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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与文献综述
（一）“原子化”的党员何去何从？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基层领导地位而向农村输入的政党组织，基层党组织能否有效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直接关系党的基层执政是否稳固。[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如何快速适应新形势以及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及其出路成为学界探讨的主要议题。在这个议题中坚持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执政领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2]同时需要通过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调整来完成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但就全国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现状而言，存在战斗力弱化、凝聚力不强、组织纪律性不强等普遍性问题[4]，如不在村的流动党员长期与党组织“失联”、在村的中年党员经常缺席党组织会议、在村的低龄老党员干部不为党组织所用“人浮于事”等等。总之，农村基层党员“浮于组织”“脱离群众”的“原子化”状态[5]具有普遍性。
本文所调研的W村在2011年以前也存在这些问题，但经过该基层党组织最近5年的全面建设与整改，该村基层党员实现了“去原子化”。因而，基于湖北秭归W村的个案研究，利用机制分析方法解析该村基层党员“去原子化”以及党组织“从严治党”实现路径便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这个议题中，包含了党员在农村社会中的三层基本关系：其一，农村党员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即党员的个体身份和组织身份认同是如何建构与体现的，它回答的是党员归属与身份的问题;其二，农村党员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即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治理模式以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它回应的是党员功能转型的问题;其三，农村党员与广大普通群众的关系，即基层党组织如何落实党员义务和责任以满足群众对党员的期待，它回应的是党员社会地位与评价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自我转型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困境、功能转型困境和人力资源困境。首先，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设置在近3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元结构下集权式”组织设置转变“二元结构下分权式”组织设置，由此带来村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理不顺”的困境。[6]其次，功能转型困境是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7]它在由传统的以政治动员为主导功能向以组织服务为主导功能的转型过程中遇到了障碍。[8]第三，人力资源困境是指在基层党组织转型过程中基层党员结构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党性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意识淡薄、“双带”能力不强等问题。[9]
针对这些普遍性问题，学界提出不少解决方案，如殷焕举等提出以区域性和阶段性为坐标、以民主化为动力、以制度系统化为基础、以外部环境优化为推力的“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功能转型。[10]有部分学者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型视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11]，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进一步创新组织结构、明确服务功能、完善民主政治、壮大集体经济才能逐步走出困境。[12]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两个倾向，一是以政策文本的解读与解释为主，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应然”状态，其提出的意见多体现为指导性的而非操作性的。二是倾向于基层党建理论的总结与建构，强调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对基层党建个案式经验-机制研究不足。本文试图以秭归县W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经验为例，重点分析该基层党组织进行自主建设的微观过程，并试图从党组织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契机两个方面揭示其克服党员“原子化”的实践机制，从而为农村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二、秭归W村基层党员的基本概况
（一）党员构成的基本情况
据调研，截止2016年7月，W村共有在册党员79名，其党员在性别分布、流动情况和年龄分布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1显示，该村党员以男性为主，这与全国农村党员性别分布比例是一致的。据村书记介绍，本村“不在村”的流动党员主要以常年外出经商、务工为主，与全国农村出现的“空心化”党员村相比，其“在村党员”比例为78.5%，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党员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村，其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成为“光杆司令”，组织对象的缺乏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结构性问题。村庄人口低流动率是村庄社会完整的前提条件，该村由于村庄小农果园经济的高效性将大部分党员留在了农村，本村“在村党员”人数比例高保证了组织对象的稳定性和基层党组织的完整性，这成为本文分析问题的社会基础。
