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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人道主义常常结着不解之缘，人们谈到文学，就会想起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大气磅礴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会为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那种充满着人类智慧的人道主义思想钦仰不止。至于众所周知的文学大师，不论是雨果、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人们一向都誉之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即令是近世，资本主义世界的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也都带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而闻名于世。如此看来，就难怪不少文学史家把文学的历史看作是贯穿着一个人道主义的思潮了。
不过也必须看到，那种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阶段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潮，都是和当时历史中发生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及其趋向联结在一起的，那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过是顺应着和推动着此种趋向，正象恩格斯在概括现实主义的艺术特性时所说的，要“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才能使文学具有生命力。不能认为历史上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抽象人道主义的思潮。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呼号的“人的解放”，“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它的社会内容，是标志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荡涤着那个中世纪君主专制的神权世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表明着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思想。至于十八、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日益腐朽，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土壤上，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无法克服和必然要崩溃的矛盾，对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则寄以深切的同情。近世和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值得人们称道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家，也正是以揭露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捍卫世界和平，同情人民的苦难而获得进步声誉的。
由此看来，人道主义正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中具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进步因素，焕发着它的思想光辉。用抽象的观点是无法解释历史的和现实的人道主义思想的。
但是在近年来，我们有的论者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贯穿人类阶级社会始终世代相继的进步社会思潮”，就未免失之抽象和笼统了。即以人道主义的作家来说，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和革命利益有冲突的一面，托尔斯泰的思想更为复杂，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中还有“勿抗恶”的杂质，那些就不是美好的思想。至于趋于腐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道主义，更有着它的欺骗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正是对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绝妙的嘲讽。说人道主义是世代相继的进步思潮，是抽象的肯定，看来是不准确的。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谈论人道主义问题，倘若离开具有现实内容和社会内容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那末常常会陷于失误，以至导致很不好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已解决了阶级剥削制度，也就是说铲除了不人道的根源。同时，现阶段，在一定范围内又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忽视这个重大的前提，常常是理论上导致谬误的起点。长篇小说《人啊，人》宣称，对一九五六年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后几年来现实生活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要爱一切人、不要搞任何斗争的人道主义原则才行。这种爱一切人的博爱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没有存在过。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说：“爱的革命性之最后残余都从他的哲学中蒸发干净了，而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人啊，人》的观点也无非是重复思格斯所批判过的这个老调子。这种调子不但是一句空话，对于理解当前还是相当复杂的社会生活来说，也是十分有害的。
此外，还有人在谈论到与人道主义紧密相连的“人的价值”问题的时候，就把美学原则讨论的分歧，归结为“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实际上，人的价值的丧失，只能发生于阶级剥削的社会，如马克思所说，“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劳动者说来，对自然界的这种占有表现的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别人的活动，并且似乎就是别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而对象之产生表现为对象之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化的努力、异化的人所有”(《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者的人的价值是丧失了。在阶级剥削制度消灭之后，这种人的价值的丧失的基础随之也就丧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侈谈那种抽象的人的价值，就无异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了起来。而有的论者却恰恰认为“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这种观点就表现了上述的那种混同，从而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在社会主义也表现为一样。
