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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儿童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摘 要]本文拟通过分析任溶溶译作《夏洛的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示例，结合儿童读者的认知及审美等特点，从读者的接受能力，译文审美价值以及译文教育性三方面探讨儿童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标准，从而提出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为儿童文学译者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文化负载词；认知能力；审美期待；教育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05 — 02
一、引言
文化负载词是指“标识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文化负载词往往体现出特定民族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累积并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通常具有一系列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性（廖七一， 2000：232）。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趋势，对传统“对等论”的翻译观提出了挑战。尤金·奈达在基于语义学及翻译实践基础上对翻译中文化性质的不可译因素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可以将文化划归为五个类别：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及语言文化（1993：106-9）。文化负载词具有典型的原语文化属性，然而在目的语中，文化负载词通常表现为语义词汇空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应主动承担起消除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的责任，即使译文在保留原语文化信息和文化色彩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方梦之， 2004：121）。
儿童文学作品中同样涉及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负载词的出现或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不同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人群主要为儿童，因此译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尽管就目前而言，一般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理论成果已经颇为成熟，但国内外学者专门针对儿童文学作品中这类词语的翻译研究却寥若星辰。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实现译作与原文信息对等的同时，仍保留原文的审美价值以及教育性，当属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儿童读者的认知能力及认知水平
儿童的审美心理活动中感知占据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蒋风， 1998：51）。站在儿童本位的基本立场看，儿童的认知能力并非处于低层次，而是具有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周作人， 2012：135）。之所以会形成儿童接受能力有限的固有观念，系不少成人仅从成人本位的视角出发，忽视了儿童作为儿童文学主体的中心地位。但由于儿童缺少环境和社会经验，因此在理解和认识新事物时仍需加以引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格外考虑到儿童读者认知层面的特殊性，即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区分开，并使用儿童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风格。儿童正处在母语习得阶段，语言中出现过多“欧化”的、“不顺”的成分可能对儿童的语言学习造成干扰，有碍儿童的语言发展（徐德荣， 2004：36）。
例1
原文：The rat sat up."You mean that？"he said.
"I promise. I cross my heart."（White， 2013：339）
译文：“我保证，我在心口画十字。”（任溶溶， 2013：165）
上述例子中出现的“cross my heart”，在基督教文化中通常有外延和内涵两重意义：除了表征了单纯的动作手势之外，虔诚的基督教徒还通过这一行为缅怀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译文中将划线短语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心口画十字”，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成年读者而言，或许不难领会该短语所传达的内涵意义，即“发誓”；而对于宗教经验相对匮乏的儿童读者而言，恐怕至多能体会“心口画十字”这一单纯的动作行为，但未必真正领会短语背后所影射的宗教信息。据此笔者认为任先生对该短语的翻译似有不妥之处——译者或错误地估计了儿童读者的实际认知能力，反而造成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障碍。
对儿童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时，译者应当在儿童认知能力接受范围内，尽可能地保留原作中的文化信息，可采取音译或直译等策略，并结合注释等一系列补偿手段对原文进行翻译（廖七一， 2000：234）。这样做一方面保证了儿童读者能够准确地领会原文所传达的信息，降低信息在认知层面上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使儿童有机会感受多样的异域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儿童的知识存储。
三、儿童审美能力及审美期待
蒋风（1998：47）曾对儿童文学中的美学特质作了如下定义“现代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也就在于成人与儿童的两种审美意识的融合与协调”。审美的本质应当是感性的。与成人相比，儿童“缺少的只是知识和经验……但他们却具有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些正是文学艺术的精髓”（朱自强，2010：97）。儿童的审美能力不容忽视，同样地，儿童对审美也抱有一定期待，具有较高水平的译作应当是能够满足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需要强调审美情趣。
同理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的翻译活动也应当以呈现出儿童能够/乐于接受的具有优美形式的艺术形象，并激发小读者美感为目标。修辞是增强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常用手段。通过追求最佳的修辞效果以实现审美价值，即“修辞价值可以以审美的方式实现，形成特定的语言美”（张春泉， 2005：138）。修辞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容易引起儿童读者的共鸣。