另外，从党员年龄段的分布情况来看，该村党员以36岁～65岁之间的中、青年人和低龄老人为主。这些党员往往是家庭果园的主要劳动力，其有关家庭果园收入的切身利益使得这部分党员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果园技术的积累与改进、村庄农业项目资源的分配等方面持有较大热情。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是流动党员的主要成员，他们大都以大、中专学历为主，在外县或外省以从事各类社会组织工作为主，很少参与村务。而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已基本退出农业生产，也脱出家庭决策圈，属于社区退养群体，其参与村庄建设的动力减弱、能力降低。因而，该村真正能够为村庄发展做事情、做贡献的党员群体是36岁～65岁之间的中、青年人和低龄老人。他们属于经济水平中等偏上的新中农阶层，该阶层正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13]
（二）党员素质的基本情况
党员的发展标准及其文化水平是影响党员整体素质的基本变量，根据W村党总支部提供的党员基本数据，其党员的文化水平与发展情况分别为表2和表3：
表2显示，W村党员呈现出文化水平越高，党员人数越少負相关性。且文化水平越高的党员其人数越少，其不在村的即流动党员的比例越高，其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水平的流动党员占其所在文凭阶段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学文化水平的党员全部为流动党员。可见，该村“在村党员”的文化水平以小学、初中文化为主、以高中、中专文化为辅，这种农村基层党员的文化水平分布情况基本符合农村社会教育发展水平。当前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中、青年人和低龄老人主要分布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段，从全国农村党员文化平均水平来看，该村应该属于中等水平。正如当地一位党员所言：“农村基层党员，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只要能够识字、读写、计算，能够理解政策便可以了。” 表3显示，W村党员发展速度的总体趋势由慢变快：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约3年发展1名党员;随后发展速度提高;世纪之交发展速度放缓，但也至少保证了1年发展1名党员;而最近5～6年，达到1年发展3个党员的高速。需要注意的是，最近5年内发展的党员主要以在校学生为主，并非由村总支部直接发展的，可暂不讨论。在前三个阶段，70、80年代是該村党员发展的高峰期，1年大约发展2～3名党员，全村超过70%的党员是在1970～2009年40年间发展而来的。据该村一位老村书记（1971～1989年担任村书记）介绍，当时发展党员首先是根据支部的新老党员的更替情况，其次看个人办事能力、是否有政治头脑、是否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最后提交入党申请后进行严格考察，考察他是否具有公心为村民办事。可见，高峰期发展的党员基本上是通过生产队队长或会计的考验、多次提交入党申请的考验才成为一名党员的，其党员在个人能力、党性觉悟、个人品行方面都经过了乡土化考验。总之，从该村党员文化水平和发展标准来看，全村党员整体的素质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为基层党组织“从严治党”奠定了基本的人力基础。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
（一）组织认同的再造：党员会议制度化解决“无根党员”困境
基层党组织通过“入党”这一程序赋予党员身份，党员的身份彰显和角色调试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党员身份与组织身份保持同频共振是建构基层党组织内部认同的关键。[14]2011年，W村新任村书记上任后对本村党员队伍的总体评价为“战斗力不强、凝聚力不强”，其中“有些党员党员开会迟到早退的、中途逃跑的、缺会不请假的，没有组织纪律性;村庄公益事业不带头、不主动，缩头缩尾;说一些党员不该说的话，在群众稳定工作中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带头做一些不稳定的事情。”农村党员普遍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党员“缺钙”。习总书记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党员“缺钙”就是党员信仰的缺失，就会得“软骨病”。[15]而“信仰缺失”的背后隐含着党员身份认同危机和党组织身份认同危机。于是，该村从党员会议纪律抓起，通过建构常态化的党员会议平台将普通党员组织起来，逐步恢复其组织认同，这成为该村“从严治党”的第一步。
1.以纪律促认同：党员会议制度化建设
党员开会无纪律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顽疾，该村总支委认为制度化的会议规则是化解该顽疾的关键，但在具体实践中需要采取策略主义的方式分三个步骤来实现：
首先，联系老党员进行问题化的自我分析。村书记上任之后一一拜访了村庄中有威望、有公心的老党员、老干部，主要是“听听他们对村里党员的看法，听听他们对党建工作的意见”。在这个拜访过程中，这批老党员对本村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了共识，并在私下交流中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共识和意见成为“内部会议条例”的最初版本。为保证意见的广泛性，村书记组织20位党员通过非正式会议在小范围公开讨论，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当时大家坐在一起把村党员存在的问题拿出来共同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共识，最后他们也支持村支部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实质性管理”。该村总支委通过这种个别拜访和小会议公开讨论的方式，首先将基层党组织中有威望、有威信、有党性的少数党员动员起来。
其次，通过全体党员大会讨论、表决，形成正式的内部决议。2011年年初，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总支委将小范围形成的草案向全体党员宣读并再次讨论，最终由全体党员举手表决并签字同意，由此形成W村总支部第一个关于基层党员基本纪律的内部决议。该内部决议其主要有以下内容：其一，关于党员开会方面，明确规定对于总支部组织的党员会议不得迟到早退。如不能遵守，首先登记备案;其次，会上通报批评;再者，不参加会议的，在会后15天内必须“补会”，如果恶意不参加“补会”超过三次的党员，则按照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进行“劝退”等等。其二，明确本村党员的基本责任，比如必须正确传达惠农政策，如果碰到村民问到自己不懂的，必须先打电话给村干部问清楚了再回答，不能含糊地瞎解释;同时要求本村党员必须参加村内公益事业、参与村落纠纷调解等等。
最后，利用年中“七一”党员大会坚决落实决议以形成党组织震慑力。2011年的“七一”会议是这份内部正式决议的第一次实践，按照村书记的说法“这是第一次践行自己制定的内部规矩，只有按章办事、坚决落实，决议才不会变成‘纸上谈兵’”。其具体作法是：首先保证在会前一天电话或口头通知每一个党员;然后在开会当日准备两张签到表，一张会前签到表，一张迟到签到表，对迟到同志进行精准计时;最后会末通报迟到党员名单并在会后根据迟到时间进行“当场补会”。而所有未参加会议的党员，村总支委会后一一电话通知在会后半个月进行集中“补会”，学习时间往往是正常开会时间的一倍。当时一位“事后补会”的党员坦言：“这样一来，准时参会的同志会议结束可立即离开，迟到同志则要留下‘继续开会’，没有参会的同志则要‘加倍开会’，党员之间有了这样的对比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可见，通过这次坚决执行内部决议，该村党员对党组织的执行力便“心中就有数了”，这成为基层党组织自我管理的重要步骤。
