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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读着他的书长大，70后出生的一代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十万个为什么》。
在上海明达公寓，记者说出一个门牌号码，保安说：“哦，那个作家。”
他是叶永烈。
2009年初，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因为涉及敏感题材，出版社和叶永烈约定，不做任何宣传，也不做任何签售。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出版。但是很短的时间，这套书已经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没有采访过“四人帮”。但这4个人，他都见到过。
1963年，叶永烈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他听的第一场报告，就是张春桥作的。
整个上午，叶永烈坐在距离张春桥十来米的地方，相当近。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人物。张春桥给叶永烈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口才非常好，思维逻辑清楚。在这4个人当中，张春桥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个冷静的人，讲话一句就是一句，他的演讲，如果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时隔46年，叶永烈如此回忆。
姚文元跟张春桥很不一样。叶永烈见到姚文元，也是听他的报告，1966年。
“姚文元文笔很好，但是口才不行。”叶永烈曾经专门对比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叶的结论是，姚文元的文章“帮腔帮味”比较多，相对而言叶永烈还是比较喜欢张春桥的文章。
“文革”期间，江青经常在北京接见群众。叶永烈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见到江青的，他对于江青的印象，更多的是在广播里听到江青的报告。“江青口齿非常清楚，但是有点啰嗦，尤其是讲样板戏的时候，会翻来覆去地讲，非常琐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一般讲比较好’、‘比较不错’，但是江青说‘较比’：‘较比好’、‘较比不错’。”叶永烈说。
“四人帮”中，叶永烈见王洪文的次数最多，这和他生命中一段奇特的经历有关。
1976年，在上海成立过一个“文集内片组”，50多个人。叶永烈记得，突然有一天，工宣队找到他，很严肃地对他讲：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必须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他的工作就是要拍摄中央直接交办的影片。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当时的叶永烈把制片厂的人挨个数了一遍，心中奇怪：怎么也轮不到一个“臭老九”来当这个导演。也是后来得知，因为时间紧张，所以在电影厂以手快著称的他才被选中了。
王洪文有时候回到上海来审查影片，但是并不多说话，一般就是：“可以啊，好啊。”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正在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叶永烈，在电视上看到“四人帮”接受审查的转播。他忽然意识到，关于上海的题材，几乎被前辈作家写尽，但是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还没有人写过。
他萌生了写“四人帮”的想法，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榜样。
这个题材太大了，一开始叶永烈就感到了困难。叶永烈不得不改变计划，把最初的计划拆分成4个子题，分成4个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
写作断断续续，叶永烈没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先写江青，只写到江青到延安；写张春桥，也只写了他3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至于王洪文，叶永烈一开始甚至觉得这个人太浅，没有什么好写。
随着不断的深入，叶永烈才发现，写了王洪文，就写出了上海的“文革”10年。叶永烈的感觉找到了。写完王洪文，反过头来再写江青和张春桥，一气呵成。
1986年，“文革”20周年。漓江出版社知道了叶永烈的写作计划。要去了叶永烈的已经完成的部分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快出清样的时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叶永烈马上赶到桂林。叶永烈到了桂林，出版社的人去机场接他。
一路无话。一直到了宾馆的电梯，出版社的人才告诉他：有关部门要审稿。叶永烈的第一感觉就是书出不成了。
他带着一炮书稿，回到上海，继续写作、补充。
直到1988年，4本传记才一下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江青传》印了20万册；《张春桥传》15万册；《王洪文传》13万册；《姚文元传》5万册。
1993年，《“四人帮”全传》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但这样的形式不符合叶永烈的构想。他要回到最初的写作计划上。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叶永烈开始采访大量的当事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
采访陈伯达
叶永烈打算采访陈伯达时，陈伯达还没有出狱。监狱方面告诉叶永烈：陈伯达马上刑满释放，他被释之后你再采访会更方便一些。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10天之后，叶永烈赶到了北京。
陈伯达得知叶永烈要采访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本来就很少接受采访，何况经过多年监狱生活之后，他希望有个安静的晚年。
