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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2日，国资委党委、中央纪委驻国资委纪检组召开案件通报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物”）、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两起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案件进行通报。
经查，2009年至2013年，中国铁物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宋玉芳，原党委书记李文科，原副总经理许强、李志民、冉昶、王采等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主导并推广中国铁物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对抗国资委指示，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对子企业疏于管理，放纵风险发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经查，2007年，中冶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长恒，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王为民，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沈鹤庭，原副总经理黄丹，原总会计师李世钰，发展改革部原部长李鹏程等人，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在中冶集团并購唐山恒通集团公司过程中，违规决策和操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出现了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同时发生的现象，主要形式有：股份制改造和拍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假破产真逃债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在产权交易过程中，评估机构恶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假合资进行套钱；决策失误，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国家工作人员乘企业关、停、并、转、包、租、合、卖等机会，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犯罪等。
《财会信报》记者籍此梳理了2017年以来被媒体曝光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并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所在、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及建议等相关问题采访了业界专家。
案件一：太阳鸟高溢价并购背后存国有资产流失之痛
2月18日，有媒体报道，2月15日，因重大资产收购而停牌近5个月的创业板公司太阳鸟终于复牌交易，复牌后连续3天涨停。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高性能复合材料船艇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企业，如此亮丽的市场表现在该股历史上实属罕见。
就在2月15日复牌当日，太阳鸟还连续发布了8个公告，其中就包括深交所对其重组过程可能存在问题予以问询的回复函，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增发草案修订稿等。其中，增发草案修订稿的修订内容更多地与交易所问询内容有关。对于这份最新披露的收购报告书，记者发现，被收购标的亚光电子仍然存在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四季度中，亚光电子国有股股东以及才泓冰等11名自然人股东对外转让了全部所持股权，但是转让价格却并不一致，其中11名自然人股东对外转让价格每股31.92元，成都产投、成都高投和成都创投这三家“关系户”对外转让价格则在每股26.75元到51.86元之间不等，平均价格也为31.92元。由此看，这每股31.92元的价格可以视作亚光电子股权转让的公允价格。
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同样在2016年四季度，中航深圳和中铁二局所代表的国资系股东于11月份对外转让价格却为每股12.13元，仅相当于同期其他原股东对外转让价格的38%左右。很明显，在这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并未遵循同股同价的一般市场化原则，中航深圳和中铁二局背后的国资系股东在退出亚光电子过程中显然是吃了大亏。
对此，亚光电子解释称，中介机构针对亚光电子，分别在2016年5月和2016年9月作出了两次资产评估，评估结论选取方法均为收益法，其中前一次评估结果为136 751.59万元，后一次的评估结果则为324 700万元。在2016年第4季度的股权转让过程中，中航深圳、中铁二局等国有股东参照了此前的较低金额的评估结果，而其他股权出让方则参照了后一次较高金额的评估结果。这样的解释令人难以认同。
最终，海斐新材料以总价29.27亿元的价格受让了亚光电子85.84%的股权，对应亚光电子的整体估值为34.1亿元。但这仅仅是一个过渡的桥梁，数月后，即2017年1月，海斐新材料便转手将此前受让的股份以原价出让给了多个法人股股东，而这些法人股股东背后的实际受让方恰恰正是太阳鸟的实际控制人李跃先，以及天通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潘建清。再随后，李跃先、潘建清等人将没“捂热乎”的亚光电子股权以34.32亿元的整体估值卖给了上市公司太阳鸟。
从亚光电子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看，突出体现为国资系股东低价退出，借此稀释最终的股权受让方，也即李跃先、潘建清等人的入股成本，通过置入上市公司获得投资的流动性。在亚光电子原自然人股东高价退出并完成曲线上市的背后，掩藏着国有资产流失的尴尬。
案件二：安阳市粮食局严重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2月28日，有媒体报道， 去年底，河南省安阳市粮食局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记者调查发现，这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起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秘密。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安阳市广厦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是安阳市粮食局于1993年4月投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8年7月，公司在经营期间从工商银行贷款138万元，到期没有归还。1998年10月，因为没有按时参加年检，安阳市工商局吊销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