在我们的社会，笼统和抽象的去追求和倡导内容上如此不确定的人的价值的命题，会造成很多谬误。社会主义社会给每个劳动者以工作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给劳动者以崇高的声誉，这就充分肯定了劳动者和公民的人的价值。在具有这样的社会内容下肯定人的价值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社会还不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体，那样的洁净无瑕，这个社会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败类、利己主义者、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这样的人，对于社会中这一类人，能不能说也有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呢？他们的社会行为，已经丧失了人的价值。所以，笼统地谈人的价值，至少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混乱。至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消极现象，是不是因为没有解决人的价值的缘故而发生的呢？看来也决非能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或人的价值作为准绳可以解决的，而必须以社会的、行政的、物质和精神建设等诸力量的组合来给以解决，当然也包括要有道德规范的准则去衡量，但这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或人的价值，而应该是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道德观的准则。
人道主义关系又以抽象的人性为其基础，那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们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一切关系，如两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这种抽象的人性观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是非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卡列尼娜寄以最深切的同情，无疑是合乎人道主义的；但是他对沙皇统治奉行一种忍让的意旨，又是如此的不合乎人道。就以我们当前的创作现状来说，此种人性观的表现也有着明显的是非。例如《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所写的盘老五，他对人们充满的爱，他的舍己为人的精神，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性，小说表现了一种美好的人性。但是《离离原上草》所表现的人性，恰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歪曲了生活并且颠倒了敌我关系。小说中的杜玉凤，她具有“人的本性”的爱，既爱一个共产党战士，又爱一个国民党中将；她具有的舍己精神，是在她“人的本性的圣水可以化开铁疙瘩”的信念下，表现于她为了保护那个中将不受射击，“同时中了仇敌双方的子弹”。这里，这种抽象的人性，在现实的检验下，就看出了它的谬误。把抽象的爱看作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可以克服现实中哪怕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生的困难，那是在任何现实中都不可能存在的。而《离离原上草》所宣扬的人性，表现于女战士苏岩深受杜玉凤的人性感化，又为早已捐弃前嫌又营救了她的儿子的国民党中将所感动，表示了忏悔，由此表示着革命斗争都是错误的。它的思想实质无非就是要说明革命的阶级性之不合乎人性，人性和阶级性是不能两立的。创作中的这种观点，自然是非常荒谬的。还可以看到，在理论上也有一种论点，认为人性问题上要解决的，是“人性与阶级性的斗争”的问题，要把阶级性和人性相分离，把阶级性排除出人性之外，使人性恢复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命题上去。
不消说，这些观点不论在创作上和理论上都是有害的。在阶级社会里和阶级关系的影响还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性是人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离离原上草》的作者，所以编造那个不合情理和不真实的故事，目的是要把人的阶级性从人性的领域中排除出去，结果使作品陷于十分严重的谬误中。小说《啊，人》也是如此，把肖淑兰和罗顺昌的恋爱，看作是一种人性自由，而这种人性自由却被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所破坏了。在作者看来，似乎革命与人性是势不两立的，为了维护人性就必须诅咒和抛弃革命。
我们必须承认，人性包含着广泛的社会性和共同性。在阶级社会中把人性看作只表现于阶级性，那也是错误的，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简单化的错误。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提法，都和上述的简单化的观点有关。但是，这几年的理论倾向和创作倾向中，却出现了一种只承认人性中的共同人性，而不理睬人性中也包含着阶级性的部分，并力图把阶级性从人性中排除出去。这种倾向，无疑也是十分错误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中表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表现中除了自然属性以外，它的社会属性就包含着社会的共同人性和社会的阶级性两个基本的方面。阶级性是表现着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行为的一种人性。在我们今天，阶级剥削制度虽然已经推翻了，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阶级关系的影响在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上都还有这样那样的烙印，不论是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忽视和排除阶级性的存在，都会是一种错误，都会滑到宣扬抽象人性的泥坑里面去。而描写诸如同情心、友谊、爱情等等社会共同人性的表现也不是可以去写抽象的东西，象《离离原上草》中写的那位“爱神”那样，那些社会共同人性也都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性的社会内容在里面，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人性，是表现着社会的进步力量和革命力量的美好的人性。《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他所表现的正直、勇敢和复杂性格的人性就不是单一的。在他的灵魂深处，既表现着他和母亲那种有着深厚感情的家庭关系，和由此而派生的他的母亲受“四人帮”迫害而影响到他心灵的政治关系，又表现着他和陶珂的那种在战斗中相互关怀，相互激励的纯洁的爱情关系，更突出的是他在自卫反击战场上那种最紧急的关头中，跳出堑壕去英勇搏杀而终于牺牲的高昂的革命自觉性。构成这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是由诸种思想感情组合起来的独特的个性，他所表现的不止是单一的阶级性，更融合着丰富的社会共同人性诸如家庭、友谊、爱情等等现实因素，才勾勒成这一个出色的、活生生的革命战士及其人性美。
在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表现人性美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和艰难的探索过程，出现的挫折和失误是难免的，已有的错误倾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难纠正。但是不能就认为，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从而就对此视为畏途。文学是写人的，通过人物写出时代的声息，表现时代的精神，写出人的不同性格及其不同命运，这正是文学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社会主义文学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去表现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声浪，表现出我们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健康、进步、向上的社会力量和人的思想感情。这样，探索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就成为十分必要；探索有着丰富而健康的精神世界的人性问题，也成为文学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发展着的趋势表明，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由此种探索而出现新的篇章。
