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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伟来说，银行信贷经理这份工作，给过他事业上的满足感，也带来过最深的绝望。
从北京一所高校金融专业毕业后，关伟选择了回成都老家，顺利进入了一家城商行做信贷员，经手的主要是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三年多时间里，关伟放款3亿元，给银行创造了近3千万元收入，而不良贷款只有十来万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基本可以忽略”。
由于业绩出众，他升职了，成为了这家支行的部门业务经理。看上去，正在顺利通往职业的上升通道。
“这就是我霉运的开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升职后不久，支行行长交办了一个贷款业务，属于批量模式。核心企业是担保方，也是用款方，而真正的借款人是再往下的终端用户。
这种模式是小微企业贷款的常用模式。某些小微企业上下游交易对手类似、结算方式相同、风险相似进而风控手段也相同，这种情况下银行会想办法批量开发，维护的成本也比较低。采取“零售化”的“批量”经营模式，曾被视为小微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这笔贷款在走完流程后放款700万元，但一年后，由于经营不善，这笔贷款的担保方倒闭，而实际借款人由于种种原因都不还款。
这笔贷款，最终成为了坏账。作为核心企业的调查负责人，关伟必须为此担责。由于清收难度太大，这笔贷款在逾期之后，部分收回都不现实了。作为处罚，关伟被停职待岗，每月只拿1000多元工资，而在以前，月薪没有低于过1.5万元。
关伟开始有了想走的念头，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坏账压身，辞职也成为了奢望。
根据2016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的信息，工农中建四大行员工均大量减少，共逾25260人。截至6月30日，中国银行员工总数较去年末减少6881人，农业银行减少4023人，工商银行减少7635人，建设银行减少6721人，招商银行减少7768人。
“银行裁员潮真的来了！”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关伟苦笑，“裁员是外界的误解，其实是辞职、跳槽、转行……”
从2014年开始，银行不良率上升、高管离职等危机开始浮出水面。到2016年，情况雪上加霜，银行收入和利润增速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净利润增速从“黄金十年”的30%以上普遍下跌至个位数。
不少人用寒冬形容现在的中国银行业的境遇。从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到现在进入“焦虑时期”，传统银行业超高增长的旧格局开始遭遇瓦解。
面对这场并不意外的寒冬，更多的疑问需要380万银行业员工去面对：困境仅仅是刚开始吗？这场寒冬究竟会持续多久？银行靠什么过冬？
在连续待岗一年、每月只拿1000元的工资后，关伟换来了领导的签字放行。辞职后，关伟选择跳出银行系统，去一家企业的投融资部门工作。回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承认自己甚至有点绝望，“连做梦都是为了追回贷款跑到客户公司争吵。”
银行职员，在很多人眼里意味着高薪和体面，曾经是让人羡慕的“金饭碗”。不过，情况已经悄然改变，光环逐渐散去，焦虑成为这个行业普遍蔓延的情绪。
在很多社交网站上，收入降低、压力大、辞职、跳槽都是银行人最热衷的话题。有人抱怨，“当了三年柜员，现在做理财经理，说得好听是给客户做投资分析，其实就是变相完成银行各种指标任务，非常繁琐，每时每刻都想辞职。”还有对公客户经理透露，“各种任务指标太多，不光有对公的指标压力，零售的各项指标也会压到对公客户经理身上，包括基金、保险、信用卡……”有人认为银行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现在银行的业绩都被小贷公司和贷款中介给抢了，因为银行产品单一不说，条件还非常苛刻。”还有人抱怨经济不景气，“经济在下滑，任务在增加！这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吗？”
曾在银行系统工作了20多年的杨再平对银行员工的压力深有感触。
从2014年开始，银行不良率上升、高管离职等危机开始浮出水面，到2016年，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传统银行业超高增长的一系列旧格局开始遭遇瓦解。
“实际上做银行一直压力都很大，只是前几年银行日子好过，高收入把银行人的辛苦掩盖了，或者能找到一种平衡。”杨再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平衡被打破了，痛苦指数也增加了。
杨再平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研究局工作，从2007年开始担任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今年9月，由于年龄原因离职，开始担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筹建工作组第一副组长。
在他看来，目前全行业都弥漫着一种从业人员“吐槽”“倒苦水”的现象，这个现象不能不正视。
“人心思变”的不仅是银行一线员工，还有银行高管，尤其是上市银行“董监高”等重要职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初以来已有60余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其中，涉及银行核心高管岗位，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首席风险官等职。
除了银行系统内流动、到龄退休等正常人事变动外，跳出传统银行体制、投奔互联网金融和民营企业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在互联网移动金融平台方面，兴业银行退休行长李仁杰出任陆金所董事长，渣打银行（中国）副行长罗龙翔加盟点融网出任首席运营官，建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黄皓就职蚂蚁金服。在企业方面，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离开银行系统，出任苏宁副总裁;百度公司上半年挖来光大银行资管部总经理张旭阳、渣打银行（中国）董事总经理黄爽;均瑶集团则挖来原上海农商行行长侯福宁，请他出任副总裁一职。
对于跳出银行系统的原因，侯福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自己刚离开银行体系，不方便多谈，“时机不太合适”。 这一波银行高管离职潮从2015年就开始显露端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与2014年中央出台的“央企限薪令”，即《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有关。
在这一限薪令影响下，部分银行高层2015年薪水被腰斩。国有大行此前披露的2014年高管薪酬基本在100万元人民币左右。到2015年，各大行行长薪酬都有不同程度的降幅。其中，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2014年的税前薪酬为108.32万元，2015年则为61.33万元，降幅达43.48%;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的2014年税前薪酬为108.9万元，2015年则为54.68万元，降幅达49.79%;交通银行行长彭纯2014年税前薪酬为100.76万元，2015年则为52.57万元，降幅达47.83%;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于2015年6月任职，2015年发放薪酬为税前36.46万元。
业内普遍认为，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大、金融改革创新以及反腐与限薪等因素的叠加，或是银行业高层变动频繁的原因。
杨再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新金融行业吸引了不少银行高管，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平台机制更为灵活，而且薪酬不受央企限薪令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银行人员流出是未来的趋势之一，“但银行应该还没到为了降成本而裁员的地步，即使有也不是普遍现象。”
比薪酬下降更难看的还有银行收入和净利润的数据，甚至难保“个位数”，接近“零增长”。
从四大国有银行来看，工商银行上半年的收入和净利润增幅仅有0.4%和0.8%，建设银行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速仅有7%和1%，中国银行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速为9%和2.5%。股份制银行业绩也同样乏善可陈，招商银行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为8%和7%，兴业银行增长为12%和6%，民生银行增长为1.3%和1.6%。
而此前，直到2012年，几大行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12年净利润2387亿元，同比增长14.5%;中国银行归属股东的净利润1394亿元，同比增长12.2%;中国农业银行全年净利润1451亿元，同比增长19%;中国建设银行净利润1932亿元，同比增长14.13%。
