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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写《新华影事》专栏时，就想到徐澎。他的名字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
我给徐澎打电话，向他核实几件往事。他在电话那边说：“算啦，我实在没什么好写的，假如当年没有去西藏，也许……”
徐澎，1958年12月出生，南京江宁县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当了知青。1978年，他以江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到他1982年毕业时，新华社江苏分社到复旦大学招学生，要摄影记者，学校老师推荐了徐澎。
当时江苏分社有三位摄影记者，最年轻的也40多岁了。徐澎到摄影组报到，组长丁峻已经50出头，看到摄影组来了年轻人，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兴奋不已，马上安排他到总社学习、领相机。徐澎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涯。
到分社的第二年，11月，分社接到一个援藏名额，为期三年。他们推荐了徐澎。
受命进藏
那时徐澎正准备结婚。爱人与他青梅竹马，从上小学起就是同班同学，两人的父母又都在一起工作。清秀漂亮的女孩喜欢徐澎的聪明和文采，两人相爱多年。徐澎大学毕业后回到南京，一心想着好好工作，成家立业，根本没想过离开江苏。而且，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西藏是那么遥远和陌生。
但是，徐澎有底线，知道即使自己有安排、有计划，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的调配。于是，从1983年至1987年，他在西藏分社工作了近4年。
1986年底，藏北草原遭遇50年一遇的大雪，大批牛羊被冻死，大批牧民被困。当时徐澎刚结束青藏线的采访。从青海翻过唐古拉山回到西藏黑河时，他接到西藏分社关于发生雪灾的电话。分社领导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问是否先回拉萨休息几天。徐澎表示身体没问题，能完成灾区的报道。第二天傍晚，徐澎在黑河会同拉萨赶来的两位文字记者后，再次踏上翻越唐古拉山的行程。
那天夜晚天特别黑，只有模糊的点点绿光隐约可见，藏族司机说，那是被大雪逼出来的野兔的眼睛。夜里特别静，几百公里的车程，没有遇到一辆汽车，似乎整条青藏线只有新华社这支小分队向灾区挺进。到了后半夜，气温越来越低，几个人呼出的热气在车窗结了冰，坐在前排的记者，隔几分钟就得用蘸了白酒的毛巾使劲擦前挡风玻璃，保证有块直径20公分的地方不结冰，让司机能够看清路面。
到达灾区后，徐澎他们把青藏线边的一个兵站作为大本营，那里海拔4900米，气温零下40多℃，热气一哈出口便在胡子上结成一排排冰碴。他们带着高压锅，用一把修汽车用的“喷灯”烧方便面吃，吃一口烂糊糊的面就一小口白酒，就这样吃了一个星期。
白天采访，大雪漫漫，遭受雪灾的草原上寒冷之极。徐澎说，穿着羊毛里子的军大衣，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雪深看不到路，他们每人拄着一根棍子探路，踏着前面的脚印走，以免掉入雪坑。徐澎当时用的是徕卡相机，由于气温太低，他每拍完几张照片，就赶紧把相机揣到怀里包起来，以免快门失灵；最窘的是，大小便都在野外，因为穿得很厚，大便后使劲才能够得着擦屁股，时间稍长便会冻结；一次采访途中路过一个解放军的兵站，一看温度计，才知道已经是零下41℃。
晚上回到兵站，徐澎趴在小板凳上写说明，向编辑部发出灾情和救灾的照片。
雪灾报道回来后，徐澎的身体开始出现了病状：早上起来呕吐，吃不下饭，经常感觉胸闷，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右手不停地在胸前按摩。
全力以赴
