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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平阶不但是一位颇具才华的作家，还是一位具有实干作风的文化领导者。从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去大都市求学，到大学毕业后进入知名的文学杂志社《民族文学》做编辑，再到西藏文联担任文联副主席，吉米平阶走过了一段曲折却风光奇异的人生历程。在这段人生历程中，沿途的风景随着岁月的风蚀早已物是人非了，但有一种情怀却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保持着鲜活的生命气息，这种情怀就是少年时就从心底升腾而起的文学梦。多年来，不管学习、工作的空间发生何种变化，吉米平阶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文学梦想。无论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还是以自己的笔触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抑或是走上领导岗位，文学艺术始终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以文学编辑者的身份从某些侧面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定历程，他以创作者的身份描写展现了生活在陌生的都市里的藏族人的生活情态，他以行政领导者的身份身体力行地去推动民族地区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2013年8月，我有幸在美丽的圣城拉萨遇见公务繁忙的吉米平阶，借此机会我向他提出了与他进行一次对话的要求，这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夙愿”。平易随和的吉米平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一、文学情缘：事业与灵魂的归宿
胡：您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大概是十七岁左右，就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现在还能回忆起初次别离家乡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吗？到一个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与人际关系十分陌生的地方去读书学习，有没有觉得不太适应？这种最初的感受对您日后创作《北京藏人》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吉：我十七岁时就离开家乡康定去北京读书，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康定那个小城市，没有见过火车。记得在火车的硬座上，我怀抱装着录取通知书和二十元钱的小黄书包，用生涩的汉语与周边的乘客应付时的那种艰难。那时候，我的哥哥正好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读书，他从火车站接到我，带着我坐地铁来到了北京西郊的民族学院。刚到北京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感到有些迷茫，甚至在宿舍去教室的路上会迷失方向。好在学校和哥哥帮我安排了一切，就这样我开始了大学生活。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小，除了感到有些不适应外，并没有产生什么文化冲突之类的感受，但随着在北京生活的长久和深入，才渐渐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北京都市文化和藏区乡土文化的确存在着一些鲜明的异质。这些感受对我日后创作“北京藏人”系列小说自然是有影响的，这在我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比如《绿波带》《生命是在别处》等，都反映了处在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夹缝、冲撞中的藏族青年的生活处境，这可以说是对我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北京生活体验的一种形象展示吧。
胡：我注意到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还获得过奖项。您的文学创作梦想是从大学开始的吗？大学里创作尝试的成功是不是增强了您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您认为大学里的学习生活在哪些方面对您从事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吉：虽然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是很偶然的，因为在高考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写中央民院，但能到首都北京上学还是感到格外兴奋。大学生活让我眼界大开，那些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书籍大量出现在眼前，真的是应接不暇。大学四年，除了体育之外，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尽管这些成绩不值得夸耀，但也是对我认真刻苦学习的一种回报吧。在大学期间，我就对文学专业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那个时候，在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一些古典作品比如先秦到唐宋的，还能够完整地背诵下来。至于国外的一些作家作品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对象，比如18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同时还阅读一些时髦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然对此我了解的不是很深入。大学里的阅读与学习虽然显得有些散乱，但还是可以说，大学时期的知识积累，对我的创作產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我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写东西了（那时候曾经写过一些诗歌，引起了学校老师的注意），但进入大学之后我的创作欲望似乎更为强烈，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不少作品都发表在家乡的刊物《贡嘎山》上，并加入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会。由于年龄偏小又懵懂未醒，那时候除了读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我后来才发现，到大学毕业时，我没有一个对外联络的电话号码。
