知晓度，公司职员（26.7%）明显高于其它群体，农民（3.8%）这类群体知晓度是其中最低的。
第二，参与态度的比较。 城区公众主动参与的意愿稍微积极，且多数是19～35岁的青年群体。另外，年轻群体中的科技人员是100%的愿意主动参与，商人是100%的被动参与，担任教师职责的则是建设主力军。
第三，参与次数的比较。 从居住区域上比较，参与4次及以上的群体基本来自主城区;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参与次数达4次以上的基本上是19～35岁之间的年轻人;从职业上来看，平均参与次数有2次的是工人、机关干部和教师;在农村参与4次以上频次的基本为0。因此，公众的居住区域、年龄、职业三大要素决定了其平均参与频次。
四、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制约因素
（一）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重庆市公众参与生态屏障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且多以被动参与的局面呈现，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存在缺陷，参与深度不够。
1.公众参与的深度不足。 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公众参与，主要是末端参与，在行动层面上，高达72.7%的公众未曾参与过。“高山生态移民这些工作对农民有优惠，有好处，他们愿意做，但他们不知道意义在哪，怎么参与进来，有些是被动接受。”（来源：研究者访谈璧山国土局负责人一手资料）
2.公众参与的渠道缺乏。 重庆市政府和相关环保部门、国土部门在鼓励公众参与生态屏障建设时，首选的是网络（26%）和电视（19.4%），主动参与渠道几乎没有。
3.公众参与的动力不足。 对于公众而言，虽然他们高度认同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也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在参与建设、保护、治理方面，公众主要是“利益主导型参与”，公众关心的更多是个人的利益。
（二）制约因素
1.政策落实的时间差。 政策落实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常常出现上级部门政策制定已经很久，而群众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宣传人员缺失，特别是基层宣传人员。基层部门可能并没有专门从事基层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的宣传人员，有的宣传人员还兼有其他重要的职责。
2.生态科技知识的普及力度。 在调研中发现，基层生态科技普及力度远远不够。主要表现为生态科技知识本身的专业性水平较高，非专业人员不是很好理解，基层民众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所限。
3.经济支持力度。目前来说，资金投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重庆地处山区，特别是有些郊县都是刚刚脱贫，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明显不足，因此，资金投入这一问题对于生态屏障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总结和建议
促进环境传播中的受众参与，要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融媒体式的宣传平台。充分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建设成效等多方面的信息获取渠道，提高宣传效果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2.制度方面拓展公众参与途径。通过制度方面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参与环境保护，拓宽参与措施，设置环境信箱，开通热线电话，召开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等。
3.建立宣传动员机制。树立典型，塑造意见领袖，培养二级传播机制，进行点到面的宣传，以具体鲜活的例子进行宣传，邀请代表民众、专家参与讨论。
参考文献：
[1] 李淑文.环境传播的审视与展望——基于30年历程的梳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8）.
[2] 黄河，刘琳琳.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4（1）.
[3] 贾广惠.论环保传播对公民社会的初步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6）.
[责任编辑：武典]
关键词：环境传播;受众参与;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081-02
一、我国环境保护传播中的受众参与
环境传播是传受环境信息的行为或过程，或者说是环境信息在传者与受者之间的流动过程。环境传播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上的环境传播是指通过人际、群体组织、大众传媒等方式对环境信息进行的传播[1]。而在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中，在议题选择、叙事策略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2]。
环境传播中的受众参与，指的是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到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接收传播消息，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当中，从而促进环境保护进程。这是整个环境传播效果的主要体现，也是传播过程中受众参与的积极性体现。本文通过探究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为例，梳理环境保护传播中的受众参与情况，通过受众研究视角来窥视整个传播过程，促进环境保护传播效果的产生与放大。
二、 探索环境传播中受众参与路径的意义与建设性
第一，与时俱进地回应国内外对环境保护建设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探讨。英国在遭受雾霾伤害后，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此后各国分别从宏观的国家顶层设计和微观的实施方案设计进行回应，探究公众参与模式，与时俱进地回应着世界不同环境保护方式的模式探索。
第二，力求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环保论述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生态屏障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共同参与。”因此，研究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一方面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视角的深化研究。