几年前，“两位数”增长才是银行业的常态。短短几年，那种光景仿佛已成追忆。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曾提到，银行的利润增速从2011年的36.34%锐减到2015年的2.43%，从30%多的高增长到接近零增长，银行业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变化。
不仅光环不再，一些数据甚至出现了“拐点”，开始让人担忧。农业银行上半年的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净利润只增长0.8%。
曾长期担任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一个“拐点”的信号。
“农业银行未来寻找新的贷款增长点，不是太好找。制造业、物流、交通运输是过去贷款最大的领域，物流和运输占到贷款的四分之一甚至三成，现在下降比较多，三、四线城市房贷下降也比较快。”向松祚表示，有些地方商业银行也出现类似的负增长趋势，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已经进入了拐点，“现在大家希望拐点之后更平稳一点，但如果不良资产快速上升，也不排除部分商业银行资本金会出问题。”
银行赚钱的速度慢了，坏账率却在攀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从2014年开始持续“双升”。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921亿元，上市银行在2013年末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在1%左右。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高达1.4373万亿元，不到3年时间就已经翻番，不良贷款率也从2013年的1%上升到今年二季度的1.75%，距离2%的风险警戒线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前银行业真实的不良率到底有多高，业界一直存有争议。
一位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曝出来的不良贷款是各家银行实在收不回来的，比如天津渤海钢铁暴露的多起银行贷款逾期和债务违约中，“有哪家银行报告不良了？没有一家。但有哪家银行收回贷款了？也没有。”
9月21日，普华永道发布了《银行业快讯：2016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回顾与展望》。普华永道中国金融服务部主管合伙人梁国威称，上半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以及逾期贷款均保持增长趋势，因此不良贷款率尚未见顶，并未全部暴露出来。事实上，上半年核销处理的不良贷款超过1000亿元。如果下半年没有大规模的核销或处理，不良率有可能继续攀升至2%。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合伙人王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预估是在不考虑不良资产处置条件下得出的判断。如果不良持续“双升”，从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角度看，也是自然的过程。
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当前的不良率实际上低估了银行真实的不良资产，很多通过调账、展期、重组等方式把不良贷款暂时掩盖住了，但很多方式都是合规的正常手段。
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近日发表报告《中国银行业资产资料分析》。报告认为，按照银监会“商业银行”口径，中国银行业2016年中期不良率分别为1.75%，若将关注类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中国银行业2016年中期潜在不良率（不良 关注类贷款率）为5.78%。对银行业当前及未来的资产质量状况，秦晓的整体判断是“存量不良持续释放、增量不良压力趋缓”。
对于外界关于真实不良率的质疑，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到2015年底，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67%，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可能会有人质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但是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很多中型银行已经上市，它们的财务会计报表，不是管理层自己说了算的。特别是一些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要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因此简单地说这个数字水分很大，也是需要商榷的。同时还要关注另一个概念，容易劣变为不良贷款的贷款率是3.79%，即使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也就是相当于当前国际上不少大银行的实际水平。” 杨凯生认为，尽管由于现在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和核销力度的加大，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在下降，但截至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仍有181%。“而且在处置不良贷款的过程中，不良贷款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收回一些的，这说明对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的，还没有真正劣变成不良贷款的、潜在的质量问题，也已经有一定的抵补能力了。”
由于统计口径和影响因素的多变，真实的不良和不良率很难进行精确计算，但不管如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恶化程度明显加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产能过剩行业的不良暴露是个过程，目前远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很多行业的去产能才刚刚开始，“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很多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做，而是通过政府协调的方式，把很多部门、银行都找到一起，要求大家不要抽贷，问题是未来什么时候能扭亏为盈？”
在向松祚看来，防风险，保资产是当前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于当前银行困境来说，不良贷款是最麻烦的问题，我相信一定会从制造业转向房地产行业。”他坦言，另一个大麻烦是房地产急剧的分化态势，三、四线城市很难去库存，已经开始影响一些银行贷款了，“如果哪天预期改变，肯定会出现房贷断供、弃供，会给银行带来负资产。大城市目前看来房价一路上涨，但我认为总有一天很多风险会压在银行身上。”
“不良双升还会持续，这一点是肯定的。”杨再平坦言，但按照当前的不良率，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足以化解，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现在暴露出的都是存量风险，关键是要管住增量风险，新投放的每一笔要做好充分论证，保证满足的是有效贷款需求。”
王伟曾持续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及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发生的变化。对于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处置进展，他认为，对银行而言，怎么样更迅速、更有效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比如，讨论多时的债转股，怎么能真正运作起来，怎么能够实现企业、银行的共同渡过周期的波谷。
王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目前观察看，国家希望采取更稳健的方式来运作，但他建议，有些工作需要再加快一点，“我们帮助一些银行业客户做过对比，在美国，通常180天到1年的时候不良资产就被核销或部分核销，但在中国，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包袱的处置中，处置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他分析，这受制于法律体系、决策机制等多方面因素，但银行也在考虑加快速度、积极参与其中，“对银行而言，加快核销，对拨备覆盖率等指标的监管合规会有影响，从短期来看资产负债表也不是那么完美。但在一个新常态下，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措施，快一点卸掉包袱还是很有必要的。”
杨再平从1996年开始到中国人民银行做博士后研究，2007年到中国银行业协会任职，几乎完整经历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由濒临破产到脱困，再由黄金十年的巅峰期到现在光环褪去的过程。
“1996年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银行业最糟糕的时候，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世界银行业的名声也比较差。”杨再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的工作就是处理风险，“隔三差五就会有破产，还会有一些挤兑这样的区域性风险，整个银行业资不抵债，给中央写报告几乎都是在报告风险。”
