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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在异地工作和结婚生子，致使越来越多的老人在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牵着子女的衣襟来到都市生活，成为都市新一族“寄居老人”。面对生活习惯、养老成本以及医疗保障等各种问题，这些都市寄居老人能够融入繁华而又陌生的都市吗？
“伙伴危机”困扰都市寄居老人
一大早，郑州市某小区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正绕着一小块草坪缓缓移动着自己的脚步。走了10圈后，老人看看手表，似乎想起了什么，快步向家中走去。儿子、儿媳早已经上班去了，小孙子也上学了，家里显得很冷清，老人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出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逗得老人一阵开怀大笑——“原来在老家县城，也有一大堆退离休的老头儿老太太，我绝对是其中的焦点！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非要把我接到城里享福，这家伙把我闷得……”
老人姓庞，是河南省内乡县的退休干部。和小品《钟点工》里赵本山饰演的角色一样，曾经担任了15年的县直单位主任、局长的老庞原来也是小县城的“头脸”人物。老伴儿几年前病故，在郑州市工作的儿子坚持把父亲接到郑州一起生活。都市生活让老庞很郁闷，用他的话说：“我需要的是能唠嗑的老伙计们，不是防盗门、电视机和DVD。”
为了找人唠嗑，老庞还从赵本山的小品里得到启发：花钱找人陪自己聊天。老庞专门打电话询问聊天公司的服务价格。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一些聊天公司报出的“钟点价格”可比宋丹丹的高出很多，更让老庞受不了的是，所有的“陪聊”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根本没有老头儿老太太！失望至极的老庞把这事告诉儿媳时，让儿媳笑得喷饭。后来老庞才知道，原来一些所谓的“陪聊”都涉嫌提供色情服务。
有“伙伴危机”的绝不仅仅是老庞一个人，像他一样离开老家随子女来大中城市生活的老人很多都有类似的感觉。
渴望和子女沟通
“到现在，儿媳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将近6年啊！6年来，儿子没正眼看过我，我很想和儿子说说心里话。到城市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就是不能和他们说说心里话……”话还没说完，曾老太已经泪眼婆娑。曾老太退休前是河南省内乡县某学校的老师，来武汉后，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几年前，她不到10岁的孙子冬冬不幸夭折了。冬冬的死让儿子和儿媳悲痛万分，也让曾老太内疚不已。因为当时，曾老太的“职责”就是按照儿子、儿媳的吩咐看护、照顾冬冬。
曾老太说，冬冬出事后，儿子和儿媳开始冷落她了，一直没有给她应有的尊重和理解。6年来，她一直在儿子和儿媳的冷眼中熬过。曾老太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想和儿子、儿媳说说心里话，多聊聊，我都快憋得受不了了……”
虽然曾老太的故事是一个较极端的个例，但是渴望和子女沟通是大多数寄居老人最大和最迫切的心愿。
“经济上相对弱势的地位决定了老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当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接送、照顾孩子时，他们也有了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之所以活在世上，其实是在寻求自己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不例外。老人对这种价值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对他们的认同，而沟通是劝慰老人认识自我的重要渠道。遗憾的是，这些被子女们疏忽和遗忘了。”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许宏伟先生如是说。
参与社会活动基本没有机会
郭大爷住在南京市某高档小区，3个儿子都在此做服装生意，但两年来，丰厚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郭大爷带来丰富的精神享受。用郭大爷的话说，“我在南京办事时从不说自己家是外地的，因为我讨厌被人‘歧视’”。
郭大爷给笔者讲了一个有关他的黑色幽默：2005年，南京市公交总公司为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免费乘车证时，他也兴冲冲地去排队。可是郭大爷被告知办理对象仅限于南京市户口的老年人。郭大爷一气之下竟然花了200元钱办了个假身份证。后来，假身份证被工作人员识破，郭大爷为此受到批评。
“南京不只是南京人的，凭什么‘歧视’我们外地人？我就是想不通这个理儿，就是要较这个真儿！”郭大爷感到有些委屈，原本南京话说得很好的他，气愤中不自觉地南腔北调起来，又露出了北方方言。其实在南京，有很多像郭大爷一样特别想参与、融入城市生活的老年人，但是目前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目前我们的社区概念被赋予了太多的行政职能，没有真正起到团结、组织居民的作用，寄居老人很少有参与到社会中的机会，这说明我们的养老体制有问题。”南京市农科院社区孙主任分析说。
遇到生病大多靠“挺”
许大妈在老家时就有多年阵发性肚疼的老毛病，但是直到今天她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她把这个事情“封锁”得很严。
由于单位效益不好，许大妈便提前内退，随儿子到开封市生活已经有5年了，孙子也在她的照顾下从幼儿园上了小学。按理说，许大妈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关照自己，但是她依然重复着自己的家庭任务——买菜、做饭、扫地、接送孙子。有次买菜时，许大妈的肚子忽然疼痛得难忍，她硬是用一根萝卜顶着胃部，坐着一个菜贩的三轮车回来了。回家做好午饭后，许大妈对下班回来的儿子、儿媳说自己前一天夜里没睡好，然后回到卧室在床上强忍了3个小时。
在回答“为什么不去看病”这个问题时，许大妈的回答很让人心酸：“我老家县城那个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才给我发几十块钱退养费，还一拖再拖……我是不能挣钱了，怎好意思再乱花钱啊。我没本事没能耐，没钱给孩子们买房子心中老是难受得不行……如果万一去医院检查出什么大病来那不是给子女增添负担吗？还不如不知道什么病，能‘挺’就‘挺’下去算了……”