叶永烈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在北京呆下来，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秘书、子女、警卫员……“那时候上海作协那些同行只知道我经常在北京，但是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坐在记者对面，严肃得近乎拘谨的叶永烈，脸上露出有点狡黠的笑容。
叶永烈开始“出击”了。他要和陈伯达见面。
怎么称呼陈伯达?叶永烈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合适。一来他确实够“老”，二来体现了自己对他尊重。
“我觉得，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历史当事人，我必须对他保持尊重。”叶永烈说。虽然事先打了招呼，陈家的大门依然紧闭。陈伯达的儿子知道是叶永烈，给他开了门。
叶永烈见到了陈伯达：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的带着帽子衣服也总比别人多穿一倍，眉角的眉毛很长。陈伯达谈兴并不高，礼貌性地和叶永烈打招呼，表示看过叶永烈的作品。
叶永烈需要打开僵局：“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兴致并不高。
叶永烈说起往事：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到北大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陈伯达还带了一个“翻译”——把他的闽南话翻译成普通话。
“我那时是北大的学生，还是第一次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还要带翻译!”陈伯达哈哈大笑。叶永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对他的采访。
越来越熟悉。陈伯达有时候也会和熟悉之后的叶永烈委婉地发些牢骚。“比如对最高法庭的审判，有一次他反问我：审判时说我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篇社论，是煽动内乱罪。你知道这句话是谁的话?”叶永烈平静地叙述着陈年往事。
有一次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去看叶永烈。这个记者的家离陈伯达家只有几百米。走的时候那个记者跟叶永烈说：“叶永烈，我来看看你的原因就是，我离陈伯达那么近，都没有采访他，但是你从1000 公里之外的上海跑过去采访。你的勇气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那么近都没有去采访他，唉。”
叶永烈问他为什么。那个记者说：“怕啊。不敢去。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陈伯达，像是打开了一扇窗，很多“文革”核心人物的门陆续地被叶永烈敲开。
“陈伯达之后是王力，王力又介绍我去采访关锋，关锋之后就是戚本禹。”叶永烈一点点回忆他采访的顺序。
王力自从被抓到秦城监狱出来之后，一直不对外面说话，叶永烈是第一个敲开王力门的人。叶永烈第一次找到王力，是1989年。第一次见面，王力知道叶永烈的名字，这让叶永烈觉得有戏。
叶永烈第二次找到王力的时候，王力已经给他在上海作协的老朋友打了电话，打听叶永烈。在老朋友那里，王力了解到叶永烈是个“很可靠的人”，“王力开始接受我的采访，而是深谈。”
采访完王力，叶永烈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答客问》，引起很大反响。
在叶永烈的印象中，做过官的王力有些官架子，但是书生气也很浓，说着说着，就会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引经据典。在采访过程中，叶永烈和王力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了，后来王力把他的手稿都交给叶永烈，王力的回忆录也是叶永烈帮忙编的。
王力是个很讲究礼节的人。有一次叶永烈去看他，带了爱人同去，后来无论是通信还是打电话，“他总要问我爱人好”。
后来叶永烈采访关锋，王力帮了我的大忙，他打电话给关锋，说：“叶永烈要采访你。”否则，叶永烈可能见不到关锋。
一见面，关锋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对外人谈‘文革’，也是最后一次。”叶永烈拿出采访机，但是关锋坚决不肯录音，这和王力很不一样，王力不排斥录音，“我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叶永烈这样转述王力的话。”
因为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存在基本的信任。在叶永烈的说服之下，最后关锋还是答应了。
“实际上，关锋那次的谈话极其重要。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和‘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叶永烈如此评鉴他对关锋的那次采访。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文件是怎么下达的，为什么要下达，原因就在这里了。”叶永烈说。
叶永烈如此评价关锋：“关锋人称‘关夫子’，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整天埋头在他的孔子、老子的研究中。即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但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深程度地被卷入政治，我觉得，有时候，人到了那个位置上，就会身不由己，无法摆脱。秀才做官，就摆脱不了做官的事情。”
缺失的江青和华国锋
在别人眼中，叶永烈能够采访到如此之多的历史当事人，令人羡慕。但是叶永烈有自己的遗憾。
从做这个题目开始，叶永烈一直准备采访江青。叶永烈深知，以江青的性格，一旦接触到江青本人，江青一定会滔滔不绝。那时江青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戒备森严，叶永烈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
有一次，叶永烈正在北京采访，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有人告诉他江青因病住进了北京复兴医院，而北京复兴医院正是公安部所属的医院。这让叶永烈感到兴奋：采访江青的机会来了!