转折点是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为解决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在借鉴国际经验的背景下设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历史债务全部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到2007年就下降到比较好的状态了。”
2007年12月7日，杨再平对这一天记忆犹新，他到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到。从2003年开始，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纷纷预测，中国银行业将在2007年左右遭遇危机。不过，由于历史债务已经基本处理完毕，中国银行业不仅没有遭遇危机，不良率也从最高峰时期的百分之三十几，一路下降到5%，“从2007年开始，银行业开始渐入佳境，一直到2012年达到巅峰时期，就是大家说的‘躺着都赚钱’。”
业内普遍将2003到2013年的十年视为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这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的辉煌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盈利能力已经跻身国际银行业一流水平。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都显著改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欧美银行业出于自身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目的，会以更快的速度缩表。但本次危机以来，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出台，中国银行业却有别于其他国家，依然采取了逆周期的扩张。
“当时都是超常规投放信贷，信贷增长了30%多，在利差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也高达30%多。”杨再平认为，这个阶段，银行是搭了高增长的顺风车，“银行本身也经历了跑马圈地阶段，这一时期，只要拿到银行牌照，把基本风险控制住，就能赚钱。”
对于杨再平来说，2012年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做得最多的就是不断向外界解释银行的“暴利”。“2011、2012年那两年我作为银行业协会的专职副会长每天要应对的舆论就是银行业暴利，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律师出来要起诉银行、指责银行，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指责银行暴利。”杨再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断对外界解释，彼时的银行高利润是阶段性的非正常状况，可能过几年再探讨的将会是银行业困境，甚至救助银行，“不出几年，银行业的好日子就会过去了”。
银行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经济周期的波动也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收益，实体经济的不景气，GDP增幅的放缓，经济转型的阵痛，让银行突然遭遇了困境。
“2013年之后利润开始下降，我认为这种调整是回归。”杨再平坦言，前期银行业反危机下逆势扩张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开始逐渐暴露，“那个阶段信贷投出去，很多都没有经过很好的贷前调查，放贷变成了指标和压力。” 而风险释放往往滞后，前几年信贷的超常规投放产生的风险，随着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开始逐步暴露。
在杨再平看来，净利润目前这种接近零增长状态，还是处于回归阶段，甚至有些报复性回调。“正常情况下，利润率增长应该和GDP增长和信贷投放增长保持一个基本同步，考虑到利差缩小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在5%到6%的水平是比较正常的。”
相对于周期性下调的外因作用，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进程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变革叠加在一起，成为更深刻的内因，开始挑战银行业的盈利能力。
首当其冲的是对银行的资本监管变得更为严苛。2012年，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2018年底前达到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为此设定了6年的过渡期。这一监管红线，要求到2018年底，系统性重要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需分别达到8.5%、9.5%和11.5%，非系统性重要银行需分别达到7.5%、8.5%和10.5%。
拨备覆盖率的监管红线也一直维持在150%。银行坏账拨备覆盖率（也称为“拨备充足率”）是实际上银行坏账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银行坏账拨备覆盖率是衡量商业银行坏账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
不过，从今年的实际情况看，红线已经小范围被突破。中国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工行一季度末的拨备覆盖率为141.21%，低于此前监管层统一划定的150%红线。而工行季报称，所有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一季度末的拨备覆盖率也首次低于150%，为149.07%。
已经有不少业内人士开始呼吁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适度下调。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今年表示，经济困难时期，降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的要求，是逆周期调节的题中之意，没有银行放贷的动力和能力，经济发展走不出困境。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期也表示，在依法监管的前提下，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可以有一些逆经济周期的考虑。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如果继续严守拨备覆盖率150%红线，将鼓励银行惜贷，而且无助于银行主动识别和暴露风险。
相对于监管日趋收紧，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到位，成为考验银行盈利能力最大的试金石。
2015年10月24日，央行在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放开了存款利率上限浮动区间，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资金在理论上实现了完全自主定价，银行以存贷利差为主的传统盈利模式受到重大挑战。
根据业内人士的估算，2013年底时银行业的净息差近3.1%，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银行业的净息差已降至2.11%。相关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净息差分别下滑了26BP（基点，一个基点等于1个百分点的1%，即0.01%）、35BP、22BP、31BP、25BP，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跌破了2%。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曾经表示：净息差一个BP就影响工商银行20亿元以上的利润。
息差收窄其实受制于多重内外部压力。一方面，银行最近两年一直处于降息周期之中，2014年11月首次开启本轮降息周期，2015年历经5次降息，其中还伴随有非对称降息，也就是贷款利率下降幅度超过存款利率。在降息周期下，银行利润受到明显挤压。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在最近几年蓬勃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息差的竞争，银行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来抵制互联网金融的攻势。
在银行存款分流的同时，银行的贷款需求却在明显萎缩。从今年6月份以来，民营资本投资增速已经开始负增长，企业的贷款需求呈现出雪崩式下跌。
“银行业息差，按照国际经验，未来还会进一步缩小。”杨再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未来息差可能会降至2%以内，“很多银行要考虑，国际上像日本、台湾息差仅为1.5，甚至1.3。这样的水平，我们能不能生存？”
在他看来，以后随着银行之间竞争进一步加大，息差分化会进一步加剧，当资金来源竞争极为激烈的时候，价格竞争手段就会更频繁采用，“目前银行资金量还比较充足，息差的竞争还没有到白热化的程度。”杨再平认为，目前利率市场化还刚放开，各银行还在试探和搜寻价格的阶段。
