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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上层统治阶级逐渐倾向取消自治，回归中央。北洋政府采取积极政策，先由都护使陈毅与之谈判协商，陷入困境之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主动请缨赴蒙。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运用灵活的应对策略，恩威并施，迅速地完成了撤治使命，为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徐树铮 外蒙古 撤治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北洋政府无暇顾及外蒙古的事务，外蒙古一度游离于中央政府管理之外，徐树铮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的？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概括于以下几点：
第一，他审时度势，把谈判大权揽入手中。早在1912年的《俄蒙协约》签订后，徐树铮就十分关心外蒙古，认为“外蒙一去，内蒙震动，蒙不安，奉必危，奉危，滇藏必牵动。”[1]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外蒙古的重要性。此时身为西北筹边使的他，更加密切注意外蒙古的动向，在陈毅与外蒙古当局交涉时，他就对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六十三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七不可”，其中不乏正确而独特的主张。但当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素与徐树铮不和，坚持“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古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完全有都护使负责，以明权限。”[2]徐树铮因为身在其职，背后又有实力雄厚的西北边防军和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坚决表示“一日不离职，一日即誓死宁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在10月29日到达库伦之后，随即把谈判大权从陈毅手中夺了过来。徐树铮“夺权”从维护国家的利益方面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此时的陈毅已经无法继续再谈判下去了，陷入僵局，“否则，虽有好机会，恐怕一般肉食者也要失之交臂呢？”而徐树铮却非“一般肉食者”，他有能力也有信心处理好这件棘手的事情。这次成功的“夺权”，为他圆满地完成任务铺平了道路。
第二，采取了以喇嘛派为主要谈判对象的原则。陈毅单方面的与王公派签定《六十三条》，导致活佛和喇嘛的不满，活佛写信给大总统徐世昌，派墨尔根堪布等五个有地位的喇嘛送往北京，表示“实深不安”。徐树铮吸引了经验教训，采取了以喇嘛为主要对象的原则。他认为当前主政的是喇嘛，反对撤治最大障碍也是喇嘛，谈判的突破点自然要放在喇嘛的身上。他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外蒙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人物，未可过于抛荒。”活佛身边最信任的人有四个，分别是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和棍布，很多事情，“活佛惟其左右”[3]。其中，巴年纪最长，位最高，时任总理兼内务总长，其他三个都被封亲王，而他没有被封，心中难免怨恨。徐树铮认为“擒贼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示好。”许诺事成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与双俸，从而取得了巴的支持。同时，他也对其他喇嘛保证，宗教荣典，政府优待，王公的喇嘛的薪俸，政府也会从优。对宗教领袖活佛也是倍加笼络，后来徐世昌大总统发布大总统令：“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享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为优为待遇……着加封为外蒙古翌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异。”[4]一方面极力拉拢喇嘛，满足他们的要求，尤其在宗教上给以优厚待遇，进而征得他们对撤治的同意。另一方面却处心积虑地缩小喇嘛的权限，减少优待条件，逐渐地收回外蒙古的军政大权。这种正确的、灵活的策略使他排除了撤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第三，他恩威并施，在拉拢喇嘛的同时，又营造了大兵压境之势，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鉴于外蒙古军事实力薄弱，他派西北边防军一旅褚其祥部先行入驻外蒙古，派往的军队只是边防军的一旅，部队进入外蒙古后，收复了部分被占领土，巩固了外蒙古的边防。同时也为了谈判的需要，他不断地向外蒙古军民展示其军力，炫耀军威，造成大兵压境之势，甚至不惜使用铁碗手段，给对方以威慑，这无疑给谈判增加了砝码，加快了谈判的步伐。对于撤治，喇嘛等多数反对，惟因重兵驻守，不敢公然发生意外，以喇嘛为首的反对派在强大的军队面前只能被迫妥协退让。为了让活佛早日同意撤治，他恫吓道：“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定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他利用铁碗政策迫使外蒙古当局屈服，在1919年11月17日黑黄两派联合具名呈文北洋政府，正式请求取消自治制度。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反对的呼声，“至中蒙两方之谈判，虽在北京平稳进行，惟蒙人方面对于小徐之军队大批驻在蒙境，似颇不满意，此项军队，军械不完，颇有骚扰情事，军官渐有不能管束之势，现望小徐刻在库伦能严声纪律。”大兵压境，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招来一些人的反对，虽有滥用武力之嫌，但在客观上对谈判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他抓住了当时外蒙古出现权力真空的有利时机。俄国由于国内发生革命，无暇顾及外蒙古。虽然日本对其觊觎已久，但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只是派出以松井中佐为首的武官到处活动，企图分裂外蒙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外蒙古的一切商站，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即使旧俄外交大使强烈反对，也是于事无补。徐树铮审慎地分析了外蒙古的时局，抓住了外蒙古出现权力真空的有利时机，迅速出兵，积极地与外蒙古当局谈判，并使其成功撤治。既避免了被卷入国际争端的危险，又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如上所述，徐树铮在外蒙古撤治中表现突出，“以二十二天的工夫，不费一兵一矢，使已经脱离了中国版图的外蒙，重返故国。”[5]虽略有夸大之辞，但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抓住了有利时机，圆满地促成了外蒙古撤治。■
参考文献
[1]杜春和，耿来金辑，徐树铮与段祺瑞等人书，近代史资料（总七十六号） [Z]，北京，1989年第171页。
[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Z]，1919-10-20.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19年，第311页。
[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Z]，1919.11-14，第459页。
