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起点的中国白话小说已走过百年的沧桑历程。百年间，中国作家们生产了浩瀚如烟海的小说作品，而能留下盛名的小说基本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展现了特定阶段中国人生活的痛感与质感，即取源于生活的琐碎与平庸，而超拔于精神的高远与深邃。鲁迅、张爱玲、赵树理、路遥、陈忠实、莫言等作家无一不是立足生活本身，书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以艺术的方式穿透现实的表象，铺展人们生活的困顿与伤痛，表现出探寻人类生存的理想和诗意的气质，或可说，没有生活的痛感就不会产生文学的质感，没有生活的切身感就无由生成文学的省察性，而缺乏质感和省察性的小说或可言表现出肌无力症的特质。因此，小说家言不再是街谈巷语，而在更广大的空间中参与中国文化的建设，实践着中国人有关“从当前时代的深处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隐秘的秘密揭露出来”的艺术追求与探索，体现出“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的价值归属。
　　当代藏族汉语小说创作走过了四十余年的风雨征程，生产了大量的小说，不客气地说，能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微乎其微，总体上看肌无力症表现得非常鲜明。究其原因，大部分藏族作家们一味直接取材生活而对生活表象之后的精神价值缺乏深入地挖掘，或者是有些人沉迷于文学想象、文学机巧而无意展现生活的痛感，更有甚者远离生活现场而杜撰生活的面相，此种写作态度怎么能创作出优秀的小说作品呢？因此，回归鲜活的现实生活，并从“小我”的生活展示升华为“大我”的精神超拔或是藏族作家们摆脱小说肌无力症的不二选择。
　　众所周知，小说直面生活现实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直面生活并非是本然地呈现生活，而是要依凭个人的才胆识力揭示潜藏于生活表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人类价值追求，这样的小说才可能触动生活的根柢，直抵人心的深处。目前，藏族作家多在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之间游弋，题材的方向性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趋向。关注现实要求作家从当下的生活出发，驻足脚下的大地，展现生活的切身性的诉求;回望历史意味着作家从历史过往中取鉴理解当下文化生态的历史缘由，建构某一种一脉贯通的历史逻辑，但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最终都须落脚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渴望，展现富有中华民族文化气息的中国故事。
　　甘孜作家洼西以往的创作关切乡城的历史文化表达，但近来洼西的视野发生了转向，开始关注发生在藏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并表现出个体的思考。他的新作《初雪如雨》瞩目藏地的复仇与殉情传统在现代的破灭，以及人们纠结于现代法律与传统习俗之间的生活现实。洛绒嘎的父亲在虫草山的纠纷中为人所杀，依照惯例，儿子应该为父报仇，妻子应该为夫殉情，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生活中，一切皆依法行事，死者已逝，生者尽管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还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这本是非常好的现实题材，能够反映出现代伦理与传统习俗间的巨大冲突，展现出当代藏族民众的心灵颤动，但洼西在处理题材的时候，过分沉迷于生活表象的描述，通过村长、乡长、老师的言语试图说明现代法治观念在乡村贯彻的难度。事实上，在当今生活中，法治观念已不再是新鲜的事物，即便是某些偏远的藏乡，人们已具备相当的法律意识。相反的是洛绒嘎在得知仇人被捕后思想情感的激烈变化，内心世界的惶惑于释然有可能成为小说的亮点，但洼西在这方面没有进一步的挖掘，致使《初雪如雨》陷入了俗套的表达方式，而沾染上肌无力的症状。这说明藏族作家们善于发现生活的闪亮之处，但在处理生活题材的时候还欠缺精神提升的能力，或者说是作家的生活痛感还停留在肉身未曾上升到精神之伤痛的程度。同样是复仇类的故事，次仁罗布于本世纪初发表的《杀手》不落俗套，表达出民间习俗力量的深重。为了复仇，康巴人行走十几年寻访仇人的踪迹，仇恨已内化为他生活的动力;同时又展现出精神的挣扎，面对仇人的家人，面对仇人火热的家庭生活，杀手怅然，洒泪而去，他在瞬间卸下了心灵的负担而实现了自我的释放与救赎，但次仁罗布并未就此停歇，他借助梦境帮助康巴人实现了俗世的复仇，而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书写出人性光辉的荣光，以爱的名义抒泄了复仇的情绪，而获得心灵的安宁与超脱。
　　藏族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基层，熟悉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也能够发现生活的文学意趣，但在开掘方面有待提高，如青海玉树的青年作家秋加才让从小生活在牧区，熟悉牧民的生活，他的《数汽车的孩子》就立足于牧民的日常生活，关切的是在退牧还草的背景下，牧民们被集中安置，远离传统的游牧生活而在集镇中生活乏力的现象。就题材而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但在处理题材的时候，亦是过分着意于生活现象，未对现象背后的生成原因做更深的探究，小说本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抗辩没有得到充足的体现。
