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当下的自我观念,其独立性、个体性等特质及其现实反映如自由、平等的权利保障,多样化的个性发展途径等,需要追溯到其形成的价值起源,才是可能的。本论文所要考察的中国现代自我观念,即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自我观念的变革,正是当代自我观念得以可能的历史前提。现代自我观念的变革在整体上表现为对前现代自我观念的反叛,自我理想从根植于天命的纯粹道德化身的圣人转向平民化的独立自由人格。同时,以对科学、民主等现代价值与秩序的共同肯定为前提,现代自我观念的总体性特征呈现为对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德性、知性、个性与权利相统一的主体的追求。由此,相对于前现代而言,现代的自我观念不仅体现了自我解放的意识,更极大地拓展了古代自我的主体性范围,古代儒家道德自我的单一化趋向与道家个体性自我的消极意味皆得以克服。本文所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既体现出对如上现代自我价值的一致追求,又因对中西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路径的不同理解,而在自我观念上呈现出价值排序上的差异。自由主义者在对古代自我之奴役状态的批判中,强调现代自我之独立自由与个性发展的优先性,其对于“群”的界定亦以个体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个性、知性与权利主体亦给予了“用”的层面上的肯定,以作为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回应。但他们更试图重建传统的道德自我与伦理社会,并认为这对于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与法治社会是一种超越。两派思想家的自我观念自然也有着内部的差异或不同的面向。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梁启超的“自我”观念,具有“小我”与“大我”的二重性并充分体现出二者之间的紧张。胡适是“五四”时代最具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并强调民主制度与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的意义。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熊十力与梁漱溟对于道德自我与伦理自我的重建有着不同的侧重。熊十力以“本心”的本体论地位与德性的优先性为前提,来建立德性、知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现代主体。梁漱溟以“理性”亦即“无私的情感”作为重建伦理自我的基础,主张现代伦理自我与社会的重建应在发扬传统理性精神的基础上侧重于个性自我与“互以对方为重”的群己关系的建立,从而超越西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对峙。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成就自由人格为旨趣。他对“自我”进行了概念化的提炼,并以天人、理欲、群己等哲学范畴来考察古代的“成人之道”,进而考察近代自我观念的变革历程。在其对近代自我观念的反思与总结中,亦生发出对自我理想的新建构与对自我实现途径的新探索。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方才普遍觉醒的“自我”在观念形态上的发育并不充分,但现代自我观念的建构过程始终体现出对西方“自我经验”的学习与超越(或反省)的双重趋向。处于不断转化与建构中的当代自我观念应是对现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而这一过程本身亦证明了现代自我观念的历史地位、积极意义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