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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北京大望路某咖啡馆
时 间：2013年1月12日
受访人：张悦然著名青年作家
采访人：霍 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青年作家
我与张悦然认识正好10年，10年前，她还在新加坡求学，我第二次获得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15岁，还是一个高一的学生。我们约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见面，聊的话题无关文学，都是小女孩的情感，那时她为准备出版自己的处女作《葵花走失在1890》而回国，我却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地下铁》。后来回头看，无不为自己太早出版作品而感到后悔，太早在文本中释放情感并不是一件好事，在还不具有成熟的人生感，就肆意宣泄情感，反而会对日后的情感走向形成固化的状态，而“女作家”的这个命名对一个女孩来讲太过沉重。
张悦然后来的发展一直很顺利，出版了多部作品，成为“80后”的代表作家，主编了自己的杂志《鲤》，但出版杂志对她是一把双刃剑，她不得不减缓了创作的速度，从2008年到2012年，她只创作了7部短篇小说，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而计划推出的长篇迟迟未完稿。她除了管理杂志的事情，要和作者出版商打交道以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阅读，我必须承认，她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里阅读最多的人，我曾开玩笑地说你更适合当一名书评家，她所阅读的作品给与她的，除了视野的开阔以外，也有语言和文体的风格的变化，比如她发表在《鲤·孤独》上的《好事近》，充满了安吉拉·卡特的影子。我把“80后”的创作归纳为几个源泉：一个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英美的当代小说；一个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王小波、韩东、朱文一类的作家，一派是港台作家；最后一个源泉则是生活。张悦然明显是第一种，而我则是第三种，我们身上代表了“80后”的两种取向，一种是对生活体验的单薄，过分沉迷于文字的世界，一种是对经典汲取得不够，过度描摹生活。
张悦然这一两年的创作，过分注重文字技巧的一面渐渐得到了修正，她在《家》里描绘了中产阶级夫妇的貌合神离，在同一时刻选择离家出走，在《湖》里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作家偶像地位的倒掉，这让我想起了王安忆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总之这些小说里张悦然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沾染着血的意象不见了，她努力在生活的平面上叙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曾经她为了追求创新，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也造成了情节和语言的生冷怪酷，如今我倒是乐意见到她的某种向度上的回归。
80年代出生的作者无法对生活形成一个全景意象，由于新媒体的包裹，生活被打得支离破碎，张悦然巧妙地选择了从一个点一个碎片入手，写得刻骨，倒也是一种方式。随着出版平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80后作者的涌现，我想他们组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这又让我想起张悦然一直在做的事情，努力团结一些有才华的80后群体，她曾说希望整个文学环境靠我们能变得好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写作者对当下创作环境隐忧下的责任感。
去年开始，我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写作的同时做一名文学评论者，因为80后缺乏自己的评论者，占据主导地位的50后评论家一面采取提携的姿态，一面由于经验的隔阂无法对80后的作品真正发言，这时就需要我们自己站出来讲话。我在努力做这个方向的尝试，和认识10年的张悦然进行这个对谈，是我开始的方式之一。
写作
霍艳：我们都出道太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情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始创作，我自己再看过去的作品就会觉得太过于单薄和依靠幻想。曾经有一次，在人民大学文学节的讲座里，台下的同学提到最喜欢你的作品是《水仙已乘鲤鱼去》，这部作品相对来说最好读，有完整的成长故事，丰沛的情感，而接下来你的回应却是最不喜欢这部作品，因为太过简单而直白。你曾出过不同版本的文集，如何看待曾经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
