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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一生爱书，至死不渝，可谓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无论身处哪一种境地，他都会利用一切条件，想尽一切办法读书。以书为中心，其间所发生的觅书、买书、藏书、补书、写书等，则构成了他读书生活的一大内容。他叙述的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文字，令人动情动容，“我的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爱书之情至死不渝”。而在晚年，他的读书倾向发生很大变化：“但我现在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文学转入历史和其他领域的杂著”，所谓历史和其他领域的杂著，就是我国古代目录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各部;所谓的杂著，就是隶属于子部之下的谱录和杂著，这方面的内容非常庞杂，数量非常庞大，可以说宇宙乾坤之大，虫鱼草木鸟兽之细，无所不包，也显示了孙犁的趣味之广。如本文所着力关注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从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划分来看，这些书，基本都可以归入农家之书。
“农家”，又称农家者流，始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中，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沿用下来，有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与九流十家同列。所谓农书，就是“农桑种树之书”。用今天能的话来说就是“讲述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著作”。我国古代农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庞大，举凡农耕、园艺、蚕桑、畜牧、兽医、林木、渔业乃至农产品的加工、储藏和烹饪等众多门类。《艺文志》为农家之书单独设类，于“诸子略”类目下著录东汉以前所见的农书九部一百一十四篇，成为我国书志著录农书之滥觞，并成为各种官修私著目录书的传统。
在孙犁所藏读的农桑之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实在令人惊叹！比如，以综合性农学典籍而言，有《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钦定授时通考》、《裨农撮要》;专业性著作看则有《蚕桑萃编》、《司牧安骥集》;植物学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园艺类有《群芳谱》、《钦定广群芳谱》、《秘传花镜》、《花经》;草药书有《本草纲目》;农耕图谱则有《耕织全图》等，真是洋洋大观，以我寡闻浅尝的农学知识来看，文中这些书目几乎可以作为专事从事农学研究的装备，况且根据孙老的透露，《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其重要者，余皆置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条目下所著录的历代综合性农桑著作计有十九部二百五十三卷;如果再加谱录类中“关系农业”的园艺类即“草木鸟兽虫鱼之属”，那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量（近百种五六百卷）。作为一个并非以农学为本业的作家来说，对农书兴趣之深，涉猎之广，我想在作家中大概鲜有比肩者吧。
孙犁生命中与“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有着诸多不解之緣。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农家，自幼在华北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农村长大，对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尤其是对农村、农民、农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生肖属牛，后来从事写作给自己取笔名“孙犁”即源于此。此外，他曾用过的笔名也大多与农桑的耕耘稼穑有关，最常用的如“纵耕”、“芸夫”等;他的书斋名“耕堂”;他最喜欢的一枚藏书票是一位老农扶犁耕种的印刻画儿，上端写着：“爱读书。”他曾在各种场合说过，“我对农村、农民有天然的亲近和爱好”，对故土农桑的深厚情怀终生不渝，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与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犁，文学创作上仍旧立足于乡村的经历和记忆。一方面，这显示出故乡土地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之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城市的生活和时代的风气难以适从，他的写作开始游离于主题话语的边缘。个中固然有诸多深层次的因素，但从文学本源论这一题目来看，则与远离熟悉的土地与生活的滋养不无关系。就像扎根华北平原、伟岸笔直傲然挺立的白杨树，一旦离开深厚的土壤就会枯萎凋零一样，进入大城市的孙犁在创作上，一度面临了出道以来的最大的困惑和危机。他在《无为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
孙犁对农书不只是出于个人的偏好或趣味，或止于扩展知识的另一种渠道法门，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的体验和思考，显示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化底蕴。
他的农书读记虽然未必系统，但吉光片羽，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洞见。在反思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时，既认识到这种农耕传统对于缔造华夏文明的丰功伟绩，也看出中国农业社会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长治久安，都采取“农本商末”的政策，鼓励农业，限制商业发展，并由此形成一整套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不过，由于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儒家的这类学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理想色彩，其中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对于统治者倡导的“农桑致富”，在出身农家、熟悉农民疾苦的孙犁看来，殊为不易;他抚今追昔，感慨不已：
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
两千多年来，农业一直是封建社会国家的立国之本。魏徵在《隋书·经籍志》说：“农者，所以播五谷，以桑麻，以供衣食者也”，这是典型的“以农为本”的儒家农业观，也就是“书叙八政，其一曰食，其一曰货”，孔子说“所重民食”，就是要求统治者将解决人民的保暖问题作为施政中的头等大事。作为从小生活在农村又受过当时较好教育的农民子弟，孙犁熟悉农村，深知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处境、农业的盛衰关乎国运——所谓“三农”问题，在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是国家安危的晴雨表。孙犁对晚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一书尤其推崇，单篇读书记就写了两千多字，可见感怀尤深，某种意义可视为孙犁的“农学观”，有云：“徐光启的农书，在记录古代农学典籍中切实可行者以外，还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眼界宽思想开放，其农书可以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媲美，同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他敏锐地看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写于风雨飘摇的晚明，此书一大半篇幅在讲荒政，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徐光启是贾思勰以来最伟大的农学家，他花费近三十年研究和实践写成的《农政全书》，不但总结了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的宝贵传统，还引入了当时西欧的农畜牧业技术。此书正是徐光启在“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本着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写成的农学经典。此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付梓，六年后明帝国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孙犁见微知著的史识，由此可见。
