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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事前要关注目的，事后要关注结果。不仅决策的制定要注意民意表达，决策的执行同样不能忽略民意表达。
“策要放，决要收”
《决策》：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决策和用人是领导工作的两件大事，那么究竟什么是“决策”呢？
刘峰：关于决策我想做以下几个区分。首先，决策的“策”，实际上是出主意，即所谓的建言献策，当然这个出主意可以是领导自己出，也可以是别人帮着出，“策”是可以外包的；而“决”是选主意，选主意一定要留给决策者、领导者。也就是说，“策”是言，“决”是行，“策”是务虚，“决”是务实。
进一步来看，“策”本身是一种可能性，“决”强调的则是可行性，比如法律是否许可，政策是否允许，老百姓是否拥护等等。这就决定了决策的“策”要遵循慢的原则，需要分析计算，广开言路，快了就没有民意表达的机会和空间，慢了才能让方方面面充分博弈，不断补充完善；而“决”要快，雷厉风行，一旦决策就要行动，既要顺应民意，又要加以引导。清华大学有四个字“行胜于言”。决策一定要执行，一定要落实，但是“行”之前也必须充分的“言”，言就是言论表达、民意表达。
《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遵循的原则？
刘峰：决策应当做到“先策后决，多策少决，又策又决，重点在决”。
具体来说，“先策后决”是科学决策的基本程序，“策”在前，一定要把民意表达与专家咨询结合起来。
“多策少决”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准则，“多策”就是要民主，参加“策”的人要来源广泛，充分打开空间，技术性特别强的要咨询专家，牵涉到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的，要让群众发表意见，尽可能使民意得到表达；“少决”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决定的人数要少，缩小空间，体现集中，这样能够减少扯皮、提高效率；二是做决定的次数要少，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做出的决策质量和权威性都比较高。
“又策又决”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关系，一个领导干部对上要“策”，毛泽东对干部提出多立“谋功”，面对上级要积极出谋划策，而对下要“决”，做出决定、付诸行动，承担压力和责任。
“重点在决”，“决”的前提是“策”，是民意的表达，但是民意需要做正确的辨别，在目前利益分化、诉求多元的时期，什么是真正的民意，什么是主流的民意，这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智商、情商、胆商”
《决策》：领导者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避免的误区？
刘峰：决策决断重在选择，具体到“策”和“决”两个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领导者注意的问题。
首先，“策”要避免霍布斯选择。霍布斯是一个做马匹生意的英国人，他买马的时候宣称马圈门口的马随便挑随便捡，但他的马圈只有一个小小的门，高头大马都过不来，在门口的都是又瘦又小的马，这就是一个假选择，因为选择的空间没有打开。领导者一定要避免落入霍布斯选择，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方案，没有打开思维的空间，那就是没有选择。
第二，“决”要避免布里丹选择。布里丹带着他的驴子去吃草，考虑到草的茂盛程度、颜色、品种等，总是忽左忽右，犹豫不决，最终驴子饿死了。布里丹选择的要害是追求最优，科学决策的大敌就是最优决策。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是不存在最优决策的，要学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不同的取舍，采取不同的排序。
《决策》：对于领导者自身来说，想要做到科学决策应当具备哪些方面的基本素质？
刘峰：决策者应当加强自身“智、仁、勇”三德的修炼。孔子提出“君子三不”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所谓“智”，是指做出科学决策一定要有智慧，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能够正确取舍；第二个“仁”就是情怀，作为决策者你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仁者爱人，应该注重以人为本，能想到老百姓的利益，照顾到老百姓的情感、情绪；所谓“勇”，决策者要有胆识，不惧怕责任、压力和风险。
更全面、更具体地说，作为决策者、领导者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三商”，即“智商、情商、胆商”。