张悦然：我认为，较早开始写作，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最初的一些创作尚未得到经验的补给，仅仅是靠情感驱动，运用蓬勃的想象力，它们纯粹、强烈，而且趋向极致。错过了这个时期，等到后来经验占主导地位，就再也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可以举张爱玲的例子。早年她在短篇小说《花凋》里，写了一个女孩得病死去的过程。那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好在她的冷酷和绝对，对女孩毫无同情，不留余地，死在她的笔下，显得简单、清脆。事实上，只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对死亡尚未有真正的恐惧的时候，才能如此勇敢和尖锐地书写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通常来说，作家会对死亡的态度会变得更温存、暧昧和犹疑。作家到了老年阶段，你会感觉到他们对死亡是如此敬畏，情绪总是矛盾而复杂。所以，如果说20岁出头的张爱玲没有写《花凋》，那么她之后也便再也不能写了。事实上，很多情感纯粹而极致的作品，都是在年轻时代创作的。
至于缺点，则可能会滥用情感，将其透支。
就我自己而言，在从前的作品里，我比较喜欢其中魔幻和童话色彩浓重的那一些。它们所展现的想象力，相较现在更加自由和灵巧。另一部分现实题材的作品，则会因为经验的匮乏导致叙述过于简单，或者故事过于虚假。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太过“勇敢”地去杜撰故事。那些故事现在看来，可能读起来就会有些抗拒，无法进入。
霍艳：写作是在稳定的情绪还是在压力或者丰沛的情绪下更容易进行？比如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稳定的，这让你的作品并不多产，但曾经你在新加坡留学，面对孤独，反而更加高产？还有在截稿时，会不会更容易“逼”出作品来。
张悦然：通常情况下，在外部环境发生很大改变的时候，往往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或者说，一些非常不恰当、不舒适、不自由的处境，可能激发表达的欲望。当时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因为对所在的地方，所从事的事情都有强烈的抗拒，也感觉到自己被它们排斥，所以会用书写去对抗和平衡这种不安全感。但我不觉得因为如此，就要有意将自己放置在不适的环境里。生存环境是不能创造的。还是应当顺应自然，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环境里，寻找适合自己的主题。 霍艳：这些年写作习惯是否有变化，是否有一种仪式感的写作，比如海明威要站着写，卡波特要躺着写。写完会不会有一个回顾的过程，通常是放置多久再回顾，每次回顾是否都有新的发现？
张悦然：需要咖啡和安静，再没有别的了。写完之后，隔一两天我就会读。那时就会觉得有很多想改的地方。不过往往是字句方面的。等到更久，两个星期以上再读，才会有更全局的判断，知道哪里需要改。当然有时候也会变得更加茫然。
霍艳：写作中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吸取的多吗？比如很多作家是从交响乐的对位中受益匪浅，有人把蒙太奇手法用在了作品里，你是否从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
张悦然：我非常喜欢摄影和绘画。它们离我现在的生活一直很近。但是它们并不会直接被运用到写作中。只是有时候，它们的意象、构图、明暗关系会深深印入脑海。我相信它们影响了我，通过一种隐没的转化，来到我的笔下。
霍艳：从事一次写作，有预先的规划吗，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两者结合？
张悦然：通常都有规划，然后根据它去搜寻资料。不过还是会发生意外。有时候是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更有趣的资料和信息，偏离了航道。有时候是在写的过程中，忽然找到了新的方向，就不顾一切地奔过去了。那是很美好的体验，也许是写作中最愉快的事吧。
所以如果一个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意外发生，一切都在规划当中，那么我会猜想这个小说可能失败了。
所以说，写作永远是理智与情感的制衡和搏斗。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用《创世纪》里雅各与天使角力的故事来比喻艺术家和作家创作的过程。即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像雅各那样，见到神，与之角力，并且存活下来。
霍艳：在写作中面临的干扰因素有哪些？
张悦然：文体风格与叙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时候，都在以文体风格为首要，还是屈从于叙事之间摆荡。我自身的文体风格有强烈的抒情性，不善于叙事，有时候节奏会很慢，或者停滞。而当我专注于叙事的时候，往往感觉丢失了自己的风格，重新阅读写下的文字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情绪。这大约也是“故事”和“诗意”之间的冲突吧。当然在好的小说里，它们应该共存相融，不过，事实上，在创作中，它们不可能没有发生过冲突，没有过针锋相对的时候。