胡：大学毕业后您选择了留在北京，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这对您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吉：应该说是被选中留在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不错我被分配到了《民族文学》杂志社，可以说是专业对口，所做的工作与我的兴趣相吻合，这对我日后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编辑工作是一件非常严肃、辛苦，但却能够训练编辑阅读能力、审美能力的工作。在《民族文学》杂志社，我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编辑工作的。记得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老编辑给了我一篇稿子，让我写一篇读后感，其实就是审稿意见。这倒也难不住我，因为在大学里还是打下了一些基础的。但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好在那是一个安静的时代，我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承担这项工作，能够认真审阅每一篇稿子，这对提升我的文学审美能力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日后能够比较顺手地创作与编辑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您不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但您却说自己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西藏。西藏这块高原厚土以怎样的魅力让您如此意动情深？在西藏生活的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有影响吗？如果以后离开西藏，您还会创作有关西藏的作品吗？
吉：大学毕业后到1986年来西藏之前的几年里，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生病到家里休养过半年，不太适应都市的生活，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困难，那个时候情绪比较低落，感觉到生活没有方向。1986年来到西藏后，情况有所转变。西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使我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似乎有了生活的依靠。西藏的生活方式使我感受到了自己情感深处的那种本真秉性，那是我内心最为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喜欢上了西藏这块独特的地域。西藏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作品的题材还是精神内涵都包含着我对西藏的感受和体悟。如果以后离开西藏，我依然会创作有关西藏的作品，因为西藏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生命在别处：“异乡人”的
生活遭遇
胡：你早期的一些作品是描写家乡人事的，如《远近风景》《洁白的雪峰》等。《远近风景》主要描述的是老一代牧民与新一代牧民之间因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生活观念上的冲突。这一主题很容易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作为父辈一代的旺堆老人，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儿子不顾一切追求钱财的作法很是不满。对旺堆老人的怀旧，您似乎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认可。如果现在让您回过头来评价一下旺堆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识，您会怎么看呢？
吉：在发表《远景风景》《洁白的雪峰》之前，我还发表过一些与这两篇小说风格大致相同的作品，比如《沼泽地》《藏靴的故事》等。这类作品的背景是我的家乡，不但故事所反映的生活风貌与后来创作的“北京藏人”系列完全不一样，二者在风格倾向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早期的这些作品可以算作是开始创作小说时的“尝试”之作。在情感上带有缅怀、重温过去生活的浓厚意向。可以看做是一个“异乡人”借助小说表达“乡愁”的一种艺术行为。就作品的主题而言，我的倾向比较明显，就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与肯定，对祖辈一代人生活观念的认同；对年轻一代人带有鲜明的功利目的生活观念和生活行为的拒斥。所以对于旺堆这一人物形象我抱有深厚的同情。当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能理解年轻一代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所作的人生选择。当初创作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观念指导写作”的痕迹，有“为创作而创作的意图”，换句话说，这些小说是情感臆造的艺术产品，而不是来自生活体验本身，带有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胡：《洁白的雪峰》在您的所有小说中是一篇风格和主题都比较独特的小说，也是在情感上最能打动人的作品。作品竭尽可能地展示了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间纯真友爱的真挚情怀。这种情感因素在您之后创作的小说中是很少见到的。从这篇小说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您对生活的感受是比较纯粹的，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人性之美抱有积极态度。能否谈谈您创作这篇小说的情感动因。
吉：这篇小说是一篇很有浪漫气质的作品，是我对童年、少年生活的想象性重温。写这篇小说与我所经历的童年、少年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是童年、少年生活激发了我创作这篇小说的艺术灵感和冲动。很小的时候，我随着父母在康定生活，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巴塘乡下，我的生活开始变得阳光起来，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伙伴，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算得上美好的时光。小说《洁白的雪峰》就是对那段美好时光的一次重温，也是对美好人性的渴望吧。
胡：《生命在别处》是您的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这篇写于1991年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藏族青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返回家乡工作，但似乎也难以适应原本熟悉的环境，于是陷入失落不安之中。对于像您这样远离家乡，到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差异很大的异乡学习工作的藏族人来说，《生命在别处》大概是对你们这群人生活状态的一种形象概括。现在距离您创作这篇小说已经二十余年了，时过境迁，许多体验、感受可能已经变成一种模糊的印象，但有些则可能依然历历在目如在昨天。我想《生命在别处》应该就属于此类体验、感受。能否谈谈《生命在别处》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情状？
