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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高中历史教材，高层次的要求是要思考每课内容在课堂教与学中的地位。只要思路贯通就能够不拘一格地设计出教学方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课，我认为应在近代中国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大视角下，把握对教材的处理，如此，本课的教学才有灵魂。
民族独立和近代化，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
民国初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却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民族工业的繁荣景象转瞬即逝，成为“短暂的春天”。了解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的背景、概况及其短暂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和认识。
一、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背景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２０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为取悦于帝国主义列强，遏制革命而实行“新政”。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的腐朽衰败。新政的失败表明，清政府并不具备领导新政走向成功的能力。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辛亥革命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地位。在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中规定：“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部分解除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代之以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发展近代工商业，振兴中华民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并不惜为之流血牺牲而奋斗的重要目标。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发给国内的电报中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①南京临时政府的第八号公报指出：“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今虽兵战未息，不能不确实经营，已成者当竭力保存，未成者宜先事筹画。”②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将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发展经济的总政策和总目标。为完善组织机构以推动工商实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９个部中，有４个———财政部（主管会计、库帑、赋税、公债、钱币、银行、官产事务。监督所辖各官府及府县与公共社会的财产）、内务部（主管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水利工程、善举、公益及地方行政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及地方官）、实业部（主管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交通部（主管道路、铁路、邮信、电报、船舶、运输并造船事务）———与经济有关。这些政府部门的建立及其职责的明确，提高了处理发展实业、经营管理、产权纠纷等问题的效率。为推动兴办实业的发展，南京政府迅速批准创办了一批涉及工矿、农桑垦殖、交通运输的实业。实业部对华侨创办的企业还予以特别的照顾。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导致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出现，实业家们掀起投资于近代工业的热潮。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实业团体大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和以商战反抗列强经济侵略的爱国热情。
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章程草案中，“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拓殖协会，以“实践民生主义，开发国家资源”为目的，倡议开发大西北。中华实业团的简章中指出：“况值强雄竞争，国本未固，提倡实业，乃一极重要问题。……爰集团体，以谋国民经济之发达，助共和政治之进行。”由知名华侨人士创办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到１９１２年３月底“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③。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２．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实业救国”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于１９０４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１９１５年因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１９１９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运动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经济自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使国货销路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３．北洋军阀政府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北洋军阀政府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权，然而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较之清政府，却明显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色彩。由于辛亥革命后倡导实业以求经济自强已蔚然成风，由于近代工业利润增长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和创办新式企业，因此北洋军阀政府在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张謇、周学熙等人参与了北京政府内阁或地方的活动，他们利用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法令。据统计，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尽管大多仍停留在纸面上，但毕竟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欧美大多数帝国主义列强因卷入了这场战争，其工业和工业产品主要转而为战争服务，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从而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扩大国内市场。
据统计，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２０年，主要消费品的输入明显下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棉纱由２６９万担下降到１２９万担，粗布由５２１万担下降到２５３万担，面粉由２６０万担下降到５１万担，火柴由２８４５万罗下降到８４８万罗，袜子由２１１万打下降到５５万打④。
二、对发展民族工业做出贡献的实业家的活动
１８９５年后，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及伴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而出现的实业家，大力倡导发展实业，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实业救国”的典型代表。