记者见到了1997年3月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的资料，该资料显示，截止1997年3月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该公司还有净资产983万元。但是，该公司被吊销执照后资产不翼而飞。
记者得到的资料显示，房地产公司被吊销执照后，安阳市粮食局成立了清算组，负责该公司的资产清理和清算。奇怪的是，清算组既没有发布清算通知，也没有具体的清算行为，仅仅是以清算组的名义参加了几次诉讼。对于该公司的资产，清算组竟然没有进行任何查找和清收。该公司的财务资料，清算组也没有掌握。那么，这将近1 000万的资产去了哪儿了呢？
案件三：信阳供电贪腐案1 600万国有资产流失
3月22日，有媒体报道，日前，国家电网河南信阳供电公司以副总工程师熊矩为首的巨额贪腐窝案曝光，该公司五六个部门负责人或主管相互勾结，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集体贪腐，涉案1 600余万元，再次引发供电系统震动。 据某位知情人士反映称，2009年至2013年期间，时任国家电网信阳市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运维检修部主任的熊矩，与原国网信阳公司供电公司输电专业经理郭军、输电专业核算员刘劲锋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之便，分别利用其在负责审查、批准、管理高压线路的维护、大修、改造等工程过程中，与信阳永安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法人代表杨祖勇相互串通，采取虚增和虚报工程量的手段，与永安公司签订虚假合同，依据虚假合同从国网信阳公司线路分公司（输电部）将公款转到永安公司账上，形成账外资金1 600余万元。
原国网信阳公司输电核算员刘劲锋指使永安公司相关人员将虚增、虚报的工程款转入其持有的几张银行卡上，根据领导的安排将套取资金转入运维部、输电部和其他的个人账户用于公款消费。
这些被刘劲锋转出的巨额资金，按照郭军的安排，被熊矩、郭军、张华、刘劲锋、谢胜利等人私分。其中，熊矩涉案金额200多万元，郭军涉案金额260多万元，张华涉案金额50余万元，刘劲锋涉案金额最大，高达660多万元。
案件四：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总经理遭举报涉嫌掏空国有资产
3月28日，有媒体报道，今年3月，在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停止哈尔滨二工科技股权挂牌转让查处掏空国有资产元凶》、《哈尔滨工投集团张波等人掏空国有资产，对抗纪委调查》、《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涉嫌掏空国有资产》《哈尔滨市纪委应尽快查处哈工投张波等人，挽救国有资产》等热帖霸屏，该事件有据可查，有理可依，引发了网友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引起大片哗然。
经了解，从2016年4月以来，“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负责人张波涉嫌掏空国有资产”事件遭实名举报，先后将材料寄往哈尔滨市纪委、黑龙江省纪委、中央纪委，希望得到关注和解决。
后经媒体报道出，该事件牵涉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总经理张波等人，违法违规掏空国有资产在先，并私自非法授意国有资产的转让人，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因此拖欠数百万员工集资款项，造成了种种民愤。张波作为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的总经理，本身对国有资产负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但其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更因此对抗组织调查。据众多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员工曝出，张波党风不正，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天天吃喝下属企业，不顾党章党纪，侵害群众利益。
资产所有人与实际支配人不一致
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多样，途径也各有不同。前述通报中所讲的“中国铁物”的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在“贸易融资”业务上，“中冶集团”则出现在下属企业重组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问题在于，只要是市场经济，任何企业都要在市场上参与竞争，都会因为竞争失利、经营失败造成资产上的损失。纠其原因，到底是由于企业管理者决策失当、管理无方，还是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对手过于强大？是现行规则不当，还是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僵化？是管理者能力低下，还是他们失职、渎职甚至腐败？这些问题对于外界来说，很难理清楚。这里所说的“外界”，其实指“企业之外”，包括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过根据通报，国资委及纪检组显然有明确的查证，是相关管理者违抗上级指令，自行其事所致。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有没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同样不按上级指示办事，或者在上级没有指示的情况下择机而行，并取得“丰硕成效”的。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理论上的老话题，即“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究竟是什么。时红秀介绍，国有资产属于国家，国有资产都有法律界定，只是因为资产类型不同，法律（或相关法规）界定不同。如包括城市土地、矿产资源等资源类国有资产，都由《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专门法律界定；还有行政事业类国有资产，即通过财政资金购置的、存在于公共部门或服务于公共职能运转的资产。这里所讲的“企业国有资产”，是指投入于企业，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权属上归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前些年为制定《国有资产法》，各方人士就此展开过长时间讨论。后来这部法律确定了范围，仅界定和调节以企业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法》于2008年10月由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2009年5月1日施行。这部法律对企业国有资产有明确表述，即“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第二条）“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第三条）
