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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舍故居，一只用于怀揣的扁瓶式锡金小酒壶吸引了我。小酒壶下边附有一行字的简介：“老舍在伦敦生活时，冬季随身带此酒壶，以驱湿寒。”小酒壶银光熠熠，似有醇香从酒壶里溢出，沁人心脾，让我心头生出缕缕暖丝。
我零零星星地读过老舍先生的一些诗文，由衷羡慕他的文酒人生。老舍喜欢酒，喜欢好友相聚而饮。他人品好，酒品也好，为文谈起酒，悠闲豁达，语吐珠玑。他在《村居》中诗言“文章为命酒为魂”，以行践德，光可鉴人。所以在见到他留下的这只小酒壶的一刻，我有一种如亲似故的感觉，打量着墙壁照片中含笑相迎的老舍先生，如相晤语。
老舍是在1924年秋天去的伦敦，到他辞世那一年足足四十二载，这说明他始终没有丢弃这只小酒壶。不过，我感觉在他的文章里好像没有读到过这只小酒壶，于是留在小院内，流连先生的生平、著作，追慕大师品酌岁月、大羹玄酒的点点滴滴，为之寻味。
老舍喜欢上酒是有缘由的。
一岁半丧父，老舍乳号“小狗尾巴”，靠母亲为别人洗衣来养活，遇善人刘寿绵资助才读了私塾，又凭嫂子卖掉结婚的箱子凑足十元钱上了中学。在精神上，他一直是一个抑郁寡欢的孩子。二十岁做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校长，三年后晋升北郊劝学员，每月一百块的薪水除孝敬母亲，也留一点闲钱。他在《小型的复活》中说：“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去看戏，喝酒，买大喜烟吃，还学会了打牌。他自称酒量不大，颇好喝，凑二三知己，要上几斤酒，常常醉归，把钱包和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保存。酒喝到这个份上，一直悲观的他反倒很快乐，陶醉于酒后的爽快亲热：“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平日腼腆的老舍很享受喝到面若红霞、颈如桃花时自己有勇气侃话，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醒酒后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至二十三岁，他为退婚左右为难，害了一场大病，头发掉光，险些丧命，这才意识到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于是又去教书，除了还吸烟，别的嗜好都放下了，半年未醉过一回。
1924年9月14日，一艘远东客轮将二十五岁的老舍载入泰晤士河蒂尔伯里码头，在燕京大学旁听过英语的他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从此踏入伦敦。一个人漂泊海外，怎能不念家想母亲？老舍尝到了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在《想北平》中袒露“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作为伦敦的一个中国房客，他受限，被歧视，不能与房东乱打听事儿，不能谈政治，只好谈论天气，天气又是那么不得人心。在小说《二马》里老舍一句“好像伦敦全城全烧着冒黄烟的湿木头”，即让人切身感受到雾在那里有多么嚣张。雾大便湿，加之冬天很少降雪，伦敦冬日的湿寒世界闻名。据说，美国女影星谢利·温特斯曾给伦敦留下一句名言：“伦敦冷得我差点结了婚。”老舍没有向这位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学习，为抵御伦敦的寒冷欲与人抱团取暖，更不想为取暖而傍上“房东太太的女儿”，而是选择与一只小酒壶结缘，在伦敦度过了五个湿寒的冬天。我这样肯定地描写老舍，有身边的小酒壶做我的证佐。
老舍抵达伦敦的《头一天》就与接站的易文思教授喝了杯啤酒，我期待着他在伦敦频“引壶觞”，却未见到，他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这只小酒壶，只给我一个考查与联想的历史空间。英国是锡器手工业的故乡，锡金扁酒壶英文写作hip flask，汉语译为口袋酒壶，早在18世纪就被英国贵族带入社交场合，还曾给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英国士兵带来勇气与安慰，被称为恩物。老舍入乡随俗，揣一只口袋酒壶在怀里，绝非攀附英国贵族的绅士做派，到社交场合玩一玩随意从内衣口袋里取出酒壶悠闲地喝上一口威士忌的高雅，他为的是驱赶湿寒，用着方便。扁瓶式小酒壶可放入贴身口袋里，随时可以掏出来拧开盖子呷一口酒。老舍贫血怕冷，抵伦敦后不久就过上冬天，他的第一处租房距离伦敦十一英里，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若步行，或站在街上等巴士，即会感到湿冷的空气蚀骨，即便钻进暖气不足的学校图书馆读书或写作，坐久了阴寒气也会从脚底窜至胃，遍及全身。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这时候若能抿上一口酒，酒下肚后心窝即会像暖水袋一样散发热能，身上如添了一件御寒衣物那样暖起来。老舍后来又写过他教书的《东方学院》《英国人》《英国人與猫狗》，可是，在五个冬天里为他驱寒送暖的小酒壶却像一位幕后英雄，一直没有走上前台。他在回忆伦敦的文字里也极少说到喝酒，捎带出一两句也不像回国后谈论酒那样洒脱幽默。不知是对英国人视中国人“吃喝嫖赌吸鸦片”有所忌讳，还是别的原因。我觉得老舍在伦敦度过了窘迫的五年，发奋的五年，在这五年里他不能没有酒的安慰和滋润。
