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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由于政治腐化，社会动乱，打破了儒家思想统一天下的格局，思想界迸发出了不同的思想理论和追求。加之此时士子们对于个人内在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的觉醒，从而促使庄学思想形成了大发展的景象。魏晋时期，庄学从复苏发展到大炽，这既有时代的客观因素的推动，也有庄学内在思想的契合，最终迎来了庄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关键词：庄学；魏晋时期；竹林七贤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089-02
庄学，在魏晋时期迎来又一次的大发展，不仅是因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为其提供契机，也是因为老庄之学的思想符合士子们的精神价值追求。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志之士难以施展才华，只有寄情山水以明志，这也促使魏晋时期的士子们钟情于庄学。
一、魏晋时期庄学发展的成因
（一）社会的动荡以及变革是促使庄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乱世是各家各派学说进行发展的机遇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魏晋时期亦如此。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神权理论思想是创立在西汉稳定大统一的社会基石之上的。然而，东汉末年，社会秩序混乱，诸侯割据称雄，东汉帝王难以再统一施令，导致皇权衰落，大统一的政治秩序慢慢地被破坏，从而也渐渐的导致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崩溃和被抛弃，最终的结果就是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再一次的带来了思想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在这动荡的时代，士大夫们也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秉性，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识和想法，力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二）两汉时期庄学的传播与接受是魏晋时期庄学大发展的一个诱因
历史是前后相继的，文化思想也是先后传承的。虽然在两汉时期，庄子的思想始终没有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庄子的学说以及思想在一部分知识阶层中仍有很大的传播和研习。西汉末年，黄老之术开始蔓延，引得部分人热衷于修黄老之术，刘向的父亲刘德曾经修黄老之术，经常手持一本《老子》，感觉特别的知足，这个时期重点传播和宣传的是老庄思想，庄子的思想依附于老子的思想得到流传。
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腐败，任人选贤的察举制度成为官宦子弟登堂入室的捷径，有学问的寒门士子们，怀才不遇，苦于无进阶之门。这种弊端和士子们的愤懑叠加在一起，部分士子便开始将自己从经学致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再过于关注功名利禄，而是追求内在个性的解放，将自己的目光有外而轉向内。由此，老子和庄子的相关书籍又开始重回到士子们的案头。诸如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一代大儒马融都开始有意地研读一些关于老庄的著作。
（三）庄学思想符合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品性
汉晋时期，正处于人类历史的巨大飞跃期，那时个体的人将自己从群体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不需要依附于群体也能寻得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汉晋时期，面对年年不断的战乱，统治集团内部相互之间的戕杀，外加持续不断肆意横行的瘟疫，士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生命的脆弱，人的一生价值和意义何在，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一部分士人开始从一味地投身仕途，建功立业中清醒过来，开始追求自己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当个体从群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士子们必然会在先前的文化中寻找精神理论的寄托。由于只有道家的学说崇尚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体存在的价值，以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立世，这种思想对魏晋时期的士子们极具有吸引力。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说，老子思想中的无为，庄子思想中的逍遥，杨子思想中的为我，列子思想中的贵虚，陈仲子思想中的遁世，在这段时期是非常能够迎合读书士人的心理追求。这种迹象必然会带来道家学说的盛行。
二、魏晋时代庄学发展的两条路径
（一）以《庄子》文本注为主的学术之路
