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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时少用“让”字，比如“让老百姓生活更好”等，“一个‘让’字，好像是恩赐”，人民理应享受更多的实惠。
每一位人大代表都应是“忧民哥”
“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全团审议发言时数度哽咽，获得多次掌声。网友取贺优琳名字的谐音，力挺其为“忧民哥”。（京华时报）
相对于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甚至是愤慨的“雷人”提案，贺优琳直言民生之艰并数度哽咽的剪影，无疑立显温情与交心的一面。当然，其之所以能获得网民的拥护，绝非一句“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的感叹，更不是几度哽咽的表情，而是提案中体现出的对民众疾苦的实实在在的体会与忧虑。
我们不妨看看“忧民哥”提出的四条建议。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调整财税分成比例、中央应充分考虑地区间（广东）发展不均衡现象。甚至还特别提到了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时少用“让”字，比如“让老百姓生活更好”等，“一个‘让’字，好像是恩赐”，人民理应享受更多的实惠。上述建议，涉及教育、税收、地区发展、执政观念等方面，可谓与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联系紧密。诚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所言，“讲的是大实话”。这也就恰好解释了在议案、建议提案满天飞的两会中，贺优琳的建议能“议压群芳”受到网民一片好评的原因。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受纳税人和公众的委托，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其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把搜集而来的民意反馈到中央，达到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响应，起到畅通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每一个代表都应是“忧民哥”。因为受民众嘱托和赋予权力的他们，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而唯独贺优琳得此称号，足见一部分代表委员并没有将“道民情，说民生”的本色发挥好。
换言之，网民赋予贺优琳“忧民哥”的称号，与其说是对贺优琳的称赞，不如说是对更多“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的忧民代表的热切呼唤。可以想象，当说大实话的代表委员多了，那些只顾个人偏好随口而出的“雷人”提案自然会没有市场；当动情的“忧民哥”多了，媒体的眼球也自然不会年年盯住刘翔等明星委员而让公众“审美疲劳”了；当真实的表民苦、解民困的民生提案多了，亿万百姓对两会的价值认同感自然增强……也唯有此，两会才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热情期待的节日。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费用为5900万元。这是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给予记者的数据。两会期间，面对纳税人的投入，每一个代表委员理应发好言、履好职，并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如此待遇与全国人民的期盼。套用一句俚语，“代表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打酱油”。亲爱的代表，今天你忧民了吗？朱昌俊（湖南）
教育政绩化和产业化简直就是绝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作为一个影响民族更深刻更久远的精神内涵，目前从国家的文化自觉，转移到全民的文化自觉中，有两个阻碍，一是文化政绩化，二是文化产业化。在时评人陈才看来，前一个阻碍，其实是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干预和伤害；后一个阻碍，是市场对文化事业的侵蚀和消解。有这两个阻碍，文化事业可谓腹背受敌。（见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个经营教育20余年的教师来说，读着这话心里不免感慨。如果把这个“文化”二字换做“教育”，真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恰如其分，谁敢说政绩化和产业化不是教育大发展的“天敌”呢？