2.“无根”党员身份认同与组织归属的实现
“无根党员”是指党员在日常事务中出现组织上的归属危机和身份上的认同危机，“有名无实”的身份漂泊感是当下普通党员“无根”困境的主要表现，其关键原因在于党组织缺乏联系党员的有效机制。该村总支部委员会通过党员会议正规化、制度化，让“无根党员”与基层党组织建立了常规性联系。W村一年内召开的全村党员正式会议一般3～5次，其中常规例会有年初的工作安排大会、年中“七一”建党纪念大会、年末的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另外，村总支委会根据大型技术培训和中心工作召开部分党员的临时会议，主要是让在村党员及时了解村庄发展动态，并带头配合外部项目资源进村等等。
通过这些常规例会和临时会议建立党员与党组织的紧密联系。首先，党员在组织化的过程中明确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从而建构个体党员对党员身份的自我认同。[16]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获得了组织成员的感知和认同，正如一位担任社区理事长的低龄老党员所讲：“作为一名党员，由村书记（村总支部）会上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会下必须要配合完成。党员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具体任务必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一名党员的基本义务。”可见，该村基层党组织从党员会议纪律抓起，通过党员会议将党员组织起来，明确了党员的组织归属，重塑党员身份觉醒的同时重塑党员对基层党组织身份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根党员”的组织困境，为基层党组织奠定认同基础。 （二）嵌入方式的创新：党小组嵌入理事会化解“凑数党员”困境
后税费时代，在基层组织治理资源缺乏和治理手段僵化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合村并组”扩大了行政村的管辖范围，大部分农村以行政村为自治单元的村民自治出现无组织性和无主体性两大现实困境。[17]如何将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转化为内生性的治理主体成为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该村村书记认为“不仅要把基层党员‘管起来’，关键还在‘用起来’。”所谓“用起来”是指充分发挥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合理推进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及其党员需要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作用[18]，而不是做一名“有职无事”的“凑数党员”。
1.服务平台的创建：党小组下沉村落理事会
秭归县为推动协商民主、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在全县范围内推动以“村落”为自治单元的改革。村落边界以最亲密的血缘和最便利的地缘关系为依据，将原来自然形成的一个湾或一个坪划分为一个户均50户左右的自治村落。每个村落设立村落理事会，其中理事长1位、2～3名“八员”，由他们集体负责村落自治事务。其中，“八员”指张罗员、经济员、调解员、环保员、管护员、帮扶员、监督员、宣传员，“八员”往往由2～3名村民担任。W村总支委利用村民自治下沉的历史契机，鼓励党员积极参与本村落理事会的选举，促使基层党员成为村落事务的治理主体。2015年，该县对“幸福村落”创建体系架构进行优化，实行“双线运行、三级架构”治理模式，即以“村党组织-村落党小组-党员”为主线的党建工作体系;以“村委会-村落理事-农户”为轴线的村落群众自治体系。
2015年W村的《村落理事会“两长八员”台账》显示，16个村落理事会中有9个村落理事长兼党小组长，即由党员担任村落理事长的比例超过半数。按照党组织相关规定，一个村落至少有3名以上党员才能成立党小组，不足3名党员的村落并入邻居村落共同成立1个党小组。W村總支委下分2个支部13个村落党小组，这意味着有少数“幸福村落”只有理事会而没有党小组。在这13位党小组长中，只有2名未兼任村落理事长，因而党小组长兼任村落理事长比例高达84.46%，而2名党小组长虽不是理事长但都是理事会中的“八员”。上述两项数据表明，村落理事长和村落党小组组长是高度重合的，由此实现在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基础上完成基层党组织的下沉，这便是村落党小组与村落理事会“双线运行”的实质。
2.“凑数”党员深度参与自治，基层党员先进性激活
调研显示，一部分热心公益、关心村落发展的党员借助村落理事会这一“半正式”的民间平台在村落自治事务中扮演了三重角色：村落公共品供给的组织者、村落矛盾纠纷的调解者以及村落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比如，第七村落的党员王廷翠属于“八员”，她于2015年组织本村落内22户村民修建一条长800米的果园路;第八村落的村落理事长兼党小组长周功寿组织党员自愿捐资协助村委会完成公路砌培;第二村落的“两长”兼员徐宗玉平均每年参与村落纠纷调解4～5起，并主动组织公路沿线村民自发清理“自家门前公路段”垃圾，以保持公路整洁。党小组长作为自治事务的带头人与组织者，“做事情必须吃苦在前、接受自我利益小范围内的损失、不能跟普通群众斤斤计较”，一些在普通村民看来是“损失”的事情，作为党员则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牺牲”。
党员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细胞，通过在村落自治事务中充分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将有利于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在半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中，将基层党员通过党小组嵌入村落理事会这一熟人社会的自治组织中，将党建工作体系与村落自治体系高度关联起来，为部分党员在群众自治事务中充分发挥先进性提供平台。这些党员往往是隐伏在熟人社会中的“边缘精英”人群，系统内的精英下沉有利于提高政治沟通效能。[19]基层党组织通过创新组织嵌入方式将“凑数党员”转变为村民自治的关键组织者[20]，这为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奠定了重要的人力基础。
（三）群众路线的贯彻：党员考核制度化解决“口号党员”困境
群众路线是基层党员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基本方式，它是一名共产党员作风“硬不硬朗”的验金石。目前党员与群众“一对一”的形式联系体现在党员公开承诺书中，但在现实党组织生活中，村书记及村支委却不愿意对党员的承诺实行“硬考核”，正如该村书记所言：“村书记的选举需要普通党员的支持，他们往往怕自己管严了就得罪党员，也就意味着失去选票，所以大部分村书记不敢严管。”如此下来，基层党员对群众的公开承诺便成为“挂在墙上”的空头支票，“口号党员”由此产生。为解决该问题，W村总支委从党员公开承诺抓起，在本村党支部内切实执行“五星级党员”考评制度。
