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大多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精神文化正在衰落，西方的自由繁荣已经终结。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满目疮痍，西方知识界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东方，他们将苏联和东欧视为最美好的世界与光明的未来。1951年，波兰诗人米沃什从波兰驻法国使馆出走，选择自我流亡。他写下《被禁锢的头脑》一书，解释自己出走的原因，讲述波兰正在发生的思想改造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
　　这本书在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却遭到萨特等几乎所有西方左派的抨击，认为是对东方阵营的污蔑。当时只有加缪和雅斯贝尔斯表示理解与支持。米沃什回应西方左派说：“如果是碍于被迫宣传的需要，他们发表宣言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有关‘造福人类而值得祝福’的中央的宣传绝大部分都信以为真——这就无法被谅解。没有任何事能比他们多愁善感的小丑表演更令人蔑视。”
　　萨特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他在访问捷克时重申他的观点，经历了大清洗后，人们仍然可以相信苏联制度，因为西方已经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在场的昆德拉委婉地问道，是否可以将这种实验看作是历史的盲肠？萨特断然说道，即使这实验意味着地狱，那对文学而言也是伟大的主题。捷克作家克里玛在旁禁不住低声说了一句：“地狱肯定是很棒的主题，特别是当人不必生活其中时。”
　　萨特的话也许是对的，西方已经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然而，既然存在先于本质，怎么抽象的观念就比鲜活的生命更重要呢？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曾经描写过革命者希塔伊奈尔的经历，后者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关了二十年，当一位左翼学生问希塔伊奈尔：“在集中营的二十年时间里，你仍然忠于你年轻时的思想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被降低到最低级的生物本能，最基本的存在需求。根本不会想到意识形态；我们唯一的意识形态是活下去。”
　　东欧知识分子并非对资本主义社会存有幻想，并迷恋于虚伪的自由和民主。南斯拉夫学者米哈耶罗夫在一封信里说到，他从来没有对西方世界有幻想：“我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我知道囚犯对监狱外的生活不会有幻想，但是他们仍然向往自由。”鱼游水中，冷暖自知。他们切身体验了不同的生活境遇，不只是从思辨的层面去比较，而是由衷地感受到什么是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什么是生命的尊严与意义。
　　西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两种制度下生活的不同体验，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与罪恶有更为充分的了解。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批判社会现实，寄希望于美好的新世界诞生。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所能参照的只能是苏联与东欧。将自己的期盼投射于对象，凭有限的信息进行理想化加工，于是形成他们心目中的苏联与东欧。启蒙的进步理性与浪漫的生命哲学交织在一起，支撑起他们的社会理想与想象中的美好世界。
　　如果仅仅是缺失生活其中的切身感受，那么，为什么罗曼·罗兰看到了苏联的真相，却要把他的访问记录封存五十年才发表呢？昆德拉说道，这是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基于历史进步的理念，无视人类的基本伦理。在他们眼里，进步就是道德，为此付出任何人类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们不愿面对现实，而需要虚构的神话来支持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景凯旋教授对两种知识分子有精湛的论述，见2016.6《随笔》）
　　或许人都追求他所缺少的，憧憬他所未经历的。不满于现实，寄希望于浪漫的未来，大概是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认为自己的贵族身份和安享尊荣的生活是可耻的，他们志愿到乡村去过平民的简朴生活。出身奥地利巨富之家的茨威格，对“上流社会”循规蹈矩的生活深感厌烦，希望到所谓的“劣等”社会阶层中“寻找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诗人拜伦笔下的水手祷告暴风雨的降临，实质是对平庸单调生活的挑战。这既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知识分子诱发社会动乱的根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作为就是典型。
　　西方左翼痛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深切感受到贫富悬殊的不公与自由民主的虚伪，以及金钱至上所带来的精神堕落。他们期盼公有制的新世界，坚信人类社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他们寄希望于当年的苏联与东欧这是情有可原的，由于缺少感同身受的切身体验，他们将集权专制所造成的危害视为历史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信仰是真诚的，他们对旧世界的批判是身体力行去做的。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或许有失偏颇，但怀有内在的良知并矢志不渝地践行。