两晋时期是庄子思想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此时的士大夫们钟情于《庄子》，在研读的同时，针对《庄子》的注释也逐渐地多了起来。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初，注《庄》者数十家”；这个时期，《庄子》与《老子》以及儒家经典一样，受到士人的钟爱和研习，注本也越发多了起来，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注释《庄子》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
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崔译注《庄子》十卷二十七；向秀注《庄子》有二十卷二十六；司马彪注《庄子》有二十一卷五十二；郭象注《庄子》有三十三卷三十三；李颐《集解》有三十卷三十；孟氏注《庄子》有十八卷五十二；徐邈《音》有三卷。这七家中只有徐邈《音》无注，因此通常说《庄子注》六家。根据上述记载，不难发现此时的版本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由此也可以推断《庄子》在当时社会中的盛行程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郭象《庄子注》诞生时期，标志着庄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的状态。郭象，喜欢老子和庄子的学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玄学代表之一，在注释《庄子》的过程中采用“寄言出意”“辨名析理”和“六经注我”的方法，既解读了《庄子》的原文，也表明了自己的志趣所在，郭象注释《庄子》不仅客观的继承了庄子的主体思想，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庄子的思想，使其更符合时代的客观需求。
（二）以释放个性自由和个性张扬为主的价值追求之路
以释放个性自由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典型代表就是竹林七贤。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陈留的阮籍、阮咸两兄弟、谯国的嵇康、河内的山涛，沛国的刘伶、河内的向秀以及琅琊的王戎，他们七个常常聚集在一起，在竹林之下肆意畅饮，逍遥自得，无拘无束。因此，世人就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个时代极具有代表性，同时他们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竹林七贤将庄学注重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注重个人的价值与精神的思想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
竹林时代的士人比较典型的特征是不拘于礼节，崇尚自由，深刻的批判儒家礼法。《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生性喜爱饮酒，而在他家旁边有一家酒庄，酒庄的主人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妇人，阮籍常常去酒庄与朋友喝酒，喝醉了之后就恍若无人似的躺在女妇人的旁边酣然入睡，丝毫没有避嫌之心。那女妇人的丈夫也默许了这种行为，认为他也不会有不轨的行径。这充分的表现了他不拘于礼法，蔑视礼法。除了阮籍外，刘伶显得更为过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刘伶恒纵意放达，更有甚时在屋中脱衣裸体，有的人见了就讥讽他。然而，刘伶却说：“我把天和地作为房宇，屋室作为衣裳，诸位为何进入到我的祭服之中呢？刘伶的一举一动之间，都力图将庄学的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 三、魏晋时期庄学发展的历程
（一）庄学的初步复兴
在先秦时期庄学一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如此，庄学学派的思想与其他诸家的思想却有所不同，其他诸家的思想大都力图实现国家统一和治理好天下的宏图目标，与政治联系密切，在战乱时期必然会受到重视和采用。然而《庄子》的思想却表现出远离政治的姿态，追求自我的超脱，崇尚以自然为主，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因此，在秦汉时期庄子的思想未被接纳和采用也不难理解。
然而，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庄学开始逐渐的复苏，引《庄子》、用《庄子》的日渐增多。诸如，据《后汉书· 崔骃列传》记载：崔骃致力于学术却不急于进仕， 当时的人都不能够理解为何， 因此他就写了《达旨》一文作为解釋，在《达旨》一文中他提到“昔大庭尚矣， 赫胥罔识”其中的“大庭”“赫胥”是《庄子·胠箧》这篇文章中对于上古帝王的称号。此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隐士都在慢慢的接受庄子的思想。这个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儒学的式微和道家思想的崛起。
（二）庄学的大发展
庄学在建安时期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度，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建安时期士人的风格密切相关。在这个时期，建安士人的风格样貌与庄子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庄子》的“虚”“无”思想，也与建安士人产生了共鸣。建安士人承袭了汉末时期的风气，追求个性的不羁，追求山水的诗意，寄情于山河，追求庄子的“逍遥”生活，他们远离政治中心，逍遥世外，酒至酣时表真性情，这种情景充分地体现了建安士人对庄子自由不拘思想的追求。