不过也必须看到，那种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阶段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潮，都是和当时历史中发生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及其趋向联结在一起的，那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过是顺应着和推动着此种趋向，正象恩格斯在概括现实主义的艺术特性时所说的，要“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才能使文学具有生命力。不能认为历史上的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抽象人道主义的思潮。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呼号的“人的解放”，“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它的社会内容，是标志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荡涤着那个中世纪君主专制的神权世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表明着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思想。至于十八、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日益腐朽，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土壤上，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无法克服和必然要崩溃的矛盾，对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则寄以深切的同情。近世和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值得人们称道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家，也正是以揭露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捍卫世界和平，同情人民的苦难而获得进步声誉的。
由此看来，人道主义正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中具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进步因素，焕发着它的思想光辉。用抽象的观点是无法解释历史的和现实的人道主义思想的。
但是在近年来，我们有的论者认为，人道主义是“一种贯穿人类阶级社会始终世代相继的进步社会思潮”，就未免失之抽象和笼统了。即以人道主义的作家来说，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和革命利益有冲突的一面，托尔斯泰的思想更为复杂，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中还有“勿抗恶”的杂质，那些就不是美好的思想。至于趋于腐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道主义，更有着它的欺骗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正是对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绝妙的嘲讽。说人道主义是世代相继的进步思潮，是抽象的肯定，看来是不准确的。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谈论人道主义问题，倘若离开具有现实内容和社会内容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那末常常会陷于失误，以至导致很不好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已解决了阶级剥削制度，也就是说铲除了不人道的根源。同时，现阶段，在一定范围内又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忽视这个重大的前提，常常是理论上导致谬误的起点。长篇小说《人啊，人》宣称，对一九五六年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后几年来现实生活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要爱一切人、不要搞任何斗争的人道主义原则才行。这种爱一切人的博爱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没有存在过。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说：“爱的革命性之最后残余都从他的哲学中蒸发干净了，而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人啊，人》的观点也无非是重复思格斯所批判过的这个老调子。这种调子不但是一句空话，对于理解当前还是相当复杂的社会生活来说，也是十分有害的。
此外，还有人在谈论到与人道主义紧密相连的“人的价值”问题的时候，就把美学原则讨论的分歧，归结为“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实际上，人的价值的丧失，只能发生于阶级剥削的社会，如马克思所说，“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劳动者说来，对自然界的这种占有表现的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别人的活动，并且似乎就是别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而对象之产生表现为对象之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化的努力、异化的人所有”(《一八四四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只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者的人的价值是丧失了。在阶级剥削制度消灭之后，这种人的价值的丧失的基础随之也就丧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侈谈那种抽象的人的价值，就无异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了起来。而有的论者却恰恰认为“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这种观点就表现了上述的那种混同，从而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在社会主义也表现为一样。