他立即通过在公安部的朋友帮忙联系，希望能够跟随公安部的车前去探望江青。申请的时候，叶永烈用的是“研究‘文革’”的名义。在朋友的帮助下，申请通过了。
就在叶永烈准备搭车前往的时候，对方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写成文章报道?”叶永烈想都没有想：“当然。”
对方犹豫了，说要请示下下再做答复。这一请示，就没有下文。
也有经过努力也没有采访到的，比如华国锋。
叶永烈一直想采访华国锋，以便了解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他专门跑到华国锋的住处，把自己写的《华国锋年谱》请秘书转交华国锋。
华国锋一直坚持说：采访他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是规定。一直到华国锋去世，叶永烈也没有采访到。
回到最初计划
接触了大量历史当事人的叶永烈，开始回过头来完成他最初的计划。
但不是简单的合并。一边合并，一边补充新材料，记者在出版不久的《“四人帮”兴亡》中，甚至看到了2008年的材料。
其实，早在2002年，合并就已经初步完成。合并完的《“四人帮”兴亡》不再是4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帮”形成、消亡的历史。如此一来，原来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比如批判《海瑞罢官》，《江青传》要写，《张春桥传》要写，《姚文元传》还要写。谁都避不开，但是都写，就会彼此重复。合并完成之后，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江青如何一步步走上政坛、4个人如何结帮……一场完整的丑剧，被叶永烈拉开了序幕。
但是出版很不顺利——“文革”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
最初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想出。出版社的编辑告诉叶永烈，书稿用A4的纸打印了1500页。结果报题的时候被否了。
叶永烈想到了去北京试试。结果在北京辗转了5家出版社，结果都和上海一样，一看这个题目就给否掉。
一边找出版社，叶永烈一边补充。
2008年北京书市，叶永烈到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之前出过叶的文集。这次又找到叶永烈，想出这套书。
叶永烈很坦然地告诉他们：“前面有6家要过了，牌子比你们硬的也有，但都没有通过。”人民日报出版社表示尽力。
叶永烈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稿子交给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人到了叶永烈的家。3个人，而且拿着合同，章都盖了，只要叶永烈签字就生效。
出版社告诉叶永烈，书稿已经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而且领导部门已经批准出版了。
叶永烈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出版社的人把领导部门的批示文件拿给叶永烈。叶永烈看到文件上“批准出版”的字样。
叶永烈本来做好了准备，让这套写了20多年的书“烂在电脑里”。
在上海明达公寓，记者说出一个门牌号码，保安说：“哦，那个作家。”
他是叶永烈。
2009年初，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因为涉及敏感题材，出版社和叶永烈约定，不做任何宣传，也不做任何签售。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出版。但是很短的时间，这套书已经第二次印刷。
“‘四人帮’我都见过”
叶永烈没有采访过“四人帮”。但这4个人，他都见到过。
1963年，叶永烈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他听的第一场报告，就是张春桥作的。
整个上午，叶永烈坐在距离张春桥十来米的地方，相当近。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人物。张春桥给叶永烈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春桥口才非常好，思维逻辑清楚。在这4个人当中，张春桥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个冷静的人，讲话一句就是一句，他的演讲，如果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时隔46年，叶永烈如此回忆。
姚文元跟张春桥很不一样。叶永烈见到姚文元，也是听他的报告，1966年。
“姚文元文笔很好，但是口才不行。”叶永烈曾经专门对比过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叶的结论是，姚文元的文章“帮腔帮味”比较多，相对而言叶永烈还是比较喜欢张春桥的文章。
“文革”期间，江青经常在北京接见群众。叶永烈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见到江青的，他对于江青的印象，更多的是在广播里听到江青的报告。“江青口齿非常清楚，但是有点啰嗦，尤其是讲样板戏的时候，会翻来覆去地讲，非常琐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一般讲比较好’、‘比较不错’，但是江青说‘较比’：‘较比好’、‘较比不错’。”叶永烈说。
“四人帮”中，叶永烈见王洪文的次数最多，这和他生命中一段奇特的经历有关。
1976年，在上海成立过一个“文集内片组”，50多个人。叶永烈记得，突然有一天，工宣队找到他，很严肃地对他讲：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担任“内片组”的导演，必须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他的工作就是要拍摄中央直接交办的影片。
每次时间都特别紧张，“从任务下达到出片，最多也就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央交办的任务，当然要全力以赴。到了后来，叶永烈才知道，毛泽东晚年，要看娱乐性的影片，所以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文集内片组”，专门为他一个人拍影片。
当时的叶永烈把制片厂的人挨个数了一遍，心中奇怪：怎么也轮不到一个“臭老九”来当这个导演。也是后来得知，因为时间紧张，所以在电影厂以手快著称的他才被选中了。