徐澎说：我至今难忘西藏，怀念那时的集体。那时各分社去援藏的都是年轻人，大都有抱负、有理想。那时的西藏分社，一、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宿舍，大家都单身，工作、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人互相照应，人和人之间特别亲。有人出差，分社全体同事就会出来送行，出差回来，大家在办公室听到汽车声，都会跑到大院里迎接，握手，紧紧拥抱。分社职工不分藏族汉族，业余时间，大家共同的乐趣就是喝酒、打牌……
上世纪80年代，西藏工作、生活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但只要有采访任务，分社的记者都积极报名。徐澎说，有时自己没有任务，看到出发的车上有位置，就会挤上去。只要没有去过的地方，大家都争着要去，那时分社还没有丰田越野车，外出采访只有北京吉普车，没有暖气，一路走走停停。
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徐澎知道自己在西藏的报道，应该反映西藏进步、藏汉团结、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他拍摄了一批有特色的新闻照片，如被港报整版刊用的《西藏小山村》、被海外几十家报纸采用《拉萨青年新追求》、生动反映藏族人民新生活的《拉萨农民学外语》、新华社摄影部好稿《西藏幼儿园购买大客车接送孩子》等。而徐澎最难忘的是43项重点工程报道和1986年雪灾报道。
198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为了表示隆重庆祝，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央抽调内地9个省、市的建设者，在西藏开工43项重点工程。工程分布在拉萨、日喀则等6个地区，从设计到施工完成历时约一年时间，是西藏历史上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建设举动。徐澎自始至终参加并完成了43项工程的摄影报道任务。
从各路建设大军抵达西藏开始，徐澎就全力投入了采访。他跑遍了拉萨、日喀则、那曲、泽当等地的施工现场，其中拉萨市展开了20个项目，徐澎几乎整天泡在工地。
关于43项工程，徐澎至今说起来还兴奋不已。他说有几件事一生难忘。一是由于整天跑工地，摄影包不是背着就是捆在自行车上，百般摩擦，一年他用坏了两个摄影包；二是他拍摄的西藏体育馆的照片被《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央级报纸头版头条刊出；三是他用120相机采用连接法拍摄的西藏饭店落成的照片，被《西藏日报》通栏刊登；四是由于报道43项工程，他被西藏区委宣传部评为“20周年大庆报道先进个人”。
最后一件是，爱人到拉萨探亲，在拉萨住了两个月，徐澎只抽出一天时间陪她参观了罗布林卡和八角街，连布达拉宫都没有去。说起这件事，他至今还颇感遗憾。 1987年，徐澎被特邀参加新华社摄影部年度工作会议。当时的摄影部副主任钟巨治在会上说，徐澎同志告别新婚7天的妻子，从风景如画的苏南水乡奔赴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并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文革”十年，新华社人才断档，那时的领导认为徐澎文化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经过西藏艰苦环境的磨练，将来一定会成为新华社的优秀记者。
但是，四年援藏带给徐澎的不仅仅是收获，还有难以尽说的病痛。
不能承受之重
徐澎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走出复旦大学校门时，可谓天之骄子，人中俊杰。而进藏工作后，他的头发掉得厉害，逐渐成了秃顶，人也明显憔悴了。回来后，医院查出他心脏肥大，还有严重的胃溃疡，常常感觉胸闷气短。