[4]外蒙取消自治后所聞[N]，上海：民国日报，1919-11-25。
[5]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124页。
作者简介：
崔艳军（1980- ），男，汉族，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徐树铮 外蒙古 撤治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北洋政府无暇顾及外蒙古的事务，外蒙古一度游离于中央政府管理之外，徐树铮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的？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概括于以下几点：
第一，他审时度势，把谈判大权揽入手中。早在1912年的《俄蒙协约》签订后，徐树铮就十分关心外蒙古，认为“外蒙一去，内蒙震动，蒙不安，奉必危，奉危，滇藏必牵动。”[1]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外蒙古的重要性。此时身为西北筹边使的他，更加密切注意外蒙古的动向，在陈毅与外蒙古当局交涉时，他就对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六十三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七不可”，其中不乏正确而独特的主张。但当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素与徐树铮不和，坚持“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古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完全有都护使负责，以明权限。”[2]徐树铮因为身在其职，背后又有实力雄厚的西北边防军和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坚决表示“一日不离职，一日即誓死宁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在10月29日到达库伦之后，随即把谈判大权从陈毅手中夺了过来。徐树铮“夺权”从维护国家的利益方面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此时的陈毅已经无法继续再谈判下去了，陷入僵局，“否则，虽有好机会，恐怕一般肉食者也要失之交臂呢？”而徐树铮却非“一般肉食者”，他有能力也有信心处理好这件棘手的事情。这次成功的“夺权”，为他圆满地完成任务铺平了道路。
第二，采取了以喇嘛派为主要谈判对象的原则。陈毅单方面的与王公派签定《六十三条》，导致活佛和喇嘛的不满，活佛写信给大总统徐世昌，派墨尔根堪布等五个有地位的喇嘛送往北京，表示“实深不安”。徐树铮吸引了经验教训，采取了以喇嘛为主要对象的原则。他认为当前主政的是喇嘛，反对撤治最大障碍也是喇嘛，谈判的突破点自然要放在喇嘛的身上。他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外蒙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人物，未可过于抛荒。”活佛身边最信任的人有四个，分别是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和棍布，很多事情，“活佛惟其左右”[3]。其中，巴年纪最长，位最高，时任总理兼内务总长，其他三个都被封亲王，而他没有被封，心中难免怨恨。徐树铮认为“擒贼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示好。”许诺事成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与双俸，从而取得了巴的支持。同时，他也对其他喇嘛保证，宗教荣典，政府优待，王公的喇嘛的薪俸，政府也会从优。对宗教领袖活佛也是倍加笼络，后来徐世昌大总统发布大总统令：“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享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为优为待遇……着加封为外蒙古翌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异。”[4]一方面极力拉拢喇嘛，满足他们的要求，尤其在宗教上给以优厚待遇，进而征得他们对撤治的同意。另一方面却处心积虑地缩小喇嘛的权限，减少优待条件，逐渐地收回外蒙古的军政大权。这种正确的、灵活的策略使他排除了撤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第三，他恩威并施，在拉拢喇嘛的同时，又营造了大兵压境之势，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鉴于外蒙古军事实力薄弱，他派西北边防军一旅褚其祥部先行入驻外蒙古，派往的军队只是边防军的一旅，部队进入外蒙古后，收复了部分被占领土，巩固了外蒙古的边防。同时也为了谈判的需要，他不断地向外蒙古军民展示其军力，炫耀军威，造成大兵压境之势，甚至不惜使用铁碗手段，给对方以威慑，这无疑给谈判增加了砝码，加快了谈判的步伐。对于撤治，喇嘛等多数反对，惟因重兵驻守，不敢公然发生意外，以喇嘛为首的反对派在强大的军队面前只能被迫妥协退让。为了让活佛早日同意撤治，他恫吓道：“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定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他利用铁碗政策迫使外蒙古当局屈服，在1919年11月17日黑黄两派联合具名呈文北洋政府，正式请求取消自治制度。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反对的呼声，“至中蒙两方之谈判，虽在北京平稳进行，惟蒙人方面对于小徐之军队大批驻在蒙境，似颇不满意，此项军队，军械不完，颇有骚扰情事，军官渐有不能管束之势，现望小徐刻在库伦能严声纪律。”大兵压境，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招来一些人的反对，虽有滥用武力之嫌，但在客观上对谈判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他抓住了当时外蒙古出现权力真空的有利时机。俄国由于国内发生革命，无暇顾及外蒙古。虽然日本对其觊觎已久，但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只是派出以松井中佐为首的武官到处活动，企图分裂外蒙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外蒙古的一切商站，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即使旧俄外交大使强烈反对，也是于事无补。徐树铮审慎地分析了外蒙古的时局，抓住了外蒙古出现权力真空的有利时机，迅速出兵，积极地与外蒙古当局谈判，并使其成功撤治。既避免了被卷入国际争端的危险，又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如上所述，徐树铮在外蒙古撤治中表现突出，“以二十二天的工夫，不费一兵一矢，使已经脱离了中国版图的外蒙，重返故国。”[5]虽略有夸大之辞，但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抓住了有利时机，圆满地促成了外蒙古撤治。■
参考文献
[1]杜春和，耿来金辑，徐树铮与段祺瑞等人书，近代史资料（总七十六号） [Z]，北京，1989年第171页。
[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Z]，1919-10-20.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19年，第311页。
[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Z]，1919.11-14，第459页。
[4]外蒙取消自治后所聞[N]，上海：民国日报，1919-11-25。
[5]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124页。
作者简介：
崔艳军（1980- ），男，汉族，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