吉：《生命在别处》原来的题目其实是“生命是在别处”，这个题目是受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活在别处》的启发而来的，当然也包含着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大群像我这样从边缘地区来的，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藏族人。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完全的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工作不顺利，爱情遭打击，于是产生离开的念头。但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他们又要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对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与观念的抵触。如此以来，他们就生活在夹缝之中。城市生活和传统生活像两扇磨盘一样碾压着他们，使得他们感到很不自在。这就是《生命在别处》真实情状。
胡：您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多是生活在北京的藏族青年，在这些藏族青年的身上有没有您自己的影子？
吉：有。這些藏族青年其实就是我和我周围的藏族青年的混合体。我在北京上学和毕业留北京的一段时间内，周围有许多藏族青年，他们在藏学中心（当时正在筹办）、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其他学术单位工作上班。我们因为同为“北京藏人”，所以经常在一起走动。我非常了解这群藏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我的“北京藏人”系列就是对我们这群留在北京的藏族青年人的生活情状的描写、反映。
胡：《秋天的童话》是一篇略带讽刺意味的小说，从主题来看，作品旨在嘲讽、批判为了发财而弄虚作假、不择手段的不良行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青年来到都市后心理、行为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所谓的“环境改变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您如何看待、评价藏族青年来到都市里之后出现的这种“顺应”现象？
吉：对于这种现象，我是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来观察、描写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城市开始出现了经商热潮，形成了独特的“脑体倒挂”的现象，即：那些看起来干粗活的商贩们经济收入远远超过知识分子，所谓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我们这批藏族青年能够留在北京，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专长。但遭遇到这种现象后却发现，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在此情形下，难免产生失落和动摇，内心产生变化是自然的。于是一些人开始“顺应”这种变化，开始做起经商赚钱的美梦，但结果并不理想。我的一些小说，包括《秋天的童话》就是对这种情形的描写与反映。我本人也曾经下过海，一开始就碰壁了。总体而言，那个时候的北京藏人在经商方面不可能很成功。这类小说可以说是对他们“经商”经历的真实展示，也是对这种随波逐流现象的讽刺。
胡：您似乎是一位对时代文学精神感应非常敏感的作家，这种敏感体现在您的作品中所具有的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上。《绿波带》《橡皮墙》《119次人》等小说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声显赫的现代主义小说属同一类型。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使我想起在那个时代颇有影响的一些作品，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扎西达娃的《泛音》《地脂》等。这些作品描写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情状和情感心态，其显著的共同特征是：故事琐碎、叙述不连贯、节奏快、人物没有姓名用字母或绰号代替、主题不明确，字里行间充溢着调侃戏谑的味道，时不时地还玩一下黑色幽默。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创作情景，促使您选择此种创作倾向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吉：这几部作品确实具有现代主义倾向。当时我在这方面的创作也是受到了同时期的作家们的启发。我周围的一些作家都有这种倾向，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也浏览过，有些作家还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创作这样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类作品的出现，也与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我对北京藏人的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体验，心头沉淀了许多东西，想把它们写出来。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使得我找到了恰当的表现渠道，于是很顺畅地完成了这类创作。可以说，这类作品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生活表达欲望找到了适合表达它们的手法，似乎二者一拍即合。
胡：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觉得《橡皮墙》这篇小说写得很有意味。自由随意，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真实地展示了都市青年的生活状态。但“橡皮墙”这个题目却颇使人费解。我想在您的创作意图中，它一定有其内涵，能否做一些说明？
吉：“橡皮墙”这个题目是受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这部小说的题目启发而产生的，但它有我自己“内定”的含义。我是想通过这个题目来比喻这样一种生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障碍看上去好像是柔软的橡皮，似乎可以轻松地跨过，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撞上“橡皮墙”的时候，很有柔性的“墙”会把我们弹回来，甚至弹到离目标更远的地方。我用“橡皮墙”是想用它来比喻“北京藏人”在大城市生活时所遭遇的生存尴尬。
胡：“西藏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升温以来，一直就是一个比较热闹的话题。您的小说《有个弟弟是活佛》对此有所反映。这部小说讲述了在北京工作的降措和白珍夫妇在降措的弟弟被选定为转世活佛后所经历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奇遇”。他们遇到了以关注西藏文化为由头但其实各自心怀其他目的的各色人等，有胡乱编造事实来吸引读者眼球的记者，有派头十足、出手阔绰的企业老总，有附庸风雅的政府官员，有沽名钓誉的研究者……对于此类形形色色打着文化的幌子获取现实利益的人事行为，您在作品中并没有进行严厉的批判，只是以一种调侃的笔调进行了温柔的嘲讽。如果对此进行一些理性的评判，您对此种现象会如何看待？
