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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中国台湾学者沈松侨的一篇文章，沈松侨通过对安德森以及王明珂的学术理论对话，以及运用中国清末民初期间思想家的理论思想解读，进而探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意义。本文将沈松侨、安德森以及王明珂三人的学术理论进行对比，从而探究其理论逻辑和学术思想。此外，文章通过对《我以我血荐轩辕》内容进行解读分析，阐述沈松侨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
关键词：想象的共同体;边界;民族文化
作为台湾学者，沈松侨在安德森和王明珂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影响下，写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一文。這篇文章曾在1997年月20日在台湾的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研讨会的主题是“晚晴关于国族的建构”，可以从中管窥出本文带有一些的政治的意味。作者从民族建构论的观点为基础，结合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中的关于民族建构的理论观点，从“黄帝”神话在晚晴时期的广泛的流传来研究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和矛盾冲突。作者所说的“国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将其视为“想象的社群”，是近代的产物而不是中国人历经悠久历史形成的。
作者在前言列举出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对日本国族的例子，引申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优势文化冲击下，不得不开眼看世界并逐步接纳西方的文化，开始陷入西方国家“国族国家”的理论之中。于是乎，梁启超等晚晴知识分子开始建构中国的“国族”即中华民族。正如作者所说，“民族”一词有不渴否认的现代性色彩，但是建构国族的过程中都是将国族的表述之缥缈虚无的过去。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所说，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一边界定该群体的本质，界定群体边界，并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又从社会记忆理论角度分析了关于社会群体的符号建构和社会凝聚力的创造来探究国族现象。在国族对过去的重构的过程中，关于国族共同起源的建构，尤其是最为紧要的一环。近年来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体都同意：民族乃是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这个范畴之所以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利用共同的自我称号及族源历史，来强调族群内部的一体性，并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者，同时更在主观上强化本族群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虽然，黄帝作为一项历史与文化符号，却并不是圆融无碍、浑然一体;反之，其所包摄的，毋宁更是难以数计的断裂与矛盾。一项文化符号固然是社群建构必不可少的重要媒介，但是，它所提供的，不过是一套形式的架构、一张“公开的面孔”，至于这项符号的具体意义，则由于社群成员在认知、感情、期望、处境、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诸多差异，而有着纷歧多变、至为悬殊的诠释方式。
第二部分，随着各地域人群日趋激烈的竞争与融合，华夏各国族源传说逐渐串联混杂，慢慢形成一套树状的祖先源流体系。虽然，无论是黄帝抑或帝喾的祖源传说，自不免有其实际的政治效用。杜正胜便指出：帝喾传说是希腊万神殿式神话整合的结果，而且是周人造出来的系统，其用意在抬高周人的历史身价，凸显周人在华夏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当然，晚清国族意识的崛起，亦自有其物质条件与外在助力。如众所知，十九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的新式印刷事业蓬勃兴起，各类期刊报纸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这些刊物以其惊人的流通规模，为中国的“国族想象”提供了类似安德森所称之“大规模企刷企业”的物质基础。人类学者一再指出：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被逼到自身文化的边界时，才会发现本身的文化，并对此一文化重加评估。
在第三部分，作者以“皇帝纪年”和“孔子纪年”的文化符号的切入点来分析国族的认同。当代研究族群现象与族群本质的学者大致都扬弃了以血统、肤色、发色等体质特征与语言、服饰、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来区分族群的传统论述形式，转而将族群视为其组成分子主观认定的范畴。这个范畴主要由其边界来维持，族群成员便是透过此一边界来排除异己，并强化内部的凝聚与连系。不过，族群 “边界”，不必是具体的地理边界，而往往是由各类符号所建构的“社会边界”。以黄帝符号为核心所营造出来的国族想象，固有其凝聚国族成员、抟塑国族整体的作用。
最后一部分，康有为等人这种以黄帝符号来“坐实”满汉同源的论述策略，亦自有其潜在的困境。质言之，康有为等人用来为满人辩护的逻辑，其实正是他们所极力反对的同一套逻辑——一种民族文化的论述。他们虽然鼓吹满汉融合，共同组成一个中华民族，然而这个国族赖以存立的基本前提却是：满汉族群同出一源，在血缘上绝无轩轾。换句话说，他们从黄帝符号的诠释过程中，所想象出的中华民族，其实已不再是一个超越民族文化界限的道德、文化社群，反而正是革命党人所戳力以赴的目标——一个单一“民族文化”或“民族”所组成的血缘社群。可是，在这种国族想象之下，满人既与汉人同出一本，同为黄帝之苗胤，自无任何差别可言，而“满族”一称，当然也就形同赘旒，不复有存在的价值矣。因此，康有为企图通过对黄帝符号的舞弄，来颠覆其作为中华民族边界的作用，最终结果，却是更加强化了此一符号的民族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3-21.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7.08.
