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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东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又使女性主义的可见性大打折扣。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国家，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走在其它中东国家前列，成为其它国家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楷模，从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女性主义的内涵和斗争方式都有别于西方。埃及是“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本文试图对“七月革命”以来埃及女性主义的演变轨迹作初步探索。
〔关键词〕女性主义运动；当代埃及；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59-05
很多西方学者曾断言，中东没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因为它是在认可西方女性主义普世性的前提下，以西方女性主义内涵和价值取向为标准来衡量中东女性主义。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东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又使女性主义的可见性大打折扣。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国家，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走在其它中东国家前列，成为其它国家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楷模，从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女性主义的内涵和斗争方式都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不是单纯的妇女问题，也不是纯粹的两性关系问题，尤其对于有被殖民历史的埃及国家来说，女性主义是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它包括民族独立、社会发展和民主改革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埃及是“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这种特定的内涵决定了其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
一、阿拉伯民族认同下的埃及女性主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体制的核心思想，1952年革命时，很多年轻学生成为革命的一份子，甚至整个学校都走
在街头示威游行，支持革命，全国处于反帝胜利的极大兴奋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埃及人的主要政治信仰，1956年，阿拉伯民族认同被写进宪法。阿拉伯民族主义对纳赛尔时期成长起来的埃及人产生深远影响，很多女性，当她们是中学生时，就积极地参加革命，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西哈姆（Siham）是中学生，参加了国家卫队，她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支持她的政治活动。她后来回忆说，她的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思想是逐渐培养起来的。她把巴勒斯坦问题看做民族反帝斗争的一部分，想成为巴勒斯坦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个女游击队员，[1](100)埃及政府还采取多种政策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成为官方学校的必修课。从小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学生们，长大后以国家发展、民族解放为己任，西哈姆的话表达了当时很多人的热情和心声，她说，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是我的职责，如果不这么做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相信我的爱国情感会从埃及扩展到其他国家。[1](100)以后，西哈姆的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也都围绕国家和阿拉伯地区展开。她的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使她逐渐对性别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逐渐在国际上成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妇女问题的代言人，但是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仍没有偏离最初的思想框架，强调只有在社会变革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
纳赛尔实行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调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政治上实行集权统治，禁止所有独立的政治活动，包括女性主义组织和其它慈善组织，曾经与自由军官组织一起参加革命的穆斯林兄弟会遭到清洗，被以叛国罪论处，受到重创的穆斯林兄弟会转入地下。“国家女性主义”是纳赛尔对待妇女问题的基本政策，国家主要通过社会事务部垄断妇女问题，不允许独立女性主义力量存在。允许妇女参加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组织，但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组织及活动。这一时期，埃及女性主义发展处于沉寂时期。40年代诞生的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到50年代末60年代时，被国家利用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2](250)1956年，纳赛尔强迫“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改变组织性质，终止女性主义活动，把名字改成“胡达·沙拉维协会”，专门从事社会福利活动。[2](249)1959年，当时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象征——“尼罗河女儿联合会”被取缔，其领导人德瑞亚·莎菲克（Doria Shafik）被软禁。
对于妇女来说，纳赛尔体制犹如一把双刃剑，她在遏制独立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一些妇女要求，把她们与男子平等地整合进国家发展计划，因此，有学者称纳赛尔体制开辟了埃及妇女的新时代。埃及是第一个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的阿拉伯国家，1956年宪法赋予她们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3](85)纳赛尔非常支持妇女的政治参与，1962年，任命了埃及第一位女部长，商会中也有妇女的职位，负责解决工人阶层中的妇女问题，为她们提供多种便利。[4](159)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纳赛尔时期给予妇女的诸多权利和机会，是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的。妇女参与政治体现了国家女性主义的特征，[5](104)因此，不能满足所有女性需求和女性的所有需求，受益最大的是作为政权基础的下层妇女。政府机构中有女性，但她们只代表体制的需要，也只有她们才谈论妇女权利和妇女解放问题。
