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今》首先是以2003年李英爱主演的韩国电视剧成为焦点话题的，200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电视原著小说《大长今》，它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描写了主人公徐长今从小到大的经历， 本文即以该版小说为论述对象，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以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德汶·阿登那的“野地”概念为基点，引出并分析了主人公徐长今客观的成长环境，探讨在野的社会环境和平权制的家庭环境这两个因素在女性自我意识形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埃德汶·阿登那在《信仰和妇女问题》（1972）和《再谈“问题”》（1975）两篇论文中用主宰集团和失声集团来描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认为女子构成了一个失声的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后者所包容。阿登那用两个相交的圆来表示两个集团的关系：Y代表失声的圆，其大部分都在主宰的X圆范围内，把处于男性主宰域之外的一个月牙形的Y称为“野地”。
　　阿登那模型是以男/女性别来界定，并阐明了两者的关系。类似于主宰集团与失声集团的关系图解，以地域来界定，皇宫和民间也有这样一种关系，即处于主宰地位的皇宫主流文化与处于失声地位的民间非主流文化之间也有一块“野地”。这块“野地”，即在野之地，是主流文化无法企及的区域，就如中国作家张炜笔下的“野地”：疏离于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处于一种自足的、封闭状态的民间文化、民间意识形态。 （孟文彬：《融入野地的精神理想》，载《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3期）与此类似，小说《大长今》中原生态的乡野文化，造就了主人公长今原生态的人类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文明社会主流意志规训下的女人。
　　一、 原生的野地——主体意识萌生的摇篮
　　就本文而言，“原生的野地”这一概念指主人公外在的成长环境，即相对于皇宫的野外生存之地，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它具有客观性。因为远离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中心，因而又具有边缘性，在个体意识生成的过程中男性文明的影响相对较浅，而意识是一切行为的先导，独特的环境滋养了独有的意识，造就了别样的性格和人生。
　　主人公长今生活的朝鲜王朝第十一代即中宗时期是一个男尊女卑、上下有序的父权文化浓厚的社会——身份高低有别，男女内外有别。在此前的燕山君时期更甚。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时代把儒教伦理规范中区分上下贵贱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作为经国大典，把家族作为基本统治单位，并通过控制家族成员中的女性来巩固男性家长的地位，以教化风俗的美名把内外法（一般指表和里，具体意味着男女、夫妻）适用在妇女的日常生活中，使之法律化。严格禁止妇女外出，控制女人游乐，女人是家中的奴婢。皇宫恰又是父权壁垒的中心，对女性的排斥和压制也是最彻底的，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排他性官僚社会，长今这个他者受着女性、贱民双重边缘身份的制约，女性意识的萌芽和发展空间都是极其狭小的，女性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小说给主人公安排了一块野地。这块野地即长今童年时期的成长环境，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这间边缘化的无人管辖的屋子使得自我意识如同野草一样萌芽并疯长。这一意识的女主人，从生物学的本质来说，她是同质的女性团体中的一员，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来说，她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因而也是属于异质的个体。这块如伍尔夫自己的屋子一般的野地便成了哺育异质之母——即埃莱娜·西苏所指的在她的角色作用之外，不是作为称呼而是作为品格和才能之源的“母亲”。也只有品格、才能本身才可以给僭越种族、性别、等级提供可能性。具体地说，这个异质之母，便是她成长的社会环境，这种在野的社会环境，构成其作为异质标志的女性主义意识原生的野地。
　　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环境的好坏，对人的思想影响很大，良好环境的制约会使人产生积极进步的精神力量。文化理论也把女子的语言、心理放在同生成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去解释，认为女人认识自己的方法同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文化理想塑造了人的语言行为习惯。长今父母的浩劫使她的出生环境从男权集大成者之代表的皇宫转移到相对边缘化的偏僻农村。他们落脚的村落，白丁聚集，加之要逃避官兵追捕，居无定所，整体男权社会强加于个体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等级特征没有强调和深化的空间与时间，多年的野外逃难生活给主人公提供了一个游离于男性主宰集团操控的主体社会空间之外的狭小缝隙。这种相对在野的存在地域比之于集权的皇宫更加宽松，外在社会主流的男权意识因鞭长莫及而大大淡化，形而上地看，几乎是白纸的野地为主人公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提供了可能性：从对自我的认同——困惑质疑——最终走向坚定，并从自我认可的内在化过程中推广到对同类的主体性的认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在逼仄之地艰难而茁壮地成长。
　　二、回归野地——人的“母亲之乡”
　　出任皇上的主治医官使得长今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工作权力和话语权，实现并保障了女性个体自由意识的出生权，但这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它只是个开始，作为新生事物要发展、成熟，必须要有特定的生存空间。就像伍尔芙在《妇女的职业》中指出的，女性应该从以前为男人占有的屋子里赢得自己的房间，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肖沃尔特认为，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心目中的野地或“女人的空间”可使女子思想意识的象征性分量成为有形的存在，变隐形为可见，令沉默者开口说话。尤其是法国女权批评家文本中的野地，是使用革命的女子语言的地方，那里一切受压抑的事物得到了语言表达。（伊莱恩·肖沃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转引自《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277页）比之于阿登那模型中被迫从主宰集团逸出的“野地”，这里成了自觉的女性意识的革命根据地；是女性奋斗者的胜利战果。