1.党员考核制度化：“五星级党员”考评制度
秭归县于2010年在全县范围开展“五星级党组织”创建活动;2013年为响应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总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争创“五星级服务型党组织”活动;2014年进一步深化为“五星级党员”创评工作。从“五星级党组织”到“五星级党员”反映了党组织考评从较为粗放的组织考评转化为较为精细的党员考评。所谓党员的“五星”是指政治星、纪律星、品德星、作风星和实绩星。W村结合本村的社会特点将政治星和品德星作为本村党员的考核重点内容。其中，政治星指“带头学习提高党性觉悟，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党员会议制度来考验党员;品德星指“带头互帮互助，主动作出公开承诺，带头领办一项公益事业，至少结对帮扶一户以上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或困难家庭”，这颗星主要通过党员公开承诺是否落实和公益事业参与频度来具体考核。该村总支委对党员的公开承诺进行三步指导：首先是年前指导制定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承诺事项;其次是年中“中途提醒”党员兑现承诺;最后是年末“组织内部检查”和“第三方外部查验”相结合方式验收党员承诺。而关键步骤是“一头一尾”： 年前制定承诺：W村要求每个党员在年前根据自己的年龄、经济水平、劳动力等情况公开承诺1～2件为民服务的事情，然后由村总支委一一核实党员承诺是否符合实际。据村书记介绍：“每一份党员承诺书都要由支部亲自看看。比如，承诺修路，那就要把修路的位置、距离写清楚;还有帮扶困难户，就要把困难户的名字、具体怎么帮写清楚;还有一些老党员，就帮忙指导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助周围人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等。有些党员承诺救济困难户，但救济额度太少，明显不符合他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些我们也需要出面指导;还有一些工作量太小，也要重新承诺。”通过年前严格把关党员承诺内容来保证党员承诺是符合实际且能具体操作的。
年底验收承诺：W村对党员年前的公开承诺分2次验收。第一次大约在11月底12月初由每个党小组的组长来初验，“这实际上是指导性的验收，主要是提醒那些还没兑现承诺的党员抓紧时间完成自己承诺的事情。”由于年中各种党组织会议上都会提醒党员兑现自己的承诺，第一次验收时80%党员基本能够完成任务。第二次在12月底由村总支部请第三方来帮忙验收，所请之人一般为驻村干部或者帮扶单位的人员，由他们找帮扶对象、普通群众来验证该党员是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样做的目的如村书记所言“让第三方验收，可以不讲人情，督促落后分子抓紧时间兑现，这是策略问题”。
2.“口号党员”公开承诺硬考核，重塑党员责任主体意识
通过具体落实“五星级党员”考评制度，将党员的基本纪律、自治参与、承诺兑现、公益行为等等纳入考核，利用党组织、群众和第三方全方位的监督来重塑基层党员的责任意识，督促党员履行自己基本义务。该村总支部为了激励党员积极兑现承诺还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方案。比如对“五星级党员”村总支部会张榜表扬并奖励一些生活用品以资鼓励，而对“三星级”以下的党员则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提升其认识，“如果他一直不改进，连续两年评为‘三星’，完全达不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总支部则可以按照党章党规劝其退党。态度恶劣且不愿意自己退出的，可以走组织程序，开会讨论、公开除名。”
将硬考核与公开奖惩相结合，极大地激活了基层党员的政治荣誉感。一位普通党员这样表达完成公开承诺前后的心理变化：“最开始确实不愿意，心里有抵触情绪，但这是自己承诺的事情而且年终要考核，所以还是要先完成任务，毕竟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没想到的是，承诺兑现了、事情做完后，周围群众给了不少正面评价，我们党员做点小事情就能获得村民的认可，这让自己突然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了！”另外，绝大部分党员对于“五星级党员”评议结果，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公开挂牌评议实际上是在熟人社会内部展现每位党员的“做人”情况，由此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可以激活党员个体的责任主体意识。可见，基层党组织正是通过“五星级党员”硬考核“找到了党组织与群众需求的连接点”。[21]每位党员及时兑现承诺首先改善的是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其本质是贯彻群众路线。它不仅让党员的个人能力与社会性价值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得到实现，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群众认可度及合法性。
四、主体性党员再造：关于“从严治党”再认识
本文将基层党组织与能动性党员剥离分析，“从严治党”便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上级党组织严格管理下级党组织，二是每一级党组织严格管理党员。党员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他与党组织的关系不是天然的、自然的，而是需要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来不断强化和改善的。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将“混同于群众的党员”剥离出来成为“群众中的带头人”，本文认为其核心是有组织地重塑具有主体性的党员，解决党员“有名无实”“有职无事”“有责不管”的困境。秭归县W村的基层党建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的“从严治党”并不是一个脱嵌于社会基础的政治任务或者政治口号，它的实现既需要基层党组织从内部突破自己，也需要党组织抓准社区发展的脉搏为自我的蜕变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提出“从严治党”的要求，對基层党组织而言，“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是适应农村社会转型的“自我转型”，即由原来“革命时代的动员型党组织”转变为“后革命时代的服务型党组织”。学界围绕“服务型党组织”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大多预设了一个抽象的“合格党员”，而现实中农村党员已经出现了巨大分化与变异。如果忽视对个体党员与党组织关系实然状态的研究，基层党建的科学化便只能成为政治话语下的“空中楼阁”，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将演变为根基不牢的“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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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娜
