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以写女性悲剧人生见长,她的作品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妇女婚姻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妇女在婚姻之路上的苦苦挣扎,表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对女性命运、女性婚姻生活的关注。
关键词:林海音;小说;女性意识
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祖籍台湾省苗粟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家暂返台湾,1923年举家迁往北京定居。林海音在北京生活了整整25年。在此期间她读书、就业、结婚、生子,度过了如花似玉的青春岁月。林海音曾说:“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1948年林海音举家迁回台湾。先后担任《国语日报》编辑,《联合报》副主编,《纯文学》月刊主编等职,后苦心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多以女性生活为题材。她的小说中既有二十年代的中国旧式妇女,也有五六十年代台湾新式女性。林海音笔下的女性,不论生活时代、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她们“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语)。林海音不仅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勤劳、智慧、温柔、善良的美德,更善于表现她们心灵的孤寂和命运的悲惨。她深情关注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她的多数小说均以妇女的婚姻悲剧为题材,探讨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中国妇女问题的形象记录。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的心去体会女性的痛苦与悲哀,透过妇女的不幸婚姻来反映社会,反映人生,反映历史变迁。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曾说:“她(林海音)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台湾乡土文学论集》)
一、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以清末民初为背景,讲述了金鲤鱼悲苦的一生。作品中的金鲤鱼六岁被卖到许府当丫鬟,十六岁时被年龄上可做她祖父的许老爷纳为小妾,一年后替许家生了一个儿子。可她只有生儿子的义务却没有做母亲的权利。孩子一落地就以“不要金鲤鱼受累”为名被大太太夺走了。她在屈辱中苦熬了十八年,终于盼到了儿子的结婚大典。很早以来,金鲤鱼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想这样一条裙子,象家中一切喜庆日子时,老奶奶、少奶奶、姑奶奶们所穿的一样。”为此她做了一条绣有“喜鹊登枝”象征身份的百裥裙,想在儿子结婚时争一回作母亲的地位和权利。大太太看出了金鲤鱼的心思,于是在少爷结婚前夕发布了一个命令:家里的女人一律穿旗袍,“因为这是民国了,外面已经兴穿旗袍了”。最终金鲤鱼的梦想破灭了。她忧郁一生含恨而死。因为金鲤鱼不是正室,死后连棺材也不准从正门抬出。儿子情绪激动的为母亲发出不平:“我可以走大门,那么就让我妈连着我走一回大门吧!就这一回!”当儿子振丰扶着金鲤鱼的棺材走过大门,他才感到如释重负。作者安排金鲤鱼的儿子如此悲泣地扶棺呐喊,是借其子之口喊出了传统女性桎梏以久的悲哀。小说中的金鲤鱼将改变自己地位的希望寄托在百裥裙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五四女作家凌淑华笔下《绣枕》里的那个被物化的大小姐,她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和希望都寄托在了一对绣枕之上。她和金鲤鱼有着一样的悲情。金鲤鱼处于父权经济体系中,其利用价值仅仅在于作为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她因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将自我价值的判断建立在“母以子为贵”之上,将自己的幸福和生命维系在他人身上,因此其悲剧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林海音是给予深切同情的。她曾说:“姨太太是某些时代很自然的产物,给男人们写下了多少艳丽的人生史章,她们多得意!但是也唱出了不少人生悲歌吧”。
二、林海音在不停地思考中国妇女的婚姻命运之路。《烛心》则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
《烛心》是一篇典型的小说,许许多多大同小异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因此它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元芳和志雄原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抗战爆发后,志雄随同爱国青年一起南下,元芳却留在了北方,并遭日本人踢打而流产。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已回来,不料志雄却在重庆娶了个“抗战夫人”。因为害怕元芳的谴责,便带着她到台湾去了。元芳千里寻夫,赶到台湾。志雄一方面对元芳感到愧疚,另一方面又无法放弃新组的家庭。于是他说服两个夫人一起生活。一边一个星期的生活勉强维持了十八年。元芳的生活就象蜡烛,弯了又弯,闪着光,牺牲着自己。为减轻志雄的负担,经过内心激烈的搏斗,她主动提出和志雄离婚。后来元芳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与一位在大陆有妻室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结了婚。