老舍在伦敦当教员年薪只有二百五十英镑，又要寄回国养活母亲，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自嘲钱在他手里不会生根。同在伦敦求学的好友宁恩承形容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即使这样，老舍仍缩衣节食买下包括莎士比亚原版全集在内的不少书，由于长期挨饿，自己得了胃下垂。没毯子，盖点报纸也将就。他在回忆从欧洲回国的《还是想着它》里讲，回国时身上的钱只够买到新加坡的船票，便到了新加坡。在船上，几个中国留学生将钱凑在一起刚够买瓶香槟酒，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他们不但没有买，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尽管生活窘迫，老舍请友人吃饭却很慷慨，毫不吝啬，在回国后的数年间，他变卖家当赊酒待客是家常便饭，“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豪爽仗义在文艺界有口皆碑。
出国前的老舍悲观忧郁，到了伦敦却变了，伦敦的天气是忧郁的，湿漉漉的，他的性情却开朗起来，因为他有了奋斗的目标：写小说。老舍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在学校里上课，主讲《唐代爱情小说》。假期和周末便一个人泡在图书馆“拼命地念小说，拿它做学习英文的课本”。在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历史和现代艺术等书籍后，他“手痒痒了”，开始在图书馆里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小说《老张的哲学》。老舍初到伦敦就与正在牛津攻读学位的作家许地山同住，两人早就相识，亦师亦友，在北京他们一起吃过“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到了伦敦许地山则乐颠颠地“跑到东伦敦去买黄花木耳，回来给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在伦敦重逢的第一面，许地山正在住处用一本油盐店的账本写小说，不时把笔尖插到账本里“力透纸背”。老舍这时还是一名与文学不沾边的青年，初写小说《老张的哲学》便念给许地山听，许地山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并帮他推荐给国内的郑振铎先生，小说一经在《小说月报》发表，老舍则请伦敦的朋友来一顿“杂碎”。尽管老舍没有详述他在伦敦怎么样子地喝酒，我一直觉得那只小酒壶就隐曜在他怀里，为他驱寒，帮他缓解疲劳，给他体内添加燃料，让心灵炽热如火。又时不时地让他歇一歇脑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老舍将这样幽默的“辩证法”用在了后来的小说 《骆驼祥子》里。 在伦敦的五年，老舍与周围的华人朋友去过中国城（华人街）吃饭聊天，还曾到伦敦乡下奔丧。死者曾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死时留下遗言，墓碣上要几个中国字，老舍马上返回伦敦取笔墨砚，他写在墓碣上的汉字让全村的英国人眼珠里满是惊叹号。后来，老舍又与英国人艾支顿夫妇合租圣詹姆斯花园三十一号，老舍出房费，艾支顿夫妻供伙食，双方彼此交换知识，互教对方自己的母语。老舍的英语有长进，艾支顿则在老舍帮助下翻译完成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英文本《金瓶梅》的扉页上题写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里回忆道，在合租的三年间，艾支顿卖掉一本旧书或是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就笑着请老舍出去吃一顿。老舍见艾支顿太太做饭辛苦，就请夫妻俩出去吃一顿中国饭，艾支顿太太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这些经历让老舍从一个侧面了解了英国，对比了中国，开阔了心胸，五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头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长篇白话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不知老舍的在天之灵是否得知，他和艾支顿夫妻于1925年到1928年间合租的圣詹姆斯花园三十一号在七十五年后——2003年11月25日被英国政府挂上蓝牌，成为闻名世界的“老舍故居”。
1929年夏天，老舍结束了在英国的教职，去欧洲旅行，又辗转新加坡教了半年书，1930年回国，赴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授。在伦敦与老舍相从五年的小酒壶也跟随主人回到国内。写到这里，我惯性地想起“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女人”这句名言，若说这只小酒壶像这个女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老舍，有点牵强，如果将小酒壶比作树根，自己埋在土下，默默地给树输送养分让树枝结出果实，也有点张冠李戴。我知道，一个更好的比喻就像我一直没有在老舍的文字中见到小酒壶一样，还没有被我发现。