当年徐澎家住四楼，每次回家，每上一层就要休息片刻，到了家门口还要喘口气才能开家门。说到这些徐澎有些伤感。他说，爱人以前小鸟依人，把他当作靠山；而当他从西藏回来后，他就被爱人当作弱者了，家里的体力活儿是爱人抢着干。1985年，徐澎从西藏回南京探亲，分社一位同事的孩子喊他“爷爷”，当时他还哈哈大笑，那年他27岁；1987年徐澎从西藏回到南京，路遇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她也让孩子叫徐澎“爷爷”。这一次，徐澎心里一股酸楚。
从西藏回到江苏分社后，身体状况使徐澎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沮丧。想当“名记者”的事业追求一下子成了泡影，他仿佛从云端一下跌入谷底。大家都在风风火火干事业，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变化。
分社的同事打趣徐澎，说他是“聪明绝顶”，也有人说他缺少情趣，不爱运动，不爱热闹。其实他中学时二胡拉得好，也擅长唱歌，也算是个文艺青年，只是身体状况使他不得不小心照顾自己。所以，遇到大家要推杯换盏、大快朵颐时，他总是找借口离开。
我以前老说徐澎心思太重，把病看得太重，后来我自己大病一场后，才体会到身体的患痛可以导致心理的抑郁。或许他的身体承受多大的折磨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很难体会到。
由此我很感慨，一个人，一个男人，带病工作三十年如一日，那要有多大的耐力和担当啊！今天的新华社仍然会派记者编辑去援藏，所幸的是，一般来说会更加尊重个人意愿，并将每一任的任期缩短为10个月。
九十年代是新闻摄影大发展的时期。新华社摄影部开始有传真照片，每个分社指定一个效率高的记者负责发送传真。摄影部分管业务的副主任林川说，江苏分社就让徐澎干吧！可是，徐澎却不敢接受这样的任务。他想的是，万一遇到突发事件，自己的身体跟不上，将会影响报道……
按照分社摄影组的分工，徐澎接替了体育报道，先后参加过沈阳青少年运动会、上海东亚运动会、南京大学生运动会等报道。说起当时的情景，徐澎很无奈，他说，“遇到大报道，特别是运动会，记者之间都是‘抢活儿’，只有我‘让活儿’——体育报道要来回穿梭不同场地，我经常感觉胸闷，喘不过气，很多人不理解。和徐澎搭档过的记者张晓军说，大家都调侃徐澎“装”，其实体育报道对他来说确实已经比较吃力了。
坚守的力量
有时候，你会觉得命运对你不公，毫不留情把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拿走。后来，你才发现这是个玩笑。只要你坚守，哪怕是在无奈中坚守，你终会发现，拿走的只是蒙在你眼前的一层面纱，你内心深处，属于你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无奈只是表面，坚守才是做人的底线。
徐澎又上路了。他成了专职对外摄影记者。“当年的对外报道节奏相对慢，时间跨度大，拍摄方法、叙事方式很适合我的兴趣。”徐澎回忆说。
上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港澳地区，报纸经常可见署名“新华”的图片报道，是由新华社摄影部对外发布的；对外的英文报道，很大一部分是图片专题，都是一些欧美用户采用，特别是法国的伽马、西霸图片社，还定期向摄影部约稿。所以，那时候国内分社有十几个相对固定的对外摄影记者，总在琢磨“外国人想知道中国的什么？”徐澎也常常想这些。
十几年来，从风情到人物，再到经济，每一个专题，徐澎都探索、实践，拍摄了一批优秀的专题图片。
徐澎自己说他从风情专题摄影开始起步，使它成为自己的强项。他拍摄的《水乡古镇甪直》被香港报纸整版刊登，《瞭望》杂志插页刊登。画面中，苏州市的千年古镇甪直，河水清清，鹅卵石铺成的街巷两旁的民居古建筑，黛瓦白墙、木门木窗、宽梁翘脊，依然不减明清时代的风采。
徐澎说：“我发现一个线索，总会先采访。” 《一个人的教堂》就是在甪直镇拍摄期间“采访”出来的。有一天逢周日，徐澎在甪直路过一个小教堂，向里望去，信徒们正在做礼拜。徐澎怦然心动，宗教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拍摄的题材。他从教堂外面看进去，正在做礼拜的多是当地中老年妇女。于是，他用长焦镜头虚化牧师和十字架，拍摄了一名中年女信徒的盘头。