这篇小说以抗战为背景,反映了战争给中国家庭带来的灾难。但林海音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战争环境下坚强的女性。元芳为了让丈夫安全逃到后方,忍受日军的毒打,苦等丈夫八年。到台湾后又委曲求全地在一夫二妻的情况下苦熬了十八年。前后二十六年的时间元芳可以说是在相思和屈辱中度过的。她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但她挺了过来。最终为了在精神上彻底解脱,她决定结束三角关系。难能可贵的是她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将心比心去体味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凤西的心情:“她看志雄可怜,凤西也可怜,怜悯之情悠然而起——怜悯自己的情敌,这话真不知道该怎样讲”。可以说元芳摆脱了旧式小媳妇的哭哭啼啼,而向成熟和理性迈进。当元芳提出离婚时,志雄结巴地说:“‘元芳,你这样会使我的良心受到谴责的!我一直在想,怎样赚到更多的钱,使双方的生活更好些’。谁知志雄说完这些话,倒哭了。是流的二十五年来良心的眼泪吗?……居然对志雄那男子汉的软弱哭泣,完全不放在眼里。她把脖子伸的老长老长的。冷笑着说:‘这不是物质生活的问题,而是精神的,唯有离婚才可以减轻,——甚至可以说结束双方的这种精神负载。’”在遇到问题时,男人反而没有女人果断,坚强。如果说元芳起初十八年的屈辱生活还带有女性传统意识中的顺从依赖心理的话,那么她提出离婚则显示了对这种传统意识的反叛。元芳不要这份施舍的爱情而嫁给大陆有妻室的男子时,遭到朋友的谴责:“因为丈夫另有一个女人,所以才离婚。但为什么又和大陆上有了太太的男人结婚呢?为什么甘受这种欺蒙呢?”元芳并不在乎他人的这种看法。她理性而勇敢地面对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家庭。并且接受两岸已经隔离的现实。这是一个勇敢宣示自主权的表现。应该说,抛弃殉道主义,这个求自尊、自爱、自强的结局是女性意识焕发出来的光辉。那代表着两性平等的大门将被开放。
综上所述,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一个侧面。“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不管哪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的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林海音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她的小说虽然塑造的被损害被侮辱的人物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她的作品形象的具体地向读者和历史宣示了她的道德和理想的美学追求。具有相当程度的艺术和历史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论集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转引自周艳丽.用悲天悯人的襟怀察中国妇女之苦痛——浅析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说主题的意蕴殷都学刊[J]2003年第4期
2、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台湾作家小说选集—2)[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100页
关键词:林海音;小说;女性意识
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祖籍台湾省苗粟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家暂返台湾,1923年举家迁往北京定居。林海音在北京生活了整整25年。在此期间她读书、就业、结婚、生子,度过了如花似玉的青春岁月。林海音曾说:“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1948年林海音举家迁回台湾。先后担任《国语日报》编辑,《联合报》副主编,《纯文学》月刊主编等职,后苦心经营纯文学出版社。
林海音的小说创作多以女性生活为题材。她的小说中既有二十年代的中国旧式妇女,也有五六十年代台湾新式女性。林海音笔下的女性,不论生活时代、年龄大小、文化高低、籍贯出身,她们“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语)。林海音不仅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勤劳、智慧、温柔、善良的美德,更善于表现她们心灵的孤寂和命运的悲惨。她深情关注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她的多数小说均以妇女的婚姻悲剧为题材,探讨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中国妇女问题的形象记录。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的心去体会女性的痛苦与悲哀,透过妇女的不幸婚姻来反映社会,反映人生,反映历史变迁。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曾说:“她(林海音)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台湾乡土文学论集》)