领导智商有一个公式可以总结概括出来，即领导者首先应该精通业务，胜任本职工作，做到业绩突出，善于科学理性地判断形势，在此基础上要善于运用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善于创新，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怎样提高情商？应该做到四点——知己、克己、知人、用人。知己，就是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知己里面有“三知”，即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知道自己的优势和长处，知道自己的短板和不足。克己，就是要做好自我管理，这里也有“三管”，一管是管好自己的心态，要自信要阳光要积极；二管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性，民意的表达有时候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作为决策者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理性区分哪些是代表大多数人的诉求，哪些是杂音；三管是行为要规范，古人说克己复礼，这个礼其实就是决策规范。
接下来是知人，这个知人首先要知道民心、民意，你要了解农民怎么想，下岗职工怎么想，听出民意里的精华，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知人还要知道人的短处，不同的人可能存在不同的局限。除了知人还要用人，用就是作用、影响，领导者不是仅要顺应民意，还要很好地影响民意。
做决策还要提高胆商。这个胆商首先要具备开创性，要能打开局面；第二在开拓的基础上要坚定不移，认准的事咬定青山不放松；第三要具备抗逆抗压的能力，越是遇到突发事件，越是遇到逆境，越要坚持坚定，所以胆商不是胆子大，而是能够化危为机，抗逆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胆商的重点是要有担当，担当责任、担当风险、担当压力。
概括起来说，领导者要做出科学决策，必须是个行动者，将智者、勇者、仁者的素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显示出卓越领导力。
“来去自如，方圆兼顾”
《决策》：您如何看待科学决策与民意表达的关系？
刘峰：我们只要说科学决策，一定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终科学不科学，还是老百姓说了算，决策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不仅决策的制定要注意民意表达，决策的执行同样不能忽略民意表达。 领导决策有两个关注点。事前要关注目的，为什么要做这个决策？强调价值取向问题。科学决策是从关注目的开始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人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加幸福，只有充分反映民意，才是关注目的。事后要关注结果，决策如果不执行，“没有好的结果就是一张发黄的废纸”，这是列宁的话。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强调动机，常常忽视结果，科学决策应当是实打实的，一定要关注结果。
科学决策有四个要素，一是目的，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二是目标，就是具体要干什么应该明确；三是途径方案的设计；四是对策，决策要留有空间和余地。这里目的和目标属于战略思维，而途径与对策属于战术思维。
决策的执行要特别注意民意的表达。比如我们讲，决策的执行要管理，怎么管理？你管的越少，社会越有活力，管理的成本越低，下面越能创新。民意表达就要先理后管，先跟老百姓讲道理，做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讲伦理，要跟老百姓讲社会责任、讲情理，这样民意才能表达得比较充分；第三是要讲条理，最后才是治理，解决问题。
所以说，关于民意表达，邓小平说的有道理，领导就是服务。提供环境和条件，提供平台和支持，让老百姓去表达，给群众留下自由度比较大的空间，这就涉及到授权、用人。这个授权是授事权而非职权，把权力授给做事情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责任的人、你信任的人。另外，用人重在激励。首先，激励的起点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顺应民意；第二是激发老百姓的动机，然后鼓励、奖励老百姓正确的行为；三是引导老百姓的奋斗目标和追求，使其和我们组织的大目标一致。
《决策》：在您的观点中，无论是决策的制定，还是决策的执行，民意的表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领导者在处理民意表达的时候应该具备哪些领导艺术呢？
刘峰：假设我们用S1来表示决策者和老百姓的能力距离，它和领导力、影响力是成正比的，你的能力强，老百姓就敬佩你、认同你，所以做群众工作、顺应民意要扩大能力的距离。当然，这个能力距离也不是越大越好，如果相差太大，老百姓和你的所思、所想、所盼都不一致，民意的表达就不顺畅，这就需要提升老百姓的能力水平。另外，我们对待正确的民意表达一定是“来”，集中民意，从群众中来，同时又要高于民意，引领民意。