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年），江苏南通人，１８９４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民国初年，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任袁世凯政府农林、工商、农商等部总长。１９１５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活动辞职回籍继续从事实业活动。张謇未循一般封建知识分子追逐高官厚禄的老路，而是提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身体力行地探索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途径。他既以儒者自居，又汲取西方精神文明的价值和成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周旋于官、商、军阀、士绅之间，以“地方自治”为形式，在家乡南通努力造就一个既有传统文化，又有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改造工程。甲午战后，张謇受张之洞委托，经理南通商务，创办纱厂。１８９９年，大生纱厂投产，以后又相继建成大生二、三、八纱厂，形成以棉纺织业为主体，包括工业（冶铁、供电等）、手工业（磨面、榨油、罐头）以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的大生资本集团。１９０１年，经清廷批准，成立通（州）海（门）垦牧公司，１０年后获利丰厚。张謇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１９０２年，他在南通建成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以后又大力兴办小学、中学。与此同时，他还在南通兴办了范围广泛的各类社会福利事业。张謇三十余年的社会活动主要致力于以南通为实验场所，建立一个可效仿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近代化的改革模式。张謇极大地改变了南通地区的面貌，却未能实现其整个社会改革的理想。１９２５年，大生纱厂经营失败，张謇的社会改革活动无法继续。１９２６年，张謇怀着“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的无限感叹而病逝⑤。周学熙（１８６６－１９４７年），安徽建德（今东至）人。
其父周馥是清末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的嫡系，官至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１８９３年中举人，１８９８年任李鸿章所办开平煤矿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１９０２年，为助袁世凯练兵筹饷，开办直隶银元局，次年督办官银号。１９０６年，为与英国控制的开平煤矿相对抗，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民国后，周学熙两次出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参与了“善后大借款”。以后，周学熙以启新、滦矿两公司所获利润转化为新企业的投资，先后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兴华棉业公司等１５家企业，资本总额达１６００万元。此外，还投资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和华新银行。与张謇相比，周学熙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官”的身份，但他创办的企业均采用西方的有限公司制度，且有着抵制外货、挽回权利的明确目的，故其资本集团与张謇经营的企业一样，同属于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周学熙创办的滦州煤矿公司在１９１２年被迫与开平煤矿合并为开滦矿务总局，终被英商所控制，但启新等企业得到发展，并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抵制洋货倾销中国市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⑥。荣宗敬（１８７３－１９３８年）、荣德生（１８７５－１９５２年），江苏无锡人。兄弟二人从十几岁起，随其父与人合资开办钱庄，１９０２年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１９０７年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申新纱厂（后发展到无锡、汉口等地，共有九厂）。到１９１９年，荣氏茂新、福新、申新三家总公司已拥有１２个面粉厂和４个纺织厂，资本总额达１２００万元以上，被称为“棉纱大王”、“面粉大王”。荣德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
综上所述，张謇、周学熙二人都程度不同地兼具“官”“商”的两重身份，但最终都完成了“‘商’的身份由第二位向第一位的转变”⑦。荣氏兄弟则是从开办钱庄开始，进而兴办实业，发展为当时中国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
三、“短暂的春天”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有利的社会条件，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发展机会。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一度繁荣，但也没有脱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深烙印。
１．发展的概况。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开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据统计，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０８年，商部注册的公司为２６５家，而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９年达到６００家。“自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２０年，中国资本的纱厂由三十五家增至六十三家，纱锭由六十八万七千九百多锭增至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多锭，即增加了９７％；织布机由四千六百三十三台增至九千六百九十五台，即增加了１１０％。同时期面粉厂增加了八十四家，面粉的出口由七万担增至三百九十六万担，并由入超转为出超。据北京军阀政府农商部统计，１９１４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二百多万元，１９２０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多万元，增加１５０％；同时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大企业１９１４年只占总数的４％，１９２０年增为１４％。在采矿工业和运输业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０年，中国资本新式煤矿的产量由四十四万九千五百吨增至四百八十八万九千七百吨，即增加近十一倍；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９年中国轮船吨数由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三吨增加为二十八万七前五百九十二吨，即增加１１６％。”⑧２．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使其带有明显的特点。首先，由于民族资本力量弱小难以同外资竞争，因此主要的投资方向是那些所需资本较少、资本周转较快从而获利较快的轻工业方面，如面粉业、棉纺织业，表现出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其次，由于外资侵入造成的自然经济瓦解及交通运输及电力等物质条件的制约，新建民族资本企业大多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地区，表现出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第三，新建企业中虽出现了大生、启新、福新、申新等规模较大的资本集团，但占多数的仍然是中小资本，其生产技术仍然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上，表现出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不平衡。以上三点意味着，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远未走上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道路。第四，同外国资本和封建经济相比，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大大超过本国资本。钢铁生产方面，日本资本直接控制全国生产的２５％，又通过贷款等方式控制了６９％。煤的生产，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投资和贷款控制了全国机械采煤量的７５％。在纺织业中，外资纺织厂占有了４６％的纱锭和５９％的布机数。至于机器制造业，国内几乎是空白，机器设备依赖从国外输入。封建经济在全部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地位。如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本经济仅占整个国民经济的２％，而封建经济则占到９０％⑨。第五，民族资本的弱小，使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仍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就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而言，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拥有９个纱厂和１１个面粉厂的申新、福新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接收了外国资本的接济；中国唯一较有规模的私营造船厂上海求新船厂，在１９１９年就注入了法国资本⑩。在电力和交通运输方面，则更多地依赖外商。拿同封建主义的关系来说，周学熙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均有官银号借垫官款以充开办经费，在滦州煤矿的招股过程中，甚至有袁世凯“官股不足之数，摊派各县知事和官家人员分担”的规定11，张謇也曾向清政府提出过批准“二十年内，（南通）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呈请12。至于封建官僚们的私人投资，则更是这一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