《农政全书》的读后记内容十分丰富，包含的信息密度极高。从此书的阅读出发，孙犁对我国古代农书、农业传统与文化、国民生计与国家安危、传统读书人与农村等等做了论述，有时只是短短一两句话，却多入木三分的识见。如在讨论古代士大夫的谋生之道时说：“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
孙犁大概洞察了某些核心问题，并参以史籍的阅读与人生阅历来佐证，零星思索闪烁着智慧之光，显示对中国农村这个题目思考的深度。类似这样的见解文中俯拾皆是，相信经过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梳理研究，一定会有所发现，对于更深入理解孙犁，特别是其晚年的思想的与文学，无疑大有裨益。
“农家”，又称农家者流，始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中，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沿用下来，有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与九流十家同列。所谓农书，就是“农桑种树之书”。用今天能的话来说就是“讲述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著作”。我国古代农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庞大，举凡农耕、园艺、蚕桑、畜牧、兽医、林木、渔业乃至农产品的加工、储藏和烹饪等众多门类。《艺文志》为农家之书单独设类，于“诸子略”类目下著录东汉以前所见的农书九部一百一十四篇，成为我国书志著录农书之滥觞，并成为各种官修私著目录书的传统。
在孙犁所藏读的农桑之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实在令人惊叹！比如，以综合性农学典籍而言，有《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钦定授时通考》、《裨农撮要》;专业性著作看则有《蚕桑萃编》、《司牧安骥集》;植物学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园艺类有《群芳谱》、《钦定广群芳谱》、《秘传花镜》、《花经》;草药书有《本草纲目》;农耕图谱则有《耕织全图》等，真是洋洋大观，以我寡闻浅尝的农学知识来看，文中这些书目几乎可以作为专事从事农学研究的装备，况且根据孙老的透露，《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其重要者，余皆置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条目下所著录的历代综合性农桑著作计有十九部二百五十三卷;如果再加谱录类中“关系农业”的园艺类即“草木鸟兽虫鱼之属”，那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量（近百种五六百卷）。作为一个并非以农学为本业的作家来说，对农书兴趣之深，涉猎之广，我想在作家中大概鲜有比肩者吧。
孙犁生命中与“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有着诸多不解之緣。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农家，自幼在华北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农村长大，对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尤其是对农村、农民、农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生肖属牛，后来从事写作给自己取笔名“孙犁”即源于此。此外，他曾用过的笔名也大多与农桑的耕耘稼穑有关，最常用的如“纵耕”、“芸夫”等;他的书斋名“耕堂”;他最喜欢的一枚藏书票是一位老农扶犁耕种的印刻画儿，上端写着：“爱读书。”他曾在各种场合说过，“我对农村、农民有天然的亲近和爱好”，对故土农桑的深厚情怀终生不渝，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与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犁，文学创作上仍旧立足于乡村的经历和记忆。一方面，这显示出故乡土地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之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城市的生活和时代的风气难以适从，他的写作开始游离于主题话语的边缘。个中固然有诸多深层次的因素，但从文学本源论这一题目来看，则与远离熟悉的土地与生活的滋养不无关系。就像扎根华北平原、伟岸笔直傲然挺立的白杨树，一旦离开深厚的土壤就会枯萎凋零一样，进入大城市的孙犁在创作上，一度面临了出道以来的最大的困惑和危机。他在《无为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
孙犁对农书不只是出于个人的偏好或趣味，或止于扩展知识的另一种渠道法门，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的体验和思考，显示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化底蕴。
他的农书读记虽然未必系统，但吉光片羽，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洞见。在反思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时，既认识到这种农耕传统对于缔造华夏文明的丰功伟绩，也看出中国农业社会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长治久安，都采取“农本商末”的政策，鼓励农业，限制商业发展，并由此形成一整套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不过，由于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儒家的这类学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理想色彩，其中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对于统治者倡导的“农桑致富”，在出身农家、熟悉农民疾苦的孙犁看来，殊为不易;他抚今追昔，感慨不已：
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
两千多年来，农业一直是封建社会国家的立国之本。魏徵在《隋书·经籍志》说：“农者，所以播五谷，以桑麻，以供衣食者也”，这是典型的“以农为本”的儒家农业观，也就是“书叙八政，其一曰食，其一曰货”，孔子说“所重民食”，就是要求统治者将解决人民的保暖问题作为施政中的头等大事。作为从小生活在农村又受过当时较好教育的农民子弟，孙犁熟悉农村，深知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处境、农业的盛衰关乎国运——所谓“三农”问题，在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是国家安危的晴雨表。孙犁对晚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一书尤其推崇，单篇读书记就写了两千多字，可见感怀尤深，某种意义可视为孙犁的“农学观”，有云：“徐光启的农书，在记录古代农学典籍中切实可行者以外，还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眼界宽思想开放，其农书可以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媲美，同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他敏锐地看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写于风雨飘摇的晚明，此书一大半篇幅在讲荒政，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徐光启是贾思勰以来最伟大的农学家，他花费近三十年研究和实践写成的《农政全书》，不但总结了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的宝贵传统，还引入了当时西欧的农畜牧业技术。此书正是徐光启在“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本着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写成的农学经典。此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付梓，六年后明帝国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孙犁见微知著的史识，由此可见。
《农政全书》的读后记内容十分丰富，包含的信息密度极高。从此书的阅读出发，孙犁对我国古代农书、农业传统与文化、国民生计与国家安危、传统读书人与农村等等做了论述，有时只是短短一两句话，却多入木三分的识见。如在讨论古代士大夫的谋生之道时说：“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
孙犁大概洞察了某些核心问题，并参以史籍的阅读与人生阅历来佐证，零星思索闪烁着智慧之光，显示对中国农村这个题目思考的深度。类似这样的见解文中俯拾皆是，相信经过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梳理研究，一定会有所发现，对于更深入理解孙犁，特别是其晚年的思想的与文学，无疑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