例2
原文： “A rat is a rat，” said Charlotte. She laughed a tinkling little laugh.（White， 2013：230）
译文： “老鼠到底是老鼠，”夏洛说。它发出轻轻的银铃般的笑声。（任溶溶， 2013：50-1）
例3
原文：“Yes，”she replied in her sweet， musical voice， “I always give them an aesthetic so they won’t feel pain...”（White， 2013：232） 译文：“是的，”夏洛用她唱歌似的甜美的声音说，“我一直先麻醉它们，让它们不感到痛苦... ...”（任溶溶， 2013：52）
例2中小老鼠坦普尔顿央求母鹅把最后一颗孵不出鹅的蛋给它，周围的动物们嘲笑老鼠总企图把任何东西都要据为己有。此时夏洛开玩笑戏说老鼠终究难改本性；例3中小蜘蛛夏洛用欢快的声音告诉威尔伯自己如何捕获猎物。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语言文化负载词或造成认知或理解上的困难——英语中通常使用形容词来描述客观事物，以名词为中心的英语词汇更“偏爱”形容词，因此使用形容词作为名词的修饰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汉语则多以动词为中心词汇。英语与汉语之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制造了翻译上的难点。任先生针对两个例子处理的方式相似，即运用修辞手段将原文中形容词与名词组成的偏正短语改译为明喻。修辞效果的特征表现为“美感性与适切性的统一”（陈光磊， 2001：8）。通过上述修辞方法的处理，译者在向读者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有意识地强调了译文的审美效果，着重突出了原文中的情感表达，传神地刻画出了夏洛的声音特征，进而生动地表现出主人公饱满的性格特质。译者的这种处理方式是站在位于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儿童文学翻译观角度，尊重儿童的审美诉求，体现出译者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以及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四、儿童文学教育性
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教育指导意义。儿童尚处于经验的习得阶段，适度的引导能够培养儿童健康积极的思维方式，译者理当保留原作中的教育价值，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类似原文读者的教育体验。但目前很多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都有意识地强化了教育的目的性，而一部真正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当是“无意思之意思”（刘绪源， 2009：234）。儿童正处于想象力最旺盛的阶段，过于强调教育性反而会抹杀儿童的求知欲望。为此，创作者和译者之间应当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在保留教育性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儿童自身创造力的干预，为儿童读者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正确树立儿童文学作品中教育的价值取向，首先应以为儿童提供经验引导为根基，译者有义务结合原文中的文化特色，尽量贴合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保留原文中的教育信息，进而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减少对原文中文化特色内容的删改，其次还应反对过分夸大教育的目的性，即译者应当避免将译文视为教育工具，通过任意添加说教性内容来“绑架”儿童思维。
目前国内有研究表明，儿童最初的词汇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在习得的词汇中多以名词为主，其中具有指称性意义的客体名词占大多数（桑标， 2010：180）。在阅读中大量接触新的词汇可以刺激发展儿童词汇认知能力，并协助激发儿童的学习欲望。
例4
原文：...Skim milk，crusts， middlings， bits of doughnuts，
wheat cakes with drops of maple syrup sticking to them， potato skins， leftover custard pudding with raisins， and bits of Shredded Wheat.（White，2013： 210）
译文：…脱脂牛奶、面包皮、麦麸、炸面圈碎块、上面滴着槭糖浆的麦饼、土豆皮、吃剩的葡萄干蛋奶布丁、脆麦片条屑屑。（任溶溶，2013：29）
原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列举了大量的平行名词，这些名词均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笔者揣摩原作者有意使用大篇幅列举名词是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满足情节需要，交代故事发生背景，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扩充读者的词汇量，让儿童在阅读当中可以接触并习得新词汇。同样为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享受相同的学习体验，译者需采取有效策略将词汇“移植”到目的语中，其间不乏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任先生并未直接将原文中所有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全盘中式化，而是采取音译加直译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词汇文化，这类丰富而新鲜的异域特色词汇，使中国的儿童读者有机会接触并学习多样的文化，从而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让小读者产生对新知识的好奇并提高学习热情。
五、结束语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将儿童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总结如下：
一、 以儿童读者的认知特点为前提，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信息。在信息无法完全在译文中实现对等的情况下，可通过添加注释等手段加以补偿；
二、 契合儿童审美能力及审美期待；
三、适度保留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由于各民族历史因素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文化负载词通常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其本身所具有的概念意义往往超出另一语言使用者接受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对语际交际造成了障碍，制造了翻译难点。