“六日战争”中埃及战败，使所有埃及人感到震惊，国内一片混乱，很多人开始质疑纳赛尔体制，引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很多学生开始接近左翼分子，加入左翼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1](105)一种政治体制对女性主义诉求的容纳空间是有限的，妇女能获得多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性质。1967年学生运动后，妇女没有得到更多的权利，因为对于纳赛尔体制来说，妇女要求的参政等权利已被整合进国家发展计划，并进入法律程序，[6](139)她们不可能得到更多。换句话说，国家已经满足了妇女的要求，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子一起参加学生运动，要求民主。50、60年代时，埃及多数妇女都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把妇女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解决，希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斗争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妇女解放观是，一旦妇女在公共领域得到平等权，那么她们自然地就会在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这种看法忽略了私人领域中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把阶级斗争和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放在优先于其它斗争的地位，包括妇女解放斗争。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妇女解放观必然受到现实的挑战。
二、埃及民族认同回归时期的女性主义
萨达特时代是埃及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被萨达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取代，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这些转变在埃及人心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埃及具有长期而深刻的反殖民主义历史和经验，人们心里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斗争的烙印。萨达特掌权后，否定纳赛尔体制，与美国接触，跟以色列和谈，使很多人感到迷茫。萨达特把纳赛尔分子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认为清除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思想上消灭，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替它成为埃及人的一种思维方式，[7](64)于是，很多穆斯兄弟会成员获释，他们的刊物《号召》重新出版，结果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由秘密走向公开，发展迅速，成为埃及政权的最大威胁，一直持续到穆巴拉克时期。萨达特强调政教分离，又公开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付政敌，这进一步激化了世俗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间的分歧。
1970年，埃及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指责萨达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缺乏行动，随之又引起救护孩子的“母亲运动”。当时很多人把这一运动当作民族斗争，对那一时代的埃及妇女影响深远，当时参加运动的很多女学生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者。民族斗争的热情冷却下来后，人们开始理清思绪，逐渐改变以前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注意力逐渐转回到国内的现实问题中来，从妇女的自身处境思考妇女问题。萨达特重新建构了纳赛尔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取消纳赛尔时性别平等的承诺，放弃“国家女性主义”。他的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因阶级差异而有所不同，中上层妇女受益颇多，对于曾在纳赛尔时有所保障的中下层和工人阶级妇女来说，生活状况恶化。萨达特的经济开放政策（infitah），在提倡机会均等同时致使全国失业率高涨，女性受害尤甚。找工作的男人越多，妇女的失业率越高，大量男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负担加重。经济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1979年，萨达特以总统令的方式通过“私人身份法”（PSL）改革，在结婚、离婚、多妻制和孩子监护权等方面给予妇女更多法律权利，但由于国家缺乏保证妇女权利的整体程序，现实中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萨达特时期是埃及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调整时期，虽然这一阶段没有出现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及组织，但为未来埃及女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80年代以后成立的一些埃及女性主义组织多是经70年代的酝酿后成立的，“新妇女研究中心”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创始人大多参加了70年代的学生运动，比如哈尼亚（Hania K.）和法蒂玛（Fatima R.）。哈尼亚当时在加拿大学习，运动爆发后，她特地回国参加“民族斗争”，据她后来回忆说，到1977年，我才意识到焦点问题已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很多妇女退回到家庭领域。[1](107)当时没有独立的组织，她就和一些朋友们定期聚会，讨论妇女运动、妇女地位问题。很多女性这时已开始转换思考妇女问题的角度，有些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了政治斗争中妇女问题的边缘化，主张把妇女问题放在社会斗争以外独立解决，法蒂玛也反对把妇女问题放在大的社会问题中解决。
三、独立女性主义运动的复兴
从国际视角来说，上个世纪60—80年代间正是第二次妇女权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次妇女权利运动浪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第一次。由于中东刚刚实现民族独立或推翻专制王朝不久，正处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逐步完善期，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中东新一轮的妇女权利运动要到80年代左右才出现，埃及的这次妇女运动浪潮则发生在穆巴拉克时期。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归根结底，女性主义运动源于妇女自身生活需要，是妇女自身现代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因此，埃及女性主义运动虽然在时间和内容上与西方女性主义有衔接和相似之处，但更重的是埃及国内妇女发展状况使然。按照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虽然在现代化和发展中会给予妇女教育、工作和参政的机会，但并不能从根本解决妇女问题。正如海特姆所说，现代化、民族解放和依附理论都没有找到解决妇女问题的满意途径。