杨再平认为，利率更为频繁的波动，会对银行未来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银行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要根据市场利率情况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负债和资产缺口，要有更高超的缺口管理技术和利率风险管理技术。
在王伟看来，息差的收窄并不意味着银行不努力，更多反映的是经济下行周期的时候，资金的供给一定是大于资金的需求，对于资金供给来说，价格一定会往下走，“当前比较考验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的时候，怎样做好资产负债的管理，做好资金的匹配，尽可能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有效管理并扩大利差，这对银行在充分理解市场资金运作决策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挑战。”
不过，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息差收入未来依然是大型银行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过去一直讲银行转型，但在当前格局下，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仍然不是融资的主力，相当长时间内，银行贷款还是融资主力，“传统的存贷模式和息差收入，这个模式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他判断，未来大型银行的息差收入仍然会维持在60%以上，“不可能降低到50%以下。”
杨涛认为，传统存贷结构和息差收入，不能说难以为继，只是这种业务模式的顺周期性最强，“过去银行业没有市场退出一说，现在银行无论是控制风险还是实现业务转型，都面临巨大挑战，做得差的未来很有可能会退出这个市场。”
“银行应该换个活法。”在今年7月的银行业发展论坛上，杨再平给在场的各位银行界大佬们“洗脑”，“现在已经不是你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你不转型恐怕就很难生存了。” 多位银行行长也忧心忡忡，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发表演讲时表示，“对银行人来讲，可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焦虑时刻’。”
随着科技创新大潮的汹涌来袭，银行业很快将迎来“自动化拐点”，甚至有人预言，银行会成为“将要灭绝的恐龙”。
“过去银行业务主要靠物理网点，但现在一个好的网站，比物理网点的功能还要强，但花的成本却低很多。”杨再平说，整个业界都已经意识到，很多颠覆性的场景正在发生，如果银行不用FINTECH（金融科技）来改造自己的话，必然会被抛弃，“银行业20多万个物理网点，不及时弃旧图新，过去的优势就会变成今后的包袱。”
银行人也在谋变。在利息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非利息收入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各家银行谋变和转型的发力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非息业务是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抵御经济周期冲击的重要手段。
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增速改变了过去三年同期持续下滑态势，呈现V型反弹。A股16家上市银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6519.2亿元，同比增长27.3%，大大高于营业收入5.4%的同比增速。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去年同期上升约6个百分点至33.7%，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事实上，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越来越不依靠“放贷款”，而是转向“大资管”盈利。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大行和中小银行利润、不良率分化严重。部分中小银行对于“放贷款”的依赖逐渐减弱，“大资管”盈利的转向越来明显。
根据《银行家》杂志的一份数据调查显示，2013～2014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投行业务方面有一定进展，但动力不足。相比之下，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较为迅速。
从总量看，工商银行投行业务收入依然保持全国领先，其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等特色业务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股权融资等投行业务也在近两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建设银行的投行业务是以企业并购重组业务为特色;中国银行近年来致力于为客户打造综合性金融服务;农业银行投行业务收入虽然有所下降，但是近年来其在公司业务投行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交通银行的特色投行业务则是承销地方政府债券。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上海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最为迅速。
不过，以王伟从业多年的观察来看，不应该过度盲目追求扩大中间业务收入，“如果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很多中间业务收入其实是利息的一部分。银行不要为了追求比例提高，简单地把很多利息转换成中间业务收入。”
“一些银行在中间业务提升方面，在内部有很多考核的指标和压力。”王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银行业不应该过于盲目去对比国外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水平，还是要回归本源，不要一窝蜂地追求达到某个比例，“中国的市场环境与国外有很大不同，简单追求金额和比例的增加往往是缘木求鱼。”
金融脱媒、商业银行投行化、轻资产运作，行业人士用了很多方式描述这种银行业已经探索多年的转变方向。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已涉足多种投行业务，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专业理财、并购贷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发行、咨询顾问。
金融脱媒现象愈发明显的同时，国内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必然涉及大量资本市场上的股权变更、并购重组，银行背后有着强大的资金能力和全牌照，可以成为大交易中多资管主体、工具、渠道、产品的组局者。
不过，业内人士也普遍预测，混业经营未来还存有很多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来自于几方面。其一，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例如，当前银行理财产品期限错配问题比较严重。银行发行的一个月、三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对应的非标资产很多是在三个月和半年以上。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理财业务的管理将愈发严格。
另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在投行业务风险管理上，大都采用传统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策略，没有对投行业务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进行组织和体制上的风险隔离。伴随国内商业银行投行业务范围的拓展和深化，商业银行将越来越难以阻止内部业务交叉经营的风险传导、蔓延和恶化。
在这种格局下，监管套利现象也比较严重。“混业经营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但需要有适应混业经营的监管体系。现在各管一摊，形成同样的品种和业务，银行系、证券系、保险系来做，监管规则不一样，存在监管套利问题。”杨再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未来怎么样在监管方面有统一标准和规则，整合监管方式，把监管套利压到最低限度，必须要做、而且势在必行。他透露，大金融监管方式的整合方案，预计在2017年“两会”前后逐步明朗化。
“这一块如果没有突破和完善，对银行业未来格局存在很大风险。”杨再平说，此外，非市场因素、行政因素对银行行政决策的影响，特别是对银行信贷决策，还有很大的影响，“这一块改革难度很大。”
对于380万中国的银行从业人员而言，冬天已经到了。而再下一程，究竟是继续困于寒冬，还是会迎来春天？几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虽然盈利增长在放缓，对很多银行来说，还不存在亏损的风险。”向松祚预测，不良资产的暴露和化解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
