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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与史书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关系,唐代是史学著作向通俗化方向转向的关键时期,也是叙事文学的觉醒时期,这种转变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并进而衍生出《通鉴纪事本末》与《通鉴纲目》两种叙事化的史书,它们"因事命篇"与"史书兼用目录之体"的倾向正体现出史书叙事化的新变,也成为后世以历史演义为代表的章回小说回目生发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