吉：这种现象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能理解这种现象。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我对这种现象持保留态度，因此在小说里运用了一种嘲讽，甚至厌恶的语调。《有个弟弟是活佛》的灵感来自于真实事件，但具体的描述多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我的目的是想借助这样一个故事来反映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胡：您曾经说您的小说主要想表达受过两种文化环境（藏区文化和都市文化）熏陶的藏人在都市里“上下不着边的尴尬”境遇。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种尴尬境遇其实就是他们在思想观念和心理意识上极力保持一种与世无争、淡然自若的生活态度，总是试图抵触带有明显的“利益”交换的人际交往；但在充满了竞争的现实生活面前，为了办成事他们又不得不无奈地“入乡随俗”。如此一来，表面上他们显得豁达自若，但内心却深受煎熬。对于这种两难境地，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是如何理解的？
吉：我在“北京藏人”系列小说中表现了生活在北京的藏族人的尴尬境遇，应该说是对当时这类人生活情状的真实描写。这种生活情状确实让人在生活中找不到方向。但这种生活情状又是无法避免的。其实不但北京的藏族人在当时遭遇到了这类尴尬，就是北京本地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因为当时的社会变化很快很大，在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中过惯了日子的人自然会难以很快适应新的变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胡：小说《洛桑其人》是一部颇具现实主义品格的小说，但同时我觉得它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洛桑的生活经历和处事行为的转变，其实是文化心理和观念意识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象征着两种异质文化冲突、交融对生活主体的塑造。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那些生活在都市里的红男绿女们喜欢幽默、谦让、超然的洛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理解和接受整天东奔西跑，执着于世俗利益的洛桑这一悖论。这让洛桑很是难受。这种悖论可能象征着人作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的混合体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与不可捉摸。在您的意识里，文化冲突在塑造民族性格，促进文化新生具有哪些价值？
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空间里，文化冲突是非常正常的。文化冲突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那就是它能够促使传统文化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北京藏人”系列作品描写了文化冲突，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调这种冲突本身，而是为了展示在这种冲突下，当事人的生活境况和精神变异。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前辈元朝帝师八思巴他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北京藏人”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他们的后辈们所经受的这种感觉？
胡：您的作品里面出现了许多北京方言，使得您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京味”。这是您的刻意选择，还是一种本能化的表达？
吉：这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些小说有“京味”。我虽然是外来者，但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长时间的居住在胡同的四合院里，熟悉北京的一些风土人情，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作品的“京味”。
胡：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这次访谈！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一、文学情缘：事业与灵魂的归宿
胡：您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大概是十七岁左右，就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现在还能回忆起初次别离家乡的情景和内心感受吗？到一个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与人际关系十分陌生的地方去读书学习，有没有觉得不太适应？这种最初的感受对您日后创作《北京藏人》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吉：我十七岁时就离开家乡康定去北京读书，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康定那个小城市，没有见过火车。记得在火车的硬座上，我怀抱装着录取通知书和二十元钱的小黄书包，用生涩的汉语与周边的乘客应付时的那种艰难。那时候，我的哥哥正好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读书，他从火车站接到我，带着我坐地铁来到了北京西郊的民族学院。刚到北京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感到有些迷茫，甚至在宿舍去教室的路上会迷失方向。好在学校和哥哥帮我安排了一切，就这样我开始了大学生活。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小，除了感到有些不适应外，并没有产生什么文化冲突之类的感受，但随着在北京生活的长久和深入，才渐渐意识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北京都市文化和藏区乡土文化的确存在着一些鲜明的异质。这些感受对我日后创作“北京藏人”系列小说自然是有影响的，这在我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比如《绿波带》《生命是在别处》等，都反映了处在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夹缝、冲撞中的藏族青年的生活处境，这可以说是对我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北京生活体验的一种形象展示吧。