（一）“原子化”的党员何去何从？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基层领导地位而向农村输入的政党组织，基层党组织能否有效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直接关系党的基层执政是否稳固。[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如何快速适应新形势以及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及其出路成为学界探讨的主要议题。在这个议题中坚持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执政领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2]同时需要通过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调整来完成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但就全国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现状而言，存在战斗力弱化、凝聚力不强、组织纪律性不强等普遍性问题[4]，如不在村的流动党员长期与党组织“失联”、在村的中年党员经常缺席党组织会议、在村的低龄老党员干部不为党组织所用“人浮于事”等等。总之，农村基层党员“浮于组织”“脱离群众”的“原子化”状态[5]具有普遍性。
本文所调研的W村在2011年以前也存在这些问题，但经过该基层党组织最近5年的全面建设与整改，该村基层党员实现了“去原子化”。因而，基于湖北秭归W村的个案研究，利用机制分析方法解析该村基层党员“去原子化”以及党组织“从严治党”实现路径便成为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这个议题中，包含了党员在农村社会中的三层基本关系：其一，农村党员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即党员的个体身份和组织身份认同是如何建构与体现的，它回答的是党员归属与身份的问题;其二，农村党员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即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治理模式以适应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它回应的是党员功能转型的问题;其三，农村党员与广大普通群众的关系，即基层党组织如何落实党员义务和责任以满足群众对党员的期待，它回应的是党员社会地位与评价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自我转型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困境、功能转型困境和人力资源困境。首先，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设置在近3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元结构下集权式”组织设置转变“二元结构下分权式”组织设置，由此带来村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理不顺”的困境。[6]其次，功能转型困境是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7]它在由传统的以政治动员为主导功能向以组织服务为主导功能的转型过程中遇到了障碍。[8]第三，人力资源困境是指在基层党组织转型过程中基层党员结构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党性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意识淡薄、“双带”能力不强等问题。[9]
针对这些普遍性问题，学界提出不少解决方案，如殷焕举等提出以区域性和阶段性为坐标、以民主化为动力、以制度系统化为基础、以外部环境优化为推力的“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功能转型。[10]有部分学者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型视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11]，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进一步创新组织结构、明确服务功能、完善民主政治、壮大集体经济才能逐步走出困境。[12]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两个倾向，一是以政策文本的解读与解释为主，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应然”状态，其提出的意见多体现为指导性的而非操作性的。二是倾向于基层党建理论的总结与建构，强调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对基层党建个案式经验-机制研究不足。本文试图以秭归县W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经验为例，重点分析该基层党组织进行自主建设的微观过程，并试图从党组织的内部制度与外部契机两个方面揭示其克服党员“原子化”的实践机制，从而为农村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二、秭归W村基层党员的基本概况
（一）党员构成的基本情况
据调研，截止2016年7月，W村共有在册党员79名，其党员在性别分布、流动情况和年龄分布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1显示，该村党员以男性为主，这与全国农村党员性别分布比例是一致的。据村书记介绍，本村“不在村”的流动党员主要以常年外出经商、务工为主，与全国农村出现的“空心化”党员村相比，其“在村党员”比例为78.5%，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党员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村，其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成为“光杆司令”，组织对象的缺乏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结构性问题。村庄人口低流动率是村庄社会完整的前提条件，该村由于村庄小农果园经济的高效性将大部分党员留在了农村，本村“在村党员”人数比例高保证了组织对象的稳定性和基层党组织的完整性，这成为本文分析问题的社会基础。