这个时期，庄子的文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庄子的逍遥之意已深入建安士人之心，如陈琳在《游览二首》中写道：“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除建安士人研读《庄子》文本外，也效仿庄子用寓言故事表达自己深刻思想的方法，塑造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如王粲《七释八首》中：“潜虚丈人违世遁俗，恬淡清玄，混沌淳朴”，他塑造的潜虚丈人就是理想人格的形象。因此，此时期是庄学大发展的时期。
（三）庄学发展的顶峰
庄学在两晋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是，赞美庄周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种赞美与东汉后期的隐晦赞美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内心直接表达赞美之意更为突出，其中最为出名的就属夏侯湛的《庄周赞》和孙楚的《庄周赞》，如夏侯湛在《庄周赞》中说：“迈迈庄周，腾世独游”他赞美庄周不为功名利禄所累，逍遥自得。两晋士人通过赞美庄周来表达自己对于清流人士耿直性情的赞美和钦佩。因此，在这种潮流之下，《庄子》必然会成为此时名流士子的案上必不可或缺的书籍，庄学的发展由此慢慢走向发展的顶峰。
其二是，庄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庄学发展理论上的成熟。这一时期，为《庄子》注释的人很多，根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列有七家，由于徐邈《音》无注，因此常说有六家《庄子》注，这六家注本也各不相同，足以证明《庄子》注本的流行。其中以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最为出名，它的出现也标志着庄学发展达到了鼎盛。郭象对于《庄子》的解读不仅仅停留于文本的研究，而且还有所创新。郭象的圣人是在内具有圣人之德，在外施王者之政，具有内外两个方面，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种思想的根源于郭象对于圣人的理解是应世的、是现实的，而不是隐逸的有关，这也是当时魏晋时期学术的一大特点。郭象的《注》架构出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虽然对于文本有很大的创新，甚至说有些地方不符合原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结合时代需要所做出的变通之道，对于后世庄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后世中郭象的《注》在庄学的传播过程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杨柳.汉晋庄学之复兴及其原因[J].贵州大学学报，2010（5）.
[2]尚永亮.魏晋玄学与庄学新变[J].中州学报，2002（4）.
[3]马晓乐.阮籍、嵇康与魏晋庄学[J].理论学刊，2008（12）.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王官成.庄子与郭象的伦理思想比较[J].道德与文明，2003（4）.
[6]马良怀.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庄学；魏晋时期；竹林七贤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089-02
庄学，在魏晋时期迎来又一次的大发展，不仅是因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为其提供契机，也是因为老庄之学的思想符合士子们的精神价值追求。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志之士难以施展才华，只有寄情山水以明志，这也促使魏晋时期的士子们钟情于庄学。
一、魏晋时期庄学发展的成因
（一）社会的动荡以及变革是促使庄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乱世是各家各派学说进行发展的机遇期，春秋战国时期如此，魏晋时期亦如此。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神权理论思想是创立在西汉稳定大统一的社会基石之上的。然而，东汉末年，社会秩序混乱，诸侯割据称雄，东汉帝王难以再统一施令，导致皇权衰落，大统一的政治秩序慢慢地被破坏，从而也渐渐的导致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崩溃和被抛弃，最终的结果就是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再一次的带来了思想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在这动荡的时代，士大夫们也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秉性，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识和想法，力图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二）两汉时期庄学的传播与接受是魏晋时期庄学大发展的一个诱因
历史是前后相继的，文化思想也是先后传承的。虽然在两汉时期，庄子的思想始终没有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庄子的学说以及思想在一部分知识阶层中仍有很大的传播和研习。西汉末年，黄老之术开始蔓延，引得部分人热衷于修黄老之术，刘向的父亲刘德曾经修黄老之术，经常手持一本《老子》，感觉特别的知足，这个时期重点传播和宣传的是老庄思想，庄子的思想依附于老子的思想得到流传。