在我们的社会，笼统和抽象的去追求和倡导内容上如此不确定的人的价值的命题，会造成很多谬误。社会主义社会给每个劳动者以工作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给劳动者以崇高的声誉，这就充分肯定了劳动者和公民的人的价值。在具有这样的社会内容下肯定人的价值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社会还不是一个玲珑剔透的水晶体，那样的洁净无瑕，这个社会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败类、利己主义者、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这样的人，对于社会中这一类人，能不能说也有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呢？他们的社会行为，已经丧失了人的价值。所以，笼统地谈人的价值，至少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混乱。至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消极现象，是不是因为没有解决人的价值的缘故而发生的呢？看来也决非能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或人的价值作为准绳可以解决的，而必须以社会的、行政的、物质和精神建设等诸力量的组合来给以解决，当然也包括要有道德规范的准则去衡量，但这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或人的价值，而应该是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道德观的准则。
人道主义关系又以抽象的人性为其基础，那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们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一切关系，如两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这种抽象的人性观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是非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卡列尼娜寄以最深切的同情，无疑是合乎人道主义的；但是他对沙皇统治奉行一种忍让的意旨，又是如此的不合乎人道。就以我们当前的创作现状来说，此种人性观的表现也有着明显的是非。例如《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所写的盘老五，他对人们充满的爱，他的舍己为人的精神，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性，小说表现了一种美好的人性。但是《离离原上草》所表现的人性，恰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歪曲了生活并且颠倒了敌我关系。小说中的杜玉凤，她具有“人的本性”的爱，既爱一个共产党战士，又爱一个国民党中将；她具有的舍己精神，是在她“人的本性的圣水可以化开铁疙瘩”的信念下，表现于她为了保护那个中将不受射击，“同时中了仇敌双方的子弹”。这里，这种抽象的人性，在现实的检验下，就看出了它的谬误。把抽象的爱看作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可以克服现实中哪怕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生的困难，那是在任何现实中都不可能存在的。而《离离原上草》所宣扬的人性，表现于女战士苏岩深受杜玉凤的人性感化，又为早已捐弃前嫌又营救了她的儿子的国民党中将所感动，表示了忏悔，由此表示着革命斗争都是错误的。它的思想实质无非就是要说明革命的阶级性之不合乎人性，人性和阶级性是不能两立的。创作中的这种观点，自然是非常荒谬的。还可以看到，在理论上也有一种论点，认为人性问题上要解决的，是“人性与阶级性的斗争”的问题，要把阶级性和人性相分离，把阶级性排除出人性之外，使人性恢复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命题上去。
不消说，这些观点不论在创作上和理论上都是有害的。在阶级社会里和阶级关系的影响还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性是人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离离原上草》的作者，所以编造那个不合情理和不真实的故事，目的是要把人的阶级性从人性的领域中排除出去，结果使作品陷于十分严重的谬误中。小说《啊，人》也是如此，把肖淑兰和罗顺昌的恋爱，看作是一种人性自由，而这种人性自由却被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所破坏了。在作者看来，似乎革命与人性是势不两立的，为了维护人性就必须诅咒和抛弃革命。
我们必须承认，人性包含着广泛的社会性和共同性。在阶级社会中把人性看作只表现于阶级性，那也是错误的，过去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简单化的错误。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提法，都和上述的简单化的观点有关。但是，这几年的理论倾向和创作倾向中，却出现了一种只承认人性中的共同人性，而不理睬人性中也包含着阶级性的部分，并力图把阶级性从人性中排除出去。这种倾向，无疑也是十分错误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中表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表现中除了自然属性以外，它的社会属性就包含着社会的共同人性和社会的阶级性两个基本的方面。阶级性是表现着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感情和社会行为的一种人性。在我们今天，阶级剥削制度虽然已经推翻了，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阶级关系的影响在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上都还有这样那样的烙印，不论是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忽视和排除阶级性的存在，都会是一种错误，都会滑到宣扬抽象人性的泥坑里面去。而描写诸如同情心、友谊、爱情等等社会共同人性的表现也不是可以去写抽象的东西，象《离离原上草》中写的那位“爱神”那样，那些社会共同人性也都包含着丰富的、现实性的社会内容在里面，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人性，是表现着社会的进步力量和革命力量的美好的人性。《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他所表现的正直、勇敢和复杂性格的人性就不是单一的。在他的灵魂深处，既表现着他和母亲那种有着深厚感情的家庭关系，和由此而派生的他的母亲受“四人帮”迫害而影响到他心灵的政治关系，又表现着他和陶珂的那种在战斗中相互关怀，相互激励的纯洁的爱情关系，更突出的是他在自卫反击战场上那种最紧急的关头中，跳出堑壕去英勇搏杀而终于牺牲的高昂的革命自觉性。构成这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是由诸种思想感情组合起来的独特的个性，他所表现的不止是单一的阶级性，更融合着丰富的社会共同人性诸如家庭、友谊、爱情等等现实因素，才勾勒成这一个出色的、活生生的革命战士及其人性美。
在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中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表现人性美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和艰难的探索过程，出现的挫折和失误是难免的，已有的错误倾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难纠正。但是不能就认为，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从而就对此视为畏途。文学是写人的，通过人物写出时代的声息，表现时代的精神，写出人的不同性格及其不同命运，这正是文学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社会主义文学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去表现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声浪，表现出我们社会中不断涌现的健康、进步、向上的社会力量和人的思想感情。这样，探索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就成为十分必要；探索有着丰富而健康的精神世界的人性问题，也成为文学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发展着的趋势表明，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由此种探索而出现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