霍艳：作家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织梦人，还是让现实显影，让自己隐身，为现实服务？中国传统作家扮演的都是一个现实记录者，或者政治的传声筒。这是不是“80后”与他们最大的不同？
张悦然：我也许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状况，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20岁，对现实、政治的确不感兴趣，有时候我甚至会刻意架空背景，以免过于现实的背景会破坏美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对现实和政治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它们还是很难直接进入我的小说里。我总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审美问题。在非常文艺的阅读和鉴赏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审美，在面对芜杂、丑恶的现实的时候，很可能会失语。这种审美局限，会带来洁癖的倾向。在阅读中，有些描写，有些人物会让我厌恶，不舒服。它们当然也永远不会来到我的笔下。
“80后”
霍艳：“80后”这个口号叫了多年，我认为用代际处理问题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一直在想一个乡土经验的年轻写作者和你这种梦呓般的写作，怎么能放置在同一个概念里讨论。我们是应该就这么接受，还是要提出更加细分的方法？
张悦然：不管怎么细分，任何归类都有笼统和不够准确的倾向。对于这个类别的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总是会落到每个作家和每个文本上。它可能带来的误读和成见会更多。想来真是有些吊诡，“80后”自走入大家的视野中，就一直在强调“自我”和“个人”，可是他们却一直受到标签和粗暴归类的困扰，始终无法脱离“80后”这个集体。
不过我觉得也好，这本来就是“80后”最需要面对的课题，也是他们的使命，亦即如何把“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
霍艳：“80后”一直是个人书写，碎片化表达，源于我们独生子女的现状，和集体的疏离，但读者跟文学界更认可的是一种全景化的表达。你是否做过这样的尝试？更野心地想要呈现社会的全景？
张悦然：我认为无论是碎片化的表达，还是全景式的表达，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当它们表达得独特、真实、动人的时候，都会是很好的小说，也都会找到喜欢它们的读者。我们只能说，在国内的文学界，很多人会有一种“全景”的期待或者预设，仿佛好的小说就应该向那个方向努力和靠拢。所以，好像大家对年轻一代作家也有这样的要求，仿佛如果他们可以有更宏大的叙事，对社会有更全景的呈现，他们就上了一个台阶，或者说，才能向他们的父辈作家们看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全景还是碎片，这与作家选择的主题有关，同时，也与作家个人的文体风格有关。全景和个人化的表达并不矛盾。萧红之于她的时代，应该算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抒情散文倾向的文体，破碎的、跳跃的语言，在《呼兰河传》里，她虽然写了一座城，却用了非常个人化的表达，这座城是非常主观的，萧红的城。但是如果只以呈现全景为首要，摒弃个人化表达，那样写出来的呼兰河将会是另外一座城，还原得更真实，人物更丰富，可是它还会像现在这样动人吗？
我没有呈现社会全景的野心。我会努力让自己小说的视野更宽广，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
当下文学环境
霍艳：一些写作网站，最大的变化是，他们推出了一个经过读者检验再创作的模式，边写边评论边修改，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豆瓣网也曾经做过一个功能叫“试发表”，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模式？
张悦然：这种模式对某些作者来说可能是有帮助的。不过，我认为读者对文本带来的修改帮助，可能主要体现在故事上。读者有可能可以让故事变得更精彩，更有趣。对我自己来说，创作过程中的分享和交流是必须的，可是它们似乎应该在更小的范围内进行。我还是相信，在创作的时候，预设的读者应该是一些亲近的朋友，如果是广泛的读者，难免会有干扰和妥协。
霍艳：我现在既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评论者，在两个身份之间游移。我认为作者跟评论者应该是相互扶持、促进的关系，但中国评论者跟作家共谋，来符合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个局面？
张悦然：作者需要保持创作的独立，任何迎合，靠拢都会是一种损害。而评论应当基于文本。评论者应该首先记得自己是一个读者，同时要做一个有个人喜好，有情感带入的读者。
霍艳：我始终对当下文学环境悲观，一方面传统文学的小众，一方面通俗文学的横行，新一代读者的胃口被熏坏了，他们不再接受传统的教育。但同时，我在大学里，看见文学院的一些人，不是全部，还是对文学抱着赤诚的心态。你怎么看待当下文学的环境？