胡：我注意到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还获得过奖项。您的文学创作梦想是从大学开始的吗？大学里创作尝试的成功是不是增强了您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您认为大学里的学习生活在哪些方面对您从事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吉：虽然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是很偶然的，因为在高考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写中央民院，但能到首都北京上学还是感到格外兴奋。大学生活让我眼界大开，那些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书籍大量出现在眼前，真的是应接不暇。大学四年，除了体育之外，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尽管这些成绩不值得夸耀，但也是对我认真刻苦学习的一种回报吧。在大学期间，我就对文学专业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那个时候，在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一些古典作品比如先秦到唐宋的，还能够完整地背诵下来。至于国外的一些作家作品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对象，比如18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同时还阅读一些时髦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当然对此我了解的不是很深入。大学里的阅读与学习虽然显得有些散乱，但还是可以说，大学时期的知识积累，对我的创作產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我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写东西了（那时候曾经写过一些诗歌，引起了学校老师的注意），但进入大学之后我的创作欲望似乎更为强烈，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不少作品都发表在家乡的刊物《贡嘎山》上，并加入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会。由于年龄偏小又懵懂未醒，那时候除了读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我后来才发现，到大学毕业时，我没有一个对外联络的电话号码。
胡：大学毕业后您选择了留在北京，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这对您的创作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吉：应该说是被选中留在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不错我被分配到了《民族文学》杂志社，可以说是专业对口，所做的工作与我的兴趣相吻合，这对我日后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编辑工作是一件非常严肃、辛苦，但却能够训练编辑阅读能力、审美能力的工作。在《民族文学》杂志社，我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编辑工作的。记得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老编辑给了我一篇稿子，让我写一篇读后感，其实就是审稿意见。这倒也难不住我，因为在大学里还是打下了一些基础的。但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好在那是一个安静的时代，我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承担这项工作，能够认真审阅每一篇稿子，这对提升我的文学审美能力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日后能够比较顺手地创作与编辑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您不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但您却说自己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西藏。西藏这块高原厚土以怎样的魅力让您如此意动情深？在西藏生活的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有影响吗？如果以后离开西藏，您还会创作有关西藏的作品吗？
吉：大学毕业后到1986年来西藏之前的几年里，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生病到家里休养过半年，不太适应都市的生活，处理人际关系也有困难，那个时候情绪比较低落，感觉到生活没有方向。1986年来到西藏后，情况有所转变。西藏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使我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似乎有了生活的依靠。西藏的生活方式使我感受到了自己情感深处的那种本真秉性，那是我内心最为需要的东西，于是我喜欢上了西藏这块独特的地域。西藏的生活经历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作品的题材还是精神内涵都包含着我对西藏的感受和体悟。如果以后离开西藏，我依然会创作有关西藏的作品，因为西藏已经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生命在别处：“异乡人”的
生活遭遇
胡：你早期的一些作品是描写家乡人事的，如《远近风景》《洁白的雪峰》等。《远近风景》主要描述的是老一代牧民与新一代牧民之间因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生活观念上的冲突。这一主题很容易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作为父辈一代的旺堆老人，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儿子不顾一切追求钱财的作法很是不满。对旺堆老人的怀旧，您似乎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认可。如果现在让您回过头来评价一下旺堆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意识，您会怎么看呢？
吉：在发表《远景风景》《洁白的雪峰》之前，我还发表过一些与这两篇小说风格大致相同的作品，比如《沼泽地》《藏靴的故事》等。这类作品的背景是我的家乡，不但故事所反映的生活风貌与后来创作的“北京藏人”系列完全不一样，二者在风格倾向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早期的这些作品可以算作是开始创作小说时的“尝试”之作。在情感上带有缅怀、重温过去生活的浓厚意向。可以看做是一个“异乡人”借助小说表达“乡愁”的一种艺术行为。就作品的主题而言，我的倾向比较明显，就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与肯定，对祖辈一代人生活观念的认同；对年轻一代人带有鲜明的功利目的生活观念和生活行为的拒斥。所以对于旺堆这一人物形象我抱有深厚的同情。当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能理解年轻一代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所作的人生选择。当初创作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观念指导写作”的痕迹，有“为创作而创作的意图”，换句话说，这些小说是情感臆造的艺术产品，而不是来自生活体验本身，带有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胡：《洁白的雪峰》在您的所有小说中是一篇风格和主题都比较独特的小说，也是在情感上最能打动人的作品。作品竭尽可能地展示了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间纯真友爱的真挚情怀。这种情感因素在您之后创作的小说中是很少见到的。从这篇小说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您对生活的感受是比较纯粹的，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人性之美抱有积极态度。能否谈谈您创作这篇小说的情感动因。