一、小说《金鲤鱼的百裥裙》,以清末民初为背景,讲述了金鲤鱼悲苦的一生。作品中的金鲤鱼六岁被卖到许府当丫鬟,十六岁时被年龄上可做她祖父的许老爷纳为小妾,一年后替许家生了一个儿子。可她只有生儿子的义务却没有做母亲的权利。孩子一落地就以“不要金鲤鱼受累”为名被大太太夺走了。她在屈辱中苦熬了十八年,终于盼到了儿子的结婚大典。很早以来,金鲤鱼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想这样一条裙子,象家中一切喜庆日子时,老奶奶、少奶奶、姑奶奶们所穿的一样。”为此她做了一条绣有“喜鹊登枝”象征身份的百裥裙,想在儿子结婚时争一回作母亲的地位和权利。大太太看出了金鲤鱼的心思,于是在少爷结婚前夕发布了一个命令:家里的女人一律穿旗袍,“因为这是民国了,外面已经兴穿旗袍了”。最终金鲤鱼的梦想破灭了。她忧郁一生含恨而死。因为金鲤鱼不是正室,死后连棺材也不准从正门抬出。儿子情绪激动的为母亲发出不平:“我可以走大门,那么就让我妈连着我走一回大门吧!就这一回!”当儿子振丰扶着金鲤鱼的棺材走过大门,他才感到如释重负。作者安排金鲤鱼的儿子如此悲泣地扶棺呐喊,是借其子之口喊出了传统女性桎梏以久的悲哀。小说中的金鲤鱼将改变自己地位的希望寄托在百裥裙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五四女作家凌淑华笔下《绣枕》里的那个被物化的大小姐,她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和希望都寄托在了一对绣枕之上。她和金鲤鱼有着一样的悲情。金鲤鱼处于父权经济体系中,其利用价值仅仅在于作为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她因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将自我价值的判断建立在“母以子为贵”之上,将自己的幸福和生命维系在他人身上,因此其悲剧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林海音是给予深切同情的。她曾说:“姨太太是某些时代很自然的产物,给男人们写下了多少艳丽的人生史章,她们多得意!但是也唱出了不少人生悲歌吧”。
二、林海音在不停地思考中国妇女的婚姻命运之路。《烛心》则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
《烛心》是一篇典型的小说,许许多多大同小异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因此它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元芳和志雄原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抗战爆发后,志雄随同爱国青年一起南下,元芳却留在了北方,并遭日本人踢打而流产。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已回来,不料志雄却在重庆娶了个“抗战夫人”。因为害怕元芳的谴责,便带着她到台湾去了。元芳千里寻夫,赶到台湾。志雄一方面对元芳感到愧疚,另一方面又无法放弃新组的家庭。于是他说服两个夫人一起生活。一边一个星期的生活勉强维持了十八年。元芳的生活就象蜡烛,弯了又弯,闪着光,牺牲着自己。为减轻志雄的负担,经过内心激烈的搏斗,她主动提出和志雄离婚。后来元芳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与一位在大陆有妻室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结了婚。
这篇小说以抗战为背景,反映了战争给中国家庭带来的灾难。但林海音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战争环境下坚强的女性。元芳为了让丈夫安全逃到后方,忍受日军的毒打,苦等丈夫八年。到台湾后又委曲求全地在一夫二妻的情况下苦熬了十八年。前后二十六年的时间元芳可以说是在相思和屈辱中度过的。她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但她挺了过来。最终为了在精神上彻底解脱,她决定结束三角关系。难能可贵的是她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将心比心去体味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凤西的心情:“她看志雄可怜,凤西也可怜,怜悯之情悠然而起——怜悯自己的情敌,这话真不知道该怎样讲”。可以说元芳摆脱了旧式小媳妇的哭哭啼啼,而向成熟和理性迈进。当元芳提出离婚时,志雄结巴地说:“‘元芳,你这样会使我的良心受到谴责的!我一直在想,怎样赚到更多的钱,使双方的生活更好些’。谁知志雄说完这些话,倒哭了。是流的二十五年来良心的眼泪吗?……居然对志雄那男子汉的软弱哭泣,完全不放在眼里。她把脖子伸的老长老长的。冷笑着说:‘这不是物质生活的问题,而是精神的,唯有离婚才可以减轻,——甚至可以说结束双方的这种精神负载。’”在遇到问题时,男人反而没有女人果断,坚强。如果说元芳起初十八年的屈辱生活还带有女性传统意识中的顺从依赖心理的话,那么她提出离婚则显示了对这种传统意识的反叛。元芳不要这份施舍的爱情而嫁给大陆有妻室的男子时,遭到朋友的谴责:“因为丈夫另有一个女人,所以才离婚。但为什么又和大陆上有了太太的男人结婚呢?为什么甘受这种欺蒙呢?”元芳并不在乎他人的这种看法。她理性而勇敢地面对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家庭。并且接受两岸已经隔离的现实。这是一个勇敢宣示自主权的表现。应该说,抛弃殉道主义,这个求自尊、自爱、自强的结局是女性意识焕发出来的光辉。那代表着两性平等的大门将被开放。
综上所述,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一个侧面。“林海音写了许多婚姻故事,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就是不管哪代的婚姻,哪一个具体的人,都有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印记,人物自己的个性。”林海音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她的小说虽然塑造的被损害被侮辱的人物多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她的作品形象的具体地向读者和历史宣示了她的道德和理想的美学追求。具有相当程度的艺术和历史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论集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转引自周艳丽.用悲天悯人的襟怀察中国妇女之苦痛——浅析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说主题的意蕴殷都学刊[J]2003年第4期
2、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台湾作家小说选集—2)[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