先说教育的“政绩化”。首先，升学率是其一。为了这个升学率，从教育局到学校再到班主任，都不择手段，把学生的课外时间百分之百缩水，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做课外作业，反正是眼镜越来越厚，身体越来越糟糕。不信的话，随意到教室一看就会不言自明。其次，是教育局长唯“工程”马首是瞻。许多年了，教育局长已经变为含金量相当高的职位，结果呢，是各地的教育局长的前身大多为非专业人士，要么是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局长轮职（值）来做，要么就是乡镇书记马到成功水到渠成。这些人都是ＧＤＰ的弄潮儿，深谙政绩的窍门在哪里，所以，就任教育局长后，离开“工程”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但凡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在教育之上，等着吧，华而不实的“马甲”很快就又原形毕露。第三，冠冕堂皇的“政绩”之下，则是广大教师敢怒不敢言的怠工随处都是。这一点，学生看得清楚，恨在心里。老师用心与否？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生。可是，评判老师优劣的话语权又不在学生手里。你说，这纠结不纠结？
再说教育“产业化”。依笔者之见，天底下什么都可以“产业化”，唯独教育不可以。为啥？在中央外宣办最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驳“文化产业化”时说，其实，文化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文化属于精神领域，具有个性化和主观性，不能完全走产业化、商品化的道路。文化产品虽然也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但必须超越一般商品，否则就会丢掉自身品格，成为资本的附庸，也就失去了文化的尊严和魅力。就外延来说，文化大于教育，文化尚且如此，教育岂能没有自己的“尊严和魅力”？所以，综合中西文化和政治传统而言，教育如果走向产业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这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要知道其属性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哪里有产业的概念存在？更何况在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呢？
陈才说得好，从文化视角看，文化政绩化其实是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干预和伤害，文化产业化则是市场对文化事业的侵蚀和消解；有此，文化事业可谓腹背受敌。其实，腹背受敌的更有教育事业，政绩化让国民教育貌合神离，平常映入眼帘的都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产业化则是让教育脱离劳苦大众，完全形而上，最终让教育乃至国家的未来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笔者始终认为，教育政绩化和产业化简直就是绝路。朱永杰（郑州）
“立法限跳槽”的围墙思维不靠谱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建议，国家立法限制员工随意跳槽，使企业培训新员工的成本受到法律保护。（中国新闻网3月10日）
再铿锵的择业自由，碰上强悍的“立法限跳槽”，想必都会夭折。因而，“立法限跳槽”的建议甫出，就招致批评如潮，诟病声直指“对员工权利的绑架”。
设身处地去想想，“限制跳槽”似乎道出了企业难处，情有可原。员工跳槽，意味着人才资源的流失，技术的真空化。要“血液更新”，又需要重新浇灌、培养，埋没成本不菲。尤其是对新员工，培养多时却不能留为己用，努力也付诸白流。对企业而言，这不异于“得不偿失”的亏本投资，资源浪费了，“孔雀又东南飞”，估计没多少企业能消受这般折腾。相反，让员工久留，能保证技术等资源的延续性，效益输出也“上了保险”。
从企业角度看，“限制跳槽”恰如一副膏药，能纾解人才流失的疼痛，自然迎合了企业的利欲需求。可它动辄得咎，原因十分明了：“立法限跳槽”的立场是“企业本位”，而不是员工利益为上，联想到刘庆峰“通信企业董事长”的身份，“为企业代言”的价值基点更是确切无疑。
员工跳槽，多半不是出于“整蛊”目的，而是利弊权衡下的趋利选择——哪家企业待遇好、更人性，就往哪跳，用民谚概述就是“人往高处走”。毕竟，生活压力与经济理性，总是每个生活决定的指引。若是工资福利齐全，人文氛围浓郁，眷念情绪终究会抑制住跳槽欲，企业也不必为员工跳槽忧心了。
跳槽与否，总凝聚着企业人才需求与员工发展空间的纠结。员工的职业选择，关乎着个人的福祉，容不得裹挟。而企业也得立足于逐利，消解“人才缺乏”的厄境。
欲要留人才，功夫在“限制”外。“立法限跳槽”，显然不靠谱。围墙思维，向来是与“堵不如疏”的规律背道而驰，压根就留不住人，阻止不了“翻墙而出”的欲念，反而会展示出狭隘、封闭的气度，消解员工的积极性。你想想，企业待遇极差，人文环境滞后，谁还会留恋不舍，挡得住更好机遇的诱惑？
规避跳槽成常态，就像应对“民工荒”一样，需要用“薪”更用“心”。当人文关怀充溢，待遇改善，权利的沟壑被填充，走留之间，员工自会有把尺子。若是工作苦累脏，环境低劣，即便“限制跳槽”走上了“立法依赖”，也无法安顿员工的心。