张悦然：有时候，我的确感觉到一些读者对好的小说的要求很简单和浅薄。具有一定的小说的鉴赏力的读者似乎一直在变少。阅读也趋向同质化。伟大的作家原本应当像天空的星辰，群星闪耀，然而现在却只剩下寥寥几颗发亮，异常地亮。而对于一些作者来说，他们过多地受到市场的牵制，创作在所难免地受到影响。但我也并没有很悲观。这个过程似乎是必然的。也许是因为我从未经历过80年代的文学黄金年代吧。因为对那样的盛世太难以想象，我甚至对它没有渴望和期待。
（责任编辑张娟）
时 间：2013年1月12日
受访人：张悦然著名青年作家
采访人：霍 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青年作家
我与张悦然认识正好10年，10年前，她还在新加坡求学，我第二次获得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15岁，还是一个高一的学生。我们约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见面，聊的话题无关文学，都是小女孩的情感，那时她为准备出版自己的处女作《葵花走失在1890》而回国，我却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地下铁》。后来回头看，无不为自己太早出版作品而感到后悔，太早在文本中释放情感并不是一件好事，在还不具有成熟的人生感，就肆意宣泄情感，反而会对日后的情感走向形成固化的状态，而“女作家”的这个命名对一个女孩来讲太过沉重。
张悦然后来的发展一直很顺利，出版了多部作品，成为“80后”的代表作家，主编了自己的杂志《鲤》，但出版杂志对她是一把双刃剑，她不得不减缓了创作的速度，从2008年到2012年，她只创作了7部短篇小说，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而计划推出的长篇迟迟未完稿。她除了管理杂志的事情，要和作者出版商打交道以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阅读，我必须承认，她是我们这一代作家里阅读最多的人，我曾开玩笑地说你更适合当一名书评家，她所阅读的作品给与她的，除了视野的开阔以外，也有语言和文体的风格的变化，比如她发表在《鲤·孤独》上的《好事近》，充满了安吉拉·卡特的影子。我把“80后”的创作归纳为几个源泉：一个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英美的当代小说；一个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王小波、韩东、朱文一类的作家，一派是港台作家；最后一个源泉则是生活。张悦然明显是第一种，而我则是第三种，我们身上代表了“80后”的两种取向，一种是对生活体验的单薄，过分沉迷于文字的世界，一种是对经典汲取得不够，过度描摹生活。
张悦然这一两年的创作，过分注重文字技巧的一面渐渐得到了修正，她在《家》里描绘了中产阶级夫妇的貌合神离，在同一时刻选择离家出走，在《湖》里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作家偶像地位的倒掉，这让我想起了王安忆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总之这些小说里张悦然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沾染着血的意象不见了，她努力在生活的平面上叙述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曾经她为了追求创新，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也造成了情节和语言的生冷怪酷，如今我倒是乐意见到她的某种向度上的回归。
80年代出生的作者无法对生活形成一个全景意象，由于新媒体的包裹，生活被打得支离破碎，张悦然巧妙地选择了从一个点一个碎片入手，写得刻骨，倒也是一种方式。随着出版平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80后作者的涌现，我想他们组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全部认知。这又让我想起张悦然一直在做的事情，努力团结一些有才华的80后群体，她曾说希望整个文学环境靠我们能变得好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写作者对当下创作环境隐忧下的责任感。
去年开始，我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写作的同时做一名文学评论者，因为80后缺乏自己的评论者，占据主导地位的50后评论家一面采取提携的姿态，一面由于经验的隔阂无法对80后的作品真正发言，这时就需要我们自己站出来讲话。我在努力做这个方向的尝试，和认识10年的张悦然进行这个对谈，是我开始的方式之一。
写作
霍艳：我们都出道太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情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始创作，我自己再看过去的作品就会觉得太过于单薄和依靠幻想。曾经有一次，在人民大学文学节的讲座里，台下的同学提到最喜欢你的作品是《水仙已乘鲤鱼去》，这部作品相对来说最好读，有完整的成长故事，丰沛的情感，而接下来你的回应却是最不喜欢这部作品，因为太过简单而直白。你曾出过不同版本的文集，如何看待曾经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