吉：这篇小说是一篇很有浪漫气质的作品，是我对童年、少年生活的想象性重温。写这篇小说与我所经历的童年、少年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是童年、少年生活激发了我创作这篇小说的艺术灵感和冲动。很小的时候，我随着父母在康定生活，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巴塘乡下，我的生活开始变得阳光起来，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伙伴，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算得上美好的时光。小说《洁白的雪峰》就是对那段美好时光的一次重温，也是对美好人性的渴望吧。
胡：《生命在别处》是您的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这篇写于1991年的作品讲述了一个藏族青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返回家乡工作，但似乎也难以适应原本熟悉的环境，于是陷入失落不安之中。对于像您这样远离家乡，到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差异很大的异乡学习工作的藏族人来说，《生命在别处》大概是对你们这群人生活状态的一种形象概括。现在距离您创作这篇小说已经二十余年了，时过境迁，许多体验、感受可能已经变成一种模糊的印象，但有些则可能依然历历在目如在昨天。我想《生命在别处》应该就属于此类体验、感受。能否谈谈《生命在别处》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情状？
吉：《生命在别处》原来的题目其实是“生命是在别处”，这个题目是受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活在别处》的启发而来的，当然也包含着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大群像我这样从边缘地区来的，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藏族人。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完全的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工作不顺利，爱情遭打击，于是产生离开的念头。但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他们又要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对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与观念的抵触。如此以来，他们就生活在夹缝之中。城市生活和传统生活像两扇磨盘一样碾压着他们，使得他们感到很不自在。这就是《生命在别处》真实情状。
胡：您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多是生活在北京的藏族青年，在这些藏族青年的身上有没有您自己的影子？
吉：有。這些藏族青年其实就是我和我周围的藏族青年的混合体。我在北京上学和毕业留北京的一段时间内，周围有许多藏族青年，他们在藏学中心（当时正在筹办）、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其他学术单位工作上班。我们因为同为“北京藏人”，所以经常在一起走动。我非常了解这群藏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我的“北京藏人”系列就是对我们这群留在北京的藏族青年人的生活情状的描写、反映。
胡：《秋天的童话》是一篇略带讽刺意味的小说，从主题来看，作品旨在嘲讽、批判为了发财而弄虚作假、不择手段的不良行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青年来到都市后心理、行为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所谓的“环境改变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您如何看待、评价藏族青年来到都市里之后出现的这种“顺应”现象？
吉：对于这种现象，我是抱着一种讽刺的态度来观察、描写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城市开始出现了经商热潮，形成了独特的“脑体倒挂”的现象，即：那些看起来干粗活的商贩们经济收入远远超过知识分子，所谓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我们这批藏族青年能够留在北京，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专长。但遭遇到这种现象后却发现，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在此情形下，难免产生失落和动摇，内心产生变化是自然的。于是一些人开始“顺应”这种变化，开始做起经商赚钱的美梦，但结果并不理想。我的一些小说，包括《秋天的童话》就是对这种情形的描写与反映。我本人也曾经下过海，一开始就碰壁了。总体而言，那个时候的北京藏人在经商方面不可能很成功。这类小说可以说是对他们“经商”经历的真实展示，也是对这种随波逐流现象的讽刺。
胡：您似乎是一位对时代文学精神感应非常敏感的作家，这种敏感体现在您的作品中所具有的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上。《绿波带》《橡皮墙》《119次人》等小说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声显赫的现代主义小说属同一类型。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使我想起在那个时代颇有影响的一些作品，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扎西达娃的《泛音》《地脂》等。这些作品描写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情状和情感心态，其显著的共同特征是：故事琐碎、叙述不连贯、节奏快、人物没有姓名用字母或绰号代替、主题不明确，字里行间充溢着调侃戏谑的味道，时不时地还玩一下黑色幽默。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创作情景，促使您选择此种创作倾向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吉：这几部作品确实具有现代主义倾向。当时我在这方面的创作也是受到了同时期的作家们的启发。我周围的一些作家都有这种倾向，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也浏览过，有些作家还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创作这样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当然，这类作品的出现，也与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我对北京藏人的生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体验，心头沉淀了许多东西，想把它们写出来。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使得我找到了恰当的表现渠道，于是很顺畅地完成了这类创作。可以说，这类作品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生活表达欲望找到了适合表达它们的手法，似乎二者一拍即合。