３．“短暂”的原因。进入２０年代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下去，尤其是纺织、面粉两个行业。像前文提到的南通大生纱厂，自１９２２年起开始亏损，到１９２５年共亏欠白银１２５万余两，是年被主要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不久大生二厂被拍卖，大生一厂和三厂也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为时短暂的原因，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再度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投资设厂。例如，１９２４年中国进口商品总值较１９１３年增长了一倍，大大缩小了中国民族工业赖以发展的商品市场空间。再如，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两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新设了６个纺织公司，在青岛新设了３个纺织公司，并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增设了５个纱厂和１个织布厂；而同时，华商纱厂中有４个为日商所吞并，２个为美商所吞并，３个出租出卖，８个清算改组。据日本人调查，１９２１年山东已有１３９家日本工厂，而只有９３家中国工厂13。在国外资本的打击下，一大批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矿企业，或被外资控制兼并，或因产品竞争力弱而亏蚀闭歇。其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不仅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而且中国的民族工业与享有帝国主义特权的外资企业所处地位是不平等的。以捐税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工厂的产品要缴纳重重的厘金（过境税），而外商工厂的产品则只纳一道子口税即可通行全国。由此可见，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之所以为时短暂，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结果。
４．“短暂春天”的逝去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社会上并存的两大思潮，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愿望。然而，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被北洋军阀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军阀手中的一件戏装，民主共和化为泡影。“实业救国”也曾是多少人心中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勿庸置疑，辛亥前后的实业家们，用自己的艰辛，为民族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但无情的现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民族工商业虽然在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期间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随着短暂春天的逝去，“实业救国”也终成难圆之梦。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近代中国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孰先孰后？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这段历史再次告诉我们：仅靠发展“实业”无法救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逝去，昭示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一短暂的春天却促使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为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培养了阶级力量。
①②③④⑨转引自、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１版。
⑤12伍贻业：《张謇与南通“近代化”模式》。《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⑥11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⑦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５期。
⑧101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１０９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责任编辑：彭莘
民族独立和近代化，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
民国初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却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民族工业的繁荣景象转瞬即逝，成为“短暂的春天”。了解民国初年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的背景、概况及其短暂的原因，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和认识。
一、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背景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２０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为取悦于帝国主义列强，遏制革命而实行“新政”。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的腐朽衰败。新政的失败表明，清政府并不具备领导新政走向成功的能力。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辛亥革命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地位。在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中规定：“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部分解除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代之以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发展近代工商业，振兴中华民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并不惜为之流血牺牲而奋斗的重要目标。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发给国内的电报中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①南京临时政府的第八号公报指出：“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今虽兵战未息，不能不确实经营，已成者当竭力保存，未成者宜先事筹画。”②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将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发展经济的总政策和总目标。为完善组织机构以推动工商实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９个部中，有４个———财政部（主管会计、库帑、赋税、公债、钱币、银行、官产事务。监督所辖各官府及府县与公共社会的财产）、内务部（主管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水利工程、善举、公益及地方行政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及地方官）、实业部（主管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交通部（主管道路、铁路、邮信、电报、船舶、运输并造船事务）———与经济有关。这些政府部门的建立及其职责的明确，提高了处理发展实业、经营管理、产权纠纷等问题的效率。为推动兴办实业的发展，南京政府迅速批准创办了一批涉及工矿、农桑垦殖、交通运输的实业。实业部对华侨创办的企业还予以特别的照顾。
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临时政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导致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出现，实业家们掀起投资于近代工业的热潮。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实业团体大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和以商战反抗列强经济侵略的爱国热情。