张悦然：我认为，较早开始写作，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最初的一些创作尚未得到经验的补给，仅仅是靠情感驱动，运用蓬勃的想象力，它们纯粹、强烈，而且趋向极致。错过了这个时期，等到后来经验占主导地位，就再也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可以举张爱玲的例子。早年她在短篇小说《花凋》里，写了一个女孩得病死去的过程。那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好在她的冷酷和绝对，对女孩毫无同情，不留余地，死在她的笔下，显得简单、清脆。事实上，只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对死亡尚未有真正的恐惧的时候，才能如此勇敢和尖锐地书写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通常来说，作家会对死亡的态度会变得更温存、暧昧和犹疑。作家到了老年阶段，你会感觉到他们对死亡是如此敬畏，情绪总是矛盾而复杂。所以，如果说20岁出头的张爱玲没有写《花凋》，那么她之后也便再也不能写了。事实上，很多情感纯粹而极致的作品，都是在年轻时代创作的。
至于缺点，则可能会滥用情感，将其透支。
就我自己而言，在从前的作品里，我比较喜欢其中魔幻和童话色彩浓重的那一些。它们所展现的想象力，相较现在更加自由和灵巧。另一部分现实题材的作品，则会因为经验的匮乏导致叙述过于简单，或者故事过于虚假。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和很多人一样，太过“勇敢”地去杜撰故事。那些故事现在看来，可能读起来就会有些抗拒，无法进入。
霍艳：写作是在稳定的情绪还是在压力或者丰沛的情绪下更容易进行？比如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稳定的，这让你的作品并不多产，但曾经你在新加坡留学，面对孤独，反而更加高产？还有在截稿时，会不会更容易“逼”出作品来。
张悦然：通常情况下，在外部环境发生很大改变的时候，往往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或者说，一些非常不恰当、不舒适、不自由的处境，可能激发表达的欲望。当时在新加坡留学的时候，因为对所在的地方，所从事的事情都有强烈的抗拒，也感觉到自己被它们排斥，所以会用书写去对抗和平衡这种不安全感。但我不觉得因为如此，就要有意将自己放置在不适的环境里。生存环境是不能创造的。还是应当顺应自然，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环境里，寻找适合自己的主题。 霍艳：这些年写作习惯是否有变化，是否有一种仪式感的写作，比如海明威要站着写，卡波特要躺着写。写完会不会有一个回顾的过程，通常是放置多久再回顾，每次回顾是否都有新的发现？
张悦然：需要咖啡和安静，再没有别的了。写完之后，隔一两天我就会读。那时就会觉得有很多想改的地方。不过往往是字句方面的。等到更久，两个星期以上再读，才会有更全局的判断，知道哪里需要改。当然有时候也会变得更加茫然。
霍艳：写作中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吸取的多吗？比如很多作家是从交响乐的对位中受益匪浅，有人把蒙太奇手法用在了作品里，你是否从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
张悦然：我非常喜欢摄影和绘画。它们离我现在的生活一直很近。但是它们并不会直接被运用到写作中。只是有时候，它们的意象、构图、明暗关系会深深印入脑海。我相信它们影响了我，通过一种隐没的转化，来到我的笔下。
霍艳：从事一次写作，有预先的规划吗，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两者结合？
张悦然：通常都有规划，然后根据它去搜寻资料。不过还是会发生意外。有时候是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更有趣的资料和信息，偏离了航道。有时候是在写的过程中，忽然找到了新的方向，就不顾一切地奔过去了。那是很美好的体验，也许是写作中最愉快的事吧。
所以如果一个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意外发生，一切都在规划当中，那么我会猜想这个小说可能失败了。
所以说，写作永远是理智与情感的制衡和搏斗。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用《创世纪》里雅各与天使角力的故事来比喻艺术家和作家创作的过程。即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像雅各那样，见到神，与之角力，并且存活下来。
霍艳：在写作中面临的干扰因素有哪些？
张悦然：文体风格与叙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时候，都在以文体风格为首要，还是屈从于叙事之间摆荡。我自身的文体风格有强烈的抒情性，不善于叙事，有时候节奏会很慢，或者停滞。而当我专注于叙事的时候，往往感觉丢失了自己的风格，重新阅读写下的文字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情绪。这大约也是“故事”和“诗意”之间的冲突吧。当然在好的小说里，它们应该共存相融，不过，事实上，在创作中，它们不可能没有发生过冲突，没有过针锋相对的时候。
霍艳：作家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织梦人，还是让现实显影，让自己隐身，为现实服务？中国传统作家扮演的都是一个现实记录者，或者政治的传声筒。这是不是“80后”与他们最大的不同？
