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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叫作林奕含的台湾女作家自杀了，她把自己少女时期被性侵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完之后她选择了自杀，一夜之间她的名字占据了台湾和大陆所有的媒体。性侵、抑郁症、才女、美女，一切林奕含生前最讨厌的标签，突然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方式加注于她。大部分人只是看了她的采访、视频，甚至只看了这些标签，就去轻率地想象，粗暴地怜悯，轻浮地评价。
但是，如果你看了她的书，你会发现，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无知少女，她对自己，对世人的观察是非常冷静和犀利的。林奕含在书中写道，原来人对他人的痛苦是毫无想象能力的，总是把自己无法理解的痛苦看成是一个庸钝的语境，一出8点档的电视剧。其实，她早就看清了这些，所以她不愿意自己的经历只是一个抑郁症的精神病例，或者是一个狗血的社会新闻。
所以她竭尽自己的笔力，用一个身为小说家的自觉写了出来，她要用自己的声音去讲出这个故事，所以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书写者。
林奕含的经历其实让我再一次感慨作为女性书写者的明星，就是观众选择忽视你的书写，而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签定义你。我曾经问所有我见过被贴上才女标签的女性朋友，我说你们讨厌这个称呼吗？有些人享受，有些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大部分被我问到的人她们会反问我说：“你呢？”我说我越来越讨厌被这样叫了。我愿意被叫作是一个女作家，因为女作家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但是所有的女学者、女教授、女导演、女摄影师都被非常暧昧地称之为“才女”，她们的专业技能被模糊掉了，好像“才”只是“女”的一种修饰，一种超值大赠送。
中国古代才子自古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想象，陪他们读书做伴的当然不能是什么也不懂的柴房丫头，最好是有一些文化的美女能够和他们一唱一和。我一直以为这种腐朽的想象早就消失了，实际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媒体称赞一个16岁的“诗词女神”，媒体意淫说，她满足了我们对古代“才女”所有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时代的进步其实很小。
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把饭局上的姑娘当作“菜”，在男性社会看来，所有的“才女”只是一道雕工更好的“菜”。才女的才华被限制在了一个很有限的空间。男性需要女性明眸善睐，圆融识大体，但是又不能具有攻击性。而当女性的才华真正地冲击和挑战到了男性权威的时候，她就不再享受才女的优待了。男人对才女“才”的欣赏，有点像一个成年人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做乘法，成年人当然会喝彩、鼓掌。但是，如果这个5岁的孩子竟然熟练掌握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话，那么成年人更多的反应是恐慌、不知所措，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我们举个例子，以李清照为例，那个史上最著名的才女。现在我们恐怕非常难想象她当时要进入一个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学圈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在她生活的时代，所谓的词体文学一直是男性模仿女性的口吻，他们在填词的时候会想象歌女是怎么唱的。作为一个女性的词人应该怎么自我表达呢？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来争取文坛的认可，她讲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男歌伶故意穿得非常落魄、非常破败去参加一个宴会。所有人都对这个闯入者非常不屑，因为觉得他穿得破破烂烂，直到他展露歌喉，所有人才心悦诚服地为之折服，卑微的人终于获得了荣耀。
李清照在这个故事中显然是把自己比作那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她希望自己是以才华被衡量，而不是以细节被衡量。但是她的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遭到了精英文人的批评。男性文人說她是不自量力的蚍蜉，是一个狂妄的妇人。接着男性的评论家又在暗示李清照在丈夫死了之后又结了一次婚。男性评论家说李清照或许有才，但是无德，而她的才华必须为她的失节负责。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性把握了所有的书写权的时候，那些仅有的女性作家所遭受的阻力和屈辱是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在小说《洛丽塔》中，作者纳博科夫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讲到这个植物园当中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有一天得到了一幅画架和颜料。结果这只猴子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它把笼子上的铁条画了出来。这就像当时女权主义写作者她们的一个隐喻，她们把自己的视野困在了身为女性的困局上。
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现在很反感舆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指责为“直男癌”，因为我觉得当你树立这种对抗关系的时候，也牺牲了自己的疆域和远见。
我向往的女性写作者能走出女性的性别，同时也走出了性别的压迫，她们既不顾盼生姿，也不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抱歉。她们讲述的是身为人类的不公，而不讲述作为女性的不公。
她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独特的语言，以最真、最善、最美，同时也是最严苛的文学标准来要求自己，来探索社会的秘密，而她们的语言具备公共的力量。我向往所有的女作家在被人提到时，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某某书的作者，而不是她们的某段经历，或者她们和谁谈过恋爱。我向往的女性她们选择成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以这些身份挖掘、塑造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类各种伟大的可能性。