“后来我和教堂的牧师聊了很久。他当时40多岁，他说自己是在上学时听到上帝的声音被打动了，就信奉了天主。这位牧师日常生活和老百姓一样，他自己种菜，在河边洗衣，还给人看一些小病，做一些慈善。”徐澎拍摄的组照中，有一张是牧师推着自行车，行走在油菜花田里。当年摄影部请法国伽马图片社资深编辑到北京开研讨会时，一位编辑说，这张照片是当天看到的最好的一张可以跨页使用的照片。
采访结束回到南京，分社采编主任华惠毅问徐澎：“你去拍教堂了？”徐澎说：“是啊。”原来，当地有关部门刚刚询问过江苏分社：“你们是否有记者在甪直采访教堂？”华惠毅的回答是：“宗教也是新华社报道的内容之一，我们会按新闻规律办事。”
徐澎喜欢拍摄人物故事。他觉得，摄影记者也要深入采访，深入挖掘，才能在照片里再现人的精神实质。
为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徐澎几次到南京大学调研采访，最终找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教授王业宁。她长期从事固体中相变与缺陷的内耗与超声研究，80年代以来她领导的研究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心之一。徐澎在与王业宁的接触和交往中发现，在常人眼中很神秘的科学家王院士，其实平日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衣着朴素，而且非常安静，不喜欢人多吵闹，没有前呼后拥的助手，甚至也不愿让人看到有记者采访她。这一切都给徐澎很强烈的印象，他也用镜头再现了这位中科院院士低调安静、生活化的一面。 向徐澎们致敬
2005年，徐澎离开摄影记者岗位到《江苏内参》编辑部工作。这是件无奈的事，主要原因还是作为摄影记者，他身体顶不住了。徐澎说：“还有个小原因，我长期干对外摄影，当时摄影部撤销了对外组，我在工作中有些茫然。”（2010年摄影部重建了对外组，以加强对外新闻摄影报道。——编者注）
徐澎作为最早的一批对外摄影记者，他怀念那时的工作，怀念那时的同事氛围。他说，那时总社摄影部的对外组是间大办公室，分社记者去了，和每一个编辑聊，很随便，大家可以歪着斜着靠着挤在一张大沙发上，一个人说照片，大家都发言，无拘无束。新华社的优势就是有一批做专题的记者，当时地方媒体没有这个优势，撤销了对外编辑室，很可惜。
他又说，专题照片要采访，要下很大功夫，不经过深入采访，不可能拍出好照片；照片之间还要有结构、逻辑关系，还要组织，哪张打头，哪张结尾，都是有说道的，非常重要。而这些都需要大把时间和心力的投入。
在新华社的诸多工作岗位中，摄影记者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拍摄的内容、时间、节奏基本由自己掌握；想调整一下，抽出时间读书、思考，也比较容易办到。然而这个岗位也有一个短处——国内分社只有摄影记者岗位，没有摄影编辑编制，一般一旦做了摄影记者，就得一直干到退休，半路转岗并不容易。所以不少摄影记者到了50多岁也还要扛着机器到新闻现场去完成工作定额，这就是现实。
说到离开摄影记者岗位，徐澎有些伤感，他说，“我最早不喜欢摄影，进分社起初千方百计想做文字记者；后来干了摄影，也曾有过当名记者的目标，也曾想过拿荷赛奖；去西藏后，身体出了问题，照片拍得少了，心中常有些不安。30年来，看到重大报道有别人参加了，比如香港回归，心里也会有失落感，时常会有些冲动，但更多的是无奈。”
说实话，徐澎虽然在新华社工作了三十年，但他不算名家，亦无惊世作品在册、入展。这样的记者在新华社有一大批，他们是带着病痛，甚至拖着伤残的肢体，在星光下赶路，在风雪中坚守，在洪水中屹立，在地震时冲向震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这辈子也成不了名家、成不了英雄，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坚持着。
我觉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工作，记录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和变化，留下深刻的历史痕迹。这种痕迹不仅出现在镜头里，还印在摄影记者身上。他们代表了一批“新华人”，代表了新华社的一个时代。
在书写新华社的历史时，我们应该向他们，向徐澎们致敬。
