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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8日结婚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在广州结为革命伴侣。至今，这两位革命者之间的完美姻缘为世人传颂。1988年春，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从相识到相伴
1919年夏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他走进礼堂就看到很多学生正在听讲台上一位女学生的讲演。她就是邓颖超，当时名叫邓文淑。
年仅15岁的邓颖超满怀激情地报告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的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了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
“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21岁的周恩来微笑着，他又在本子上迅速记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
集会结束了。邓颖超和同学们正要离开会场的时候，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很赞赏地说道：“你们讲得真动人啊！”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了。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他与邓颖超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天，邓颖超接到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感到奇怪。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在明信片背面，周恩来写着3行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夫妇当时见到明信片上的字就高兴地笑了起来。已结婚多年的李毅韬像大姐似的鼓励说：“小超，这是翔宇（周恩来的字）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这样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
正是这封信，深深打动了邓颖超。
1925年，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邓颖超，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为此，党组织决定让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1925年8月初，邓颖超由天津去广州。在广州，邓疑超见到了五年未见的周恩来。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并说明了党组织决定调其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也是照顾到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他简要介绍了广东当前的形势和艰巨任务。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由于特殊环境，既没有什么婚礼仪式，也不准备请宴席。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尤其是张治中，还非要见见新娘子。这样，他们就请了两桌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等都来贺喜。
邓颖超回忆自己的恋爱时光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
赵炜是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65年，她到邓颖超身边的时候，邓颖超和周恩来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邓颖超对和周恩来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赵炜讲周恩来年轻时的往事。
有一次，赵炜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颖超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颖超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颖超讲讲她和周恩来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
那一天，邓颖超讲了年轻时同周恩来相识相恋的过程，那天邓颖超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赵炜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恩来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
“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邓颖超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您和周总理没闹过意见吧？”赵炜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赵炜有些奇怪。也巧，邓颖超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赵炜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也许结婚的日子对女人很重要吧，邓颖超当时还清楚地记得她从上海乘客轮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
由于事先曾经发了电报，邓颖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去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四处搜寻周恩来的身影。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爱人。那时邓颖超很不高兴。她说：“离别五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邓颖超毕竟也是革命者，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其实，周恩来是个很细心的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便安排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她，谁料陈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陈赓在门房见到邓颖超，心里才踏实下来。
邓颖超到广州的第一天，没和周恩来说上一句话，那天周恩来太忙，晚上就住在广东区委会，而邓颖超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邓颖超就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
失去了两个孩子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做母亲的心愿。
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赵炜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恩来和邓颖超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颖超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有一次，邓颖超和赵炜谈起孩子时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
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但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
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周恩来，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邓颖超和周恩来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周恩来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
19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邓颖超”。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
家庭生活既普通又温馨
在家庭中，周恩来是一位好丈夫，不论是怎样繁忙，不论是天南海北，周恩来总是惦念着自己的“至友兼爱妻”。1948年，邓颖超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其间她常给周恩来写信。2月2日、2月9日，周恩来给邓颖超回信，这是两封不寻常的长信，字里行间，全是情真意切，对妻子呵护提携，关心爱护备至。
同样，邓颖超是一位好妻子，贤内助，1971年3月3日，邓颖超见一天多连续工作的周恩来，便像往常一样，递上条子：“……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天晚上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习惯于夜间工作，大家对他的健康很关心，每天过午夜后，邓颖超总是嘱咐值班警卫给他递上一条小毛毯，好让周恩来放在膝盖上御寒。邓颖超还曾亲自为周恩来设计一个斜面小桌，好让久坐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减轻疲倦。当周恩来连续工作顾不上休息时，邓颖超常常会来到周恩来身边，默默地走一圈，以此提示“该休息了”。
1976年1月，周恩来弥留之际，她忍着悲痛，日夜伴护，周恩来也强打精神“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他们以此相互鼓励，同病魔做斗争，同那些对周恩来虎视眈眈的“魔鬼”做斗争。
周恩来、邓颖超除了小家庭之外，还有大家庭的背景。邓颖超1986年6月17日给党中央的信：“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而周恩来则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与他同辈的兄弟就有10多个，侄辈就更多了。周恩来、邓颖超以职业革命家和长辈的双重身份，对这些晚辈们政治上严要求、思想上多开导、生活上多关心。
先后有10多位周家晚辈寄住过西花厅，受到过周恩来、更多的是“七妈”邓颖超的关怀和教育。他们后来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他们并没有那种无子嗣的寂寞，他们认为革命接班人就是自己的接班人，没有子嗣更能无私地关心下一代，将夫妻的爱情“溶化于青年儿童一代”。
周恩来的一生，只是尽量地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他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以他杰出的才能、崇高的品德，赢得了全中国人民衷心的爱戴，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纪念碑，树立在人民心中。邓颖超以她的才干、美德，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爱，使这座心碑更为崇高，更为光辉。