除了能力距离之外，我们用S2来表示一种心理距离，或者说情感距离。它和领导力、影响力是成反比的关系。作为领导，你越是善于沟通协调，善于做群众工作，注重集中民智、民意，你跟群众的心理距离就越小，群众也就愿意接受你的思想和决策。所以能力距离大了好，心理距离反而是小了好。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能太小，否则会损害你的威信。对应于前面提到的“来”，这个S2就是“去”，并不是从民意中出来了就可以做领导干部，就能做决策，还需要回到民众中去，与群众心连心，到实践中去，也就是说只有出得来还回得去才行。
所谓来去自如，必须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甚至是矛盾的意见和观点整合出来，站得更高，加以引导，然后决策的执行又要回到群众中去，这是一种真正的领导艺术，体现出对民意的顺应和引领，沟通在先，认同在后。这里有一个沟通认同三部曲，第一个层次，外表的沟通是信息沟通，这一步是求同，与老百姓进行民意沟通目的是追求共同点；第二个层次，内层的沟通是情感的沟通，你能够理解老百姓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幸福，这寻求的是一种共鸣；第三个深层，沟通是人格的沟通，寻求的是认同感。
“来去自如”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方圆兼顾”。这个“方”就是原则性，真正的领导从来都不可能做群众的尾巴，完全被民意引领，决策者一定要坚持原则，方就是来。而“圆”就是灵活性、变通性、适应性，就是去，到群众中去，与民意保持一致。
《决策》：现在有一种观点是领导由上而下主动获取民意渠道比较多，但是民意由下而上的通达度就要大打折扣，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
刘峰：民意要想得到正确的表达，关键不在民，而在官，关键是领导者要主动去跟老百姓沟通。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是现行的领导体制存在缺陷。制度不健全，民意沟通是不会顺畅的，即使领导想主动沟通，有的时候正确的民意也上不来，或者即使民意表达了，也不充分。所以我有一个主要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主动参与会倒逼机制的改革。将来正确的思路一定是双向的，一个是领导者主动跟老百姓沟通，再一个是老百姓自身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比如传统媒体、网络论坛等方方面面的途径，主动地表达意见，再加上一定制度化的保障规范，相信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会解决得比较好。
（本文内容根据刘峰教授在“民意表达与科学决策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
“策要放，决要收”
《决策》：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决策和用人是领导工作的两件大事，那么究竟什么是“决策”呢？
刘峰：关于决策我想做以下几个区分。首先，决策的“策”，实际上是出主意，即所谓的建言献策，当然这个出主意可以是领导自己出，也可以是别人帮着出，“策”是可以外包的；而“决”是选主意，选主意一定要留给决策者、领导者。也就是说，“策”是言，“决”是行，“策”是务虚，“决”是务实。
进一步来看，“策”本身是一种可能性，“决”强调的则是可行性，比如法律是否许可，政策是否允许，老百姓是否拥护等等。这就决定了决策的“策”要遵循慢的原则，需要分析计算，广开言路，快了就没有民意表达的机会和空间，慢了才能让方方面面充分博弈，不断补充完善；而“决”要快，雷厉风行，一旦决策就要行动，既要顺应民意，又要加以引导。清华大学有四个字“行胜于言”。决策一定要执行，一定要落实，但是“行”之前也必须充分的“言”，言就是言论表达、民意表达。
《决策》：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遵循的原则？
刘峰：决策应当做到“先策后决，多策少决，又策又决，重点在决”。
具体来说，“先策后决”是科学决策的基本程序，“策”在前，一定要把民意表达与专家咨询结合起来。
“多策少决”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准则，“多策”就是要民主，参加“策”的人要来源广泛，充分打开空间，技术性特别强的要咨询专家，牵涉到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的，要让群众发表意见，尽可能使民意得到表达；“少决”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决定的人数要少，缩小空间，体现集中，这样能够减少扯皮、提高效率；二是做决定的次数要少，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做出的决策质量和权威性都比较高。
“又策又决”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关系，一个领导干部对上要“策”，毛泽东对干部提出多立“谋功”，面对上级要积极出谋划策，而对下要“决”，做出决定、付诸行动，承担压力和责任。
“重点在决”，“决”的前提是“策”，是民意的表达，但是民意需要做正确的辨别，在目前利益分化、诉求多元的时期，什么是真正的民意，什么是主流的民意，这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智商、情商、胆商”