据了解，绝大多数老人离退休早，离退休金较少，经济来源少，这些老人有病时不好意思给子女们再添麻烦，只能靠“挺”对付疾病，这就给社会发展的成本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种消极的、没有任何保障的养老方式，造成更大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集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平。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不公平的矫正是组织社会资源者的义务和责任，河南大学一位著名社会学专家如是说。
谁为寄居老人建造“颐养家园”？
大量的寄居老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和儿女们一起生活，有着生活上的无奈，也有着精神上的孤寂。如何为寄居老人建造一个安心舒适的“颐养家园”，这不仅仅是摆在很多儿女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并需社会关注、国家着力解决的一个现实性问题。
电视上曾播过一个公益广告片：儿女们因工作繁忙回不了家，老人面对满满一桌子饭菜而感到孤寂。当儿女的多陪陪来到城市的父母，按说是常理。但儿女们也有很多现实的苦恼。对于不少人来说，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未必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老人。即使有时间和老人唠嗑，但由于年龄等各种原因，让儿女们和老人们也会有许多“说不到一块儿”的地方。
寄居老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孤寂，多少反映出现代城市社会化养老的不足和缺陷。当年轻的家庭成员无法满足寄居老人在生活各方面的更多需求时，社会却也面临没有承担更多保障的尴尬。它久而久之会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一方面，以社区为单位的基层组织应该加大对老人，尤其是寄居老人的关怀和照顾，鼓励、组织、扶持老人们自办各种兴趣小组，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于寄居老人的医疗、出行等，应由社区出面和社会各方面进行协调。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加强对社会化的养老问题给予政策、制度和经济倾斜，对寄居老人的养老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从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接纳和保障。实现这一切，无疑需要老人原所在地和寄居地两地的社保、医保部门的协商与合作。另外，寄居老人原所在地的老干部局、妇联、民政和工作单位要积极对寄居老人进行定期的回访，了解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生活，与老人寄居地的老干部局、妇联和街道居委会等等部门进行协商协作，共同做好寄居老干部工作。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让寄居老人融入城市化养老范畴，需要全社会不断探索，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
（责编：孙展）
“伙伴危机”困扰都市寄居老人
一大早，郑州市某小区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正绕着一小块草坪缓缓移动着自己的脚步。走了10圈后，老人看看手表，似乎想起了什么，快步向家中走去。儿子、儿媳早已经上班去了，小孙子也上学了，家里显得很冷清，老人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出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逗得老人一阵开怀大笑——“原来在老家县城，也有一大堆退离休的老头儿老太太，我绝对是其中的焦点！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非要把我接到城里享福，这家伙把我闷得……”
老人姓庞，是河南省内乡县的退休干部。和小品《钟点工》里赵本山饰演的角色一样，曾经担任了15年的县直单位主任、局长的老庞原来也是小县城的“头脸”人物。老伴儿几年前病故，在郑州市工作的儿子坚持把父亲接到郑州一起生活。都市生活让老庞很郁闷，用他的话说：“我需要的是能唠嗑的老伙计们，不是防盗门、电视机和DVD。”
为了找人唠嗑，老庞还从赵本山的小品里得到启发：花钱找人陪自己聊天。老庞专门打电话询问聊天公司的服务价格。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一些聊天公司报出的“钟点价格”可比宋丹丹的高出很多，更让老庞受不了的是，所有的“陪聊”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根本没有老头儿老太太！失望至极的老庞把这事告诉儿媳时，让儿媳笑得喷饭。后来老庞才知道，原来一些所谓的“陪聊”都涉嫌提供色情服务。
有“伙伴危机”的绝不仅仅是老庞一个人，像他一样离开老家随子女来大中城市生活的老人很多都有类似的感觉。
渴望和子女沟通
“到现在，儿媳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将近6年啊！6年来，儿子没正眼看过我，我很想和儿子说说心里话。到城市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就是不能和他们说说心里话……”话还没说完，曾老太已经泪眼婆娑。曾老太退休前是河南省内乡县某学校的老师，来武汉后，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几年前，她不到10岁的孙子冬冬不幸夭折了。冬冬的死让儿子和儿媳悲痛万分，也让曾老太内疚不已。因为当时，曾老太的“职责”就是按照儿子、儿媳的吩咐看护、照顾冬冬。
曾老太说，冬冬出事后，儿子和儿媳开始冷落她了，一直没有给她应有的尊重和理解。6年来，她一直在儿子和儿媳的冷眼中熬过。曾老太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想和儿子、儿媳说说心里话，多聊聊，我都快憋得受不了了……”
虽然曾老太的故事是一个较极端的个例，但是渴望和子女沟通是大多数寄居老人最大和最迫切的心愿。