东汉后期，社会政治腐败，任人选贤的察举制度成为官宦子弟登堂入室的捷径，有学问的寒门士子们，怀才不遇，苦于无进阶之门。这种弊端和士子们的愤懑叠加在一起，部分士子便开始将自己从经学致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再过于关注功名利禄，而是追求内在个性的解放，将自己的目光有外而轉向内。由此，老子和庄子的相关书籍又开始重回到士子们的案头。诸如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一代大儒马融都开始有意地研读一些关于老庄的著作。
（三）庄学思想符合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品性
汉晋时期，正处于人类历史的巨大飞跃期，那时个体的人将自己从群体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不需要依附于群体也能寻得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汉晋时期，面对年年不断的战乱，统治集团内部相互之间的戕杀，外加持续不断肆意横行的瘟疫，士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生命的脆弱，人的一生价值和意义何在，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一部分士人开始从一味地投身仕途，建功立业中清醒过来，开始追求自己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当个体从群体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士子们必然会在先前的文化中寻找精神理论的寄托。由于只有道家的学说崇尚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体存在的价值，以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立世，这种思想对魏晋时期的士子们极具有吸引力。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说，老子思想中的无为，庄子思想中的逍遥，杨子思想中的为我，列子思想中的贵虚，陈仲子思想中的遁世，在这段时期是非常能够迎合读书士人的心理追求。这种迹象必然会带来道家学说的盛行。
二、魏晋时代庄学发展的两条路径
（一）以《庄子》文本注为主的学术之路
两晋时期是庄子思想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此时的士大夫们钟情于《庄子》，在研读的同时，针对《庄子》的注释也逐渐地多了起来。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初，注《庄》者数十家”；这个时期，《庄子》与《老子》以及儒家经典一样，受到士人的钟爱和研习，注本也越发多了起来，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注释《庄子》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
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崔译注《庄子》十卷二十七；向秀注《庄子》有二十卷二十六；司马彪注《庄子》有二十一卷五十二；郭象注《庄子》有三十三卷三十三；李颐《集解》有三十卷三十；孟氏注《庄子》有十八卷五十二；徐邈《音》有三卷。这七家中只有徐邈《音》无注，因此通常说《庄子注》六家。根据上述记载，不难发现此时的版本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由此也可以推断《庄子》在当时社会中的盛行程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郭象《庄子注》诞生时期，标志着庄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的状态。郭象，喜欢老子和庄子的学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玄学代表之一，在注释《庄子》的过程中采用“寄言出意”“辨名析理”和“六经注我”的方法，既解读了《庄子》的原文，也表明了自己的志趣所在，郭象注释《庄子》不仅客观的继承了庄子的主体思想，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庄子的思想，使其更符合时代的客观需求。
（二）以释放个性自由和个性张扬为主的价值追求之路
以释放个性自由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典型代表就是竹林七贤。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陈留的阮籍、阮咸两兄弟、谯国的嵇康、河内的山涛，沛国的刘伶、河内的向秀以及琅琊的王戎，他们七个常常聚集在一起，在竹林之下肆意畅饮，逍遥自得，无拘无束。因此，世人就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个时代极具有代表性，同时他们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竹林七贤将庄学注重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注重个人的价值与精神的思想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