老舍回国以后生活中的酒多了起来，与师友会酒，诗情饮兴，酒釀情缘，情借酒出。1930年冬天，身为齐鲁大学教授的老舍于寒假期间回到北平，被朋友们拉去到处吃饭，饭局上总有一位名叫胡絜青的姑娘。在觥筹交错之际，两人相互观察，心生爱意，老舍斗胆给胡絜青写了封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赢得爱情。此后二人在济南和北平之间频繁鱼雁往还，终于在1931年夏天完婚。酒，在回国后成为老舍生命中的“福水”。
婚后，老舍携妻来到济南，创作出《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年后又辗转青岛山东大学边教书边写作。台静农在《我与老舍与酒》一文中为我提供了一组老舍在青岛的生活素描。台静农1936年秋天来青岛任教，在朋友聚会上初识老舍。老舍这时刚刚辞去山大教职，生活遇到困难，每天需写三千字才能应付日常开销。台静农见老舍面目有些严肃，有些苦闷，但他冷然冲出一句两句笑话，不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地笑，又是小孩样的天真。老舍喜欢划拳，划起拳来感情投入，气壮声宏。老舍请客也像划拳一样豪气，几个朋友常聚在平度路茂荣丰酒馆，喝黄色的老酒，更喝紫黑色的苦老酒。有一天傍晚，天色阴霾，马上就要下雪，老舍穿着皮马褂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叫大家一起去吃。台静农描述，老舍有一个温暖的家，走廊上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老舍每天清晨都要练一套武术。太太温柔地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他每天放笔时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多么温馨的一幅画啊，可惜这幅画不久就被日寇的铁蹄踏碎了。
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里又一年。
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这是老舍抗战期间写下的诗作《北碚辞岁》。抗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激发了老舍的爱国情感，他离开妻子儿女，于1937年11月由济南奔赴汉口，组织各地来的作家、各党派的领导人士以及许多社会名流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救国的大业。冯玉祥将军曾作打油诗一首形容老舍先生参加抗战的热忱：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1938年老舍随文协西迁重庆北碚。他孤身一人，思念返回北平娘家的妻儿和年迈的老母，整日伏案辛劳，饱受漂泊离乱之苦。想到炮弹倏然从自己头顶落下，轰炸飞起的尘沙将他活活埋住，几次面临生命危机，他更加奋笔抗日，在《述志》中写道：“敌人的炮弹虽然到今天还没打伤我的身体，可是久已击中我的心灵！我没有到过日本，也不识日本文字，所以我不知道日本有什么样的文化，或有无文化。可是我的确知道，日本人会来到我的家里，抢走或烧掉我的心爱的图书与我自己用心血滴成的文章。我要报仇！”
这年秋天，为纪念周迅先生逝世二周年，台静农在重庆与老舍久别重逢，老舍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几个朋友弄了瓶茅台酒，喝了个痛快。
抗战期间，老舍转向通俗文艺，创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写出直接向群众宣传的《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十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这部小说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老舍的母亲1942年夏天在北平去世，老舍蒙在鼓里。转年秋天，夫人带三个孩子走了一个多月终于从北平到了重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这之后，老舍再次见到台静农，虽身患贫血症，医生还在给他打针，他仍高兴得又“破产请客”，席间送台静农小字条，字条上写着小女儿写字的趣事。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老舍多才多艺，不仅唱京剧、说相声，还有给朋友留小字条的习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收藏着巴金先生捐献的老舍生前写给他的两张便条。一则是巴金来北京，老舍请他去全聚德吃烤鸭。另一则，老舍约巴金会后去琉璃厂，顺便吃小馆。
看古今中外，喜欢酒的男人入文出武，各有杯酒人生。老舍是性情中人，倡导“真人真醉”，讨厌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样说，喝了酒，人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敢露一点锋芒或“谬论”。他感觉这样就减少了自己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老舍因为酒交了许多挚友，他说酒让他“说话做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30年代，老舍在青岛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学者和作家组成著名的“酒中八仙”，让沈从文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40年代，老舍“贫未亏心眉不锁”“每赊村酒润闲愁”，常以酒待知己，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传为笑谈。