[1](160)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以及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成为走向社会的妇女面临的新问题。哈尼亚和一些曾参加70年代学生运动的女性主义者强调，80年代以前，都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思考妇女问题，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1](107-108)80年代以后，埃及女性主义者开始从妇女的现实问题出发，致力于从法律角度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正如纳德杰（Nadje Al-Ali）所说，80年代，女性主义逐渐向妇女权利的合法性问题转移，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和对现实中男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反对传统的男性政治结构，质疑强加给她们的道德模式和双重标准。[1](109)很多女性主义组织把改变现行法律中的歧视性条款作为目标，“新妇女研究中心”围绕“妇女、法律和发展”问题组织多次不同规模的研讨会，很多人权组织（如，“开罗人权研究所”、“人权和法律研究中心”）也把妇女法律权力问题作为自己的项目。
埃及女性主义者主要把矛头指向一直争议颇多的私人身份法、劳动法和国籍法。“进步妇女联合会”的活动主要围绕4个问题，即公民法、结社法、私人身份法和劳动法。埃及的“私人身份法”自从1920年生效以来，虽经1979年和1985年等多次修改，但都是妥协的结果。它对待妇女问题的框架仍是早期男性改革者（如Qasim Amin）的思维方式。据麦尔维特·海特姆（Mervat Hatem）解释，他们希望妇女走进公共领域，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某些政治活动（如选举），但不重视妇女在家庭内的权利。[1](76)“私人身份法”是埃及唯一还建立在沙里亚基础上的法律，而且它的修改法案大都不经议会同意。法律是个人最好的护身符，埃及女性主义者认为，司法结构中的男性主导模式不利于她们变革歧视性法律条款，维护自身权益，因此，争取女法官成为女性主义者变革法律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一定成果，2003年1月，拜巴利（Tahanyal-bebaly）成为现代埃及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法官。[3](88)
有关“私人身份法”的争斗开创了80年代埃及妇女运动发展的新时代，但是由于“私人身份法”建立在宗教的保守解释基础之上，所以任何变革“私人身份法”的尝试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组织的直接攻击，女性主义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九十年代以后，有关“私人身份法”的斗争被其它主题冲淡。在筹备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CPD）和1995年“北京国际妇女大会”期间，埃及女性主义经历了短暂的发展春天，转向新的奋斗主题，反对妇女暴力问题成为女性主义运动关注的一大焦点。“妇女与暴力”问题在开始时没有引起女性主义者的普遍重视，但是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她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准备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时，女性生殖器环切（FGM）首先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来，后来逐渐扩大到包括其它一些社会禁忌在内的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虽然ICPD后，国际上的注意力转向了其它方面，但在埃及国内却引起充分重视，最终从法律上取消女性生殖器环切。在准备1995年的“北京国际妇女大会”期间，“新妇女研究中心”和另外两个组织负责妇女暴力问题，她们主要集中于工作场所、家庭和街道上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形成一份书面报告，她们的报告表明，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会后，这一问题影响扩大，又有6个妇女组织参加到这一项目中来，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提高公众意识，把反对暴力作为长期奋斗目标。
（二）女性主义特征
从女性主义发展史来看，一旦民族独立的目标实现后，她们很难就妇女解放问题团结起来，形成统一行动。40年代后半期，埃及女性主义者争取政治权利运动的规模扩大，又建立了很多组织，但由于很难超越阶级差别和对自己组织的忠诚，所以她们能在反殖民主义民族斗争和国内民主斗争时团结起来，却不能在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团结一致。[2](217)30年代末时，胡达也曾尝试组建一个全国妇女协会联盟，协调行动，但失败了。妇女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她们有阶级、语言、宗教和个人经历等方面区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埃及的新生代女性主义者大多从自身的经历和人权角度思考妇女问题，因此，80、90年代以后，埃及女性主义发展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不仅有新生代和老一代女性主义者间的分层，就在新一代女性主义内部，其奋斗目标和组织形式也都存在很大差别。
埃及女性主义者的直接冲突和明显分化发生在1985年。当时女性主义者针对私人身份法的去留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纳瓦尔主张保留1979年修改过的私人身份法，“进步妇女联合会”（Progressive Women's Union）主张废除这项法律，后者甚至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对纳瓦尔。90年代以后，新旧两代女性主义者间的分层更加明显。苏联解体进一步加剧社会主义信仰危机，老一代女性主义者更加关心妇女问题，指责新生代缺乏热情和共同的目标，只考虑就业机会或反抗个人压迫，不把妇女问题看做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新一代女性主义者的目标更多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和人权的基础上，而对于那些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来说，人权是社会主义斗争早期的一种选择。另外，有很多女性主义者与政党关系密切，是政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埃及有13个政党，其中有5个政党下设妇女委员会。对于政党来说，妇女问题只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服从并服务于政党的政治目的，妇女自身问题被边缘化，不同政党间的政见分歧，直接影响女性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现代化也是当今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一大特色。90年代以后，埃及女性主义者日渐重视媒体效应，尝试着通过出版界、广播、电视和电影院、剧院扩大影响。“七人组”在追求妇女法律权利时把媒体作为集思广益的平台。1992年，“新妇女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凯瑞玛（Karima A.）以非营利公司的形式创办了“得体交流技巧”（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s Techniques,简ACT），制作性别培训节目，扩大组织的覆盖范围。但这些都是一些个人成绩，在主流媒体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其原因之一是，多数媒体不敢惹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引起女性主义者普遍重视媒体效应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4年，“新妇女研究中心”组织了有关“媒体中妇女形象”的讨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其中妇女暴力问题尤为突出。埃及多家媒体大肆渲染发生在开罗街道上的一起强奸事件，埃及女性主义者对此大为不满，普遍认为，在街道上被强奸的妇女，再一次被媒体强奸，[1](179)于是酝酿成立“妇女媒体观察”，负责监督媒体，逐步改变公众的意见和态度。1996年，在印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者帮助下成立“妇女媒体观察”，并邀请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电视播音员及公众人物、女性主义者，以扩大影响。