　　尽管洼西和秋加缺乏对生活材料的深度开掘，作品的质感未曾鲜明地得以显现，但他们毕竟是扎根于生活的鲜活土壤。还有些作家采取一种讨巧的方式，借助主题先行的方式构建其文学话语体系，在想象中构设生活的矛盾，如尹向东的小说《丢手巾》为了展现藏汉文化之间的对话性冲突融合，设置了罗家锅庄中藏汉两家之间的日常交往。在尹向东的构设中，本巴一家延续藏族传统的生活方式，马医生一家体现的是现代的生活方式，由于两家孩子年纪相仿，而使得这两个家庭之间产生交集，在交往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生活方式存在差异而产生了摩擦，后在相互融通的过程中两家取得了谅解，接纳甚至效仿彼此的生活方式。乍看起来，《丢手巾》实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符合人们关于民族融合的理解和想象，但作品中巧合的成分太多，缺乏现实生活的支撑，远不如尹向东早期的短篇小说《鱼的声音》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性令人震动，引人深思。
　　而在历史题材领域，当代藏族作家们经历了从革命历史的宏大书写向带有新历史意味书写的转移。若从揭秘历史面纱的角度而言，藏族作家们为我们展现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面相，视野较为宏阔;若从历史书写的现实追求意义而言，大部分作品还缺乏历史思辨的力度，历史展现的面相较为单一。其中可视为典范的是阿来的创作。《尘埃落定》在藏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都是值得称道的佳作。阿来以土司家族的兴衰为历史书写的线索，展现出土司家族内部的纷争以及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走向明日黄花的黯淡与破败。二十世纪中国的家族书写，持续徘徊于某一种历史进化与传统坚守的对立上，带有历史隐喻的意味。作为家族的族长带有父亲的文化特性，继承了祖先留下的家业，秉持既定的伦理范式，而他的子女则大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未来族长的身份悉心学习父亲的家族治理方式，延续传统的伦理纲常;一种是以叛逆者的样貌突破血缘伦理的束缚追求全新的生活样式，企盼突破父兄的藩篱，打碎偶像的羁绊，重塑新的偶像。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将此种家庭伦理的嬗变借助嘉绒土司的历史嬗变得以鲜明的体现，让人们领略到独特的文化风情、历史风貌，以及带有历史隐喻意义的文化追求。及至《空山》三部，阿来展现了机村的乡村志，通过花瓣式的连缀方式将嘉绒小村落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变迁的阵痛加以表现，并且在其中融汇了多样的文化思考，人伦关系、自然生态、社会风气等皆在他的文化思考中，阿来的切身之痛造就了他的作品的文学质感。《格萨尔王传》则在史诗的重述中表达出阿来优裕地出入于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他没有沉潜在对祖先的高歌，而是陷入了历史的沉思，即历史文化在当下能否转化为现实精神力量，如果能够转化，我们又该如何汲取、如何批判的继承和发展，阿来提出的命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应和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瞻对》以非虚构的方式、田野考察的形式和行述的笔法探讨了明清以来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并提出个人的思考，这种论文式的写作方式，表现出极大的文学政治性和现实参与度。阿来的文学敏感和现实关怀有机地融汇在他的一系列小说创作中，他的切身之痛凝聚成他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走势的浓郁思考，生成了小说作品的质感。
　　与阿来的追求相异的是达真的历史书写，譬如《康巴》《命定》等作品。公允地说，达真的写作为我们展现出茶马古道尤其是川属康巴地区的历史风云，及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康巴文化参与中华文化建设的迫切心态。但是，《康巴》三条线索的独立走向，又显得晦涩不明，我们看到达真的文化企盼，但在书写过程中陷入了杂糅、晦涩的情态，阅读感受不是很切身;《命定》以抗战为主题，描述康区群众参与抗战的历史事实，丰富了全民抗战的历史记忆，但在写法上又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而陷入某种历史书写的陈旧窠臼，其价值大打折扣。达真的书写并不是个例，甘南作家尕藏才旦的《红色土司》取材于甘南杨土司的传奇经历，侧重杨土司的红色文化意味，甚至要表现出在中国革命史上甘南的特殊重要性。但可能受制于革命历史书写的影响，没有深度挖掘杨土司的精神世界，让一个本可以光彩四溢的历史人物沦落为历史的侧影，不客气地说主客次序颠倒，红花变绿叶，历史的兴味和情趣没有得到有力的展现。
　　但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批藏族青年作家，尤其是生活在民族交融地带的作家，主动地经营文学自留地，体现出浓重的“在地性”的书写特质，譬如甘南作家扎西才让、王小忠等人的小说。这两位作家一直从事诗歌写作，后转向散文和小说创作，具有多文体的创作实践，他们的书写带有浓郁的甘南乡土气息，关心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如乡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乡村技艺的传承与背离问题、乡村教师的尴尬与坚守、乡村多民族融合与冲突的日常生活等等，丰富而充裕的乡村生活体验，造就了他们文学书写的底色，而乡村凋敝的切身之痛又生成了他们文学表達的质感。另外，还有一些女作家已完全城市化，在她们的视野已不再停留在对民族日常生活的书写，而是关注知识女性的当代生存境况，显著者如严英秀，她细腻、敏锐地发现现代都市生活中女性的精神抗争、灵魂颤栗，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文学关怀。
　　总体上看，近年来藏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呈多元化的文学书写样貌，现实的关切与历史的回望构成写作的主要框架，如果作家们能更深地沉潜于现实生活中，挖掘日常生活的痛感，超越个体感受的经验化书写，并加以艺术的展现，进而摆脱肌无力症的文学困楚，或许藏族小说创作会有更大的提升，会在中国故事的文学格局中彰显出藏族文学的现实价值与魅力。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