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央视主持人阿忆讲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也有余震，很多人都从家里搬出来，在大街上搭起了帐篷。阿忆当时12岁，对这一切感到很新鲜，也很兴奋，天天在帐篷之间钻来钻去，跟一帮孩子疯玩。学校也不在教室里上课了，都搬到了大槐树底下，幕天席地，连一向严肃的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讲课，而是换上了一副笑脸，天天给学生们讲故事，据说是为了淡化孩子们对地震的阴影。但实际上，孩子们哪有什么阴影，他们巴不得天天这样呢！
　　直到阿忆长大之后才知道，那一场地震造成了24万人死亡，受伤者、家破人亡者更是不计其数。他开始对小时候的狂欢感到愧疚，他认为，小孩子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还没有“别人”的概念，只有长大之后，经过了教育的洗礼，才会对别人产生同情，才会在心里装得下别人的痛苦，并感同身受。
　　这篇文章体现了阿忆一贯的知性、理性的风格，突出了教育、成长对一个人、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很有同感，小孩子嘛，总是喜欢热闹，喜欢脱离常规，所以很多在大人眼里的灾难，在孩子眼里却成了狂欢。当大人忙着拯救世界的时候，孩子们获得了難得的自由，至于别人的痛苦，跟他们并没有多少关系。当然，这也不能用“自私”来形容，这就是孩子的天性。
　　不过，虽然有同感，但也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孩子的天性和教育，这两者的关系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盘桓了好几年，直到看到梁晓声讲的一个故事，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越战时，一个村庄被炸毁了，跑出来好几个孩子，最前面的一个小女孩身上着了火，正哭喊着往前跑。一位美国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轰动了世界。梁晓声说，当时这位美国记者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他顾不上拍照，赶紧过去把小女孩身上的火扑灭；第二种，是他拍下照片后，再赶紧过去灭火；第三种，是他拍完后，转身就走，因为他要急着给报社发回去，至于这场战争，并不是他发起的，不必为此负责，他的工作就是拍照。
　　然后，梁晓声拿着这三种可能分别问了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在小学生眼里，毫无疑问都选择了第一种，他们表情夸张地说，被火烧多疼啊！一秒钟都不能耽搁！在中学生眼里，有选第一种的，也有选第二种的，因为拍下这张照片，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场战争的残酷，如果你不拍，虽然救了一个孩子，但也失去了更多的东西。在大学生眼里，有人开始为第三种情况辩护，认为职业素质是很重要的，既然你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就应该摈弃个人的好恶，全身心地去拍更多更好的东西，并尽快把它发布出去。至于别的一些东西，自然有该对它负责的人去负责，我只负责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就行了。梁晓声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化了的人，在人性上还不如他们没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阿忆的故事和梁晓声的故事，从正反两个方面讲了天性和教育的关系，都有让人信服的地方，也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很多人都在赞美“天性”，认为它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其实“天性”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让人不舒服的一面。人们赞美天性，其实只适用于小孩子，因为他们没有侵害性，即使是错的，我们也不会在意。而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仍然保持着那些所谓的“宝贵”的天性，就只会让人厌烦了。所以，不要把天性看得那么美好，天性只负责真，并不负责美。
　　我们也都在赞美教育，把它看得无比崇高，无比伟大。其实教育也不是那么简单，它不是单一性的教人向善，而是多重的多维的，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有让人舒服的，也有让人不舒服的，或者说有时候让人舒服，但在另一个场合又让人很难受。比如大学生对记者的职业素质的看法，我们是有点不舒服的，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完全错的。
　　啰唆了这么多，并不是想告诉您天性和教育哪个更好，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您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