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因《骆驼祥子》英译本的成功，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自己作品的翻译，直至1949年应新中国的召唤回国。50年代初，老舍定居北京，和郭沫若、曹禺、傅抱石等文人常有聚会，竟把不胜酒力的曹禺喝到桌子底下。老舍也承认自己有时贪酒，透露郭沫若曾几次小声劝他“少喝点吧”。他也知道酒使脑子麻木、迟钝，“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个例外，自己每喝一次酒贫血病便会加重一些。他曾写过《戒酒》，且几个月滴酒未入口。我想，老舍在戒不戒酒问题上的思想斗争应该像虎妞与祥子的对白一样精彩：“刚才我用牛骨算了一卦，准知你会回来，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我不喝酒。”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么的？ ”
果然，老舍还是觉得酒在他的生命中不可或缺，就像他那个著名的“先上吊，后戒烟”理论一样，他坦白地说：“不喝酒，我觉得自己像哑巴了;不会嚷叫，不会狂笑，不会说话！甚至于不会活着了！”就这样，他依然叩壶长吟，做中国的“文牛”。
在老舍故居内，我还在端详展柜里的小酒壶。
我在想，抗战之初老舍的全部书籍字画还有两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手稿都毁于日寇点燃的战火，这只小酒壶却躲过了一次次洗劫。酒是老舍文学的酵母，是他的梦萦，几十年间他辗转多地，笔耕不辍，小酒壶是不是一直带在身边？我仿佛看见，抗战的五年，美国的三年，妻儿都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独处，寒夜灯前，隐几对炉，开窗对月，笑对西风，卬首信眉，辗转难眠，下意识地从贴心的位置取出小酒壶，自斟自饮，白头如新。
回首老舍在这个世界上到过的所有场合，没有人看见他像古人那样竿头悬酒壶，但他却怀有一腔古道柔肠，侠肝义胆。一代“话剧皇帝”石挥导演并主演过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石挥被划为右派后心情低落，从上海来北京办事，躲在小旅馆里不出来。老舍让秘书再三去请才把石挥请到家里小饮，为其解忧，二人酒后同去萃华楼，石挥在大街上模仿起老舍拄拐杖走路的样子，引得路人围观。老舍为石挥创造了一次难得的情绪放松。
时间来到1966年。在各项运动中，老舍的朋友们陆续被批判，老舍像以前一样请他们吃饭，谁都知道这是需要付出极大勇气的。不久，诗人臧克家接到老舍的一个电话。1933年7月，臧克家还是文坛的一个无名小卒，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老舍竟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上为他评诗，为他站台，他和老舍从此成为一生的好友。1946年，抗战胜利第二年，老舍即将赴美，约臧克家在离文协不远的北方餐馆一叙，两人一人一杯小酒，吃着芝麻烧饼，借酒话别。让臧克家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老舍给他打来的这个电话，这是他与老舍相交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老舍的电话，老舍声音低颤，说自己遵从医生的命令“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在家休养休养，嗯，受受教育……”这竟然成了臧克家与老舍的永别。
也是1966年，老舍去看望从美国归来的在香山寓所养病的作家、演员王莹。说起他已经有了腹稿的以北京酒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被红卫兵批斗，第二天自沉太平湖。
我来北京有三年了，曾在北京初冬的暖阳下赏柿熟丹红，看慈鸦来衔，喜鹊和灰喜鹊在挂满橘红色小灯笼的枝头跳跃，摇曳，满枝红柿凭鸟食。原本想等到秋天再来老舍故居看丹柿，读到关纪新老师转给我的微信才知道，老舍故居将在清明节后进行长达一年的维修，我便在4月3日赶至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如愿走进了老舍先生居住了十六年的“丹柿小院”。清明将至，我在听小院的故事，心祭大师。1950年，老舍先生用一百匹布换来这座小小的四合院，亲手在院内种下两棵柿树，又用它们的果实为小院脩名。在这里，老舍用十六年时间写下《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二十余部作品。在先生故去五十年后的这个春天，两棵柿树又吐出新绿，在小院上空嗣芳鳞连，牵情挂意，仿佛在俯听什么。
有客人来了。这是1980年夏天，院中的两棵柿树上挂满青青圆圆的小柿子，日本作家井上靖来到“丹柿小院”，拜会老舍夫人胡絜青。井上先生1970年闻老舍先生含冤溺水身亡，十分难过，他知道身处“文革”的中国人不能悼念老舍，便将老舍1965年访问日本时讲给他的一个故事写下来，寄托哀思，这篇文章叫《壶》：很久以前有一个富翁，收藏了许多珍贵古董，后来事业失败，家道中落，靠变卖古董度日，最后坐吃山空，沦为乞丐。但有一只壸，他怎么也不肯割爱，就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乞讨。有个富翁千方百计想得到这只壶，想岀高价买，乞丐坚决不卖。又过了若干年，乞丐穷困潦倒，老态龙钟，富翁便给他房子住，给他饭吃，暗中等待他死去。乞丐病死后，富翁覺得这只壶终于可以到手了，谁知乞丐在咽气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碎。