王洪文有时候回到上海来审查影片，但是并不多说话，一般就是：“可以啊，好啊。”
“我要写‘四人帮’”
1981年，正在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叶永烈，在电视上看到“四人帮”接受审查的转播。他忽然意识到，关于上海的题材，几乎被前辈作家写尽，但是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还没有人写过。
他萌生了写“四人帮”的想法，以《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榜样。
这个题材太大了，一开始叶永烈就感到了困难。叶永烈不得不改变计划，把最初的计划拆分成4个子题，分成4个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
写作断断续续，叶永烈没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先写江青，只写到江青到延安；写张春桥，也只写了他3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至于王洪文，叶永烈一开始甚至觉得这个人太浅，没有什么好写。
随着不断的深入，叶永烈才发现，写了王洪文，就写出了上海的“文革”10年。叶永烈的感觉找到了。写完王洪文，反过头来再写江青和张春桥，一气呵成。
1986年，“文革”20周年。漓江出版社知道了叶永烈的写作计划。要去了叶永烈的已经完成的部分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快出清样的时候，出版社打来电话，要叶永烈马上赶到桂林。叶永烈到了桂林，出版社的人去机场接他。
一路无话。一直到了宾馆的电梯，出版社的人才告诉他：有关部门要审稿。叶永烈的第一感觉就是书出不成了。
他带着一炮书稿，回到上海，继续写作、补充。
直到1988年，4本传记才一下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江青传》印了20万册；《张春桥传》15万册；《王洪文传》13万册；《姚文元传》5万册。
1993年，《“四人帮”全传》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但这样的形式不符合叶永烈的构想。他要回到最初的写作计划上。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叶永烈开始采访大量的当事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
采访陈伯达
叶永烈打算采访陈伯达时，陈伯达还没有出狱。监狱方面告诉叶永烈：陈伯达马上刑满释放，他被释之后你再采访会更方便一些。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10天之后，叶永烈赶到了北京。
陈伯达得知叶永烈要采访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本来就很少接受采访，何况经过多年监狱生活之后，他希望有个安静的晚年。
叶永烈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在北京呆下来，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秘书、子女、警卫员……“那时候上海作协那些同行只知道我经常在北京，但是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坐在记者对面，严肃得近乎拘谨的叶永烈，脸上露出有点狡黠的笑容。
叶永烈开始“出击”了。他要和陈伯达见面。
怎么称呼陈伯达?叶永烈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合适。一来他确实够“老”，二来体现了自己对他尊重。
“我觉得，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历史当事人，我必须对他保持尊重。”叶永烈说。虽然事先打了招呼，陈家的大门依然紧闭。陈伯达的儿子知道是叶永烈，给他开了门。
叶永烈见到了陈伯达：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的带着帽子衣服也总比别人多穿一倍，眉角的眉毛很长。陈伯达谈兴并不高，礼貌性地和叶永烈打招呼，表示看过叶永烈的作品。
叶永烈需要打开僵局：“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兴致并不高。
叶永烈说起往事：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到北大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陈伯达还带了一个“翻译”——把他的闽南话翻译成普通话。
“我那时是北大的学生，还是第一次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还要带翻译!”陈伯达哈哈大笑。叶永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对他的采访。
越来越熟悉。陈伯达有时候也会和熟悉之后的叶永烈委婉地发些牢骚。“比如对最高法庭的审判，有一次他反问我：审判时说我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篇社论，是煽动内乱罪。你知道这句话是谁的话?”叶永烈平静地叙述着陈年往事。
有一次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去看叶永烈。这个记者的家离陈伯达家只有几百米。走的时候那个记者跟叶永烈说：“叶永烈，我来看看你的原因就是，我离陈伯达那么近，都没有采访他，但是你从1000 公里之外的上海跑过去采访。你的勇气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那么近都没有去采访他，唉。”
叶永烈问他为什么。那个记者说：“怕啊。不敢去。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陈伯达，像是打开了一扇窗，很多“文革”核心人物的门陆续地被叶永烈敲开。
“陈伯达之后是王力，王力又介绍我去采访关锋，关锋之后就是戚本禹。”叶永烈一点点回忆他采访的顺序。
王力自从被抓到秦城监狱出来之后，一直不对外面说话，叶永烈是第一个敲开王力门的人。叶永烈第一次找到王力，是1989年。第一次见面，王力知道叶永烈的名字，这让叶永烈觉得有戏。
叶永烈第二次找到王力的时候，王力已经给他在上海作协的老朋友打了电话，打听叶永烈。在老朋友那里，王力了解到叶永烈是个“很可靠的人”，“王力开始接受我的采访，而是深谈。”