徐澎现在是新华网江苏频道总监兼图片总监，既当文字编辑也当摄影编辑，他并没有离开摄影。
南京郊区的高淳，有一位名叫姜训红的盲人邮差，他天天拄着拐杖，给村民送信和报纸。在徐澎拍摄的《盲人邮差》这个专题里，有一张的画面是姜训红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走向远方。照片的文字说明是：
姜训红又上路了，乡亲们都同他打招呼。
有人问他：“这信到底要送多久呢？”
姜训红笑着回答：“送到我不能动为止。
我给徐澎打电话，向他核实几件往事。他在电话那边说：“算啦，我实在没什么好写的，假如当年没有去西藏，也许……”
徐澎，1958年12月出生，南京江宁县人，19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当了知青。1978年，他以江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到他1982年毕业时，新华社江苏分社到复旦大学招学生，要摄影记者，学校老师推荐了徐澎。
当时江苏分社有三位摄影记者，最年轻的也40多岁了。徐澎到摄影组报到，组长丁峻已经50出头，看到摄影组来了年轻人，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兴奋不已，马上安排他到总社学习、领相机。徐澎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涯。
到分社的第二年，11月，分社接到一个援藏名额，为期三年。他们推荐了徐澎。
受命进藏
那时徐澎正准备结婚。爱人与他青梅竹马，从上小学起就是同班同学，两人的父母又都在一起工作。清秀漂亮的女孩喜欢徐澎的聪明和文采，两人相爱多年。徐澎大学毕业后回到南京，一心想着好好工作，成家立业，根本没想过离开江苏。而且，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西藏是那么遥远和陌生。
但是，徐澎有底线，知道即使自己有安排、有计划，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的调配。于是，从1983年至1987年，他在西藏分社工作了近4年。
1986年底，藏北草原遭遇50年一遇的大雪，大批牛羊被冻死，大批牧民被困。当时徐澎刚结束青藏线的采访。从青海翻过唐古拉山回到西藏黑河时，他接到西藏分社关于发生雪灾的电话。分社领导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问是否先回拉萨休息几天。徐澎表示身体没问题，能完成灾区的报道。第二天傍晚，徐澎在黑河会同拉萨赶来的两位文字记者后，再次踏上翻越唐古拉山的行程。
那天夜晚天特别黑，只有模糊的点点绿光隐约可见，藏族司机说，那是被大雪逼出来的野兔的眼睛。夜里特别静，几百公里的车程，没有遇到一辆汽车，似乎整条青藏线只有新华社这支小分队向灾区挺进。到了后半夜，气温越来越低，几个人呼出的热气在车窗结了冰，坐在前排的记者，隔几分钟就得用蘸了白酒的毛巾使劲擦前挡风玻璃，保证有块直径20公分的地方不结冰，让司机能够看清路面。
到达灾区后，徐澎他们把青藏线边的一个兵站作为大本营，那里海拔4900米，气温零下40多℃，热气一哈出口便在胡子上结成一排排冰碴。他们带着高压锅，用一把修汽车用的“喷灯”烧方便面吃，吃一口烂糊糊的面就一小口白酒，就这样吃了一个星期。
白天采访，大雪漫漫，遭受雪灾的草原上寒冷之极。徐澎说，穿着羊毛里子的军大衣，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雪深看不到路，他们每人拄着一根棍子探路，踏着前面的脚印走，以免掉入雪坑。徐澎当时用的是徕卡相机，由于气温太低，他每拍完几张照片，就赶紧把相机揣到怀里包起来，以免快门失灵；最窘的是，大小便都在野外，因为穿得很厚，大便后使劲才能够得着擦屁股，时间稍长便会冻结；一次采访途中路过一个解放军的兵站，一看温度计，才知道已经是零下41℃。
晚上回到兵站，徐澎趴在小板凳上写说明，向编辑部发出灾情和救灾的照片。
雪灾报道回来后，徐澎的身体开始出现了病状：早上起来呕吐，吃不下饭，经常感觉胸闷，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右手不停地在胸前按摩。
全力以赴