第三，尝试丰富民主行政理论的内涵，构建“公民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其行使个人环境权的直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政治，在环境保护建设中，重视公众参与力量，在具体的生态文明理论中丰富了民主行政的内涵。环境保护传播建构“公民社会 ”，是由其公共性不断彰显所决定的，随着环境问题的复杂化和扩大化，由传媒反映的这一问题才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3]。
三、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状况分析
为了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重庆市公民参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情况，在选点取样上，兼顾不同类型（农村、郊区、城镇）、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社会身份、职业以及经济状况等的重庆公众的取样，研究者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的问卷397份。
（一）参与主体分析
第一， 生态利益直接相关者。其主要包括典型的以林业、国土为建设基础的政府官员和村民官员面对这生态建设的政绩考核，面对林业建设给自己带来效益的村民。
第二， 环保志愿者。这类力量主要在学校中产生，如重庆市各高校的绿色青年志愿者团队以及以化学为知识背景将生态教育贯穿课堂的教师队伍。
第三，专家学者。生态屏障建设除了实践层面的操作，还需要理论指导以及科技支持，环境测评、生态林建设标准、污水处理技术等专业技术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提供咨询和指导。
（二）不同参与主体的参与效果比较
第一，知晓程度的比较。 居住在农村的公众，他们知道生态屏障建设工程的人数不到总人数的一半;郊区和城市两个区域的知悉重庆市生态屏障建设信息的人数比农村要多。知晓生态屏障建设的总体人数依然不到一半且年轻人中知曉度是34.5%，这些年轻人中，一半以上是小学及以下的文化水平。从职业层面考察公众的知晓度，公司职员（26.7%）明显高于其它群体，农民（3.8%）这类群体知晓度是其中最低的。
第二，参与态度的比较。 城区公众主动参与的意愿稍微积极，且多数是19～35岁的青年群体。另外，年轻群体中的科技人员是100%的愿意主动参与，商人是100%的被动参与，担任教师职责的则是建设主力军。
第三，参与次数的比较。 从居住区域上比较，参与4次及以上的群体基本来自主城区;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参与次数达4次以上的基本上是19～35岁之间的年轻人;从职业上来看，平均参与次数有2次的是工人、机关干部和教师;在农村参与4次以上频次的基本为0。因此，公众的居住区域、年龄、职业三大要素决定了其平均参与频次。
四、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受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制约因素
（一）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重庆市公众参与生态屏障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且多以被动参与的局面呈现，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存在缺陷，参与深度不够。
1.公众参与的深度不足。 重庆市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公众参与，主要是末端参与，在行动层面上，高达72.7%的公众未曾参与过。“高山生态移民这些工作对农民有优惠，有好处，他们愿意做，但他们不知道意义在哪，怎么参与进来，有些是被动接受。”（来源：研究者访谈璧山国土局负责人一手资料）
2.公众参与的渠道缺乏。 重庆市政府和相关环保部门、国土部门在鼓励公众参与生态屏障建设时，首选的是网络（26%）和电视（19.4%），主动参与渠道几乎没有。
3.公众参与的动力不足。 对于公众而言，虽然他们高度认同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也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在参与建设、保护、治理方面，公众主要是“利益主导型参与”，公众关心的更多是个人的利益。
（二）制约因素
1.政策落实的时间差。 政策落实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常常出现上级部门政策制定已经很久，而群众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宣传人员缺失，特别是基层宣传人员。基层部门可能并没有专门从事基层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的宣传人员，有的宣传人员还兼有其他重要的职责。
2.生态科技知识的普及力度。 在调研中发现，基层生态科技普及力度远远不够。主要表现为生态科技知识本身的专业性水平较高，非专业人员不是很好理解，基层民众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所限。
3.经济支持力度。目前来说，资金投入仍然是一个大问题，重庆地处山区，特别是有些郊县都是刚刚脱贫，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明显不足，因此，资金投入这一问题对于生态屏障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总结和建议
促进环境传播中的受众参与，要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融媒体式的宣传平台。充分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实现裂变式传播，建设成效等多方面的信息获取渠道，提高宣传效果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2.制度方面拓展公众参与途径。通过制度方面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参与环境保护，拓宽参与措施，设置环境信箱，开通热线电话，召开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等。
3.建立宣传动员机制。树立典型，塑造意见领袖，培养二级传播机制，进行点到面的宣传，以具体鲜活的例子进行宣传，邀请代表民众、专家参与讨论。
参考文献：
[1] 李淑文.环境传播的审视与展望——基于30年历程的梳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8）.
[2] 黄河，刘琳琳.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4（1）.
[3] 贾广惠.论环保传播对公民社会的初步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6）.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