此外，埃及女性主义发展还有职业化趋势，近些年来，随着国际联系的加强，埃及人权组织发展迅速，日益要求成熟的研究人员、职业律师和社会工作者。在医疗领域，很多政治上活跃的女医生呼吁妇女的生育权，把她们的职业技能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女性主义在埃及已成为一种职业。但对职业化的影响应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女性主义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工作机会等方面的竞争会滋生嫉妒和敌对心理，从而不利于妇女间的团结和女性主义的良性发展。
余论
埃及女性主义运动从其产生时起就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民族主义意识是埃及女性主义兴起的前提之一；民族独立运动为埃及女性主义走向公开化提供了平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是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国内背景，可见，女性主义运动向其它社会运动一样，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是对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时期是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从纳赛尔时期埃及独立女性主义运动的消失到萨达特时期埃及女性主义的调整再到穆巴拉克时的再兴起，埃及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已不同于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从民族主义角度讲，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使民族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整合态势，因此埃及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民族独立运动期间的那种独立状态；从女性主义角度讲，由于对民族主义者的失望，女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认同逐渐让位于性别认同，但由于中东特殊的威权主义传统，埃及女性主义并未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走向政府的对立面，而是仍与政府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从以上当代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看，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埃及女性主义在逐渐摆脱民族主义框架，也就是说正逐渐由“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走向性别认同居于首位的“女性主义”，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民族主义居于统治性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一过程更显艰难。
〔参考文献〕
［１］Nadje Al-Ali.Secularism, Gender and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Egyptian Women's movemen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２］Margot Badran.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３］Bahira Sherif-Frash. the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women's issue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M]. Greenwood Press, 2003.
［４］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rganizing Women: Formal and Informal Women's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M].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td, 1997.
［５］伍庆玲.现代中东妇女问题[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６］Nicola Pratt.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in Egypt: Advocacy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Sarah Ben Nefissa and Sari Hanafi,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Situating Arab NGO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７］Azza M.Karam, Women, Islamisms and the State: Contemporary Feminisms in Egypt. Martin's Press,1998.
（责任编辑：李晓光）
Exploration on Contemporary Egyptian Feminist Movement
——Relation Betwee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Egypt
XING Gui-min
（Shandong Yingcai Institute， Jinan 250104，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ddle East feminism and Western feminism; and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reduce the visibility of feminism. Egypti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Egyptian feminist movement lauched earlier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From the course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Egyptian feminist cont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Egypt is "nationalist femin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feminism".