另外，从党员年龄段的分布情况来看，该村党员以36岁～65岁之间的中、青年人和低龄老人为主。这些党员往往是家庭果园的主要劳动力，其有关家庭果园收入的切身利益使得这部分党员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果园技术的积累与改进、村庄农业项目资源的分配等方面持有较大热情。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是流动党员的主要成员，他们大都以大、中专学历为主，在外县或外省以从事各类社会组织工作为主，很少参与村务。而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已基本退出农业生产，也脱出家庭决策圈，属于社区退养群体，其参与村庄建设的动力减弱、能力降低。因而，该村真正能够为村庄发展做事情、做贡献的党员群体是36岁～65岁之间的中、青年人和低龄老人。他们属于经济水平中等偏上的新中农阶层，该阶层正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13]
（二）党员素质的基本情况
党员的发展标准及其文化水平是影响党员整体素质的基本变量，根据W村党总支部提供的党员基本数据，其党员的文化水平与发展情况分别为表2和表3：
表2显示，W村党员呈现出文化水平越高，党员人数越少負相关性。且文化水平越高的党员其人数越少，其不在村的即流动党员的比例越高，其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水平的流动党员占其所在文凭阶段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大学文化水平的党员全部为流动党员。可见，该村“在村党员”的文化水平以小学、初中文化为主、以高中、中专文化为辅，这种农村基层党员的文化水平分布情况基本符合农村社会教育发展水平。当前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中、青年人和低龄老人主要分布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段，从全国农村党员文化平均水平来看，该村应该属于中等水平。正如当地一位党员所言：“农村基层党员，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只要能够识字、读写、计算，能够理解政策便可以了。” 表3显示，W村党员发展速度的总体趋势由慢变快：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约3年发展1名党员;随后发展速度提高;世纪之交发展速度放缓，但也至少保证了1年发展1名党员;而最近5～6年，达到1年发展3个党员的高速。需要注意的是，最近5年内发展的党员主要以在校学生为主，并非由村总支部直接发展的，可暂不讨论。在前三个阶段，70、80年代是該村党员发展的高峰期，1年大约发展2～3名党员，全村超过70%的党员是在1970～2009年40年间发展而来的。据该村一位老村书记（1971～1989年担任村书记）介绍，当时发展党员首先是根据支部的新老党员的更替情况，其次看个人办事能力、是否有政治头脑、是否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最后提交入党申请后进行严格考察，考察他是否具有公心为村民办事。可见，高峰期发展的党员基本上是通过生产队队长或会计的考验、多次提交入党申请的考验才成为一名党员的，其党员在个人能力、党性觉悟、个人品行方面都经过了乡土化考验。总之，从该村党员文化水平和发展标准来看，全村党员整体的素质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为基层党组织“从严治党”奠定了基本的人力基础。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严治党”的实现路径
（一）组织认同的再造：党员会议制度化解决“无根党员”困境
基层党组织通过“入党”这一程序赋予党员身份，党员的身份彰显和角色调试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实现党员身份与组织身份保持同频共振是建构基层党组织内部认同的关键。[14]2011年，W村新任村书记上任后对本村党员队伍的总体评价为“战斗力不强、凝聚力不强”，其中“有些党员党员开会迟到早退的、中途逃跑的、缺会不请假的，没有组织纪律性;村庄公益事业不带头、不主动，缩头缩尾;说一些党员不该说的话，在群众稳定工作中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带头做一些不稳定的事情。”农村党员普遍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党员“缺钙”。习总书记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党员“缺钙”就是党员信仰的缺失，就会得“软骨病”。[15]而“信仰缺失”的背后隐含着党员身份认同危机和党组织身份认同危机。于是，该村从党员会议纪律抓起，通过建构常态化的党员会议平台将普通党员组织起来，逐步恢复其组织认同，这成为该村“从严治党”的第一步。
1.以纪律促认同：党员会议制度化建设
党员开会无纪律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顽疾，该村总支委认为制度化的会议规则是化解该顽疾的关键，但在具体实践中需要采取策略主义的方式分三个步骤来实现：
首先，联系老党员进行问题化的自我分析。村书记上任之后一一拜访了村庄中有威望、有公心的老党员、老干部，主要是“听听他们对村里党员的看法，听听他们对党建工作的意见”。在这个拜访过程中，这批老党员对本村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了共识，并在私下交流中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共识和意见成为“内部会议条例”的最初版本。为保证意见的广泛性，村书记组织20位党员通过非正式会议在小范围公开讨论，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当时大家坐在一起把村党员存在的问题拿出来共同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共识，最后他们也支持村支部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实质性管理”。该村总支委通过这种个别拜访和小会议公开讨论的方式，首先将基层党组织中有威望、有威信、有党性的少数党员动员起来。
其次，通过全体党员大会讨论、表决，形成正式的内部决议。2011年年初，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总支委将小范围形成的草案向全体党员宣读并再次讨论，最终由全体党员举手表决并签字同意，由此形成W村总支部第一个关于基层党员基本纪律的内部决议。该内部决议其主要有以下内容：其一，关于党员开会方面，明确规定对于总支部组织的党员会议不得迟到早退。如不能遵守，首先登记备案;其次，会上通报批评;再者，不参加会议的，在会后15天内必须“补会”，如果恶意不参加“补会”超过三次的党员，则按照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进行“劝退”等等。其二，明确本村党员的基本责任，比如必须正确传达惠农政策，如果碰到村民问到自己不懂的，必须先打电话给村干部问清楚了再回答，不能含糊地瞎解释;同时要求本村党员必须参加村内公益事业、参与村落纠纷调解等等。
最后，利用年中“七一”党员大会坚决落实决议以形成党组织震慑力。2011年的“七一”会议是这份内部正式决议的第一次实践，按照村书记的说法“这是第一次践行自己制定的内部规矩，只有按章办事、坚决落实，决议才不会变成‘纸上谈兵’”。其具体作法是：首先保证在会前一天电话或口头通知每一个党员;然后在开会当日准备两张签到表，一张会前签到表，一张迟到签到表，对迟到同志进行精准计时;最后会末通报迟到党员名单并在会后根据迟到时间进行“当场补会”。而所有未参加会议的党员，村总支委会后一一电话通知在会后半个月进行集中“补会”，学习时间往往是正常开会时间的一倍。当时一位“事后补会”的党员坦言：“这样一来，准时参会的同志会议结束可立即离开，迟到同志则要留下‘继续开会’，没有参会的同志则要‘加倍开会’，党员之间有了这样的对比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了。”可见，通过这次坚决执行内部决议，该村党员对党组织的执行力便“心中就有数了”，这成为基层党组织自我管理的重要步骤。