徐澎说：我至今难忘西藏，怀念那时的集体。那时各分社去援藏的都是年轻人，大都有抱负、有理想。那时的西藏分社，一、二层是办公室，三层是宿舍，大家都单身，工作、吃、住在一起，互相关心人互相照应，人和人之间特别亲。有人出差，分社全体同事就会出来送行，出差回来，大家在办公室听到汽车声，都会跑到大院里迎接，握手，紧紧拥抱。分社职工不分藏族汉族，业余时间，大家共同的乐趣就是喝酒、打牌……
上世纪80年代，西藏工作、生活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但只要有采访任务，分社的记者都积极报名。徐澎说，有时自己没有任务，看到出发的车上有位置，就会挤上去。只要没有去过的地方，大家都争着要去，那时分社还没有丰田越野车，外出采访只有北京吉普车，没有暖气，一路走走停停。
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徐澎知道自己在西藏的报道，应该反映西藏进步、藏汉团结、藏族人民当家作主。他拍摄了一批有特色的新闻照片，如被港报整版刊用的《西藏小山村》、被海外几十家报纸采用《拉萨青年新追求》、生动反映藏族人民新生活的《拉萨农民学外语》、新华社摄影部好稿《西藏幼儿园购买大客车接送孩子》等。而徐澎最难忘的是43项重点工程报道和1986年雪灾报道。
198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为了表示隆重庆祝，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央抽调内地9个省、市的建设者，在西藏开工43项重点工程。工程分布在拉萨、日喀则等6个地区，从设计到施工完成历时约一年时间，是西藏历史上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建设举动。徐澎自始至终参加并完成了43项工程的摄影报道任务。
从各路建设大军抵达西藏开始，徐澎就全力投入了采访。他跑遍了拉萨、日喀则、那曲、泽当等地的施工现场，其中拉萨市展开了20个项目，徐澎几乎整天泡在工地。
关于43项工程，徐澎至今说起来还兴奋不已。他说有几件事一生难忘。一是由于整天跑工地，摄影包不是背着就是捆在自行车上，百般摩擦，一年他用坏了两个摄影包；二是他拍摄的西藏体育馆的照片被《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央级报纸头版头条刊出；三是他用120相机采用连接法拍摄的西藏饭店落成的照片，被《西藏日报》通栏刊登；四是由于报道43项工程，他被西藏区委宣传部评为“20周年大庆报道先进个人”。
最后一件是，爱人到拉萨探亲，在拉萨住了两个月，徐澎只抽出一天时间陪她参观了罗布林卡和八角街，连布达拉宫都没有去。说起这件事，他至今还颇感遗憾。 1987年，徐澎被特邀参加新华社摄影部年度工作会议。当时的摄影部副主任钟巨治在会上说，徐澎同志告别新婚7天的妻子，从风景如画的苏南水乡奔赴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并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文革”十年，新华社人才断档，那时的领导认为徐澎文化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经过西藏艰苦环境的磨练，将来一定会成为新华社的优秀记者。
但是，四年援藏带给徐澎的不仅仅是收获，还有难以尽说的病痛。
不能承受之重
徐澎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走出复旦大学校门时，可谓天之骄子，人中俊杰。而进藏工作后，他的头发掉得厉害，逐渐成了秃顶，人也明显憔悴了。回来后，医院查出他心脏肥大，还有严重的胃溃疡，常常感觉胸闷气短。
当年徐澎家住四楼，每次回家，每上一层就要休息片刻，到了家门口还要喘口气才能开家门。说到这些徐澎有些伤感。他说，爱人以前小鸟依人，把他当作靠山；而当他从西藏回来后，他就被爱人当作弱者了，家里的体力活儿是爱人抢着干。1985年，徐澎从西藏回南京探亲，分社一位同事的孩子喊他“爷爷”，当时他还哈哈大笑，那年他27岁；1987年徐澎从西藏回到南京，路遇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她也让孩子叫徐澎“爷爷”。这一次，徐澎心里一股酸楚。