每一次，她们躲在性别的洞穴里就可以逃避风暴的时候，她们没有选择逃避，她们挺身而出，对自己赌咒发誓，我要做得更出色，更完美。这一次真付出行动，这一次我竭尽所能。
但是，如果你看了她的书，你会发现，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无知少女，她对自己，对世人的观察是非常冷静和犀利的。林奕含在书中写道，原来人对他人的痛苦是毫无想象能力的，总是把自己无法理解的痛苦看成是一个庸钝的语境，一出8点档的电视剧。其实，她早就看清了这些，所以她不愿意自己的经历只是一个抑郁症的精神病例，或者是一个狗血的社会新闻。
所以她竭尽自己的笔力，用一个身为小说家的自觉写了出来，她要用自己的声音去讲出这个故事，所以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书写者。
林奕含的经历其实让我再一次感慨作为女性书写者的明星，就是观众选择忽视你的书写，而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签定义你。我曾经问所有我见过被贴上才女标签的女性朋友，我说你们讨厌这个称呼吗？有些人享受，有些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大部分被我问到的人她们会反问我说：“你呢？”我说我越来越讨厌被这样叫了。我愿意被叫作是一个女作家，因为女作家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但是所有的女学者、女教授、女导演、女摄影师都被非常暧昧地称之为“才女”，她们的专业技能被模糊掉了，好像“才”只是“女”的一种修饰，一种超值大赠送。
中国古代才子自古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想象，陪他们读书做伴的当然不能是什么也不懂的柴房丫头，最好是有一些文化的美女能够和他们一唱一和。我一直以为这种腐朽的想象早就消失了，实际上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媒体称赞一个16岁的“诗词女神”，媒体意淫说，她满足了我们对古代“才女”所有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时代的进步其实很小。
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把饭局上的姑娘当作“菜”，在男性社会看来，所有的“才女”只是一道雕工更好的“菜”。才女的才华被限制在了一个很有限的空间。男性需要女性明眸善睐，圆融识大体，但是又不能具有攻击性。而当女性的才华真正地冲击和挑战到了男性权威的时候，她就不再享受才女的优待了。男人对才女“才”的欣赏，有点像一个成年人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做乘法，成年人当然会喝彩、鼓掌。但是，如果这个5岁的孩子竟然熟练掌握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话，那么成年人更多的反应是恐慌、不知所措，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我们举个例子，以李清照为例，那个史上最著名的才女。现在我们恐怕非常难想象她当时要进入一个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学圈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在她生活的时代，所谓的词体文学一直是男性模仿女性的口吻，他们在填词的时候会想象歌女是怎么唱的。作为一个女性的词人应该怎么自我表达呢？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来争取文坛的认可，她讲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男歌伶故意穿得非常落魄、非常破败去参加一个宴会。所有人都对这个闯入者非常不屑，因为觉得他穿得破破烂烂，直到他展露歌喉，所有人才心悦诚服地为之折服，卑微的人终于获得了荣耀。
李清照在这个故事中显然是把自己比作那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她希望自己是以才华被衡量，而不是以细节被衡量。但是她的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遭到了精英文人的批评。男性文人說她是不自量力的蚍蜉，是一个狂妄的妇人。接着男性的评论家又在暗示李清照在丈夫死了之后又结了一次婚。男性评论家说李清照或许有才，但是无德，而她的才华必须为她的失节负责。
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性把握了所有的书写权的时候，那些仅有的女性作家所遭受的阻力和屈辱是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在小说《洛丽塔》中，作者纳博科夫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讲到这个植物园当中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有一天得到了一幅画架和颜料。结果这只猴子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它把笼子上的铁条画了出来。这就像当时女权主义写作者她们的一个隐喻，她们把自己的视野困在了身为女性的困局上。
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现在很反感舆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指责为“直男癌”，因为我觉得当你树立这种对抗关系的时候，也牺牲了自己的疆域和远见。
我向往的女性写作者能走出女性的性别，同时也走出了性别的压迫，她们既不顾盼生姿，也不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抱歉。她们讲述的是身为人类的不公，而不讲述作为女性的不公。
她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独特的语言，以最真、最善、最美，同时也是最严苛的文学标准来要求自己，来探索社会的秘密，而她们的语言具备公共的力量。我向往所有的女作家在被人提到时，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某某书的作者，而不是她们的某段经历，或者她们和谁谈过恋爱。我向往的女性她们选择成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以这些身份挖掘、塑造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类各种伟大的可能性。
每一次，她们躲在性别的洞穴里就可以逃避风暴的时候，她们没有选择逃避，她们挺身而出，对自己赌咒发誓，我要做得更出色，更完美。这一次真付出行动，这一次我竭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