2.“无根”党员身份认同与组织归属的实现
“无根党员”是指党员在日常事务中出现组织上的归属危机和身份上的认同危机，“有名无实”的身份漂泊感是当下普通党员“无根”困境的主要表现，其关键原因在于党组织缺乏联系党员的有效机制。该村总支部委员会通过党员会议正规化、制度化，让“无根党员”与基层党组织建立了常规性联系。W村一年内召开的全村党员正式会议一般3～5次，其中常规例会有年初的工作安排大会、年中“七一”建党纪念大会、年末的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另外，村总支委会根据大型技术培训和中心工作召开部分党员的临时会议，主要是让在村党员及时了解村庄发展动态，并带头配合外部项目资源进村等等。
通过这些常规例会和临时会议建立党员与党组织的紧密联系。首先，党员在组织化的过程中明确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从而建构个体党员对党员身份的自我认同。[16]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获得了组织成员的感知和认同，正如一位担任社区理事长的低龄老党员所讲：“作为一名党员，由村书记（村总支部）会上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会下必须要配合完成。党员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具体任务必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一名党员的基本义务。”可见，该村基层党组织从党员会议纪律抓起，通过党员会议将党员组织起来，明确了党员的组织归属，重塑党员身份觉醒的同时重塑党员对基层党组织身份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根党员”的组织困境，为基层党组织奠定认同基础。 （二）嵌入方式的创新：党小组嵌入理事会化解“凑数党员”困境
后税费时代，在基层组织治理资源缺乏和治理手段僵化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合村并组”扩大了行政村的管辖范围，大部分农村以行政村为自治单元的村民自治出现无组织性和无主体性两大现实困境。[17]如何将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转化为内生性的治理主体成为基层党组织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该村村书记认为“不仅要把基层党员‘管起来’，关键还在‘用起来’。”所谓“用起来”是指充分发挥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合理推进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及其党员需要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作用[18]，而不是做一名“有职无事”的“凑数党员”。
1.服务平台的创建：党小组下沉村落理事会
秭归县为推动协商民主、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在全县范围内推动以“村落”为自治单元的改革。村落边界以最亲密的血缘和最便利的地缘关系为依据，将原来自然形成的一个湾或一个坪划分为一个户均50户左右的自治村落。每个村落设立村落理事会，其中理事长1位、2～3名“八员”，由他们集体负责村落自治事务。其中，“八员”指张罗员、经济员、调解员、环保员、管护员、帮扶员、监督员、宣传员，“八员”往往由2～3名村民担任。W村总支委利用村民自治下沉的历史契机，鼓励党员积极参与本村落理事会的选举，促使基层党员成为村落事务的治理主体。2015年，该县对“幸福村落”创建体系架构进行优化，实行“双线运行、三级架构”治理模式，即以“村党组织-村落党小组-党员”为主线的党建工作体系;以“村委会-村落理事-农户”为轴线的村落群众自治体系。
2015年W村的《村落理事会“两长八员”台账》显示，16个村落理事会中有9个村落理事长兼党小组长，即由党员担任村落理事长的比例超过半数。按照党组织相关规定，一个村落至少有3名以上党员才能成立党小组，不足3名党员的村落并入邻居村落共同成立1个党小组。W村總支委下分2个支部13个村落党小组，这意味着有少数“幸福村落”只有理事会而没有党小组。在这13位党小组长中，只有2名未兼任村落理事长，因而党小组长兼任村落理事长比例高达84.46%，而2名党小组长虽不是理事长但都是理事会中的“八员”。上述两项数据表明，村落理事长和村落党小组组长是高度重合的，由此实现在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基础上完成基层党组织的下沉，这便是村落党小组与村落理事会“双线运行”的实质。
2.“凑数”党员深度参与自治，基层党员先进性激活
调研显示，一部分热心公益、关心村落发展的党员借助村落理事会这一“半正式”的民间平台在村落自治事务中扮演了三重角色：村落公共品供给的组织者、村落矛盾纠纷的调解者以及村落公益事业的参与者。比如，第七村落的党员王廷翠属于“八员”，她于2015年组织本村落内22户村民修建一条长800米的果园路;第八村落的村落理事长兼党小组长周功寿组织党员自愿捐资协助村委会完成公路砌培;第二村落的“两长”兼员徐宗玉平均每年参与村落纠纷调解4～5起，并主动组织公路沿线村民自发清理“自家门前公路段”垃圾，以保持公路整洁。党小组长作为自治事务的带头人与组织者，“做事情必须吃苦在前、接受自我利益小范围内的损失、不能跟普通群众斤斤计较”，一些在普通村民看来是“损失”的事情，作为党员则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牺牲”。
党员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细胞，通过在村落自治事务中充分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将有利于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在半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中，将基层党员通过党小组嵌入村落理事会这一熟人社会的自治组织中，将党建工作体系与村落自治体系高度关联起来，为部分党员在群众自治事务中充分发挥先进性提供平台。这些党员往往是隐伏在熟人社会中的“边缘精英”人群，系统内的精英下沉有利于提高政治沟通效能。[19]基层党组织通过创新组织嵌入方式将“凑数党员”转变为村民自治的关键组织者[20]，这为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奠定了重要的人力基础。
（三）群众路线的贯彻：党员考核制度化解决“口号党员”困境
群众路线是基层党员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基本方式，它是一名共产党员作风“硬不硬朗”的验金石。目前党员与群众“一对一”的形式联系体现在党员公开承诺书中，但在现实党组织生活中，村书记及村支委却不愿意对党员的承诺实行“硬考核”，正如该村书记所言：“村书记的选举需要普通党员的支持，他们往往怕自己管严了就得罪党员，也就意味着失去选票，所以大部分村书记不敢严管。”如此下来，基层党员对群众的公开承诺便成为“挂在墙上”的空头支票，“口号党员”由此产生。为解决该问题，W村总支委从党员公开承诺抓起，在本村党支部内切实执行“五星级党员”考评制度。
1.党员考核制度化：“五星级党员”考评制度