竹林时代的士人比较典型的特征是不拘于礼节，崇尚自由，深刻的批判儒家礼法。《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生性喜爱饮酒，而在他家旁边有一家酒庄，酒庄的主人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妇人，阮籍常常去酒庄与朋友喝酒，喝醉了之后就恍若无人似的躺在女妇人的旁边酣然入睡，丝毫没有避嫌之心。那女妇人的丈夫也默许了这种行为，认为他也不会有不轨的行径。这充分的表现了他不拘于礼法，蔑视礼法。除了阮籍外，刘伶显得更为过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刘伶恒纵意放达，更有甚时在屋中脱衣裸体，有的人见了就讥讽他。然而，刘伶却说：“我把天和地作为房宇，屋室作为衣裳，诸位为何进入到我的祭服之中呢？刘伶的一举一动之间，都力图将庄学的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 三、魏晋时期庄学发展的历程
（一）庄学的初步复兴
在先秦时期庄学一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如此，庄学学派的思想与其他诸家的思想却有所不同，其他诸家的思想大都力图实现国家统一和治理好天下的宏图目标，与政治联系密切，在战乱时期必然会受到重视和采用。然而《庄子》的思想却表现出远离政治的姿态，追求自我的超脱，崇尚以自然为主，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因此，在秦汉时期庄子的思想未被接纳和采用也不难理解。
然而，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庄学开始逐渐的复苏，引《庄子》、用《庄子》的日渐增多。诸如，据《后汉书· 崔骃列传》记载：崔骃致力于学术却不急于进仕， 当时的人都不能够理解为何， 因此他就写了《达旨》一文作为解釋，在《达旨》一文中他提到“昔大庭尚矣， 赫胥罔识”其中的“大庭”“赫胥”是《庄子·胠箧》这篇文章中对于上古帝王的称号。此时，不管是统治者还是隐士都在慢慢的接受庄子的思想。这个时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儒学的式微和道家思想的崛起。
（二）庄学的大发展
庄学在建安时期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度，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建安时期士人的风格密切相关。在这个时期，建安士人的风格样貌与庄子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庄子》的“虚”“无”思想，也与建安士人产生了共鸣。建安士人承袭了汉末时期的风气，追求个性的不羁，追求山水的诗意，寄情于山河，追求庄子的“逍遥”生活，他们远离政治中心，逍遥世外，酒至酣时表真性情，这种情景充分地体现了建安士人对庄子自由不拘思想的追求。
这个时期，庄子的文本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庄子的逍遥之意已深入建安士人之心，如陈琳在《游览二首》中写道：“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除建安士人研读《庄子》文本外，也效仿庄子用寓言故事表达自己深刻思想的方法，塑造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如王粲《七释八首》中：“潜虚丈人违世遁俗，恬淡清玄，混沌淳朴”，他塑造的潜虚丈人就是理想人格的形象。因此，此时期是庄学大发展的时期。
（三）庄学发展的顶峰
庄学在两晋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是，赞美庄周的文章渐渐多了起来，这种赞美与东汉后期的隐晦赞美不同，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内心直接表达赞美之意更为突出，其中最为出名的就属夏侯湛的《庄周赞》和孙楚的《庄周赞》，如夏侯湛在《庄周赞》中说：“迈迈庄周，腾世独游”他赞美庄周不为功名利禄所累，逍遥自得。两晋士人通过赞美庄周来表达自己对于清流人士耿直性情的赞美和钦佩。因此，在这种潮流之下，《庄子》必然会成为此时名流士子的案上必不可或缺的书籍，庄学的发展由此慢慢走向发展的顶峰。
其二是，庄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庄学发展理论上的成熟。这一时期，为《庄子》注释的人很多，根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列有七家，由于徐邈《音》无注，因此常说有六家《庄子》注，这六家注本也各不相同，足以证明《庄子》注本的流行。其中以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最为出名，它的出现也标志着庄学发展达到了鼎盛。郭象对于《庄子》的解读不仅仅停留于文本的研究，而且还有所创新。郭象的圣人是在内具有圣人之德，在外施王者之政，具有内外两个方面，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种思想的根源于郭象对于圣人的理解是应世的、是现实的，而不是隐逸的有关，这也是当时魏晋时期学术的一大特点。郭象的《注》架构出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虽然对于文本有很大的创新，甚至说有些地方不符合原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结合时代需要所做出的变通之道，对于后世庄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后世中郭象的《注》在庄学的传播过程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杨柳.汉晋庄学之复兴及其原因[J].贵州大学学报，2010（5）.
[2]尚永亮.魏晋玄学与庄学新变[J].中州学报，2002（4）.
[3]马晓乐.阮籍、嵇康与魏晋庄学[J].理论学刊，2008（12）.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王官成.庄子与郭象的伦理思想比较[J].道德与文明，2003（4）.
[6]马良怀.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