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作家孙犁较多的接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孙犁虽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的主席，编制和组织关系却在《天津日报》社。为便于工作，就必须安排一个中间联络人。不知是何原因，孙犁竟然相中了我。
　　坦率说，鉴于文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对孙犁极左、僵化、孤僻的种种传言，开始我对他还是多有顾虑的。但时间不长，就发现那所谓的极左孤僻实质上不仅是其性格的耿介與正直，还出于疾恶如仇的天性。但尽管如此，除了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老辣犀利的杂文，不仅从未在背后贬损哪个人，还帮许多青年作家实现了改变命运的文学梦。
　　而使我更难忘的，是那些济贫帮困的小故事。
　　如，一天我在作协发现一封几个农民写给孙犁的求助信。信中说，为摆脱贫困他们几个人合伙办了个开发山货的小公司。因缺乏运输工具，收上来的山珍干果都积压在库房里。困境中，便把希望寄托于最景仰的大作家孙犁。希望他能慷慨解囊，赞助一辆“解放”或“130”的大汽车。
　　这纯属“天方夜谭”。开始，我还不能不怀疑写信的人是骗子。但孙犁看了却哈哈大笑说：“口气不小啊，嘿，要头小毛驴儿还差不多。”然后，又感慨不尽地说，这几个农民并没错。坏就坏在某些所谓的现代派作家为抬高身价，到处吹嘘自己的一本书拿了几十万上百万的稿费，于是人们都以为作家是大款。
　　那又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他说，找他的人太多了。而且，除了要钱，再就是求他写序借此出名。对此，他都尽力而为给予最大的帮助。但这次，因情况不明亦不便于与其接触，只能委托我代其回信以示歉意。但说罢又再三嘱咐，要与人为善。即，多同情、多鼓劲，不能有丝毫情感和心理的歧视。结果，还真感动了这几个农民。回信说他们将另作他谋，一定会冲出目前的困境。
　　无独有偶。跟着另一个求助者又出现了。
　　一天，突然接到著名作家丁玲写给孙犁的信，说她想来天津看老朋友。于是，孙犁就让我代表他和天津作家协会去北京接丁玲。就在与我研究接待事宜时，《天津日报》文艺部一位老编辑急匆匆跑来说，一个背着行李从外地来的小伙子蹲在报社传达室闹着要找孙犁。问他有什么事，说家里太穷，只上到初中毕业就失了学。那从小就做的作家梦也不可能实现了。绝望中自然就想到他最崇敬的孙犁，并希望他能给自己最大的帮助。
　　听那位老编辑说完，孙犁沉默良久才唉了一声说：“先把他安排到招待所住下。”说着，又从钱包中取出20元钱：“找个饭馆把肚子填饱了再送他回家。”老编辑走时孙犁又嘱咐：“告诉他，当作家，首先也该是个好农民。”
　　后来那小伙子又如何则不得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对此的记忆也淡漠了。却不知为什么，孙犁从钱包中掏钱的情节我却总忘不了。
　　20元，现在亦只是一根冰棍的钱。而当时，却是我全家一个星期的菜金。想起那时天天喝小米粥的孙犁，更让我不能不多有感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