“经济上相对弱势的地位决定了老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当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接送、照顾孩子时，他们也有了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之所以活在世上，其实是在寻求自己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不例外。老人对这种价值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对他们的认同，而沟通是劝慰老人认识自我的重要渠道。遗憾的是，这些被子女们疏忽和遗忘了。”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许宏伟先生如是说。
参与社会活动基本没有机会
郭大爷住在南京市某高档小区，3个儿子都在此做服装生意，但两年来，丰厚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郭大爷带来丰富的精神享受。用郭大爷的话说，“我在南京办事时从不说自己家是外地的，因为我讨厌被人‘歧视’”。
郭大爷给笔者讲了一个有关他的黑色幽默：2005年，南京市公交总公司为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免费乘车证时，他也兴冲冲地去排队。可是郭大爷被告知办理对象仅限于南京市户口的老年人。郭大爷一气之下竟然花了200元钱办了个假身份证。后来，假身份证被工作人员识破，郭大爷为此受到批评。
“南京不只是南京人的，凭什么‘歧视’我们外地人？我就是想不通这个理儿，就是要较这个真儿！”郭大爷感到有些委屈，原本南京话说得很好的他，气愤中不自觉地南腔北调起来，又露出了北方方言。其实在南京，有很多像郭大爷一样特别想参与、融入城市生活的老年人，但是目前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目前我们的社区概念被赋予了太多的行政职能，没有真正起到团结、组织居民的作用，寄居老人很少有参与到社会中的机会，这说明我们的养老体制有问题。”南京市农科院社区孙主任分析说。
遇到生病大多靠“挺”
许大妈在老家时就有多年阵发性肚疼的老毛病，但是直到今天她都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她把这个事情“封锁”得很严。
由于单位效益不好，许大妈便提前内退，随儿子到开封市生活已经有5年了，孙子也在她的照顾下从幼儿园上了小学。按理说，许大妈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关照自己，但是她依然重复着自己的家庭任务——买菜、做饭、扫地、接送孙子。有次买菜时，许大妈的肚子忽然疼痛得难忍，她硬是用一根萝卜顶着胃部，坐着一个菜贩的三轮车回来了。回家做好午饭后，许大妈对下班回来的儿子、儿媳说自己前一天夜里没睡好，然后回到卧室在床上强忍了3个小时。
在回答“为什么不去看病”这个问题时，许大妈的回答很让人心酸：“我老家县城那个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才给我发几十块钱退养费，还一拖再拖……我是不能挣钱了，怎好意思再乱花钱啊。我没本事没能耐，没钱给孩子们买房子心中老是难受得不行……如果万一去医院检查出什么大病来那不是给子女增添负担吗？还不如不知道什么病，能‘挺’就‘挺’下去算了……”
据了解，绝大多数老人离退休早，离退休金较少，经济来源少，这些老人有病时不好意思给子女们再添麻烦，只能靠“挺”对付疾病，这就给社会发展的成本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种消极的、没有任何保障的养老方式，造成更大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集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平。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不公平的矫正是组织社会资源者的义务和责任，河南大学一位著名社会学专家如是说。
谁为寄居老人建造“颐养家园”？
大量的寄居老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和儿女们一起生活，有着生活上的无奈，也有着精神上的孤寂。如何为寄居老人建造一个安心舒适的“颐养家园”，这不仅仅是摆在很多儿女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并需社会关注、国家着力解决的一个现实性问题。
电视上曾播过一个公益广告片：儿女们因工作繁忙回不了家，老人面对满满一桌子饭菜而感到孤寂。当儿女的多陪陪来到城市的父母，按说是常理。但儿女们也有很多现实的苦恼。对于不少人来说，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未必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老人。即使有时间和老人唠嗑，但由于年龄等各种原因，让儿女们和老人们也会有许多“说不到一块儿”的地方。
寄居老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孤寂，多少反映出现代城市社会化养老的不足和缺陷。当年轻的家庭成员无法满足寄居老人在生活各方面的更多需求时，社会却也面临没有承担更多保障的尴尬。它久而久之会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一方面，以社区为单位的基层组织应该加大对老人，尤其是寄居老人的关怀和照顾，鼓励、组织、扶持老人们自办各种兴趣小组，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于寄居老人的医疗、出行等，应由社区出面和社会各方面进行协调。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加强对社会化的养老问题给予政策、制度和经济倾斜，对寄居老人的养老问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从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接纳和保障。实现这一切，无疑需要老人原所在地和寄居地两地的社保、医保部门的协商与合作。另外，寄居老人原所在地的老干部局、妇联、民政和工作单位要积极对寄居老人进行定期的回访，了解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生活，与老人寄居地的老干部局、妇联和街道居委会等等部门进行协商协作，共同做好寄居老干部工作。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让寄居老人融入城市化养老范畴，需要全社会不断探索，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