“现在妇女从远处，从常规中回来了：从‘外面’回来了……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了；从男人们拚命让她们忘记并宣告其‘永远安息’的童年回来了……要费多大劲去阻止她们可怕的返回呵：……因为潜意识是不可征服的。”（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0-191页）“女人们”正在归来，“这一旅程的形象在女权主义的追寻主题小说及其评论文中已屡见不鲜，作家或女主人通常在另一女子的指引下，跋涉来到‘母亲之乡’”，在这母亲之乡，“欲望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实现了真正的女性。”（《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前揭，277页） 　　多年的皇宫生涯让主人公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一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带，非主流的女性意识要获得深化发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要充分发展自我，她只能从男权意识中心的皇宫走出，回归因偏远边缘所以男权文化相对弱化的野地以保障非主流意识的存在甚至寻求进一步发展。当然，比之于原生的野地，从物理空间来看，回归的地域是相似的，即指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尤其是指民间。回归的人也是同一个人，即从这里走出去的主人公长今。不同的是，人的意识已有了质的变化。此时的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不是回到起点。如果说，童年的长今，其主体意识是自发的、潜意识的、茫然的。那么经过历练之后的成年的长今，其主体意识是自觉的、理智的。回归野地是清醒的、主动的退守，是以守为攻。《大长今》文本中的两处空间设置象征着这一野地之旅，主人公对生存空间的最终选择隐喻了“第二性”在价值观念上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和女性意识日趋自觉。一处是多载轩（小说中称“茶载轩”），另一处是民间。前者相对于御膳房，后者相对于宫廷来说，同为边缘地带，同为荒原，因而先是被当作处罚逾越男权（皇宫）规范者的处所驱逐至此——这暗合了人类文化演变过程中女性被驱逐出主宰集团圈子的历史，后被设置为女性获得自由空间使主体价值得以较完满实现的野地，只有在这野地之中，女性主体意识才能走向完整，实现人类意义上的人。
　　1.男性中心视域中的封闭性空间——有限的独立性
　　多载轩是被罚、被贬之人的专门处所，位于王宫围墙之外，偏远荒芜，在宫廷中代表着遗忘与无望，众人游离于严格的宫廷统治秩序之外，包括其中的负责人郑云白主簿大人在内都颓废度日。长今第一次来多载轩是当宫女时，因为帮助今英寻找金鸡擅自出宫被罚，后努力栽种珍贵药材百本立下大功获准重返御膳房。极度边缘化的宫廷空间一方面为女性主体提供了工作能力得以展示发挥的自由场所，另一方面弱化了性政治、等级政治，为女性获得自身价值被认可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强化提供了可能性。长今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出色的工作成果赢得了郑主簿等男性主体的尊重与支持。第二次是中宗昏迷时，电视剧情节是皇后密令长今在多载轩暗置病舍，尝试治疗症状相似的病例找出病因以便对症下药；而在文本中不是转移病舍，而是转移医官，即医官都不在场。所以说影视版和小说版虽然情节有些细微变化，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都是在代表男性霸权的内医院医官缺席的时候，长今才能违反惯例得以自主处方治愈中宗，为其最终成为皇上主治医官作了铺垫。在电视剧中，还强调了这一细节：中宗痊愈后，长今请求皇上将多载轩赏赐给她，作为培植药材、提高医术的试验地，这似乎意味着女性主体终于打破了象征男权统治的宫廷空间秩序，在其中拥有了一席之地，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没有男性规范的监视，在这个可以全权支配自由行使自我意志的狭小之地，甚至可以看到女性自主创业的曙光。
　　2.社会边缘区域的开放性空间——无限的独立性
　　诚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在面对针对他的偏见时所产生的沉重压力感，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战胜偏见有所帮助。” （《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794页）男权社会的迫害确实给主人公带来极大的压力，尤其是流放济州岛期间，一度想放弃自我，张德和闵政浩分别在医技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得长今重新振作。最终凭着自己的医德医术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结束流亡生涯重返宫廷恢复官职之后，长今又辞官回到民间。因为皇宫内的自由度毕竟是有限的，从物理空间看，它还是男权社会圈定之下的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家，长辈确认的价值，旧有习俗、道德、观念无处不在，创新和改革极少得以实施。刚刚开辟的新领域尚不能让女性安然落脚，毕竟她还处在过渡阶段，要让社会普遍接受新生事物，改变历史接受异质，要有相当长的准备时间。而作为个体的薄弱性也需要保存战斗实力，不能强求在方方面面获得男人同样的境遇。环境制约着她，也教育着她，使她适时适度地尊重甚至顺从历史所确认的价值，这是更为理性的、明智的策略。
　　相对于仍归宫廷直接管辖的多载轩来说，她走出了皇宫这个大家庭，重新返回到野地寻求自我发展的空间。宫廷之外的空间设置不但保证了男女主体之间真正平等、相互认同的现实性和持续性，也为女性意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空间，这里性别的意义相对缩小。主人公对生存空间的取舍，一方面凸显了女性觉醒者对于现实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女子在其中的普遍地位的清醒认知，另一方面暗示了女性可以在野地获得新生，只有野地才能成为女性意识的革命根据地。如果说，在一些女权批评家眼中，自愿进入那片野地的女性可藉写作（还得借助打上了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烙印的语言）冲击“男性家长领地中的狭小樊笼”（《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前揭，277页），那么本文的主人公在自由的野地中亦可藉自己的方式（非语言形式的技术实力）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凸显野地的自由度，电视剧在大结局中安排了一个特定情节：长今辞官回乡途中，在山郊野外路遇难产而危在旦夕的民妇，为其实施剖腹产手术，挽救了母子性命。在宫中时，长今就想尝试在人体上开刀以挽救患者性命，但屡次受阻，作为失声集团的女性医官，即便具有超越男性的医术，也必须通过主宰架构许可的形式才能得以实施。而在民间这片野地中，她的自觉的主体意识才能得以实现，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力相关的责任。” （《第二性》，前揭，771-772页）在远离男权文化统治中心的野外空间，女性思想意识得以充分表达和实践，暗示着女性主体的成功和性格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