作者简介：
廉吉庆（1991-），男，河南武陟人，贵州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关键词：想象的共同体;边界;民族文化
作为台湾学者，沈松侨在安德森和王明珂的关于民族概念的影响下，写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一文。這篇文章曾在1997年月20日在台湾的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研讨会的主题是“晚晴关于国族的建构”，可以从中管窥出本文带有一些的政治的意味。作者从民族建构论的观点为基础，结合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中的关于民族建构的理论观点，从“黄帝”神话在晚晴时期的广泛的流传来研究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和矛盾冲突。作者所说的“国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这一称谓，将其视为“想象的社群”，是近代的产物而不是中国人历经悠久历史形成的。
作者在前言列举出了印度诗人泰戈尔对日本国族的例子，引申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优势文化冲击下，不得不开眼看世界并逐步接纳西方的文化，开始陷入西方国家“国族国家”的理论之中。于是乎，梁启超等晚晴知识分子开始建构中国的“国族”即中华民族。正如作者所说，“民族”一词有不渴否认的现代性色彩，但是建构国族的过程中都是将国族的表述之缥缈虚无的过去。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所说，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一边界定该群体的本质，界定群体边界，并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又从社会记忆理论角度分析了关于社会群体的符号建构和社会凝聚力的创造来探究国族现象。在国族对过去的重构的过程中，关于国族共同起源的建构，尤其是最为紧要的一环。近年来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体都同意：民族乃是一个人群主观的认同范畴，而这个范畴之所以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利用共同的自我称号及族源历史，来强调族群内部的一体性，并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者，同时更在主观上强化本族群某些体质、语言、宗教或文化特征。虽然，黄帝作为一项历史与文化符号，却并不是圆融无碍、浑然一体;反之，其所包摄的，毋宁更是难以数计的断裂与矛盾。一项文化符号固然是社群建构必不可少的重要媒介，但是，它所提供的，不过是一套形式的架构、一张“公开的面孔”，至于这项符号的具体意义，则由于社群成员在认知、感情、期望、处境、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诸多差异，而有着纷歧多变、至为悬殊的诠释方式。
第二部分，随着各地域人群日趋激烈的竞争与融合，华夏各国族源传说逐渐串联混杂，慢慢形成一套树状的祖先源流体系。虽然，无论是黄帝抑或帝喾的祖源传说，自不免有其实际的政治效用。杜正胜便指出：帝喾传说是希腊万神殿式神话整合的结果，而且是周人造出来的系统，其用意在抬高周人的历史身价，凸显周人在华夏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当然，晚清国族意识的崛起，亦自有其物质条件与外在助力。如众所知，十九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的新式印刷事业蓬勃兴起，各类期刊报纸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这些刊物以其惊人的流通规模，为中国的“国族想象”提供了类似安德森所称之“大规模企刷企业”的物质基础。人类学者一再指出：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被逼到自身文化的边界时，才会发现本身的文化，并对此一文化重加评估。
在第三部分，作者以“皇帝纪年”和“孔子纪年”的文化符号的切入点来分析国族的认同。当代研究族群现象与族群本质的学者大致都扬弃了以血统、肤色、发色等体质特征与语言、服饰、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来区分族群的传统论述形式，转而将族群视为其组成分子主观认定的范畴。这个范畴主要由其边界来维持，族群成员便是透过此一边界来排除异己，并强化内部的凝聚与连系。不过，族群 “边界”，不必是具体的地理边界，而往往是由各类符号所建构的“社会边界”。以黄帝符号为核心所营造出来的国族想象，固有其凝聚国族成员、抟塑国族整体的作用。
最后一部分，康有为等人这种以黄帝符号来“坐实”满汉同源的论述策略，亦自有其潜在的困境。质言之，康有为等人用来为满人辩护的逻辑，其实正是他们所极力反对的同一套逻辑——一种民族文化的论述。他们虽然鼓吹满汉融合，共同组成一个中华民族，然而这个国族赖以存立的基本前提却是：满汉族群同出一源，在血缘上绝无轩轾。换句话说，他们从黄帝符号的诠释过程中，所想象出的中华民族，其实已不再是一个超越民族文化界限的道德、文化社群，反而正是革命党人所戳力以赴的目标——一个单一“民族文化”或“民族”所组成的血缘社群。可是，在这种国族想象之下，满人既与汉人同出一本，同为黄帝之苗胤，自无任何差别可言，而“满族”一称，当然也就形同赘旒，不复有存在的价值矣。因此，康有为企图通过对黄帝符号的舞弄，来颠覆其作为中华民族边界的作用，最终结果，却是更加强化了此一符号的民族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3-21.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7.08.
作者简介：
廉吉庆（1991-），男，河南武陟人，贵州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