Key words: feminism movement; contemporary Egypt; nationalism
〔关键词〕女性主义运动；当代埃及；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59-05
很多西方学者曾断言，中东没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本身就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因为它是在认可西方女性主义普世性的前提下，以西方女性主义内涵和价值取向为标准来衡量中东女性主义。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东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又使女性主义的可见性大打折扣。埃及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启动较早的国家，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走在其它中东国家前列，成为其它国家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楷模，从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其女性主义的内涵和斗争方式都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不是单纯的妇女问题，也不是纯粹的两性关系问题，尤其对于有被殖民历史的埃及国家来说，女性主义是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专制等多种因素的产物，它包括民族独立、社会发展和民主改革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埃及是“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这种特定的内涵决定了其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
一、阿拉伯民族认同下的埃及女性主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纳赛尔体制的核心思想，1952年革命时，很多年轻学生成为革命的一份子，甚至整个学校都走
在街头示威游行，支持革命，全国处于反帝胜利的极大兴奋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埃及人的主要政治信仰，1956年，阿拉伯民族认同被写进宪法。阿拉伯民族主义对纳赛尔时期成长起来的埃及人产生深远影响，很多女性，当她们是中学生时，就积极地参加革命，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西哈姆（Siham）是中学生，参加了国家卫队，她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支持她的政治活动。她后来回忆说，她的阿拉伯团结和统一思想是逐渐培养起来的。她把巴勒斯坦问题看做民族反帝斗争的一部分，想成为巴勒斯坦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个女游击队员，[1](100)埃及政府还采取多种政策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成为官方学校的必修课。从小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学生们，长大后以国家发展、民族解放为己任，西哈姆的话表达了当时很多人的热情和心声，她说，为我们的国家工作是我的职责，如果不这么做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相信我的爱国情感会从埃及扩展到其他国家。[1](100)以后，西哈姆的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也都围绕国家和阿拉伯地区展开。她的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使她逐渐对性别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逐渐在国际上成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妇女问题的代言人，但是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仍没有偏离最初的思想框架，强调只有在社会变革中才能实现妇女解放。
纳赛尔实行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模式，调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政治上实行集权统治，禁止所有独立的政治活动，包括女性主义组织和其它慈善组织，曾经与自由军官组织一起参加革命的穆斯林兄弟会遭到清洗，被以叛国罪论处，受到重创的穆斯林兄弟会转入地下。“国家女性主义”是纳赛尔对待妇女问题的基本政策，国家主要通过社会事务部垄断妇女问题，不允许独立女性主义力量存在。允许妇女参加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组织，但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组织及活动。这一时期，埃及女性主义发展处于沉寂时期。40年代诞生的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到50年代末60年代时，被国家利用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2](250)1956年，纳赛尔强迫“埃及女性主义联合会”改变组织性质，终止女性主义活动，把名字改成“胡达·沙拉维协会”，专门从事社会福利活动。[2](249)1959年，当时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象征——“尼罗河女儿联合会”被取缔，其领导人德瑞亚·莎菲克（Doria Shafik）被软禁。
对于妇女来说，纳赛尔体制犹如一把双刃剑，她在遏制独立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一些妇女要求，把她们与男子平等地整合进国家发展计划，因此，有学者称纳赛尔体制开辟了埃及妇女的新时代。埃及是第一个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的阿拉伯国家，1956年宪法赋予她们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3](85)纳赛尔非常支持妇女的政治参与，1962年，任命了埃及第一位女部长，商会中也有妇女的职位，负责解决工人阶层中的妇女问题，为她们提供多种便利。[4](159)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纳赛尔时期给予妇女的诸多权利和机会，是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的。妇女参与政治体现了国家女性主义的特征，[5](104)因此，不能满足所有女性需求和女性的所有需求，受益最大的是作为政权基础的下层妇女。政府机构中有女性，但她们只代表体制的需要，也只有她们才谈论妇女权利和妇女解放问题。