时红秀提出，问题是国务院怎么代表？怎样行使？现在的做法是组建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国务院再组建一个行政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该机构以出资人身份监管企业。他指出，问题的实质是资产归谁，要看企业控制权归谁。一位中央领导曾经精辟地指出，“谁向企业派一把手”，企业就是谁的，谁就承担最终责任。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人多元化，资产所有人与实际支配人不一致，出现“委托-代理关系”，这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我们现行体制下，这样的委托代理链条比较长。比如说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本质上，也不过是代理人。真正的委托人是“全国人民”，离“全国人民”这个委托人“关系最近”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普遍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激励不足问题不同，国有企业中最大问题不仅有代理人激励问题，“委托人”激励问题可能更严重。这次一些企业的国有资产损失被国资委及纪检组发现、查证并处罚，很不容易，说明就“国资委——国有企业”这一“委托-代理关系”来说，委托人还是非常尽职的。
加快国企国资改革步伐
就上述事件来说，要防患于未然，能做的无非是将上述案例深入分析，对其他国有企业提供警示，若可能的话，形成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的范例。时红秀指出，根本之途，还是要加快国企国资改革步伐，而且是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改革，即以管产转变到管资本为主上，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真正以管资本为主，则所謂“资产流失”问题反而成为次要问题。国有资本投向什么行业、退出什么行业，都由相应的决策依据和战略考虑，具体资产怎么样，国有资本运营机构无须过度操心，那是企业的事。企业资产损失，自有企业章程、企业法（公司法）规则调节。即使国有资本行使权利，也是在这些法律和章程的规则下进行。
去年10月份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奥利佛·哈特和本·霍姆斯特罗姆，国内学术界很热闹了一阵子。他们的理论成果就是关于企业控制权最优安排问题。据观察，遗憾的是其影响在我国国企国资改革领域似乎非常有限。时红秀认为，那些成果，应该说代表了市场经济制度下，人类对于企业产权、内部治理结构在理论认识上的最高成就。并非要完全照搬那些思想，但至少拿来参照改革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好好分析国企国资改革面临的问题，很有必要。实践上，企业制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也并非中国人独有，更非中国人独创。企业怎么办才最有效率，本来无须我们从头学习。这些经验拿来用一用，会节约一大笔从头探索的成本的。只是某些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加压，主动寻找了一些问题，希望有所创造。当然，在一个创新的时代，这应该算是好事。
时红秀对《财会信报》记者表示，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有效率，更能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全球并非不可比较，实践也不是没有答案，只待我们深入研究、及时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从这一认识论出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认识论仍将为我们提供强大的动力。”
经查，2009年至2013年，中国铁物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宋玉芳，原党委书记李文科，原副总经理许强、李志民、冉昶、王采等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主导并推广中国铁物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对抗国资委指示，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对子企业疏于管理，放纵风险发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经查，2007年，中冶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长恒，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王为民，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沈鹤庭，原副总经理黄丹，原总会计师李世钰，发展改革部原部长李鹏程等人，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在中冶集团并購唐山恒通集团公司过程中，违规决策和操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出现了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同时发生的现象，主要形式有：股份制改造和拍卖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假破产真逃债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在产权交易过程中，评估机构恶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假合资进行套钱；决策失误，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和流失；国家工作人员乘企业关、停、并、转、包、租、合、卖等机会，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犯罪等。
《财会信报》记者籍此梳理了2017年以来被媒体曝光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并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所在、防范于未然的措施及建议等相关问题采访了业界专家。
案件一：太阳鸟高溢价并购背后存国有资产流失之痛
2月18日，有媒体报道，2月15日，因重大资产收购而停牌近5个月的创业板公司太阳鸟终于复牌交易，复牌后连续3天涨停。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高性能复合材料船艇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企业，如此亮丽的市场表现在该股历史上实属罕见。