“银行业风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主要是前些年投向过剩产能的那些信贷，问题的暴露和产业调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三五年能够到位都是比较快的。”杨再平坦言，无论用困境还是寒冬来描述目前的银行境遇，银行业确实遇到了大麻烦，而且这种麻烦已经到了危及生存的地步，“确实有些寒意逼人，已经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阶段。”
（应采访对象要求，关伟为化名）
从北京一所高校金融专业毕业后，关伟选择了回成都老家，顺利进入了一家城商行做信贷员，经手的主要是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三年多时间里，关伟放款3亿元，给银行创造了近3千万元收入，而不良贷款只有十来万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基本可以忽略”。
由于业绩出众，他升职了，成为了这家支行的部门业务经理。看上去，正在顺利通往职业的上升通道。
“这就是我霉运的开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升职后不久，支行行长交办了一个贷款业务，属于批量模式。核心企业是担保方，也是用款方，而真正的借款人是再往下的终端用户。
这种模式是小微企业贷款的常用模式。某些小微企业上下游交易对手类似、结算方式相同、风险相似进而风控手段也相同，这种情况下银行会想办法批量开发，维护的成本也比较低。采取“零售化”的“批量”经营模式，曾被视为小微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这笔贷款在走完流程后放款700万元，但一年后，由于经营不善，这笔贷款的担保方倒闭，而实际借款人由于种种原因都不还款。
这笔贷款，最终成为了坏账。作为核心企业的调查负责人，关伟必须为此担责。由于清收难度太大，这笔贷款在逾期之后，部分收回都不现实了。作为处罚，关伟被停职待岗，每月只拿1000多元工资，而在以前，月薪没有低于过1.5万元。
关伟开始有了想走的念头，但更糟糕的是，由于坏账压身，辞职也成为了奢望。
根据2016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披露的信息，工农中建四大行员工均大量减少，共逾25260人。截至6月30日，中国银行员工总数较去年末减少6881人，农业银行减少4023人，工商银行减少7635人，建设银行减少6721人，招商银行减少7768人。
“银行裁员潮真的来了！”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关伟苦笑，“裁员是外界的误解，其实是辞职、跳槽、转行……”
从2014年开始，银行不良率上升、高管离职等危机开始浮出水面。到2016年，情况雪上加霜，银行收入和利润增速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净利润增速从“黄金十年”的30%以上普遍下跌至个位数。
不少人用寒冬形容现在的中国银行业的境遇。从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到现在进入“焦虑时期”，传统银行业超高增长的旧格局开始遭遇瓦解。
面对这场并不意外的寒冬，更多的疑问需要380万银行业员工去面对：困境仅仅是刚开始吗？这场寒冬究竟会持续多久？银行靠什么过冬？
全行业弥漫着“倒苦水”现象最终，关伟选择了“解脱”。
在连续待岗一年、每月只拿1000元的工资后，关伟换来了领导的签字放行。辞职后，关伟选择跳出银行系统，去一家企业的投融资部门工作。回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承认自己甚至有点绝望，“连做梦都是为了追回贷款跑到客户公司争吵。”
银行职员，在很多人眼里意味着高薪和体面，曾经是让人羡慕的“金饭碗”。不过，情况已经悄然改变，光环逐渐散去，焦虑成为这个行业普遍蔓延的情绪。
在很多社交网站上，收入降低、压力大、辞职、跳槽都是银行人最热衷的话题。有人抱怨，“当了三年柜员，现在做理财经理，说得好听是给客户做投资分析，其实就是变相完成银行各种指标任务，非常繁琐，每时每刻都想辞职。”还有对公客户经理透露，“各种任务指标太多，不光有对公的指标压力，零售的各项指标也会压到对公客户经理身上，包括基金、保险、信用卡……”有人认为银行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现在银行的业绩都被小贷公司和贷款中介给抢了，因为银行产品单一不说，条件还非常苛刻。”还有人抱怨经济不景气，“经济在下滑，任务在增加！这不是违反经济规律吗？”
曾在银行系统工作了20多年的杨再平对银行员工的压力深有感触。
“实际上做银行一直压力都很大，只是前几年银行日子好过，高收入把银行人的辛苦掩盖了，或者能找到一种平衡。”杨再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平衡被打破了，痛苦指数也增加了。
杨再平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研究局工作，从2007年开始担任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今年9月，由于年龄原因离职，开始担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筹建工作组第一副组长。
在他看来，目前全行业都弥漫着一种从业人员“吐槽”“倒苦水”的现象，这个现象不能不正视。
“人心思变”的不仅是银行一线员工，还有银行高管，尤其是上市银行“董监高”等重要职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初以来已有60余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其中，涉及银行核心高管岗位，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首席风险官等职。
除了银行系统内流动、到龄退休等正常人事变动外，跳出传统银行体制、投奔互联网金融和民营企业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在互联网移动金融平台方面，兴业银行退休行长李仁杰出任陆金所董事长，渣打银行（中国）副行长罗龙翔加盟点融网出任首席运营官，建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黄皓就职蚂蚁金服。在企业方面，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离开银行系统，出任苏宁副总裁;百度公司上半年挖来光大银行资管部总经理张旭阳、渣打银行（中国）董事总经理黄爽;均瑶集团则挖来原上海农商行行长侯福宁，请他出任副总裁一职。
对于跳出银行系统的原因，侯福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自己刚离开银行体系，不方便多谈，“时机不太合适”。 这一波银行高管离职潮从2015年就开始显露端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与2014年中央出台的“央企限薪令”，即《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有关。
在这一限薪令影响下，部分银行高层2015年薪水被腰斩。国有大行此前披露的2014年高管薪酬基本在100万元人民币左右。到2015年，各大行行长薪酬都有不同程度的降幅。其中，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2014年的税前薪酬为108.32万元，2015年则为61.33万元，降幅达43.48%;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的2014年税前薪酬为108.9万元，2015年则为54.68万元，降幅达49.79%;交通银行行长彭纯2014年税前薪酬为100.76万元，2015年则为52.57万元，降幅达47.83%;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于2015年6月任职，2015年发放薪酬为税前36.46万元。
业内普遍认为，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大、金融改革创新以及反腐与限薪等因素的叠加，或是银行业高层变动频繁的原因。
杨再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新金融行业吸引了不少银行高管，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平台机制更为灵活，而且薪酬不受央企限薪令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银行人员流出是未来的趋势之一，“但银行应该还没到为了降成本而裁员的地步，即使有也不是普遍现象。”
比薪酬下降更难看的还有银行收入和净利润的数据，甚至难保“个位数”，接近“零增长”。
从四大国有银行来看，工商银行上半年的收入和净利润增幅仅有0.4%和0.8%，建设银行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速仅有7%和1%，中国银行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速为9%和2.5%。股份制银行业绩也同样乏善可陈，招商银行的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为8%和7%，兴业银行增长为12%和6%，民生银行增长为1.3%和1.6%。
而此前，直到2012年，几大行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12年净利润2387亿元，同比增长14.5%;中国银行归属股东的净利润1394亿元，同比增长12.2%;中国农业银行全年净利润1451亿元，同比增长19%;中国建设银行净利润1932亿元，同比增长14.13%。
几年前，“两位数”增长才是银行业的常态。短短几年，那种光景仿佛已成追忆。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曾提到，银行的利润增速从2011年的36.34%锐减到2015年的2.43%，从30%多的高增长到接近零增长，银行业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变化。