“六日战争”中埃及战败，使所有埃及人感到震惊，国内一片混乱，很多人开始质疑纳赛尔体制，引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很多学生开始接近左翼分子，加入左翼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1](105)一种政治体制对女性主义诉求的容纳空间是有限的，妇女能获得多少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性质。1967年学生运动后，妇女没有得到更多的权利，因为对于纳赛尔体制来说，妇女要求的参政等权利已被整合进国家发展计划，并进入法律程序，[6](139)她们不可能得到更多。换句话说，国家已经满足了妇女的要求，她们可以自由地与男子一起参加学生运动，要求民主。50、60年代时，埃及多数妇女都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把妇女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解决，希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斗争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妇女解放观是，一旦妇女在公共领域得到平等权，那么她们自然地就会在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这种看法忽略了私人领域中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把阶级斗争和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放在优先于其它斗争的地位，包括妇女解放斗争。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妇女解放观必然受到现实的挑战。
二、埃及民族认同回归时期的女性主义
萨达特时代是埃及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被萨达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取代，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这些转变在埃及人心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埃及具有长期而深刻的反殖民主义历史和经验，人们心里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斗争的烙印。萨达特掌权后，否定纳赛尔体制，与美国接触，跟以色列和谈，使很多人感到迷茫。萨达特把纳赛尔分子看作政权的最大威胁，认为清除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思想上消灭，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替它成为埃及人的一种思维方式，[7](64)于是，很多穆斯兄弟会成员获释，他们的刊物《号召》重新出版，结果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由秘密走向公开，发展迅速，成为埃及政权的最大威胁，一直持续到穆巴拉克时期。萨达特强调政教分离，又公开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付政敌，这进一步激化了世俗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间的分歧。
1970年，埃及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指责萨达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缺乏行动，随之又引起救护孩子的“母亲运动”。当时很多人把这一运动当作民族斗争，对那一时代的埃及妇女影响深远，当时参加运动的很多女学生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者。民族斗争的热情冷却下来后，人们开始理清思绪，逐渐改变以前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注意力逐渐转回到国内的现实问题中来，从妇女的自身处境思考妇女问题。萨达特重新建构了纳赛尔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取消纳赛尔时性别平等的承诺，放弃“国家女性主义”。他的这些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因阶级差异而有所不同，中上层妇女受益颇多，对于曾在纳赛尔时有所保障的中下层和工人阶级妇女来说，生活状况恶化。萨达特的经济开放政策（infitah），在提倡机会均等同时致使全国失业率高涨，女性受害尤甚。找工作的男人越多，妇女的失业率越高，大量男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负担加重。经济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1979年，萨达特以总统令的方式通过“私人身份法”（PSL）改革，在结婚、离婚、多妻制和孩子监护权等方面给予妇女更多法律权利，但由于国家缺乏保证妇女权利的整体程序，现实中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萨达特时期是埃及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调整时期，虽然这一阶段没有出现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及组织，但为未来埃及女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80年代以后成立的一些埃及女性主义组织多是经70年代的酝酿后成立的，“新妇女研究中心”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创始人大多参加了70年代的学生运动，比如哈尼亚（Hania K.）和法蒂玛（Fatima R.）。哈尼亚当时在加拿大学习，运动爆发后，她特地回国参加“民族斗争”，据她后来回忆说，到1977年，我才意识到焦点问题已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很多妇女退回到家庭领域。[1](107)当时没有独立的组织，她就和一些朋友们定期聚会，讨论妇女运动、妇女地位问题。很多女性这时已开始转换思考妇女问题的角度，有些女性主义者意识到了政治斗争中妇女问题的边缘化，主张把妇女问题放在社会斗争以外独立解决，法蒂玛也反对把妇女问题放在大的社会问题中解决。
三、独立女性主义运动的复兴
从国际视角来说，上个世纪60—80年代间正是第二次妇女权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次妇女权利运动浪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第一次。由于中东刚刚实现民族独立或推翻专制王朝不久，正处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逐步完善期，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中东新一轮的妇女权利运动要到80年代左右才出现，埃及的这次妇女运动浪潮则发生在穆巴拉克时期。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
归根结底，女性主义运动源于妇女自身生活需要，是妇女自身现代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因此，埃及女性主义运动虽然在时间和内容上与西方女性主义有衔接和相似之处，但更重的是埃及国内妇女发展状况使然。按照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虽然在现代化和发展中会给予妇女教育、工作和参政的机会，但并不能从根本解决妇女问题。正如海特姆所说，现代化、民族解放和依附理论都没有找到解决妇女问题的满意途径。[1](160)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以及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成为走向社会的妇女面临的新问题。哈尼亚和一些曾参加70年代学生运动的女性主义者强调，80年代以前，都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思考妇女问题，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1](107-108)80年代以后，埃及女性主义者开始从妇女的现实问题出发，致力于从法律角度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正如纳德杰（Nadje Al-Ali）所说，80年代，女性主义逐渐向妇女权利的合法性问题转移，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和对现实中男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反对传统的男性政治结构，质疑强加给她们的道德模式和双重标准。[1](109)很多女性主义组织把改变现行法律中的歧视性条款作为目标，“新妇女研究中心”围绕“妇女、法律和发展”问题组织多次不同规模的研讨会，很多人权组织（如，“开罗人权研究所”、“人权和法律研究中心”）也把妇女法律权力问题作为自己的项目。