就在2月15日复牌当日，太阳鸟还连续发布了8个公告，其中就包括深交所对其重组过程可能存在问题予以问询的回复函，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增发草案修订稿等。其中，增发草案修订稿的修订内容更多地与交易所问询内容有关。对于这份最新披露的收购报告书，记者发现，被收购标的亚光电子仍然存在很多耐人寻味之处。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四季度中，亚光电子国有股股东以及才泓冰等11名自然人股东对外转让了全部所持股权，但是转让价格却并不一致，其中11名自然人股东对外转让价格每股31.92元，成都产投、成都高投和成都创投这三家“关系户”对外转让价格则在每股26.75元到51.86元之间不等，平均价格也为31.92元。由此看，这每股31.92元的价格可以视作亚光电子股权转让的公允价格。
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同样在2016年四季度，中航深圳和中铁二局所代表的国资系股东于11月份对外转让价格却为每股12.13元，仅相当于同期其他原股东对外转让价格的38%左右。很明显，在这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并未遵循同股同价的一般市场化原则，中航深圳和中铁二局背后的国资系股东在退出亚光电子过程中显然是吃了大亏。
对此，亚光电子解释称，中介机构针对亚光电子，分别在2016年5月和2016年9月作出了两次资产评估，评估结论选取方法均为收益法，其中前一次评估结果为136 751.59万元，后一次的评估结果则为324 700万元。在2016年第4季度的股权转让过程中，中航深圳、中铁二局等国有股东参照了此前的较低金额的评估结果，而其他股权出让方则参照了后一次较高金额的评估结果。这样的解释令人难以认同。
最终，海斐新材料以总价29.27亿元的价格受让了亚光电子85.84%的股权，对应亚光电子的整体估值为34.1亿元。但这仅仅是一个过渡的桥梁，数月后，即2017年1月，海斐新材料便转手将此前受让的股份以原价出让给了多个法人股股东，而这些法人股股东背后的实际受让方恰恰正是太阳鸟的实际控制人李跃先，以及天通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潘建清。再随后，李跃先、潘建清等人将没“捂热乎”的亚光电子股权以34.32亿元的整体估值卖给了上市公司太阳鸟。
从亚光电子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看，突出体现为国资系股东低价退出，借此稀释最终的股权受让方，也即李跃先、潘建清等人的入股成本，通过置入上市公司获得投资的流动性。在亚光电子原自然人股东高价退出并完成曲线上市的背后，掩藏着国有资产流失的尴尬。
案件二：安阳市粮食局严重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2月28日，有媒体报道， 去年底，河南省安阳市粮食局因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记者调查发现，这起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起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秘密。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安阳市广厦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是安阳市粮食局于1993年4月投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8年7月，公司在经营期间从工商银行贷款138万元，到期没有归还。1998年10月，因为没有按时参加年检，安阳市工商局吊销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
记者见到了1997年3月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的资料，该资料显示，截止1997年3月该公司最后一次年检，该公司还有净资产983万元。但是，该公司被吊销执照后资产不翼而飞。
记者得到的资料显示，房地产公司被吊销执照后，安阳市粮食局成立了清算组，负责该公司的资产清理和清算。奇怪的是，清算组既没有发布清算通知，也没有具体的清算行为，仅仅是以清算组的名义参加了几次诉讼。对于该公司的资产，清算组竟然没有进行任何查找和清收。该公司的财务资料，清算组也没有掌握。那么，这将近1 000万的资产去了哪儿了呢？
案件三：信阳供电贪腐案1 600万国有资产流失
3月22日，有媒体报道，日前，国家电网河南信阳供电公司以副总工程师熊矩为首的巨额贪腐窝案曝光，该公司五六个部门负责人或主管相互勾结，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集体贪腐，涉案1 600余万元，再次引发供电系统震动。 据某位知情人士反映称，2009年至2013年期间，时任国家电网信阳市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运维检修部主任的熊矩，与原国网信阳公司供电公司输电专业经理郭军、输电专业核算员刘劲锋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之便，分别利用其在负责审查、批准、管理高压线路的维护、大修、改造等工程过程中，与信阳永安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公司”）法人代表杨祖勇相互串通，采取虚增和虚报工程量的手段，与永安公司签订虚假合同，依据虚假合同从国网信阳公司线路分公司（输电部）将公款转到永安公司账上，形成账外资金1 600余万元。
原国网信阳公司输电核算员刘劲锋指使永安公司相关人员将虚增、虚报的工程款转入其持有的几张银行卡上，根据领导的安排将套取资金转入运维部、输电部和其他的个人账户用于公款消费。
这些被刘劲锋转出的巨额资金，按照郭军的安排，被熊矩、郭军、张华、刘劲锋、谢胜利等人私分。其中，熊矩涉案金额200多万元，郭军涉案金额260多万元，张华涉案金额50余万元，刘劲锋涉案金额最大，高达660多万元。
案件四：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总经理遭举报涉嫌掏空国有资产
3月28日，有媒体报道，今年3月，在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停止哈尔滨二工科技股权挂牌转让查处掏空国有资产元凶》、《哈尔滨工投集团张波等人掏空国有资产，对抗纪委调查》、《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涉嫌掏空国有资产》《哈尔滨市纪委应尽快查处哈工投张波等人，挽救国有资产》等热帖霸屏，该事件有据可查，有理可依，引发了网友们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引起大片哗然。
经了解，从2016年4月以来，“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负责人张波涉嫌掏空国有资产”事件遭实名举报，先后将材料寄往哈尔滨市纪委、黑龙江省纪委、中央纪委，希望得到关注和解决。
后经媒体报道出，该事件牵涉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总经理张波等人，违法违规掏空国有资产在先，并私自非法授意国有资产的转让人，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因此拖欠数百万员工集资款项，造成了种种民愤。张波作为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的总经理，本身对国有资产负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但其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更因此对抗组织调查。据众多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员工曝出，张波党风不正，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天天吃喝下属企业，不顾党章党纪，侵害群众利益。