翻译简而言之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完整而准确地向读者传递原文信息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信息应当尽量予以保留。而鉴于儿童读者的经验认知层尚未发育成熟，译者有责任使译文忠于原文的同时，结合儿童自身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对译文加以调整，尽力做到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原文对等；儿童读者本质上对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需求，最大限度满足读者审美需求既是对译者挑战，也是作为译者职业的基本要求；儿童文学不应以教育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然而儿童作品中教育的引导意义仍不容忽视，译者应结合作品自身的教育性特点，适度把握作品的教育性张力。由于目标读者人群的特殊性，译者更应充分考量多方面因素。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至少涉及两种文化的转移和接受问题，特别是儿童文学翻译中负载词研究，除了文化这一单一的影响因素之外，出色的译者还应当结合儿童读者的能力及需求适当调整翻译策略。目前儿童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研究的理论层面仍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状态，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还需完善理论基础。至此，笔者仅期此次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一定借鉴意义，为儿童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参 考 文 献〕
〔1〕陈光磊.修辞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2〕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3〕郭翔飞.儿童语言习得与儿童一般认知发展规律〔J〕. 外语学刊， 2012，（4）：131-134.
〔4〕侯颖.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怀特， E. B.著，任溶溶译.夏洛的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蒋风.儿童文学原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7〕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9〕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0〕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中国翻译，2004，（6）： 33-36.
〔11〕张春泉.修辞价值的审美实现〔J〕.学术论坛， 2005，（2）：138-142.
〔12〕周作人著， 刘绪源辑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13〕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4〕Nida， Eugene Alber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摘 要]本文拟通过分析任溶溶译作《夏洛的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示例，结合儿童读者的认知及审美等特点，从读者的接受能力，译文审美价值以及译文教育性三方面探讨儿童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标准，从而提出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为儿童文学译者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文化负载词；认知能力；审美期待；教育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05 — 02
一、引言
文化负载词是指“标识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文化负载词往往体现出特定民族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累积并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通常具有一系列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性（廖七一， 2000：232）。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趋势，对传统“对等论”的翻译观提出了挑战。尤金·奈达在基于语义学及翻译实践基础上对翻译中文化性质的不可译因素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可以将文化划归为五个类别：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及语言文化（1993：106-9）。文化负载词具有典型的原语文化属性，然而在目的语中，文化负载词通常表现为语义词汇空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应主动承担起消除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的责任，即使译文在保留原语文化信息和文化色彩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方梦之， 2004：121）。
儿童文学作品中同样涉及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这些负载词的出现或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不同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人群主要为儿童，因此译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尽管就目前而言，一般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理论成果已经颇为成熟，但国内外学者专门针对儿童文学作品中这类词语的翻译研究却寥若星辰。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实现译作与原文信息对等的同时，仍保留原文的审美价值以及教育性，当属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儿童读者的认知能力及认知水平
儿童的审美心理活动中感知占据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心理的发展水平（蒋风， 1998：51）。站在儿童本位的基本立场看，儿童的认知能力并非处于低层次，而是具有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周作人， 2012：135）。之所以会形成儿童接受能力有限的固有观念，系不少成人仅从成人本位的视角出发，忽视了儿童作为儿童文学主体的中心地位。但由于儿童缺少环境和社会经验，因此在理解和认识新事物时仍需加以引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格外考虑到儿童读者认知层面的特殊性，即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区分开，并使用儿童读者能够接受的语言风格。儿童正处在母语习得阶段，语言中出现过多“欧化”的、“不顺”的成分可能对儿童的语言学习造成干扰，有碍儿童的语言发展（徐德荣， 2004：36）。
例1
原文：The rat sat up."You mean that？"he said.