胡：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觉得《橡皮墙》这篇小说写得很有意味。自由随意，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真实地展示了都市青年的生活状态。但“橡皮墙”这个题目却颇使人费解。我想在您的创作意图中，它一定有其内涵，能否做一些说明？
吉：“橡皮墙”这个题目是受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的《橡皮》这部小说的题目启发而产生的，但它有我自己“内定”的含义。我是想通过这个题目来比喻这样一种生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障碍看上去好像是柔软的橡皮，似乎可以轻松地跨过，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撞上“橡皮墙”的时候，很有柔性的“墙”会把我们弹回来，甚至弹到离目标更远的地方。我用“橡皮墙”是想用它来比喻“北京藏人”在大城市生活时所遭遇的生存尴尬。
胡：“西藏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升温以来，一直就是一个比较热闹的话题。您的小说《有个弟弟是活佛》对此有所反映。这部小说讲述了在北京工作的降措和白珍夫妇在降措的弟弟被选定为转世活佛后所经历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奇遇”。他们遇到了以关注西藏文化为由头但其实各自心怀其他目的的各色人等，有胡乱编造事实来吸引读者眼球的记者，有派头十足、出手阔绰的企业老总，有附庸风雅的政府官员，有沽名钓誉的研究者……对于此类形形色色打着文化的幌子获取现实利益的人事行为，您在作品中并没有进行严厉的批判，只是以一种调侃的笔调进行了温柔的嘲讽。如果对此进行一些理性的评判，您对此种现象会如何看待？
吉：这种现象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能理解这种现象。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我对这种现象持保留态度，因此在小说里运用了一种嘲讽，甚至厌恶的语调。《有个弟弟是活佛》的灵感来自于真实事件，但具体的描述多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我的目的是想借助这样一个故事来反映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胡：您曾经说您的小说主要想表达受过两种文化环境（藏区文化和都市文化）熏陶的藏人在都市里“上下不着边的尴尬”境遇。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种尴尬境遇其实就是他们在思想观念和心理意识上极力保持一种与世无争、淡然自若的生活态度，总是试图抵触带有明显的“利益”交换的人际交往；但在充满了竞争的现实生活面前，为了办成事他们又不得不无奈地“入乡随俗”。如此一来，表面上他们显得豁达自若，但内心却深受煎熬。对于这种两难境地，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是如何理解的？
吉：我在“北京藏人”系列小说中表现了生活在北京的藏族人的尴尬境遇，应该说是对当时这类人生活情状的真实描写。这种生活情状确实让人在生活中找不到方向。但这种生活情状又是无法避免的。其实不但北京的藏族人在当时遭遇到了这类尴尬，就是北京本地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因为当时的社会变化很快很大，在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中过惯了日子的人自然会难以很快适应新的变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胡：小说《洛桑其人》是一部颇具现实主义品格的小说，但同时我觉得它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洛桑的生活经历和处事行为的转变，其实是文化心理和观念意识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象征着两种异质文化冲突、交融对生活主体的塑造。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那些生活在都市里的红男绿女们喜欢幽默、谦让、超然的洛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理解和接受整天东奔西跑，执着于世俗利益的洛桑这一悖论。这让洛桑很是难受。这种悖论可能象征着人作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的混合体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揭示的是人性的复杂与不可捉摸。在您的意识里，文化冲突在塑造民族性格，促进文化新生具有哪些价值？
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空间里，文化冲突是非常正常的。文化冲突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那就是它能够促使传统文化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北京藏人”系列作品描写了文化冲突，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调这种冲突本身，而是为了展示在这种冲突下，当事人的生活境况和精神变异。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前辈元朝帝师八思巴他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北京藏人”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他们的后辈们所经受的这种感觉？
胡：您的作品里面出现了许多北京方言，使得您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京味”。这是您的刻意选择，还是一种本能化的表达？
吉：这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这些小说有“京味”。我虽然是外来者，但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长时间的居住在胡同的四合院里，熟悉北京的一些风土人情，也许是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作品的“京味”。
胡：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这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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