采访完王力，叶永烈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答客问》，引起很大反响。
在叶永烈的印象中，做过官的王力有些官架子，但是书生气也很浓，说着说着，就会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引经据典。在采访过程中，叶永烈和王力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了，后来王力把他的手稿都交给叶永烈，王力的回忆录也是叶永烈帮忙编的。
王力是个很讲究礼节的人。有一次叶永烈去看他，带了爱人同去，后来无论是通信还是打电话，“他总要问我爱人好”。
后来叶永烈采访关锋，王力帮了我的大忙，他打电话给关锋，说：“叶永烈要采访你。”否则，叶永烈可能见不到关锋。
一见面，关锋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对外人谈‘文革’，也是最后一次。”叶永烈拿出采访机，但是关锋坚决不肯录音，这和王力很不一样，王力不排斥录音，“我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叶永烈这样转述王力的话。”
因为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存在基本的信任。在叶永烈的说服之下，最后关锋还是答应了。
“实际上，关锋那次的谈话极其重要。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和‘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叶永烈如此评鉴他对关锋的那次采访。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文件是怎么下达的，为什么要下达，原因就在这里了。”叶永烈说。
叶永烈如此评价关锋：“关锋人称‘关夫子’，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整天埋头在他的孔子、老子的研究中。即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但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深程度地被卷入政治，我觉得，有时候，人到了那个位置上，就会身不由己，无法摆脱。秀才做官，就摆脱不了做官的事情。”
缺失的江青和华国锋
在别人眼中，叶永烈能够采访到如此之多的历史当事人，令人羡慕。但是叶永烈有自己的遗憾。
从做这个题目开始，叶永烈一直准备采访江青。叶永烈深知，以江青的性格，一旦接触到江青本人，江青一定会滔滔不绝。那时江青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戒备森严，叶永烈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
有一次，叶永烈正在北京采访，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有人告诉他江青因病住进了北京复兴医院，而北京复兴医院正是公安部所属的医院。这让叶永烈感到兴奋：采访江青的机会来了!
他立即通过在公安部的朋友帮忙联系，希望能够跟随公安部的车前去探望江青。申请的时候，叶永烈用的是“研究‘文革’”的名义。在朋友的帮助下，申请通过了。
就在叶永烈准备搭车前往的时候，对方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写成文章报道?”叶永烈想都没有想：“当然。”
对方犹豫了，说要请示下下再做答复。这一请示，就没有下文。
也有经过努力也没有采访到的，比如华国锋。
叶永烈一直想采访华国锋，以便了解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他专门跑到华国锋的住处，把自己写的《华国锋年谱》请秘书转交华国锋。
华国锋一直坚持说：采访他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是规定。一直到华国锋去世，叶永烈也没有采访到。
回到最初计划
接触了大量历史当事人的叶永烈，开始回过头来完成他最初的计划。
但不是简单的合并。一边合并，一边补充新材料，记者在出版不久的《“四人帮”兴亡》中，甚至看到了2008年的材料。
其实，早在2002年，合并就已经初步完成。合并完的《“四人帮”兴亡》不再是4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帮”形成、消亡的历史。如此一来，原来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比如批判《海瑞罢官》，《江青传》要写，《张春桥传》要写，《姚文元传》还要写。谁都避不开，但是都写，就会彼此重复。合并完成之后，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江青如何一步步走上政坛、4个人如何结帮……一场完整的丑剧，被叶永烈拉开了序幕。
但是出版很不顺利——“文革”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
最初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想出。出版社的编辑告诉叶永烈，书稿用A4的纸打印了1500页。结果报题的时候被否了。
叶永烈想到了去北京试试。结果在北京辗转了5家出版社，结果都和上海一样，一看这个题目就给否掉。
一边找出版社，叶永烈一边补充。
2008年北京书市，叶永烈到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之前出过叶的文集。这次又找到叶永烈，想出这套书。
叶永烈很坦然地告诉他们：“前面有6家要过了，牌子比你们硬的也有，但都没有通过。”人民日报出版社表示尽力。
叶永烈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稿子交给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人到了叶永烈的家。3个人，而且拿着合同，章都盖了，只要叶永烈签字就生效。
出版社告诉叶永烈，书稿已经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而且领导部门已经批准出版了。
叶永烈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出版社的人把领导部门的批示文件拿给叶永烈。叶永烈看到文件上“批准出版”的字样。
叶永烈本来做好了准备，让这套写了20多年的书“烂在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