"I promise. I cross my heart."（White， 2013：339）
译文：“我保证，我在心口画十字。”（任溶溶， 2013：165）
上述例子中出现的“cross my heart”，在基督教文化中通常有外延和内涵两重意义：除了表征了单纯的动作手势之外，虔诚的基督教徒还通过这一行为缅怀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译文中将划线短语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心口画十字”，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成年读者而言，或许不难领会该短语所传达的内涵意义，即“发誓”；而对于宗教经验相对匮乏的儿童读者而言，恐怕至多能体会“心口画十字”这一单纯的动作行为，但未必真正领会短语背后所影射的宗教信息。据此笔者认为任先生对该短语的翻译似有不妥之处——译者或错误地估计了儿童读者的实际认知能力，反而造成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障碍。
对儿童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时，译者应当在儿童认知能力接受范围内，尽可能地保留原作中的文化信息，可采取音译或直译等策略，并结合注释等一系列补偿手段对原文进行翻译（廖七一， 2000：234）。这样做一方面保证了儿童读者能够准确地领会原文所传达的信息，降低信息在认知层面上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使儿童有机会感受多样的异域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儿童的知识存储。
三、儿童审美能力及审美期待
蒋风（1998：47）曾对儿童文学中的美学特质作了如下定义“现代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也就在于成人与儿童的两种审美意识的融合与协调”。审美的本质应当是感性的。与成人相比，儿童“缺少的只是知识和经验……但他们却具有真挚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些正是文学艺术的精髓”（朱自强，2010：97）。儿童的审美能力不容忽视，同样地，儿童对审美也抱有一定期待，具有较高水平的译作应当是能够满足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需要强调审美情趣。
同理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的翻译活动也应当以呈现出儿童能够/乐于接受的具有优美形式的艺术形象，并激发小读者美感为目标。修辞是增强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常用手段。通过追求最佳的修辞效果以实现审美价值，即“修辞价值可以以审美的方式实现，形成特定的语言美”（张春泉， 2005：138）。修辞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容易引起儿童读者的共鸣。
例2
原文： “A rat is a rat，” said Charlotte. She laughed a tinkling little laugh.（White， 2013：230）
译文： “老鼠到底是老鼠，”夏洛说。它发出轻轻的银铃般的笑声。（任溶溶， 2013：50-1）
例3
原文：“Yes，”she replied in her sweet， musical voice， “I always give them an aesthetic so they won’t feel pain...”（White， 2013：232） 译文：“是的，”夏洛用她唱歌似的甜美的声音说，“我一直先麻醉它们，让它们不感到痛苦... ...”（任溶溶， 2013：52）
例2中小老鼠坦普尔顿央求母鹅把最后一颗孵不出鹅的蛋给它，周围的动物们嘲笑老鼠总企图把任何东西都要据为己有。此时夏洛开玩笑戏说老鼠终究难改本性；例3中小蜘蛛夏洛用欢快的声音告诉威尔伯自己如何捕获猎物。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语言文化负载词或造成认知或理解上的困难——英语中通常使用形容词来描述客观事物，以名词为中心的英语词汇更“偏爱”形容词，因此使用形容词作为名词的修饰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而汉语则多以动词为中心词汇。英语与汉语之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制造了翻译上的难点。任先生针对两个例子处理的方式相似，即运用修辞手段将原文中形容词与名词组成的偏正短语改译为明喻。修辞效果的特征表现为“美感性与适切性的统一”（陈光磊， 2001：8）。通过上述修辞方法的处理，译者在向读者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有意识地强调了译文的审美效果，着重突出了原文中的情感表达，传神地刻画出了夏洛的声音特征，进而生动地表现出主人公饱满的性格特质。译者的这种处理方式是站在位于以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儿童文学翻译观角度，尊重儿童的审美诉求，体现出译者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以及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四、儿童文学教育性
儿童文学作品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教育指导意义。儿童尚处于经验的习得阶段，适度的引导能够培养儿童健康积极的思维方式，译者理当保留原作中的教育价值，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类似原文读者的教育体验。但目前很多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都有意识地强化了教育的目的性，而一部真正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当是“无意思之意思”（刘绪源， 2009：234）。儿童正处于想象力最旺盛的阶段，过于强调教育性反而会抹杀儿童的求知欲望。为此，创作者和译者之间应当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在保留教育性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儿童自身创造力的干预，为儿童读者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
正确树立儿童文学作品中教育的价值取向，首先应以为儿童提供经验引导为根基，译者有义务结合原文中的文化特色，尽量贴合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保留原文中的教育信息，进而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同时减少对原文中文化特色内容的删改，其次还应反对过分夸大教育的目的性，即译者应当避免将译文视为教育工具，通过任意添加说教性内容来“绑架”儿童思维。