《决策》：领导者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避免的误区？
刘峰：决策决断重在选择，具体到“策”和“决”两个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些值得领导者注意的问题。
首先，“策”要避免霍布斯选择。霍布斯是一个做马匹生意的英国人，他买马的时候宣称马圈门口的马随便挑随便捡，但他的马圈只有一个小小的门，高头大马都过不来，在门口的都是又瘦又小的马，这就是一个假选择，因为选择的空间没有打开。领导者一定要避免落入霍布斯选择，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方案，没有打开思维的空间，那就是没有选择。
第二，“决”要避免布里丹选择。布里丹带着他的驴子去吃草，考虑到草的茂盛程度、颜色、品种等，总是忽左忽右，犹豫不决，最终驴子饿死了。布里丹选择的要害是追求最优，科学决策的大敌就是最优决策。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是不存在最优决策的，要学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进行不同的取舍，采取不同的排序。
《决策》：对于领导者自身来说，想要做到科学决策应当具备哪些方面的基本素质？
刘峰：决策者应当加强自身“智、仁、勇”三德的修炼。孔子提出“君子三不”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所谓“智”，是指做出科学决策一定要有智慧，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能够正确取舍；第二个“仁”就是情怀，作为决策者你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仁者爱人，应该注重以人为本，能想到老百姓的利益，照顾到老百姓的情感、情绪；所谓“勇”，决策者要有胆识，不惧怕责任、压力和风险。
更全面、更具体地说，作为决策者、领导者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三商”，即“智商、情商、胆商”。
领导智商有一个公式可以总结概括出来，即领导者首先应该精通业务，胜任本职工作，做到业绩突出，善于科学理性地判断形势，在此基础上要善于运用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善于创新，进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怎样提高情商？应该做到四点——知己、克己、知人、用人。知己，就是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知己里面有“三知”，即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知道自己的优势和长处，知道自己的短板和不足。克己，就是要做好自我管理，这里也有“三管”，一管是管好自己的心态，要自信要阳光要积极；二管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性，民意的表达有时候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作为决策者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理性区分哪些是代表大多数人的诉求，哪些是杂音；三管是行为要规范，古人说克己复礼，这个礼其实就是决策规范。
接下来是知人，这个知人首先要知道民心、民意，你要了解农民怎么想，下岗职工怎么想，听出民意里的精华，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知人还要知道人的短处，不同的人可能存在不同的局限。除了知人还要用人，用就是作用、影响，领导者不是仅要顺应民意，还要很好地影响民意。
做决策还要提高胆商。这个胆商首先要具备开创性，要能打开局面；第二在开拓的基础上要坚定不移，认准的事咬定青山不放松；第三要具备抗逆抗压的能力，越是遇到突发事件，越是遇到逆境，越要坚持坚定，所以胆商不是胆子大，而是能够化危为机，抗逆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胆商的重点是要有担当，担当责任、担当风险、担当压力。
概括起来说，领导者要做出科学决策，必须是个行动者，将智者、勇者、仁者的素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显示出卓越领导力。
“来去自如，方圆兼顾”
《决策》：您如何看待科学决策与民意表达的关系？
刘峰：我们只要说科学决策，一定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终科学不科学，还是老百姓说了算，决策要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不仅决策的制定要注意民意表达，决策的执行同样不能忽略民意表达。 领导决策有两个关注点。事前要关注目的，为什么要做这个决策？强调价值取向问题。科学决策是从关注目的开始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人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加幸福，只有充分反映民意，才是关注目的。事后要关注结果，决策如果不执行，“没有好的结果就是一张发黄的废纸”，这是列宁的话。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强调动机，常常忽视结果，科学决策应当是实打实的，一定要关注结果。