1977年8月31日井上靖访问上海，将收有《壶》的《桃李记》一书赠与巴金。巴金拿到书的当天晚上便在感冒发烧中读了《壶》，随后，写下《怀念老舍同志》一文：
“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责任编辑】 宁珍志
我零零星星地读过老舍先生的一些诗文，由衷羡慕他的文酒人生。老舍喜欢酒，喜欢好友相聚而饮。他人品好，酒品也好，为文谈起酒，悠闲豁达，语吐珠玑。他在《村居》中诗言“文章为命酒为魂”，以行践德，光可鉴人。所以在见到他留下的这只小酒壶的一刻，我有一种如亲似故的感觉，打量着墙壁照片中含笑相迎的老舍先生，如相晤语。
老舍是在1924年秋天去的伦敦，到他辞世那一年足足四十二载，这说明他始终没有丢弃这只小酒壶。不过，我感觉在他的文章里好像没有读到过这只小酒壶，于是留在小院内，流连先生的生平、著作，追慕大师品酌岁月、大羹玄酒的点点滴滴，为之寻味。
老舍喜欢上酒是有缘由的。
一岁半丧父，老舍乳号“小狗尾巴”，靠母亲为别人洗衣来养活，遇善人刘寿绵资助才读了私塾，又凭嫂子卖掉结婚的箱子凑足十元钱上了中学。在精神上，他一直是一个抑郁寡欢的孩子。二十岁做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校长，三年后晋升北郊劝学员，每月一百块的薪水除孝敬母亲，也留一点闲钱。他在《小型的复活》中说：“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去看戏，喝酒，买大喜烟吃，还学会了打牌。他自称酒量不大，颇好喝，凑二三知己，要上几斤酒，常常醉归，把钱包和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保存。酒喝到这个份上，一直悲观的他反倒很快乐，陶醉于酒后的爽快亲热：“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平日腼腆的老舍很享受喝到面若红霞、颈如桃花时自己有勇气侃话，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醒酒后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至二十三岁，他为退婚左右为难，害了一场大病，头发掉光，险些丧命，这才意识到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于是又去教书，除了还吸烟，别的嗜好都放下了，半年未醉过一回。
1924年9月14日，一艘远东客轮将二十五岁的老舍载入泰晤士河蒂尔伯里码头，在燕京大学旁听过英语的他受聘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教员，从此踏入伦敦。一个人漂泊海外，怎能不念家想母亲？老舍尝到了异国生活孤寂的滋味，他在《想北平》中袒露“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作为伦敦的一个中国房客，他受限，被歧视，不能与房东乱打听事儿，不能谈政治，只好谈论天气，天气又是那么不得人心。在小说《二马》里老舍一句“好像伦敦全城全烧着冒黄烟的湿木头”，即让人切身感受到雾在那里有多么嚣张。雾大便湿，加之冬天很少降雪，伦敦冬日的湿寒世界闻名。据说，美国女影星谢利·温特斯曾给伦敦留下一句名言：“伦敦冷得我差点结了婚。”老舍没有向这位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学习，为抵御伦敦的寒冷欲与人抱团取暖，更不想为取暖而傍上“房东太太的女儿”，而是选择与一只小酒壶结缘，在伦敦度过了五个湿寒的冬天。我这样肯定地描写老舍，有身边的小酒壶做我的证佐。
老舍抵达伦敦的《头一天》就与接站的易文思教授喝了杯啤酒，我期待着他在伦敦频“引壶觞”，却未见到，他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这只小酒壶，只给我一个考查与联想的历史空间。英国是锡器手工业的故乡，锡金扁酒壶英文写作hip flask，汉语译为口袋酒壶，早在18世纪就被英国贵族带入社交场合，还曾给二战欧洲战场上的英国士兵带来勇气与安慰，被称为恩物。老舍入乡随俗，揣一只口袋酒壶在怀里，绝非攀附英国贵族的绅士做派，到社交场合玩一玩随意从内衣口袋里取出酒壶悠闲地喝上一口威士忌的高雅，他为的是驱赶湿寒，用着方便。扁瓶式小酒壶可放入贴身口袋里，随时可以掏出来拧开盖子呷一口酒。老舍贫血怕冷，抵伦敦后不久就过上冬天，他的第一处租房距离伦敦十一英里，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若步行，或站在街上等巴士，即会感到湿冷的空气蚀骨，即便钻进暖气不足的学校图书馆读书或写作，坐久了阴寒气也会从脚底窜至胃，遍及全身。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这时候若能抿上一口酒，酒下肚后心窝即会像暖水袋一样散发热能，身上如添了一件御寒衣物那样暖起来。老舍后来又写过他教书的《东方学院》《英国人》《英国人與猫狗》，可是，在五个冬天里为他驱寒送暖的小酒壶却像一位幕后英雄，一直没有走上前台。他在回忆伦敦的文字里也极少说到喝酒，捎带出一两句也不像回国后谈论酒那样洒脱幽默。不知是对英国人视中国人“吃喝嫖赌吸鸦片”有所忌讳，还是别的原因。我觉得老舍在伦敦度过了窘迫的五年，发奋的五年，在这五年里他不能没有酒的安慰和滋润。