目前国内有研究表明，儿童最初的词汇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在习得的词汇中多以名词为主，其中具有指称性意义的客体名词占大多数（桑标， 2010：180）。在阅读中大量接触新的词汇可以刺激发展儿童词汇认知能力，并协助激发儿童的学习欲望。
例4
原文：...Skim milk，crusts， middlings， bits of doughnuts，
wheat cakes with drops of maple syrup sticking to them， potato skins， leftover custard pudding with raisins， and bits of Shredded Wheat.（White，2013： 210）
译文：…脱脂牛奶、面包皮、麦麸、炸面圈碎块、上面滴着槭糖浆的麦饼、土豆皮、吃剩的葡萄干蛋奶布丁、脆麦片条屑屑。（任溶溶，2013：29）
原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列举了大量的平行名词，这些名词均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笔者揣摩原作者有意使用大篇幅列举名词是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满足情节需要，交代故事发生背景，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扩充读者的词汇量，让儿童在阅读当中可以接触并习得新词汇。同样为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享受相同的学习体验，译者需采取有效策略将词汇“移植”到目的语中，其间不乏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任先生并未直接将原文中所有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全盘中式化，而是采取音译加直译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词汇文化，这类丰富而新鲜的异域特色词汇，使中国的儿童读者有机会接触并学习多样的文化，从而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让小读者产生对新知识的好奇并提高学习热情。
五、结束语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将儿童文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总结如下：
一、 以儿童读者的认知特点为前提，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信息。在信息无法完全在译文中实现对等的情况下，可通过添加注释等手段加以补偿；
二、 契合儿童审美能力及审美期待；
三、适度保留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由于各民族历史因素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文化负载词通常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其本身所具有的概念意义往往超出另一语言使用者接受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对语际交际造成了障碍，制造了翻译难点。
翻译简而言之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完整而准确地向读者传递原文信息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信息应当尽量予以保留。而鉴于儿童读者的经验认知层尚未发育成熟，译者有责任使译文忠于原文的同时，结合儿童自身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对译文加以调整，尽力做到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原文对等；儿童读者本质上对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需求，最大限度满足读者审美需求既是对译者挑战，也是作为译者职业的基本要求；儿童文学不应以教育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然而儿童作品中教育的引导意义仍不容忽视，译者应结合作品自身的教育性特点，适度把握作品的教育性张力。由于目标读者人群的特殊性，译者更应充分考量多方面因素。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至少涉及两种文化的转移和接受问题，特别是儿童文学翻译中负载词研究，除了文化这一单一的影响因素之外，出色的译者还应当结合儿童读者的能力及需求适当调整翻译策略。目前儿童文学中的文化负载词研究的理论层面仍处于比较边缘化的状态，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还需完善理论基础。至此，笔者仅期此次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一定借鉴意义，为儿童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参 考 文 献〕
〔1〕陈光磊.修辞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2〕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3〕郭翔飞.儿童语言习得与儿童一般认知发展规律〔J〕. 外语学刊， 2012，（4）：131-134.
〔4〕侯颖.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怀特， E. B.著，任溶溶译.夏洛的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蒋风.儿童文学原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7〕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9〕桑标.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0〕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中国翻译，2004，（6）： 33-36.
〔11〕张春泉.修辞价值的审美实现〔J〕.学术论坛， 2005，（2）：138-142.
〔12〕周作人著， 刘绪源辑笺.周作人论儿童文学〔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13〕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4〕Nida， Eugene Alber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