从西藏回到江苏分社后，身体状况使徐澎承受了巨大压力和沮丧。想当“名记者”的事业追求一下子成了泡影，他仿佛从云端一下跌入谷底。大家都在风风火火干事业，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变化。
分社的同事打趣徐澎，说他是“聪明绝顶”，也有人说他缺少情趣，不爱运动，不爱热闹。其实他中学时二胡拉得好，也擅长唱歌，也算是个文艺青年，只是身体状况使他不得不小心照顾自己。所以，遇到大家要推杯换盏、大快朵颐时，他总是找借口离开。
我以前老说徐澎心思太重，把病看得太重，后来我自己大病一场后，才体会到身体的患痛可以导致心理的抑郁。或许他的身体承受多大的折磨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很难体会到。
由此我很感慨，一个人，一个男人，带病工作三十年如一日，那要有多大的耐力和担当啊！今天的新华社仍然会派记者编辑去援藏，所幸的是，一般来说会更加尊重个人意愿，并将每一任的任期缩短为10个月。
九十年代是新闻摄影大发展的时期。新华社摄影部开始有传真照片，每个分社指定一个效率高的记者负责发送传真。摄影部分管业务的副主任林川说，江苏分社就让徐澎干吧！可是，徐澎却不敢接受这样的任务。他想的是，万一遇到突发事件，自己的身体跟不上，将会影响报道……
按照分社摄影组的分工，徐澎接替了体育报道，先后参加过沈阳青少年运动会、上海东亚运动会、南京大学生运动会等报道。说起当时的情景，徐澎很无奈，他说，“遇到大报道，特别是运动会，记者之间都是‘抢活儿’，只有我‘让活儿’——体育报道要来回穿梭不同场地，我经常感觉胸闷，喘不过气，很多人不理解。和徐澎搭档过的记者张晓军说，大家都调侃徐澎“装”，其实体育报道对他来说确实已经比较吃力了。
坚守的力量
有时候，你会觉得命运对你不公，毫不留情把原来属于你的东西拿走。后来，你才发现这是个玩笑。只要你坚守，哪怕是在无奈中坚守，你终会发现，拿走的只是蒙在你眼前的一层面纱，你内心深处，属于你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无奈只是表面，坚守才是做人的底线。
徐澎又上路了。他成了专职对外摄影记者。“当年的对外报道节奏相对慢，时间跨度大，拍摄方法、叙事方式很适合我的兴趣。”徐澎回忆说。
上世纪90年代，在东南亚、港澳地区，报纸经常可见署名“新华”的图片报道，是由新华社摄影部对外发布的；对外的英文报道，很大一部分是图片专题，都是一些欧美用户采用，特别是法国的伽马、西霸图片社，还定期向摄影部约稿。所以，那时候国内分社有十几个相对固定的对外摄影记者，总在琢磨“外国人想知道中国的什么？”徐澎也常常想这些。
十几年来，从风情到人物，再到经济，每一个专题，徐澎都探索、实践，拍摄了一批优秀的专题图片。
徐澎自己说他从风情专题摄影开始起步，使它成为自己的强项。他拍摄的《水乡古镇甪直》被香港报纸整版刊登，《瞭望》杂志插页刊登。画面中，苏州市的千年古镇甪直，河水清清，鹅卵石铺成的街巷两旁的民居古建筑，黛瓦白墙、木门木窗、宽梁翘脊，依然不减明清时代的风采。
徐澎说：“我发现一个线索，总会先采访。” 《一个人的教堂》就是在甪直镇拍摄期间“采访”出来的。有一天逢周日，徐澎在甪直路过一个小教堂，向里望去，信徒们正在做礼拜。徐澎怦然心动，宗教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拍摄的题材。他从教堂外面看进去，正在做礼拜的多是当地中老年妇女。于是，他用长焦镜头虚化牧师和十字架，拍摄了一名中年女信徒的盘头。
“后来我和教堂的牧师聊了很久。他当时40多岁，他说自己是在上学时听到上帝的声音被打动了，就信奉了天主。这位牧师日常生活和老百姓一样，他自己种菜，在河边洗衣，还给人看一些小病，做一些慈善。”徐澎拍摄的组照中，有一张是牧师推着自行车，行走在油菜花田里。当年摄影部请法国伽马图片社资深编辑到北京开研讨会时，一位编辑说，这张照片是当天看到的最好的一张可以跨页使用的照片。
采访结束回到南京，分社采编主任华惠毅问徐澎：“你去拍教堂了？”徐澎说：“是啊。”原来，当地有关部门刚刚询问过江苏分社：“你们是否有记者在甪直采访教堂？”华惠毅的回答是：“宗教也是新华社报道的内容之一，我们会按新闻规律办事。”