不仅光环不再，一些数据甚至出现了“拐点”，开始让人担忧。农业银行上半年的收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净利润只增长0.8%。
曾长期担任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是一个“拐点”的信号。
“农业银行未来寻找新的贷款增长点，不是太好找。制造业、物流、交通运输是过去贷款最大的领域，物流和运输占到贷款的四分之一甚至三成，现在下降比较多，三、四线城市房贷下降也比较快。”向松祚表示，有些地方商业银行也出现类似的负增长趋势，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已经进入了拐点，“现在大家希望拐点之后更平稳一点，但如果不良资产快速上升，也不排除部分商业银行资本金会出问题。”
不良“双升”尚未见顶
银行赚钱的速度慢了，坏账率却在攀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从2014年开始持续“双升”。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921亿元，上市银行在2013年末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在1%左右。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高达1.4373万亿元，不到3年时间就已经翻番，不良贷款率也从2013年的1%上升到今年二季度的1.75%，距离2%的风险警戒线也只有一步之遥。
当前银行业真实的不良率到底有多高，业界一直存有争议。
一位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曝出来的不良贷款是各家银行实在收不回来的，比如天津渤海钢铁暴露的多起银行贷款逾期和债务违约中，“有哪家银行报告不良了？没有一家。但有哪家银行收回贷款了？也没有。”
9月21日，普华永道发布了《银行业快讯：2016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回顾与展望》。普华永道中国金融服务部主管合伙人梁国威称，上半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关注类贷款以及逾期贷款均保持增长趋势，因此不良贷款率尚未见顶，并未全部暴露出来。事实上，上半年核销处理的不良贷款超过1000亿元。如果下半年没有大规模的核销或处理，不良率有可能继续攀升至2%。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合伙人王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个预估是在不考虑不良资产处置条件下得出的判断。如果不良持续“双升”，从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角度看，也是自然的过程。
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当前的不良率实际上低估了银行真实的不良资产，很多通过调账、展期、重组等方式把不良贷款暂时掩盖住了，但很多方式都是合规的正常手段。
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近日发表报告《中国银行业资产资料分析》。报告认为，按照银监会“商业银行”口径，中国银行业2016年中期不良率分别为1.75%，若将关注类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中国银行业2016年中期潜在不良率（不良 关注类贷款率）为5.78%。对银行业当前及未来的资产质量状况，秦晓的整体判断是“存量不良持续释放、增量不良压力趋缓”。
对于外界关于真实不良率的质疑，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到2015年底，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67%，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可能会有人质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但是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很多中型银行已经上市，它们的财务会计报表，不是管理层自己说了算的。特别是一些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要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因此简单地说这个数字水分很大，也是需要商榷的。同时还要关注另一个概念，容易劣变为不良贷款的贷款率是3.79%，即使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也就是相当于当前国际上不少大银行的实际水平。” 杨凯生认为，尽管由于现在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和核销力度的加大，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在下降，但截至2015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仍有181%。“而且在处置不良贷款的过程中，不良贷款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收回一些的，这说明对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的，还没有真正劣变成不良贷款的、潜在的质量问题，也已经有一定的抵补能力了。”
由于统计口径和影响因素的多变，真实的不良和不良率很难进行精确计算，但不管如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恶化程度明显加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产能过剩行业的不良暴露是个过程，目前远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很多行业的去产能才刚刚开始，“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很多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做，而是通过政府协调的方式，把很多部门、银行都找到一起，要求大家不要抽贷，问题是未来什么时候能扭亏为盈？”
在向松祚看来，防风险，保资产是当前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对于当前银行困境来说，不良贷款是最麻烦的问题，我相信一定会从制造业转向房地产行业。”他坦言，另一个大麻烦是房地产急剧的分化态势，三、四线城市很难去库存，已经开始影响一些银行贷款了，“如果哪天预期改变，肯定会出现房贷断供、弃供，会给银行带来负资产。大城市目前看来房价一路上涨，但我认为总有一天很多风险会压在银行身上。”
“不良双升还会持续，这一点是肯定的。”杨再平坦言，但按照当前的不良率，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足以化解，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现在暴露出的都是存量风险，关键是要管住增量风险，新投放的每一笔要做好充分论证，保证满足的是有效贷款需求。”
王伟曾持续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及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发生的变化。对于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处置进展，他认为，对银行而言，怎么样更迅速、更有效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推进。比如，讨论多时的债转股，怎么能真正运作起来，怎么能够实现企业、银行的共同渡过周期的波谷。
王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目前观察看，国家希望采取更稳健的方式来运作，但他建议，有些工作需要再加快一点，“我们帮助一些银行业客户做过对比，在美国，通常180天到1年的时候不良资产就被核销或部分核销，但在中国，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包袱的处置中，处置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他分析，这受制于法律体系、决策机制等多方面因素，但银行也在考虑加快速度、积极参与其中，“对银行而言，加快核销，对拨备覆盖率等指标的监管合规会有影响，从短期来看资产负债表也不是那么完美。但在一个新常态下，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措施，快一点卸掉包袱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逆周期扩张的报复性回调
杨再平从1996年开始到中国人民银行做博士后研究，2007年到中国银行业协会任职，几乎完整经历了整个中国银行业由濒临破产到脱困，再由黄金十年的巅峰期到现在光环褪去的过程。
“1996年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银行业最糟糕的时候，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世界银行业的名声也比较差。”杨再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的工作就是处理风险，“隔三差五就会有破产，还会有一些挤兑这样的区域性风险，整个银行业资不抵债，给中央写报告几乎都是在报告风险。”