老舍在伦敦当教员年薪只有二百五十英镑，又要寄回国养活母亲，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自嘲钱在他手里不会生根。同在伦敦求学的好友宁恩承形容老舍“一套哔叽青色洋服冬夏长年不替，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即使这样，老舍仍缩衣节食买下包括莎士比亚原版全集在内的不少书，由于长期挨饿，自己得了胃下垂。没毯子，盖点报纸也将就。他在回忆从欧洲回国的《还是想着它》里讲，回国时身上的钱只够买到新加坡的船票，便到了新加坡。在船上，几个中国留学生将钱凑在一起刚够买瓶香槟酒，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他们不但没有买，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尽管生活窘迫，老舍请友人吃饭却很慷慨，毫不吝啬，在回国后的数年间，他变卖家当赊酒待客是家常便饭，“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豪爽仗义在文艺界有口皆碑。
出国前的老舍悲观忧郁，到了伦敦却变了，伦敦的天气是忧郁的，湿漉漉的，他的性情却开朗起来，因为他有了奋斗的目标：写小说。老舍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在学校里上课，主讲《唐代爱情小说》。假期和周末便一个人泡在图书馆“拼命地念小说，拿它做学习英文的课本”。在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历史和现代艺术等书籍后，他“手痒痒了”，开始在图书馆里用三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小说《老张的哲学》。老舍初到伦敦就与正在牛津攻读学位的作家许地山同住，两人早就相识，亦师亦友，在北京他们一起吃过“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到了伦敦许地山则乐颠颠地“跑到东伦敦去买黄花木耳，回来给大家做些中国饭吃”。在伦敦重逢的第一面，许地山正在住处用一本油盐店的账本写小说，不时把笔尖插到账本里“力透纸背”。老舍这时还是一名与文学不沾边的青年，初写小说《老张的哲学》便念给许地山听，许地山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并帮他推荐给国内的郑振铎先生，小说一经在《小说月报》发表，老舍则请伦敦的朋友来一顿“杂碎”。尽管老舍没有详述他在伦敦怎么样子地喝酒，我一直觉得那只小酒壶就隐曜在他怀里，为他驱寒，帮他缓解疲劳，给他体内添加燃料，让心灵炽热如火。又时不时地让他歇一歇脑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老舍将这样幽默的“辩证法”用在了后来的小说 《骆驼祥子》里。 在伦敦的五年，老舍与周围的华人朋友去过中国城（华人街）吃饭聊天，还曾到伦敦乡下奔丧。死者曾在中国生活过几年，死时留下遗言，墓碣上要几个中国字，老舍马上返回伦敦取笔墨砚，他写在墓碣上的汉字让全村的英国人眼珠里满是惊叹号。后来，老舍又与英国人艾支顿夫妇合租圣詹姆斯花园三十一号，老舍出房费，艾支顿夫妻供伙食，双方彼此交换知识，互教对方自己的母语。老舍的英语有长进，艾支顿则在老舍帮助下翻译完成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英文本《金瓶梅》的扉页上题写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里回忆道，在合租的三年间，艾支顿卖掉一本旧书或是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就笑着请老舍出去吃一顿。老舍见艾支顿太太做饭辛苦，就请夫妻俩出去吃一顿中国饭，艾支顿太太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这些经历让老舍从一个侧面了解了英国，对比了中国，开阔了心胸，五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头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长篇白话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不知老舍的在天之灵是否得知，他和艾支顿夫妻于1925年到1928年间合租的圣詹姆斯花园三十一号在七十五年后——2003年11月25日被英国政府挂上蓝牌，成为闻名世界的“老舍故居”。
1929年夏天，老舍结束了在英国的教职，去欧洲旅行，又辗转新加坡教了半年书，1930年回国，赴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授。在伦敦与老舍相从五年的小酒壶也跟随主人回到国内。写到这里，我惯性地想起“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女人”这句名言，若说这只小酒壶像这个女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老舍，有点牵强，如果将小酒壶比作树根，自己埋在土下，默默地给树输送养分让树枝结出果实，也有点张冠李戴。我知道，一个更好的比喻就像我一直没有在老舍的文字中见到小酒壶一样，还没有被我发现。
老舍回国以后生活中的酒多了起来，与师友会酒，诗情饮兴，酒釀情缘，情借酒出。1930年冬天，身为齐鲁大学教授的老舍于寒假期间回到北平，被朋友们拉去到处吃饭，饭局上总有一位名叫胡絜青的姑娘。在觥筹交错之际，两人相互观察，心生爱意，老舍斗胆给胡絜青写了封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赢得爱情。此后二人在济南和北平之间频繁鱼雁往还，终于在1931年夏天完婚。酒，在回国后成为老舍生命中的“福水”。
