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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三年杜甫已年迈,诗句中“老”“病”等说法已经坐实,身体上备受疾病折磨;此外,杜甫远离政治中心,漂泊在异地,北归无望,建功立业的可能性渐趋幻灭,思虑多而有心病。尽管承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疾病的困扰,但他始终不忘“奉儒守官”而对天下苍生怀有仁爱之心、不忘“立登要路津”以建功立业的政治信念和“图南未可料”之对美好愿景的勾勒,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缓解病痛的情感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