秭归县于2010年在全县范围开展“五星级党组织”创建活动;2013年为响应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总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争创“五星级服务型党组织”活动;2014年进一步深化为“五星级党员”创评工作。从“五星级党组织”到“五星级党员”反映了党组织考评从较为粗放的组织考评转化为较为精细的党员考评。所谓党员的“五星”是指政治星、纪律星、品德星、作风星和实绩星。W村结合本村的社会特点将政治星和品德星作为本村党员的考核重点内容。其中，政治星指“带头学习提高党性觉悟，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党员会议制度来考验党员;品德星指“带头互帮互助，主动作出公开承诺，带头领办一项公益事业，至少结对帮扶一户以上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或困难家庭”，这颗星主要通过党员公开承诺是否落实和公益事业参与频度来具体考核。该村总支委对党员的公开承诺进行三步指导：首先是年前指导制定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承诺事项;其次是年中“中途提醒”党员兑现承诺;最后是年末“组织内部检查”和“第三方外部查验”相结合方式验收党员承诺。而关键步骤是“一头一尾”： 年前制定承诺：W村要求每个党员在年前根据自己的年龄、经济水平、劳动力等情况公开承诺1～2件为民服务的事情，然后由村总支委一一核实党员承诺是否符合实际。据村书记介绍：“每一份党员承诺书都要由支部亲自看看。比如，承诺修路，那就要把修路的位置、距离写清楚;还有帮扶困难户，就要把困难户的名字、具体怎么帮写清楚;还有一些老党员，就帮忙指导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助周围人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等。有些党员承诺救济困难户，但救济额度太少，明显不符合他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些我们也需要出面指导;还有一些工作量太小，也要重新承诺。”通过年前严格把关党员承诺内容来保证党员承诺是符合实际且能具体操作的。
年底验收承诺：W村对党员年前的公开承诺分2次验收。第一次大约在11月底12月初由每个党小组的组长来初验，“这实际上是指导性的验收，主要是提醒那些还没兑现承诺的党员抓紧时间完成自己承诺的事情。”由于年中各种党组织会议上都会提醒党员兑现自己的承诺，第一次验收时80%党员基本能够完成任务。第二次在12月底由村总支部请第三方来帮忙验收，所请之人一般为驻村干部或者帮扶单位的人员，由他们找帮扶对象、普通群众来验证该党员是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样做的目的如村书记所言“让第三方验收，可以不讲人情，督促落后分子抓紧时间兑现，这是策略问题”。
2.“口号党员”公开承诺硬考核，重塑党员责任主体意识
通过具体落实“五星级党员”考评制度，将党员的基本纪律、自治参与、承诺兑现、公益行为等等纳入考核，利用党组织、群众和第三方全方位的监督来重塑基层党员的责任意识，督促党员履行自己基本义务。该村总支部为了激励党员积极兑现承诺还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方案。比如对“五星级党员”村总支部会张榜表扬并奖励一些生活用品以资鼓励，而对“三星级”以下的党员则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提升其认识，“如果他一直不改进，连续两年评为‘三星’，完全达不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总支部则可以按照党章党规劝其退党。态度恶劣且不愿意自己退出的，可以走组织程序，开会讨论、公开除名。”
将硬考核与公开奖惩相结合，极大地激活了基层党员的政治荣誉感。一位普通党员这样表达完成公开承诺前后的心理变化：“最开始确实不愿意，心里有抵触情绪，但这是自己承诺的事情而且年终要考核，所以还是要先完成任务，毕竟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没想到的是，承诺兑现了、事情做完后，周围群众给了不少正面评价，我们党员做点小事情就能获得村民的认可，这让自己突然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了！”另外，绝大部分党员对于“五星级党员”评议结果，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公开挂牌评议实际上是在熟人社会内部展现每位党员的“做人”情况，由此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可以激活党员个体的责任主体意识。可见，基层党组织正是通过“五星级党员”硬考核“找到了党组织与群众需求的连接点”。[21]每位党员及时兑现承诺首先改善的是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其本质是贯彻群众路线。它不仅让党员的个人能力与社会性价值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得到实现，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群众认可度及合法性。
四、主体性党员再造：关于“从严治党”再认识
本文将基层党组织与能动性党员剥离分析，“从严治党”便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上级党组织严格管理下级党组织，二是每一级党组织严格管理党员。党员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他与党组织的关系不是天然的、自然的，而是需要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来不断强化和改善的。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将“混同于群众的党员”剥离出来成为“群众中的带头人”，本文认为其核心是有组织地重塑具有主体性的党员，解决党员“有名无实”“有职无事”“有责不管”的困境。秭归县W村的基层党建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的“从严治党”并不是一个脱嵌于社会基础的政治任务或者政治口号，它的实现既需要基层党组织从内部突破自己，也需要党组织抓准社区发展的脉搏为自我的蜕变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提出“从严治党”的要求，對基层党组织而言，“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是适应农村社会转型的“自我转型”，即由原来“革命时代的动员型党组织”转变为“后革命时代的服务型党组织”。学界围绕“服务型党组织”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大多预设了一个抽象的“合格党员”，而现实中农村党员已经出现了巨大分化与变异。如果忽视对个体党员与党组织关系实然状态的研究，基层党建的科学化便只能成为政治话语下的“空中楼阁”，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将演变为根基不牢的“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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