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章程草案中，“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拓殖协会，以“实践民生主义，开发国家资源”为目的，倡议开发大西北。中华实业团的简章中指出：“况值强雄竞争，国本未固，提倡实业，乃一极重要问题。……爰集团体，以谋国民经济之发达，助共和政治之进行。”由知名华侨人士创办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到１９１２年３月底“外洋华侨入会者，已有二十余万人之多”③。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２．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实业救国”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于１９０４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１９１５年因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１９１９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运动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经济自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使国货销路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３．北洋军阀政府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北洋军阀政府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权，然而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较之清政府，却明显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色彩。由于辛亥革命后倡导实业以求经济自强已蔚然成风，由于近代工业利润增长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和创办新式企业，因此北洋军阀政府在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张謇、周学熙等人参与了北京政府内阁或地方的活动，他们利用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法令。据统计，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尽管大多仍停留在纸面上，但毕竟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欧美大多数帝国主义列强因卷入了这场战争，其工业和工业产品主要转而为战争服务，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从而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扩大国内市场。
据统计，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２０年，主要消费品的输入明显下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棉纱由２６９万担下降到１２９万担，粗布由５２１万担下降到２５３万担，面粉由２６０万担下降到５１万担，火柴由２８４５万罗下降到８４８万罗，袜子由２１１万打下降到５５万打④。
二、对发展民族工业做出贡献的实业家的活动
１８９５年后，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及伴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而出现的实业家，大力倡导发展实业，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张謇，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实业救国”的典型代表。
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年），江苏南通人，１８９４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任江苏咨议局议长，民国初年，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任袁世凯政府农林、工商、农商等部总长。１９１５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活动辞职回籍继续从事实业活动。张謇未循一般封建知识分子追逐高官厚禄的老路，而是提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身体力行地探索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途径。他既以儒者自居，又汲取西方精神文明的价值和成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周旋于官、商、军阀、士绅之间，以“地方自治”为形式，在家乡南通努力造就一个既有传统文化，又有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改造工程。甲午战后，张謇受张之洞委托，经理南通商务，创办纱厂。１８９９年，大生纱厂投产，以后又相继建成大生二、三、八纱厂，形成以棉纺织业为主体，包括工业（冶铁、供电等）、手工业（磨面、榨油、罐头）以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的大生资本集团。１９０１年，经清廷批准，成立通（州）海（门）垦牧公司，１０年后获利丰厚。张謇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１９０２年，他在南通建成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以后又大力兴办小学、中学。与此同时，他还在南通兴办了范围广泛的各类社会福利事业。张謇三十余年的社会活动主要致力于以南通为实验场所，建立一个可效仿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近代化的改革模式。张謇极大地改变了南通地区的面貌，却未能实现其整个社会改革的理想。１９２５年，大生纱厂经营失败，张謇的社会改革活动无法继续。１９２６年，张謇怀着“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的无限感叹而病逝⑤。周学熙（１８６６－１９４７年），安徽建德（今东至）人。
其父周馥是清末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的嫡系，官至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１８９３年中举人，１８９８年任李鸿章所办开平煤矿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１９０２年，为助袁世凯练兵筹饷，开办直隶银元局，次年督办官银号。１９０６年，为与英国控制的开平煤矿相对抗，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公司。民国后，周学熙两次出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参与了“善后大借款”。以后，周学熙以启新、滦矿两公司所获利润转化为新企业的投资，先后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兴华棉业公司等１５家企业，资本总额达１６００万元。此外，还投资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和华新银行。与张謇相比，周学熙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官”的身份，但他创办的企业均采用西方的有限公司制度，且有着抵制外货、挽回权利的明确目的，故其资本集团与张謇经营的企业一样，同属于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周学熙创办的滦州煤矿公司在１９１２年被迫与开平煤矿合并为开滦矿务总局，终被英商所控制，但启新等企业得到发展，并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抵制洋货倾销中国市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⑥。荣宗敬（１８７３－１９３８年）、荣德生（１８７５－１９５２年），江苏无锡人。兄弟二人从十几岁起，随其父与人合资开办钱庄，１９０２年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１９０７年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１９１２年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申新纱厂（后发展到无锡、汉口等地，共有九厂）。到１９１９年，荣氏茂新、福新、申新三家总公司已拥有１２个面粉厂和４个纺织厂，资本总额达１２００万元以上，被称为“棉纱大王”、“面粉大王”。荣德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
综上所述，张謇、周学熙二人都程度不同地兼具“官”“商”的两重身份，但最终都完成了“‘商’的身份由第二位向第一位的转变”⑦。荣氏兄弟则是从开办钱庄开始，进而兴办实业，发展为当时中国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活动，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
三、“短暂的春天”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有利的社会条件，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发展机会。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一度繁荣，但也没有脱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深烙印。