（摘自《红色年华》，《中国妇女报》姚金果/文，《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在广州结为革命伴侣。至今，这两位革命者之间的完美姻缘为世人传颂。1988年春，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从相识到相伴
1919年夏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他走进礼堂就看到很多学生正在听讲台上一位女学生的讲演。她就是邓颖超，当时名叫邓文淑。
年仅15岁的邓颖超满怀激情地报告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的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了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
“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21岁的周恩来微笑着，他又在本子上迅速记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
集会结束了。邓颖超和同学们正要离开会场的时候，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很赞赏地说道：“你们讲得真动人啊！”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了。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其间他与邓颖超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天，邓颖超接到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感到奇怪。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在明信片背面，周恩来写着3行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夫妇当时见到明信片上的字就高兴地笑了起来。已结婚多年的李毅韬像大姐似的鼓励说：“小超，这是翔宇（周恩来的字）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这样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
正是这封信，深深打动了邓颖超。
1925年，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邓颖超，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为此，党组织决定让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1925年8月初，邓颖超由天津去广州。在广州，邓疑超见到了五年未见的周恩来。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并说明了党组织决定调其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也是照顾到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他简要介绍了广东当前的形势和艰巨任务。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由于特殊环境，既没有什么婚礼仪式，也不准备请宴席。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他结婚就都让他们请客，尤其是张治中，还非要见见新娘子。这样，他们就请了两桌客，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等都来贺喜。
邓颖超回忆自己的恋爱时光
身为女人，邓颖超特别看重自己的婚姻，回忆起当年恋爱时光也总是心中充满欢愉。
赵炜是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65年，她到邓颖超身边的时候，邓颖超和周恩来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邓颖超对和周恩来结婚时的往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赵炜讲周恩来年轻时的往事。
有一次，赵炜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颖超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1987年，邓颖超会见了日本老朋友竹入义胜，当时竹入请邓颖超讲讲她和周恩来结合的往事，她欣然应允。
那一天，邓颖超讲了年轻时同周恩来相识相恋的过程，那天邓颖超的精神特别好，会客之后还不觉疲乏，又饶有兴致地给赵炜讲了一段后来她得知周恩来追求她动机的小插曲。
“那是1956年，有一天恩来的侄女来了，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我们当年的往事，恩来才说了实话。恩来告诉他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我当时坐在旁边，听了恩来的话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邓颖超说到这儿又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其实我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您和周总理没闹过意见吧？”赵炜问。
“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真的？结婚还生气？”赵炜有些奇怪。也巧，邓颖超那天情绪出奇的好，看赵炜好奇，就又讲了一段她结婚的往事。 也许结婚的日子对女人很重要吧，邓颖超当时还清楚地记得她从上海乘客轮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
由于事先曾经发了电报，邓颖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去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四处搜寻周恩来的身影。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爱人。那时邓颖超很不高兴。她说：“离别五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邓颖超毕竟也是革命者，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其实，周恩来是个很细心的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便安排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她，谁料陈赓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后来，陈赓在门房见到邓颖超，心里才踏实下来。
邓颖超到广州的第一天，没和周恩来说上一句话，那天周恩来太忙，晚上就住在广东区委会，而邓颖超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了一夜。第二天，邓颖超就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
失去了两个孩子
邓颖超身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就放弃了做母亲的心愿。
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赵炜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恩来和邓颖超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颖超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有一次，邓颖超和赵炜谈起孩子时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
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但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过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
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周恩来，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邓颖超和周恩来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周恩来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
19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邓颖超”。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
家庭生活既普通又温馨
在家庭中，周恩来是一位好丈夫，不论是怎样繁忙，不论是天南海北，周恩来总是惦念着自己的“至友兼爱妻”。1948年，邓颖超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其间她常给周恩来写信。2月2日、2月9日，周恩来给邓颖超回信，这是两封不寻常的长信，字里行间，全是情真意切，对妻子呵护提携，关心爱护备至。
同样，邓颖超是一位好妻子，贤内助，1971年3月3日，邓颖超见一天多连续工作的周恩来，便像往常一样，递上条子：“……你从昨天下午6时起床，到今天晚上12时睡的话，就达30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习惯于夜间工作，大家对他的健康很关心，每天过午夜后，邓颖超总是嘱咐值班警卫给他递上一条小毛毯，好让周恩来放在膝盖上御寒。邓颖超还曾亲自为周恩来设计一个斜面小桌，好让久坐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减轻疲倦。当周恩来连续工作顾不上休息时，邓颖超常常会来到周恩来身边，默默地走一圈，以此提示“该休息了”。
1976年1月，周恩来弥留之际，她忍着悲痛，日夜伴护，周恩来也强打精神“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他们以此相互鼓励，同病魔做斗争，同那些对周恩来虎视眈眈的“魔鬼”做斗争。
周恩来、邓颖超除了小家庭之外，还有大家庭的背景。邓颖超1986年6月17日给党中央的信：“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而周恩来则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与他同辈的兄弟就有10多个，侄辈就更多了。周恩来、邓颖超以职业革命家和长辈的双重身份，对这些晚辈们政治上严要求、思想上多开导、生活上多关心。
先后有10多位周家晚辈寄住过西花厅，受到过周恩来、更多的是“七妈”邓颖超的关怀和教育。他们后来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他们并没有那种无子嗣的寂寞，他们认为革命接班人就是自己的接班人，没有子嗣更能无私地关心下一代，将夫妻的爱情“溶化于青年儿童一代”。
周恩来的一生，只是尽量地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他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以他杰出的才能、崇高的品德，赢得了全中国人民衷心的爱戴，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纪念碑，树立在人民心中。邓颖超以她的才干、美德，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爱，使这座心碑更为崇高，更为光辉。
（摘自《红色年华》，《中国妇女报》姚金果/文，《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