徐澎喜欢拍摄人物故事。他觉得，摄影记者也要深入采访，深入挖掘，才能在照片里再现人的精神实质。
为报道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徐澎几次到南京大学调研采访，最终找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教授王业宁。她长期从事固体中相变与缺陷的内耗与超声研究，80年代以来她领导的研究室，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研究中心之一。徐澎在与王业宁的接触和交往中发现，在常人眼中很神秘的科学家王院士，其实平日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衣着朴素，而且非常安静，不喜欢人多吵闹，没有前呼后拥的助手，甚至也不愿让人看到有记者采访她。这一切都给徐澎很强烈的印象，他也用镜头再现了这位中科院院士低调安静、生活化的一面。 向徐澎们致敬
2005年，徐澎离开摄影记者岗位到《江苏内参》编辑部工作。这是件无奈的事，主要原因还是作为摄影记者，他身体顶不住了。徐澎说：“还有个小原因，我长期干对外摄影，当时摄影部撤销了对外组，我在工作中有些茫然。”（2010年摄影部重建了对外组，以加强对外新闻摄影报道。——编者注）
徐澎作为最早的一批对外摄影记者，他怀念那时的工作，怀念那时的同事氛围。他说，那时总社摄影部的对外组是间大办公室，分社记者去了，和每一个编辑聊，很随便，大家可以歪着斜着靠着挤在一张大沙发上，一个人说照片，大家都发言，无拘无束。新华社的优势就是有一批做专题的记者，当时地方媒体没有这个优势，撤销了对外编辑室，很可惜。
他又说，专题照片要采访，要下很大功夫，不经过深入采访，不可能拍出好照片；照片之间还要有结构、逻辑关系，还要组织，哪张打头，哪张结尾，都是有说道的，非常重要。而这些都需要大把时间和心力的投入。
在新华社的诸多工作岗位中，摄影记者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拍摄的内容、时间、节奏基本由自己掌握；想调整一下，抽出时间读书、思考，也比较容易办到。然而这个岗位也有一个短处——国内分社只有摄影记者岗位，没有摄影编辑编制，一般一旦做了摄影记者，就得一直干到退休，半路转岗并不容易。所以不少摄影记者到了50多岁也还要扛着机器到新闻现场去完成工作定额，这就是现实。
说到离开摄影记者岗位，徐澎有些伤感，他说，“我最早不喜欢摄影，进分社起初千方百计想做文字记者；后来干了摄影，也曾有过当名记者的目标，也曾想过拿荷赛奖；去西藏后，身体出了问题，照片拍得少了，心中常有些不安。30年来，看到重大报道有别人参加了，比如香港回归，心里也会有失落感，时常会有些冲动，但更多的是无奈。”
说实话，徐澎虽然在新华社工作了三十年，但他不算名家，亦无惊世作品在册、入展。这样的记者在新华社有一大批，他们是带着病痛，甚至拖着伤残的肢体，在星光下赶路，在风雪中坚守，在洪水中屹立，在地震时冲向震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这辈子也成不了名家、成不了英雄，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坚持着。
我觉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工作，记录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和变化，留下深刻的历史痕迹。这种痕迹不仅出现在镜头里，还印在摄影记者身上。他们代表了一批“新华人”，代表了新华社的一个时代。
在书写新华社的历史时，我们应该向他们，向徐澎们致敬。
徐澎现在是新华网江苏频道总监兼图片总监，既当文字编辑也当摄影编辑，他并没有离开摄影。
南京郊区的高淳，有一位名叫姜训红的盲人邮差，他天天拄着拐杖，给村民送信和报纸。在徐澎拍摄的《盲人邮差》这个专题里，有一张的画面是姜训红在蜿蜒崎岖的小路上走向远方。照片的文字说明是：
姜训红又上路了，乡亲们都同他打招呼。
有人问他：“这信到底要送多久呢？”
姜训红笑着回答：“送到我不能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