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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需要，在很多方面与基础理论未能适应时代完成创新有直接关系，而全面地、彻底地、正确地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在基础理论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上，对新的实践和认识的成果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新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导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最终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以后也被中国所接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单线发展”路线，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在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
基础理论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其必要性
尽管中国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创新，人们仍然沿用这一学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就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模糊认识，如有人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
要区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就会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其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例如，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基础上，就无法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论述，无法正确理解“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的确切含义。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继续讲“五种社会形态说”，就必然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和混乱。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首先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
在理论界，在解决基础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矛盾时，采用了以下三种不正确的方式：一是把新的实践和新的事实硬塞进原有理论的框架内，对基本理论的观点、体系不做任何大的变动，这样做只能使人有牵强附会的感觉。二是在局部对一些观点进行新的探讨，但不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三是把基础理论创新看成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用应用理论创新来代替基础理论创新。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乘虚而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基础，甚至成了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处于被动应对和退缩的守势；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失去指导实践发展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解放思想的对象。当前对解放思想的研究文献很多，但有一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这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需要，在很多方面与基础理论未能适应时代完成创新有直接关系，而全面地、彻底地、正确地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在基础理论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上，对新的实践和认识的成果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新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导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显得远远落后。随着社会实践和当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尖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探索也紧紧围绕着当前实践，许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是绕过去、不争论的，有些则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形成了“哲学贫困”、“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姓‘社’姓‘资’理难清”等社会呼声。广大干部和群众只能“跟着感觉走”，“跟着政策走”，信心完全依赖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传统理论思想与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的巨大反差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出现了社会性的信念危机。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必须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为前提。否则，新编写的教科书仍然改变不了被动应对和退缩的守势，说服不了学生，甚至也说服不了自己，更难以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几年前说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创立一种能够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相抗争的新学说的重要性，它关乎到中国能不能真正在世界和平崛起。我们不做超级大国，但我们也不能做国际论坛上的“哑巴”或“瘸子”，要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论证，让世界全面地、深入地、正确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消除误解，获得认可，争取应有的地位，提升我们的“软实力”。
实现基础理论创新的途径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用以教育学生和各级领导干部，并普及到大众中去，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共识和系统、严密的科学指导，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不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要在明确中华文明的特征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创立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而要明确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不同特征，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它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从过去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框架内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转向突破“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出发，研究文明类型及中华文明的特征；在明确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是实现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途径。
（作者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最终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以后也被中国所接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单线发展”路线，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在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
基础理论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其必要性
尽管中国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创新，人们仍然沿用这一学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就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模糊认识，如有人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
要区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就会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其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例如，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基础上，就无法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许多论述，无法正确理解“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的确切含义。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继续讲“五种社会形态说”，就必然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和混乱。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首先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
在理论界，在解决基础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矛盾时，采用了以下三种不正确的方式：一是把新的实践和新的事实硬塞进原有理论的框架内，对基本理论的观点、体系不做任何大的变动，这样做只能使人有牵强附会的感觉。二是在局部对一些观点进行新的探讨，但不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三是把基础理论创新看成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用应用理论创新来代替基础理论创新。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乘虚而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高校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基础，甚至成了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处于被动应对和退缩的守势；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失去指导实践发展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解放思想的对象。当前对解放思想的研究文献很多，但有一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破，这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需要，在很多方面与基础理论未能适应时代完成创新有直接关系，而全面地、彻底地、正确地解放思想，也就是要完成基础理论的创新，在基础理论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上，对新的实践和认识的成果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新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导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此相比，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显得远远落后。随着社会实践和当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尖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探索也紧紧围绕着当前实践，许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是绕过去、不争论的，有些则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形成了“哲学贫困”、“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姓‘社’姓‘资’理难清”等社会呼声。广大干部和群众只能“跟着感觉走”，“跟着政策走”，信心完全依赖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传统理论思想与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的巨大反差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出现了社会性的信念危机。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必须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为前提。否则，新编写的教科书仍然改变不了被动应对和退缩的守势，说服不了学生，甚至也说服不了自己，更难以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几年前说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创立一种能够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相抗争的新学说的重要性，它关乎到中国能不能真正在世界和平崛起。我们不做超级大国，但我们也不能做国际论坛上的“哑巴”或“瘸子”，要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论证，让世界全面地、深入地、正确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消除误解，获得认可，争取应有的地位，提升我们的“软实力”。
实现基础理论创新的途径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环节，这就是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用以教育学生和各级领导干部，并普及到大众中去，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共识和系统、严密的科学指导，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哲学社会科学由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不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要在明确中华文明的特征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创立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而要明确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不同特征，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它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从过去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框架内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转向突破“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出发，研究文明类型及中华文明的特征；在明确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是实现基础理论创新的必要途径。
（作者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