埃及女性主义者主要把矛头指向一直争议颇多的私人身份法、劳动法和国籍法。“进步妇女联合会”的活动主要围绕4个问题，即公民法、结社法、私人身份法和劳动法。埃及的“私人身份法”自从1920年生效以来，虽经1979年和1985年等多次修改，但都是妥协的结果。它对待妇女问题的框架仍是早期男性改革者（如Qasim Amin）的思维方式。据麦尔维特·海特姆（Mervat Hatem）解释，他们希望妇女走进公共领域，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参与某些政治活动（如选举），但不重视妇女在家庭内的权利。[1](76)“私人身份法”是埃及唯一还建立在沙里亚基础上的法律，而且它的修改法案大都不经议会同意。法律是个人最好的护身符，埃及女性主义者认为，司法结构中的男性主导模式不利于她们变革歧视性法律条款，维护自身权益，因此，争取女法官成为女性主义者变革法律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一定成果，2003年1月，拜巴利（Tahanyal-bebaly）成为现代埃及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法官。[3](88)
有关“私人身份法”的争斗开创了80年代埃及妇女运动发展的新时代，但是由于“私人身份法”建立在宗教的保守解释基础之上，所以任何变革“私人身份法”的尝试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组织的直接攻击，女性主义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九十年代以后，有关“私人身份法”的斗争被其它主题冲淡。在筹备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CPD）和1995年“北京国际妇女大会”期间，埃及女性主义经历了短暂的发展春天，转向新的奋斗主题，反对妇女暴力问题成为女性主义运动关注的一大焦点。“妇女与暴力”问题在开始时没有引起女性主义者的普遍重视，但是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她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准备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时，女性生殖器环切（FGM）首先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来，后来逐渐扩大到包括其它一些社会禁忌在内的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虽然ICPD后，国际上的注意力转向了其它方面，但在埃及国内却引起充分重视，最终从法律上取消女性生殖器环切。在准备1995年的“北京国际妇女大会”期间，“新妇女研究中心”和另外两个组织负责妇女暴力问题，她们主要集中于工作场所、家庭和街道上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形成一份书面报告，她们的报告表明，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会后，这一问题影响扩大，又有6个妇女组织参加到这一项目中来，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提高公众意识，把反对暴力作为长期奋斗目标。
（二）女性主义特征
从女性主义发展史来看，一旦民族独立的目标实现后，她们很难就妇女解放问题团结起来，形成统一行动。40年代后半期，埃及女性主义者争取政治权利运动的规模扩大，又建立了很多组织，但由于很难超越阶级差别和对自己组织的忠诚，所以她们能在反殖民主义民族斗争和国内民主斗争时团结起来，却不能在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团结一致。[2](217)30年代末时，胡达也曾尝试组建一个全国妇女协会联盟，协调行动，但失败了。妇女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她们有阶级、语言、宗教和个人经历等方面区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埃及的新生代女性主义者大多从自身的经历和人权角度思考妇女问题，因此，80、90年代以后，埃及女性主义发展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不仅有新生代和老一代女性主义者间的分层，就在新一代女性主义内部，其奋斗目标和组织形式也都存在很大差别。
埃及女性主义者的直接冲突和明显分化发生在1985年。当时女性主义者针对私人身份法的去留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纳瓦尔主张保留1979年修改过的私人身份法，“进步妇女联合会”（Progressive Women's Union）主张废除这项法律，后者甚至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对纳瓦尔。90年代以后，新旧两代女性主义者间的分层更加明显。苏联解体进一步加剧社会主义信仰危机，老一代女性主义者更加关心妇女问题，指责新生代缺乏热情和共同的目标，只考虑就业机会或反抗个人压迫，不把妇女问题看做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新一代女性主义者的目标更多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和人权的基础上，而对于那些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来说，人权是社会主义斗争早期的一种选择。另外，有很多女性主义者与政党关系密切，是政党下设的一个委员会。埃及有13个政党，其中有5个政党下设妇女委员会。对于政党来说，妇女问题只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服从并服务于政党的政治目的，妇女自身问题被边缘化，不同政党间的政见分歧，直接影响女性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
现代化也是当今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一大特色。90年代以后，埃及女性主义者日渐重视媒体效应，尝试着通过出版界、广播、电视和电影院、剧院扩大影响。“七人组”在追求妇女法律权利时把媒体作为集思广益的平台。1992年，“新妇女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凯瑞玛（Karima A.）以非营利公司的形式创办了“得体交流技巧”（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s Techniques,简ACT），制作性别培训节目，扩大组织的覆盖范围。但这些都是一些个人成绩，在主流媒体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其原因之一是，多数媒体不敢惹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引起女性主义者普遍重视媒体效应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1994年，“新妇女研究中心”组织了有关“媒体中妇女形象”的讨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其中妇女暴力问题尤为突出。埃及多家媒体大肆渲染发生在开罗街道上的一起强奸事件，埃及女性主义者对此大为不满，普遍认为，在街道上被强奸的妇女，再一次被媒体强奸，[1](179)于是酝酿成立“妇女媒体观察”，负责监督媒体，逐步改变公众的意见和态度。1996年，在印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者帮助下成立“妇女媒体观察”，并邀请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电视播音员及公众人物、女性主义者，以扩大影响。
