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普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老家江苏淮阴，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家庭条件良好。毕业之际，他原打算留在北京或是回江苏老家，孰料学校却将他分配去了重庆。
　　对那时的韩庆普来说，重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理名词。和重庆相关的地方，他只知道鬼城丰都。尽管万分不情愿，但组织决定高于一切，他只得跨上了西行的列车。整整70多个小时后，他被绿皮火车“扔”到了重庆。这时他才知道，将要报到的工厂并不在城区，而是在距城区还有几十里地的北碚。火车站没有通往北碚的班车，他只得背着行李找到一家小旅社住下。第二天，厂里派来一辆吱吱作响的大卡车，将他和几个同学拉到了北碚——重庆北部的一个小镇。更要命的是，到了北碚他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还不是北碚这个小镇，而是更加偏远的一个叫“水土”的地方。
　　韩庆普工作的川仪三厂，就在嘉陵江对岸。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工厂的选址显得非常突兀：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旁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春天来时，田野上铺满了金黄的油菜花，油菜花覆盖的山坡下，湍急的嘉陵江静水深流。在这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中，韩庆普工厂的厂房像是一些不速之客，东拉西扯地依山就势，如同绿地毯上打了一些刺目的灰补丁。在这里，机器的轰鸣与牛羊的哞叫交织在一起，绿竹婆娑的身影和厂房硬朗的倒影交织在一起，下班后散步的来自北京上海的工人和担粪劳作的当地农民交织在一起，普通话、上海话和重庆方言交织在一起……
　　在这种看似浪漫的田园风景背后，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生活的艰辛。我曾经以为，像韩庆普这种外来者，在重庆所遭遇的最大不适应可能来自于川菜的麻辣，但韩庆普否认了：“那时候年轻，口味很容易就适应了。最大的困难还是工厂偏僻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由于工厂和那个点一支烟就能走一个来回的水土镇隔着嘉陵江，工厂便纯粹处于农村。买菜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没结婚时顿顿吃食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大师傅们也想给大家改善生活，但大多数时候只有最基本的两三种蔬菜。有工人调侃说，大师傅竟能把所有蔬菜都做出同一种味道。结婚成家后独立开伙，买菜只能选择在星期天。天亮时，韩庆普背上竹篓，坐着小木船和当地农民一起到水土赶场，买回一个星期所需的菜蔬。一旦没买够，就意味着剩下的日子只能吃白饭。韩庆普和一名来自陕西的三线建设者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女儿。那时的产假是50多天，双方父母都远在外省，又没有经济能力请保姆，因而孩子还不到两个月时，就必须送进厂里的托儿所——那时为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每一家三线工厂都建有一个或多个托儿所。哺乳期的女工，每天上下午各有半小时的哺乳时间。时辰一到，总能看见一些穿着工作服的女工，三两步跨出高大的厂房，急匆匆地朝托儿所跑去。
　　与物质匮乏如影随行的，是文化生活的阙如。没有电视、电影，甚至连收音机也少有，唯有架设在厂区高处的大喇叭，每天会准时播放一阵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当年最大的娱乐就是打扑克或下围棋。韩庆普的厂长是个老资格的南下干部，经常提着一副围棋，到处找人杀一局。谁要是输了，就拿出烟来给大家敬一圈。
　　当然，在韩庆普的记忆中，有这种沉痛的往事，也有欢乐的过往。由于厂区辽阔又地处乡村，厂里曾经建有养猪场和鱼塘。逢年过节，每个员工都能分到一大块猪肉和几条鲜鱼。有一年，韩庆普的岳母前来探亲，正值厂里分发猪肉，老太太由衷地感叹说：“你们厂的待遇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