张悦然：我也许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状况，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20岁，对现实、政治的确不感兴趣，有时候我甚至会刻意架空背景，以免过于现实的背景会破坏美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对现实和政治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它们还是很难直接进入我的小说里。我总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审美问题。在非常文艺的阅读和鉴赏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审美，在面对芜杂、丑恶的现实的时候，很可能会失语。这种审美局限，会带来洁癖的倾向。在阅读中，有些描写，有些人物会让我厌恶，不舒服。它们当然也永远不会来到我的笔下。
“80后”
霍艳：“80后”这个口号叫了多年，我认为用代际处理问题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我一直在想一个乡土经验的年轻写作者和你这种梦呓般的写作，怎么能放置在同一个概念里讨论。我们是应该就这么接受，还是要提出更加细分的方法？
张悦然：不管怎么细分，任何归类都有笼统和不够准确的倾向。对于这个类别的一些先入为主的印象总是会落到每个作家和每个文本上。它可能带来的误读和成见会更多。想来真是有些吊诡，“80后”自走入大家的视野中，就一直在强调“自我”和“个人”，可是他们却一直受到标签和粗暴归类的困扰，始终无法脱离“80后”这个集体。
不过我觉得也好，这本来就是“80后”最需要面对的课题，也是他们的使命，亦即如何把“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
霍艳：“80后”一直是个人书写，碎片化表达，源于我们独生子女的现状，和集体的疏离，但读者跟文学界更认可的是一种全景化的表达。你是否做过这样的尝试？更野心地想要呈现社会的全景？
张悦然：我认为无论是碎片化的表达，还是全景式的表达，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当它们表达得独特、真实、动人的时候，都会是很好的小说，也都会找到喜欢它们的读者。我们只能说，在国内的文学界，很多人会有一种“全景”的期待或者预设，仿佛好的小说就应该向那个方向努力和靠拢。所以，好像大家对年轻一代作家也有这样的要求，仿佛如果他们可以有更宏大的叙事，对社会有更全景的呈现，他们就上了一个台阶，或者说，才能向他们的父辈作家们看齐。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全景还是碎片，这与作家选择的主题有关，同时，也与作家个人的文体风格有关。全景和个人化的表达并不矛盾。萧红之于她的时代，应该算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抒情散文倾向的文体，破碎的、跳跃的语言，在《呼兰河传》里，她虽然写了一座城，却用了非常个人化的表达，这座城是非常主观的，萧红的城。但是如果只以呈现全景为首要，摒弃个人化表达，那样写出来的呼兰河将会是另外一座城，还原得更真实，人物更丰富，可是它还会像现在这样动人吗？
我没有呈现社会全景的野心。我会努力让自己小说的视野更宽广，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
当下文学环境
霍艳：一些写作网站，最大的变化是，他们推出了一个经过读者检验再创作的模式，边写边评论边修改，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豆瓣网也曾经做过一个功能叫“试发表”，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模式？
张悦然：这种模式对某些作者来说可能是有帮助的。不过，我认为读者对文本带来的修改帮助，可能主要体现在故事上。读者有可能可以让故事变得更精彩，更有趣。对我自己来说，创作过程中的分享和交流是必须的，可是它们似乎应该在更小的范围内进行。我还是相信，在创作的时候，预设的读者应该是一些亲近的朋友，如果是广泛的读者，难免会有干扰和妥协。
霍艳：我现在既是一个写作者也是一个评论者，在两个身份之间游移。我认为作者跟评论者应该是相互扶持、促进的关系，但中国评论者跟作家共谋，来符合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个局面？
张悦然：作者需要保持创作的独立，任何迎合，靠拢都会是一种损害。而评论应当基于文本。评论者应该首先记得自己是一个读者，同时要做一个有个人喜好，有情感带入的读者。
霍艳：我始终对当下文学环境悲观，一方面传统文学的小众，一方面通俗文学的横行，新一代读者的胃口被熏坏了，他们不再接受传统的教育。但同时，我在大学里，看见文学院的一些人，不是全部，还是对文学抱着赤诚的心态。你怎么看待当下文学的环境？
张悦然：有时候，我的确感觉到一些读者对好的小说的要求很简单和浅薄。具有一定的小说的鉴赏力的读者似乎一直在变少。阅读也趋向同质化。伟大的作家原本应当像天空的星辰，群星闪耀，然而现在却只剩下寥寥几颗发亮，异常地亮。而对于一些作者来说，他们过多地受到市场的牵制，创作在所难免地受到影响。但我也并没有很悲观。这个过程似乎是必然的。也许是因为我从未经历过80年代的文学黄金年代吧。因为对那样的盛世太难以想象，我甚至对它没有渴望和期待。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