科学决策有四个要素，一是目的，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意愿；二是目标，就是具体要干什么应该明确；三是途径方案的设计；四是对策，决策要留有空间和余地。这里目的和目标属于战略思维，而途径与对策属于战术思维。
决策的执行要特别注意民意的表达。比如我们讲，决策的执行要管理，怎么管理？你管的越少，社会越有活力，管理的成本越低，下面越能创新。民意表达就要先理后管，先跟老百姓讲道理，做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讲伦理，要跟老百姓讲社会责任、讲情理，这样民意才能表达得比较充分；第三是要讲条理，最后才是治理，解决问题。
所以说，关于民意表达，邓小平说的有道理，领导就是服务。提供环境和条件，提供平台和支持，让老百姓去表达，给群众留下自由度比较大的空间，这就涉及到授权、用人。这个授权是授事权而非职权，把权力授给做事情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责任的人、你信任的人。另外，用人重在激励。首先，激励的起点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顺应民意；第二是激发老百姓的动机，然后鼓励、奖励老百姓正确的行为；三是引导老百姓的奋斗目标和追求，使其和我们组织的大目标一致。
《决策》：在您的观点中，无论是决策的制定，还是决策的执行，民意的表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领导者在处理民意表达的时候应该具备哪些领导艺术呢？
刘峰：假设我们用S1来表示决策者和老百姓的能力距离，它和领导力、影响力是成正比的，你的能力强，老百姓就敬佩你、认同你，所以做群众工作、顺应民意要扩大能力的距离。当然，这个能力距离也不是越大越好，如果相差太大，老百姓和你的所思、所想、所盼都不一致，民意的表达就不顺畅，这就需要提升老百姓的能力水平。另外，我们对待正确的民意表达一定是“来”，集中民意，从群众中来，同时又要高于民意，引领民意。
除了能力距离之外，我们用S2来表示一种心理距离，或者说情感距离。它和领导力、影响力是成反比的关系。作为领导，你越是善于沟通协调，善于做群众工作，注重集中民智、民意，你跟群众的心理距离就越小，群众也就愿意接受你的思想和决策。所以能力距离大了好，心理距离反而是小了好。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能太小，否则会损害你的威信。对应于前面提到的“来”，这个S2就是“去”，并不是从民意中出来了就可以做领导干部，就能做决策，还需要回到民众中去，与群众心连心，到实践中去，也就是说只有出得来还回得去才行。
所谓来去自如，必须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甚至是矛盾的意见和观点整合出来，站得更高，加以引导，然后决策的执行又要回到群众中去，这是一种真正的领导艺术，体现出对民意的顺应和引领，沟通在先，认同在后。这里有一个沟通认同三部曲，第一个层次，外表的沟通是信息沟通，这一步是求同，与老百姓进行民意沟通目的是追求共同点；第二个层次，内层的沟通是情感的沟通，你能够理解老百姓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幸福，这寻求的是一种共鸣；第三个深层，沟通是人格的沟通，寻求的是认同感。
“来去自如”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方圆兼顾”。这个“方”就是原则性，真正的领导从来都不可能做群众的尾巴，完全被民意引领，决策者一定要坚持原则，方就是来。而“圆”就是灵活性、变通性、适应性，就是去，到群众中去，与民意保持一致。
《决策》：现在有一种观点是领导由上而下主动获取民意渠道比较多，但是民意由下而上的通达度就要大打折扣，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
刘峰：民意要想得到正确的表达，关键不在民，而在官，关键是领导者要主动去跟老百姓沟通。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是现行的领导体制存在缺陷。制度不健全，民意沟通是不会顺畅的，即使领导想主动沟通，有的时候正确的民意也上不来，或者即使民意表达了，也不充分。所以我有一个主要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主动参与会倒逼机制的改革。将来正确的思路一定是双向的，一个是领导者主动跟老百姓沟通，再一个是老百姓自身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比如传统媒体、网络论坛等方方面面的途径，主动地表达意见，再加上一定制度化的保障规范，相信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会解决得比较好。
（本文内容根据刘峰教授在“民意表达与科学决策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