１．发展的概况。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开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据统计，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０８年，商部注册的公司为２６５家，而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９年达到６００家。“自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２０年，中国资本的纱厂由三十五家增至六十三家，纱锭由六十八万七千九百多锭增至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多锭，即增加了９７％；织布机由四千六百三十三台增至九千六百九十五台，即增加了１１０％。同时期面粉厂增加了八十四家，面粉的出口由七万担增至三百九十六万担，并由入超转为出超。据北京军阀政府农商部统计，１９１４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二百多万元，１９２０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多万元，增加１５０％；同时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大企业１９１４年只占总数的４％，１９２０年增为１４％。在采矿工业和运输业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０年，中国资本新式煤矿的产量由四十四万九千五百吨增至四百八十八万九千七百吨，即增加近十一倍；１９１３年至１９１９年中国轮船吨数由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三吨增加为二十八万七前五百九十二吨，即增加１１６％。”⑧２．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使其带有明显的特点。首先，由于民族资本力量弱小难以同外资竞争，因此主要的投资方向是那些所需资本较少、资本周转较快从而获利较快的轻工业方面，如面粉业、棉纺织业，表现出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其次，由于外资侵入造成的自然经济瓦解及交通运输及电力等物质条件的制约，新建民族资本企业大多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地区，表现出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第三，新建企业中虽出现了大生、启新、福新、申新等规模较大的资本集团，但占多数的仍然是中小资本，其生产技术仍然停留在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上，表现出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不平衡。以上三点意味着，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远未走上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道路。第四，同外国资本和封建经济相比，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大大超过本国资本。钢铁生产方面，日本资本直接控制全国生产的２５％，又通过贷款等方式控制了６９％。煤的生产，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投资和贷款控制了全国机械采煤量的７５％。在纺织业中，外资纺织厂占有了４６％的纱锭和５９％的布机数。至于机器制造业，国内几乎是空白，机器设备依赖从国外输入。封建经济在全部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地位。如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本经济仅占整个国民经济的２％，而封建经济则占到９０％⑨。第五，民族资本的弱小，使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仍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就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而言，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拥有９个纱厂和１１个面粉厂的申新、福新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接收了外国资本的接济；中国唯一较有规模的私营造船厂上海求新船厂，在１９１９年就注入了法国资本⑩。在电力和交通运输方面，则更多地依赖外商。拿同封建主义的关系来说，周学熙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均有官银号借垫官款以充开办经费，在滦州煤矿的招股过程中，甚至有袁世凯“官股不足之数，摊派各县知事和官家人员分担”的规定11，张謇也曾向清政府提出过批准“二十年内，（南通）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呈请12。至于封建官僚们的私人投资，则更是这一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
３．“短暂”的原因。进入２０年代后，中国民族工业迅速萧条下去，尤其是纺织、面粉两个行业。像前文提到的南通大生纱厂，自１９２２年起开始亏损，到１９２５年共亏欠白银１２５万余两，是年被主要债权人上海银行团接管，不久大生二厂被拍卖，大生一厂和三厂也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为时短暂的原因，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再度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投资设厂。例如，１９２４年中国进口商品总值较１９１３年增长了一倍，大大缩小了中国民族工业赖以发展的商品市场空间。再如，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两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新设了６个纺织公司，在青岛新设了３个纺织公司，并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增设了５个纱厂和１个织布厂；而同时，华商纱厂中有４个为日商所吞并，２个为美商所吞并，３个出租出卖，８个清算改组。据日本人调查，１９２１年山东已有１３９家日本工厂，而只有９３家中国工厂13。在国外资本的打击下，一大批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矿企业，或被外资控制兼并，或因产品竞争力弱而亏蚀闭歇。其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不仅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而且中国的民族工业与享有帝国主义特权的外资企业所处地位是不平等的。以捐税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工厂的产品要缴纳重重的厘金（过境税），而外商工厂的产品则只纳一道子口税即可通行全国。由此可见，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之所以为时短暂，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结果。
４．“短暂春天”的逝去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社会上并存的两大思潮，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愿望。然而，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被北洋军阀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军阀手中的一件戏装，民主共和化为泡影。“实业救国”也曾是多少人心中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勿庸置疑，辛亥前后的实业家们，用自己的艰辛，为民族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但无情的现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机会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民族工商业虽然在民国初年尤其是一战期间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随着短暂春天的逝去，“实业救国”也终成难圆之梦。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近代中国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孰先孰后？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这段历史再次告诉我们：仅靠发展“实业”无法救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逝去，昭示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一短暂的春天却促使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为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培养了阶级力量。
①②③④⑨转引自、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第１版。
⑤12伍贻业：《张謇与南通“近代化”模式》。《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⑥11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⑦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５期。
⑧101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１０９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责任编辑：彭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