　　今天，中国教育界的“公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西方当年的左翼神往苏联，“公知”心目中的圣地是美国。他们不断歌颂幻想中的美国，真实的美国教育到底怎么样，他们其实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只需要以“先进”的美国教育来批评“落后”的中国教育。他们似乎痛恨“应试”，倡导“素质”。教育“素质”了以后，農村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是否有更好的出路和机会，有更好的发展与未来，他们不管。他们只需陶醉于自己理论的高明和道德的高尚。且何为“应试”，如何“素质”？他们并不明白。
　　即使“进了清华北大也没多少意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考不取大学不要紧，万万不可应试教育。那么，请指一条路，根据 “素质教育”的理论，哪个大学属于“有意思”并且可以轻轻松松走进去的？社会就是学校，生活就是教育。社会上、生活中又有哪份工作不辛苦、不担责，率性而惬意的？只有想当然的真理的自诩和道德的苛求，缺乏同情的理解与善意的帮助，他们与民众和教师实在非常隔膜。“素质教育”诚然有伟大意义，但教育“公知”的孩子去职业学校“素质”去了吗？到边疆农村奉献去了吗？下矿井挖煤去了吗？知识分子无论左或右，但都要不失其真诚。信其所言，行其所言。言必行，行必果。萨特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抗议。中国的所谓“公知”呢？
　　教育之“应试”的确有种种弊端，人们对其深恶痛疾理所当然。但出路呢？毛泽东同志说：“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空话”。既谓专家就不能一味迎合群众的情绪，更不该费心编造外国教育轻松论、完美论的神话误导民众。中国的教育存在“应试”问题，美国就不存在？日本、英国就不存在？发达国家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中国，世界上的任何一所名校都不可能轻轻松松地跨进去。“应试教育”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应试教育”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利弊如何权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教育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受制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教育乌托邦。
　　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立德树人，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一代，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他们的精神成长，以民族优秀文化滋养他们的精神世界。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别不在学业负担之轻重，而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的确应该减轻，让他们有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学生负担之轻重取决于教师水平的高低，教师要有爱心、责任，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要把学生从单调乏味、繁琐低效的应试训练中解放出来，学校教育要努力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与成长的幸福。但素质教育决不意味负担越轻越好，更不能由此走向自由放任，小学、初中、高中应该有不同的学业负担。
　　知识分子可以左或右，可以激进或保守，可以有个人偏好，乃至偏见，但都应尊重事实。天天念叨什么“素质”呀，“人性”呀，但作为教育专家的知识分子自身该有什么样的“素质”呢？起码的素质大概是“修辞立其诚”，不制造谎言，不制造神话。所谓的“人性”也不是抽象的玄思，人生不是在幻想中制造遥不可及的通天塔，教师和学生不能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而活着，让每个人活得更好这才是人性化。“人性”不能诠释为好逸恶劳的欲望，不能等同于浑浑噩噩的动物性。人的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既是生命成长的内在要求，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状态，它包含着直面生活中种种困难与烦恼，勇敢地担当起个人和社会的责任。
　　知识分子无论左与右，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和操守。教育改革的路途遥远而曲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决不是对课堂教学的结构与方式略作调整便可以达成。把某农村中学的经验无限拔高，乃至吹嘘为“农村包围城市的典范”，制造轰动效应以敛财，这不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做派。捷克作家恰佩克说：“教育的基本意义在于：使人了解，在人类所创造的经验、知识、价值观中，哪些是无法放弃、无法逾越的。”
　　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左与右可以自由争鸣，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兼容并蓄、相互借鉴，整个社会由此形成思想的张力。中国教育既不能走苏联模式之旧路，也不能迷信并仿效欧美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朝着光明行走，我们定能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