转折点是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为解决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在借鉴国际经验的背景下设立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历史债务全部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到2007年就下降到比较好的状态了。”
2007年12月7日，杨再平对这一天记忆犹新，他到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到。从2003年开始，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纷纷预测，中国银行业将在2007年左右遭遇危机。不过，由于历史债务已经基本处理完毕，中国银行业不仅没有遭遇危机，不良率也从最高峰时期的百分之三十几，一路下降到5%，“从2007年开始，银行业开始渐入佳境，一直到2012年达到巅峰时期，就是大家说的‘躺着都赚钱’。”
业内普遍将2003到2013年的十年视为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这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的辉煌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盈利能力已经跻身国际银行业一流水平。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都显著改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欧美银行业出于自身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目的，会以更快的速度缩表。但本次危机以来，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出台，中国银行业却有别于其他国家，依然采取了逆周期的扩张。
“当时都是超常规投放信贷，信贷增长了30%多，在利差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也高达30%多。”杨再平认为，这个阶段，银行是搭了高增长的顺风车，“银行本身也经历了跑马圈地阶段，这一时期，只要拿到银行牌照，把基本风险控制住，就能赚钱。”
对于杨再平来说，2012年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做得最多的就是不断向外界解释银行的“暴利”。“2011、2012年那两年我作为银行业协会的专职副会长每天要应对的舆论就是银行业暴利，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律师出来要起诉银行、指责银行，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指责银行暴利。”杨再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断对外界解释，彼时的银行高利润是阶段性的非正常状况，可能过几年再探讨的将会是银行业困境，甚至救助银行，“不出几年，银行业的好日子就会过去了”。
银行业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经济周期的波动也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收益，实体经济的不景气，GDP增幅的放缓，经济转型的阵痛，让银行突然遭遇了困境。
“2013年之后利润开始下降，我认为这种调整是回归。”杨再平坦言，前期银行业反危机下逆势扩张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开始逐渐暴露，“那个阶段信贷投出去，很多都没有经过很好的贷前调查，放贷变成了指标和压力。” 而风险释放往往滞后，前几年信贷的超常规投放产生的风险，随着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开始逐步暴露。
在杨再平看来，净利润目前这种接近零增长状态，还是处于回归阶段，甚至有些报复性回调。“正常情况下，利润率增长应该和GDP增长和信贷投放增长保持一个基本同步，考虑到利差缩小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在5%到6%的水平是比较正常的。”
盈利能力承压
相对于周期性下调的外因作用，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进程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变革叠加在一起，成为更深刻的内因，开始挑战银行业的盈利能力。
首当其冲的是对银行的资本监管变得更为严苛。2012年，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2018年底前达到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为此设定了6年的过渡期。这一监管红线，要求到2018年底，系统性重要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需分别达到8.5%、9.5%和11.5%，非系统性重要银行需分别达到7.5%、8.5%和10.5%。
拨备覆盖率的监管红线也一直维持在150%。银行坏账拨备覆盖率（也称为“拨备充足率”）是实际上银行坏账可能发生的呆、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银行坏账拨备覆盖率是衡量商业银行坏账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
不过，从今年的实际情况看，红线已经小范围被突破。中国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工行一季度末的拨备覆盖率为141.21%，低于此前监管层统一划定的150%红线。而工行季报称，所有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一季度末的拨备覆盖率也首次低于150%，为149.07%。
已经有不少业内人士开始呼吁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适度下调。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今年表示，经济困难时期，降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的要求，是逆周期调节的题中之意，没有银行放贷的动力和能力，经济发展走不出困境。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期也表示，在依法监管的前提下，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可以有一些逆经济周期的考虑。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如果继续严守拨备覆盖率150%红线，将鼓励银行惜贷，而且无助于银行主动识别和暴露风险。
相对于监管日趋收紧，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到位，成为考验银行盈利能力最大的试金石。
2015年10月24日，央行在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放开了存款利率上限浮动区间，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资金在理论上实现了完全自主定价，银行以存贷利差为主的传统盈利模式受到重大挑战。
根据业内人士的估算，2013年底时银行业的净息差近3.1%，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银行业的净息差已降至2.11%。相关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净息差分别下滑了26BP（基点，一个基点等于1个百分点的1%，即0.01%）、35BP、22BP、31BP、25BP，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跌破了2%。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曾经表示：净息差一个BP就影响工商银行20亿元以上的利润。
息差收窄其实受制于多重内外部压力。一方面，银行最近两年一直处于降息周期之中，2014年11月首次开启本轮降息周期，2015年历经5次降息，其中还伴随有非对称降息，也就是贷款利率下降幅度超过存款利率。在降息周期下，银行利润受到明显挤压。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在最近几年蓬勃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息差的竞争，银行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来抵制互联网金融的攻势。
在银行存款分流的同时，银行的贷款需求却在明显萎缩。从今年6月份以来，民营资本投资增速已经开始负增长，企业的贷款需求呈现出雪崩式下跌。
“银行业息差，按照国际经验，未来还会进一步缩小。”杨再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未来息差可能会降至2%以内，“很多银行要考虑，国际上像日本、台湾息差仅为1.5，甚至1.3。这样的水平，我们能不能生存？”
在他看来，以后随着银行之间竞争进一步加大，息差分化会进一步加剧，当资金来源竞争极为激烈的时候，价格竞争手段就会更频繁采用，“目前银行资金量还比较充足，息差的竞争还没有到白热化的程度。”杨再平认为，目前利率市场化还刚放开，各银行还在试探和搜寻价格的阶段。
杨再平认为，利率更为频繁的波动，会对银行未来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银行不能再“以不变应万变”，要根据市场利率情况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负债和资产缺口，要有更高超的缺口管理技术和利率风险管理技术。