婚后，老舍携妻来到济南，创作出《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年后又辗转青岛山东大学边教书边写作。台静农在《我与老舍与酒》一文中为我提供了一组老舍在青岛的生活素描。台静农1936年秋天来青岛任教，在朋友聚会上初识老舍。老舍这时刚刚辞去山大教职，生活遇到困难，每天需写三千字才能应付日常开销。台静农见老舍面目有些严肃，有些苦闷，但他冷然冲出一句两句笑话，不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地笑，又是小孩样的天真。老舍喜欢划拳，划起拳来感情投入，气壮声宏。老舍请客也像划拳一样豪气，几个朋友常聚在平度路茂荣丰酒馆，喝黄色的老酒，更喝紫黑色的苦老酒。有一天傍晚，天色阴霾，马上就要下雪，老舍穿着皮马褂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叫大家一起去吃。台静农描述，老舍有一个温暖的家，走廊上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老舍每天清晨都要练一套武术。太太温柔地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他每天放笔时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多么温馨的一幅画啊，可惜这幅画不久就被日寇的铁蹄踏碎了。
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里又一年。
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这是老舍抗战期间写下的诗作《北碚辞岁》。抗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激发了老舍的爱国情感，他离开妻子儿女，于1937年11月由济南奔赴汉口，组织各地来的作家、各党派的领导人士以及许多社会名流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救国的大业。冯玉祥将军曾作打油诗一首形容老舍先生参加抗战的热忱：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1938年老舍随文协西迁重庆北碚。他孤身一人，思念返回北平娘家的妻儿和年迈的老母，整日伏案辛劳，饱受漂泊离乱之苦。想到炮弹倏然从自己头顶落下，轰炸飞起的尘沙将他活活埋住，几次面临生命危机，他更加奋笔抗日，在《述志》中写道：“敌人的炮弹虽然到今天还没打伤我的身体，可是久已击中我的心灵！我没有到过日本，也不识日本文字，所以我不知道日本有什么样的文化，或有无文化。可是我的确知道，日本人会来到我的家里，抢走或烧掉我的心爱的图书与我自己用心血滴成的文章。我要报仇！”
这年秋天，为纪念周迅先生逝世二周年，台静农在重庆与老舍久别重逢，老舍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几个朋友弄了瓶茅台酒，喝了个痛快。
抗战期间，老舍转向通俗文艺，创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写出直接向群众宣传的《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十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这部小说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老舍的母亲1942年夏天在北平去世，老舍蒙在鼓里。转年秋天，夫人带三个孩子走了一个多月终于从北平到了重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这之后，老舍再次见到台静农，虽身患贫血症，医生还在给他打针，他仍高兴得又“破产请客”，席间送台静农小字条，字条上写着小女儿写字的趣事。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老舍多才多艺，不仅唱京剧、说相声，还有给朋友留小字条的习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收藏着巴金先生捐献的老舍生前写给他的两张便条。一则是巴金来北京，老舍请他去全聚德吃烤鸭。另一则，老舍约巴金会后去琉璃厂，顺便吃小馆。
看古今中外，喜欢酒的男人入文出武，各有杯酒人生。老舍是性情中人，倡导“真人真醉”，讨厌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样说，喝了酒，人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敢露一点锋芒或“谬论”。他感觉这样就减少了自己脸上的俗气，看着红扑扑的，人有点样子！老舍因为酒交了许多挚友，他说酒让他“说话做事都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于是就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30年代，老舍在青岛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学者和作家组成著名的“酒中八仙”，让沈从文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40年代，老舍“贫未亏心眉不锁”“每赊村酒润闲愁”，常以酒待知己，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传为笑谈。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因《骆驼祥子》英译本的成功，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自己作品的翻译，直至1949年应新中国的召唤回国。50年代初，老舍定居北京，和郭沫若、曹禺、傅抱石等文人常有聚会，竟把不胜酒力的曹禺喝到桌子底下。老舍也承认自己有时贪酒，透露郭沫若曾几次小声劝他“少喝点吧”。他也知道酒使脑子麻木、迟钝，“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个例外，自己每喝一次酒贫血病便会加重一些。他曾写过《戒酒》，且几个月滴酒未入口。我想，老舍在戒不戒酒问题上的思想斗争应该像虎妞与祥子的对白一样精彩：“刚才我用牛骨算了一卦，准知你会回来，你说灵不灵。来，喝一盅！” “我不喝酒。”