资产所有人与实际支配人不一致
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多样，途径也各有不同。前述通报中所讲的“中国铁物”的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在“贸易融资”业务上，“中冶集团”则出现在下属企业重组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问题在于，只要是市场经济，任何企业都要在市场上参与竞争，都会因为竞争失利、经营失败造成资产上的损失。纠其原因，到底是由于企业管理者决策失当、管理无方，还是因为竞争过于激烈、对手过于强大？是现行规则不当，还是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僵化？是管理者能力低下，还是他们失职、渎职甚至腐败？这些问题对于外界来说，很难理清楚。这里所说的“外界”，其实指“企业之外”，包括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过根据通报，国资委及纪检组显然有明确的查证，是相关管理者违抗上级指令，自行其事所致。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有没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同样不按上级指示办事，或者在上级没有指示的情况下择机而行，并取得“丰硕成效”的。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理论上的老话题，即“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究竟是什么。时红秀介绍，国有资产属于国家，国有资产都有法律界定，只是因为资产类型不同，法律（或相关法规）界定不同。如包括城市土地、矿产资源等资源类国有资产，都由《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专门法律界定；还有行政事业类国有资产，即通过财政资金购置的、存在于公共部门或服务于公共职能运转的资产。这里所讲的“企业国有资产”，是指投入于企业，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权属上归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前些年为制定《国有资产法》，各方人士就此展开过长时间讨论。后来这部法律确定了范围，仅界定和调节以企业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法》于2008年10月由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2009年5月1日施行。这部法律对企业国有资产有明确表述，即“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第二条）“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第三条）
时红秀提出，问题是国务院怎么代表？怎样行使？现在的做法是组建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国务院再组建一个行政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该机构以出资人身份监管企业。他指出，问题的实质是资产归谁，要看企业控制权归谁。一位中央领导曾经精辟地指出，“谁向企业派一把手”，企业就是谁的，谁就承担最终责任。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资人多元化，资产所有人与实际支配人不一致，出现“委托-代理关系”，这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我们现行体制下，这样的委托代理链条比较长。比如说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本质上，也不过是代理人。真正的委托人是“全国人民”，离“全国人民”这个委托人“关系最近”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普遍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激励不足问题不同，国有企业中最大问题不仅有代理人激励问题，“委托人”激励问题可能更严重。这次一些企业的国有资产损失被国资委及纪检组发现、查证并处罚，很不容易，说明就“国资委——国有企业”这一“委托-代理关系”来说，委托人还是非常尽职的。
加快国企国资改革步伐
就上述事件来说，要防患于未然，能做的无非是将上述案例深入分析，对其他国有企业提供警示，若可能的话，形成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的范例。时红秀指出，根本之途，还是要加快国企国资改革步伐，而且是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改革，即以管产转变到管资本为主上，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真正以管资本为主，则所謂“资产流失”问题反而成为次要问题。国有资本投向什么行业、退出什么行业，都由相应的决策依据和战略考虑，具体资产怎么样，国有资本运营机构无须过度操心，那是企业的事。企业资产损失，自有企业章程、企业法（公司法）规则调节。即使国有资本行使权利，也是在这些法律和章程的规则下进行。
去年10月份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奥利佛·哈特和本·霍姆斯特罗姆，国内学术界很热闹了一阵子。他们的理论成果就是关于企业控制权最优安排问题。据观察，遗憾的是其影响在我国国企国资改革领域似乎非常有限。时红秀认为，那些成果，应该说代表了市场经济制度下，人类对于企业产权、内部治理结构在理论认识上的最高成就。并非要完全照搬那些思想，但至少拿来参照改革方案进行比较研究，好好分析国企国资改革面临的问题，很有必要。实践上，企业制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也并非中国人独有，更非中国人独创。企业怎么办才最有效率，本来无须我们从头学习。这些经验拿来用一用，会节约一大笔从头探索的成本的。只是某些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加压，主动寻找了一些问题，希望有所创造。当然，在一个创新的时代，这应该算是好事。
时红秀对《财会信报》记者表示，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有效率，更能保证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全球并非不可比较，实践也不是没有答案，只待我们深入研究、及时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从这一认识论出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认识论仍将为我们提供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