在王伟看来，息差的收窄并不意味着银行不努力，更多反映的是经济下行周期的时候，资金的供给一定是大于资金的需求，对于资金供给来说，价格一定会往下走，“当前比较考验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的时候，怎样做好资产负债的管理，做好资金的匹配，尽可能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有效管理并扩大利差，这对银行在充分理解市场资金运作决策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挑战。”
不过，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息差收入未来依然是大型银行最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向松祚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过去一直讲银行转型，但在当前格局下，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仍然不是融资的主力，相当长时间内，银行贷款还是融资主力，“传统的存贷模式和息差收入，这个模式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他判断，未来大型银行的息差收入仍然会维持在60%以上，“不可能降低到50%以下。”
杨涛认为，传统存贷结构和息差收入，不能说难以为继，只是这种业务模式的顺周期性最强，“过去银行业没有市场退出一说，现在银行无论是控制风险还是实现业务转型，都面临巨大挑战，做得差的未来很有可能会退出这个市场。”
380万银行人如何弃旧图新？
“银行应该换个活法。”在今年7月的银行业发展论坛上，杨再平给在场的各位银行界大佬们“洗脑”，“现在已经不是你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你不转型恐怕就很难生存了。” 多位银行行长也忧心忡忡，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发表演讲时表示，“对银行人来讲，可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焦虑时刻’。”
随着科技创新大潮的汹涌来袭，银行业很快将迎来“自动化拐点”，甚至有人预言，银行会成为“将要灭绝的恐龙”。
“过去银行业务主要靠物理网点，但现在一个好的网站，比物理网点的功能还要强，但花的成本却低很多。”杨再平说，整个业界都已经意识到，很多颠覆性的场景正在发生，如果银行不用FINTECH（金融科技）来改造自己的话，必然会被抛弃，“银行业20多万个物理网点，不及时弃旧图新，过去的优势就会变成今后的包袱。”
银行人也在谋变。在利息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非利息收入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各家银行谋变和转型的发力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非息业务是应对利率市场化冲击、抵御经济周期冲击的重要手段。
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增速改变了过去三年同期持续下滑态势，呈现V型反弹。A股16家上市银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6519.2亿元，同比增长27.3%，大大高于营业收入5.4%的同比增速。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去年同期上升约6个百分点至33.7%，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事实上，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越来越不依靠“放贷款”，而是转向“大资管”盈利。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大行和中小银行利润、不良率分化严重。部分中小银行对于“放贷款”的依赖逐渐减弱，“大资管”盈利的转向越来明显。
根据《银行家》杂志的一份数据调查显示，2013～2014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投行业务方面有一定进展，但动力不足。相比之下，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较为迅速。
从总量看，工商银行投行业务收入依然保持全国领先，其投资咨询和财务顾问等特色业务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股权融资等投行业务也在近两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建设银行的投行业务是以企业并购重组业务为特色;中国银行近年来致力于为客户打造综合性金融服务;农业银行投行业务收入虽然有所下降，但是近年来其在公司业务投行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交通银行的特色投行业务则是承销地方政府债券。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上海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最为迅速。
不过，以王伟从业多年的观察来看，不应该过度盲目追求扩大中间业务收入，“如果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很多中间业务收入其实是利息的一部分。银行不要为了追求比例提高，简单地把很多利息转换成中间业务收入。”
“一些银行在中间业务提升方面，在内部有很多考核的指标和压力。”王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银行业不应该过于盲目去对比国外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水平，还是要回归本源，不要一窝蜂地追求达到某个比例，“中国的市场环境与国外有很大不同，简单追求金额和比例的增加往往是缘木求鱼。”
金融脱媒、商业银行投行化、轻资产运作，行业人士用了很多方式描述这种银行业已经探索多年的转变方向。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已涉足多种投行业务，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专业理财、并购贷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发行、咨询顾问。
金融脱媒现象愈发明显的同时，国内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必然涉及大量资本市场上的股权变更、并购重组，银行背后有着强大的资金能力和全牌照，可以成为大交易中多资管主体、工具、渠道、产品的组局者。
不过，业内人士也普遍预测，混业经营未来还存有很多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来自于几方面。其一，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例如，当前银行理财产品期限错配问题比较严重。银行发行的一个月、三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对应的非标资产很多是在三个月和半年以上。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未来理财业务的管理将愈发严格。
另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在投行业务风险管理上，大都采用传统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策略，没有对投行业务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进行组织和体制上的风险隔离。伴随国内商业银行投行业务范围的拓展和深化，商业银行将越来越难以阻止内部业务交叉经营的风险传导、蔓延和恶化。
在这种格局下，监管套利现象也比较严重。“混业经营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但需要有适应混业经营的监管体系。现在各管一摊，形成同样的品种和业务，银行系、证券系、保险系来做，监管规则不一样，存在监管套利问题。”杨再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未来怎么样在监管方面有统一标准和规则，整合监管方式，把监管套利压到最低限度，必须要做、而且势在必行。他透露，大金融监管方式的整合方案，预计在2017年“两会”前后逐步明朗化。
“这一块如果没有突破和完善，对银行业未来格局存在很大风险。”杨再平说，此外，非市场因素、行政因素对银行行政决策的影响，特别是对银行信贷决策，还有很大的影响，“这一块改革难度很大。”
对于380万中国的银行从业人员而言，冬天已经到了。而再下一程，究竟是继续困于寒冬，还是会迎来春天？几乎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虽然盈利增长在放缓，对很多银行来说，还不存在亏损的风险。”向松祚预测，不良资产的暴露和化解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
“银行业风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主要是前些年投向过剩产能的那些信贷，问题的暴露和产业调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三五年能够到位都是比较快的。”杨再平坦言，无论用困境还是寒冬来描述目前的银行境遇，银行业确实遇到了大麻烦，而且这种麻烦已经到了危及生存的地步，“确实有些寒意逼人，已经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阶段。”
（应采访对象要求，关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