“不喝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怎么的？ ”
果然，老舍还是觉得酒在他的生命中不可或缺，就像他那个著名的“先上吊，后戒烟”理论一样，他坦白地说：“不喝酒，我觉得自己像哑巴了;不会嚷叫，不会狂笑，不会说话！甚至于不会活着了！”就这样，他依然叩壶长吟，做中国的“文牛”。
在老舍故居内，我还在端详展柜里的小酒壶。
我在想，抗战之初老舍的全部书籍字画还有两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手稿都毁于日寇点燃的战火，这只小酒壶却躲过了一次次洗劫。酒是老舍文学的酵母，是他的梦萦，几十年间他辗转多地，笔耕不辍，小酒壶是不是一直带在身边？我仿佛看见，抗战的五年，美国的三年，妻儿都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独处，寒夜灯前，隐几对炉，开窗对月，笑对西风，卬首信眉，辗转难眠，下意识地从贴心的位置取出小酒壶，自斟自饮，白头如新。
回首老舍在这个世界上到过的所有场合，没有人看见他像古人那样竿头悬酒壶，但他却怀有一腔古道柔肠，侠肝义胆。一代“话剧皇帝”石挥导演并主演过老舍的《我这一辈子》，石挥被划为右派后心情低落，从上海来北京办事，躲在小旅馆里不出来。老舍让秘书再三去请才把石挥请到家里小饮，为其解忧，二人酒后同去萃华楼，石挥在大街上模仿起老舍拄拐杖走路的样子，引得路人围观。老舍为石挥创造了一次难得的情绪放松。
时间来到1966年。在各项运动中，老舍的朋友们陆续被批判，老舍像以前一样请他们吃饭，谁都知道这是需要付出极大勇气的。不久，诗人臧克家接到老舍的一个电话。1933年7月，臧克家还是文坛的一个无名小卒，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老舍竟然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上为他评诗，为他站台，他和老舍从此成为一生的好友。1946年，抗战胜利第二年，老舍即将赴美，约臧克家在离文协不远的北方餐馆一叙，两人一人一杯小酒，吃着芝麻烧饼，借酒话别。让臧克家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老舍给他打来的这个电话，这是他与老舍相交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老舍的电话，老舍声音低颤，说自己遵从医生的命令“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在家休养休养，嗯，受受教育……”这竟然成了臧克家与老舍的永别。
也是1966年，老舍去看望从美国归来的在香山寓所养病的作家、演员王莹。说起他已经有了腹稿的以北京酒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被红卫兵批斗，第二天自沉太平湖。
我来北京有三年了，曾在北京初冬的暖阳下赏柿熟丹红，看慈鸦来衔，喜鹊和灰喜鹊在挂满橘红色小灯笼的枝头跳跃，摇曳，满枝红柿凭鸟食。原本想等到秋天再来老舍故居看丹柿，读到关纪新老师转给我的微信才知道，老舍故居将在清明节后进行长达一年的维修，我便在4月3日赶至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如愿走进了老舍先生居住了十六年的“丹柿小院”。清明将至，我在听小院的故事，心祭大师。1950年，老舍先生用一百匹布换来这座小小的四合院，亲手在院内种下两棵柿树，又用它们的果实为小院脩名。在这里，老舍用十六年时间写下《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二十余部作品。在先生故去五十年后的这个春天，两棵柿树又吐出新绿，在小院上空嗣芳鳞连，牵情挂意，仿佛在俯听什么。
有客人来了。这是1980年夏天，院中的两棵柿树上挂满青青圆圆的小柿子，日本作家井上靖来到“丹柿小院”，拜会老舍夫人胡絜青。井上先生1970年闻老舍先生含冤溺水身亡，十分难过，他知道身处“文革”的中国人不能悼念老舍，便将老舍1965年访问日本时讲给他的一个故事写下来，寄托哀思，这篇文章叫《壶》：很久以前有一个富翁，收藏了许多珍贵古董，后来事业失败，家道中落，靠变卖古董度日，最后坐吃山空，沦为乞丐。但有一只壸，他怎么也不肯割爱，就带着这只壶到处流浪、乞讨。有个富翁千方百计想得到这只壶，想岀高价买，乞丐坚决不卖。又过了若干年，乞丐穷困潦倒，老态龙钟，富翁便给他房子住，给他饭吃，暗中等待他死去。乞丐病死后，富翁覺得这只壶终于可以到手了，谁知乞丐在咽气前，把这只壶掷到院子里，摔得粉碎。
1977年8月31日井上靖访问上海，将收有《壶》的《桃李记》一书赠与巴金。巴金拿到书的当天晚上便在感冒发烧中读了《壶》，随后，写下《怀念老舍同志》一文：
“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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