此外，埃及女性主义发展还有职业化趋势，近些年来，随着国际联系的加强，埃及人权组织发展迅速，日益要求成熟的研究人员、职业律师和社会工作者。在医疗领域，很多政治上活跃的女医生呼吁妇女的生育权，把她们的职业技能同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女性主义在埃及已成为一种职业。但对职业化的影响应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女性主义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工作机会等方面的竞争会滋生嫉妒和敌对心理，从而不利于妇女间的团结和女性主义的良性发展。
余论
埃及女性主义运动从其产生时起就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民族主义意识是埃及女性主义兴起的前提之一；民族独立运动为埃及女性主义走向公开化提供了平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是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国内背景，可见，女性主义运动向其它社会运动一样，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是对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时期是埃及女性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从纳赛尔时期埃及独立女性主义运动的消失到萨达特时期埃及女性主义的调整再到穆巴拉克时的再兴起，埃及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已不同于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从民族主义角度讲，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使民族主义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整合态势，因此埃及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民族独立运动期间的那种独立状态；从女性主义角度讲，由于对民族主义者的失望，女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认同逐渐让位于性别认同，但由于中东特殊的威权主义传统，埃及女性主义并未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走向政府的对立面，而是仍与政府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从以上当代埃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看，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埃及女性主义在逐渐摆脱民族主义框架，也就是说正逐渐由“民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走向性别认同居于首位的“女性主义”，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民族主义居于统治性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一过程更显艰难。
〔参考文献〕
［１］Nadje Al-Ali.Secularism, Gender and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Egyptian Women's movemen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２］Margot Badran. Feminists, Islam, and Nation: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３］Bahira Sherif-Frash. the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women's issue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M]. Greenwood Press, 2003.
［４］Dawn Chatty and Annika Rabo. Organizing Women: Formal and Informal Women's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M].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Ltd, 1997.
［５］伍庆玲.现代中东妇女问题[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６］Nicola Pratt. "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 in Egypt: Advocacy NGOs,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Sarah Ben Nefissa and Sari Hanafi,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Situating Arab NGO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７］Azza M.Karam, Women, Islamisms and the State: Contemporary Feminisms in Egypt. Martin's Press,1998.
（责任编辑：李晓光）
Exploration on Contemporary Egyptian Feminist Movement
——Relation Betwee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Egypt
XING Gui-min
（Shandong Yingcai Institute， Jinan 250104，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ddle East feminism and Western feminism; and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reduce the visibility of feminism. Egypti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Egyptian feminist movement lauched earlier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From the course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Egyptian feminist cont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Egypt is "nationalist femin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feminism".
Key words: feminism movement; contemporary Egypt; 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