立法限跳槽，“围墙思维”和“立法依赖”都不可取。留住人才，不应误入“强按牛头喝水”的捆绑式歧途，而应从改善人文氛围、填补权利裂缝着手。法律固然要保护企业的付出，但更要捍卫员工“择良木而栖”的自由。佘宗明（武汉）
花纳税人钱不让纳税人知道实情不好
公款出国（境）、公车消费、公款接待，合称“三公消费”，因其数额巨大及使用随意，成为多年来饱受各界诟病的顽症。每年两会前后及期间，要求如实向社会公开的呼声不绝于耳，可无不令人失望。眼看2011年的“两会”在即，我们终于听到了关于“三公消费”被压缩的信息。居然“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又压缩57.51亿元”！看来成绩斐然，民众该大唱赞歌了。
我却“赞”不起来。因为这个数字毫无意义。
其一，这只是今年的预算数字。这个数字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最迟应该是今年年初就应该让民众知道的，怎么现在才得以告人？退一步说，晚了一年也罢，那预算的执行情况如何，现在决算还出不来，我们还得拭目以待。我们关心的是：压缩以后花超了没有呢？或许还没花完、明年还可以继续压缩呢？或许虽然到现在还没花完、但在决算之前又突击花完了呢？还得耐心等决算结果吧。
其二，更重要的，即便是预算数字，没有压缩前与压缩后的具体数字，这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你无法知道，是2009年压缩158.06亿元的力度大呢，还是2010年压缩57.51亿元的力度大。把两头的数字给了，不用说压缩了多少、又压缩了多少，国人也能自己算出来，也就能知道该给哪年的压缩喝彩。
关于政府“三公消费”的数字，有人说一直是笔糊涂账，我以为不然。国家财政、统计、监察等部门聚集了多少老中青精英哦，这么大事怎么会糊涂呢；部门真糊涂了，领导也不会糊涂的。至于统计技术上，对我们这个登月卫星都能成功发射的国家来说，应该更不成问题。我觉得是一笔不敢见人的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不敢为也。越是不敢见人，各种猜测就越多，有说1.8万亿的，有说9000亿的，最低的也有3000多亿。曾有国家行政学院某教授综合各方面数据，包括公开的和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推算2006年的政府“三公消费”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即便2007——2009平均每年压缩160个亿，那2010年初还得有8500多亿，压个57.51亿，连0.7%还占不到，有什么值得高歌喝彩的啊？！
花纳税人的钱，不让纳税人知道实情，不好。公开了，猜疑少了，监督的眼睛多了，虽然心里不舒服，但降低浪费，减少腐败，安抚民意，增加和谐，何乐不为？！ （十斤老太）
假如让我国国民也来评政府部门
刚刚过去的2010年年底，韩国文化经营研究院和韩国淑明大学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即由韩国国民对韩国政府17个部门进行评价，结果颇有意思：韩国国防部被评为最无能、最腐败、威权意识最强的政府部门。而韩国保健福祉部在“最善于与国民沟通的部门”、“最应该扩大的部门”、“最值得信赖的部门”、“最有献身精神的部门”等四项调查中排名首位，成为最受韩国民众欢迎的政府部门。
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韩国民众，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与说服力，我们无从知道；韩国国防部备受韩国民众指责，其前国防部长也黯然下台，应是受近期朝韩关系的直接影响，我们也且不去管邻居家的事；我感兴趣并受到触动的是，韩国保健福祉部在调查中排名首位，“成为最受韩国民众欢迎的政府部门”。
韩国的保健福祉部，全名是“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在1948年设立的“社会部”的基础上，几经调整、扩充、改编，成为现在的“保健福祉家庭部”。其职责范围为：负责国民的卫生保健、福利、劳动、生活保护、自立援助、妇女儿童权益、婴幼儿保育、老人和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青少年及家庭工作。
这一大堆职责，实在也够杂的了，几乎涵盖了我国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全国妇联、共青团这四大家的职责范围；而且涉及全体国民及好几个特殊群体的健康、福利，情况悬殊，需求各异，没有一处不直接涉及民生，确是“众口难调”，要让人们普遍叫好，实属不易。我们无从知道该部究竟是如何能将这一大堆既杂又碎的工作做得如此出色，但是从该部获得的这四项桂冠来看，也许能看出些许因果关系——“最有献身精神的部门”，反映了其工作作风的实干；“最善于与国民沟通的部门”，反映了其工作态度的亲民；“最值得信赖的部门”，反映了其对民众的尊重与诚信；“最应该扩大的部门”，则反映了民众对其人少事多太辛苦的同情、理解与抱不平。
一个国家的部门，能做到这个份上，能有这样的口碑，也算差不多了。
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基础差，底子薄，工作量大，国民的心理预期与期盼目标也远远不同，因而我们政府部门分工更细致，更明确，工作难度也可能更大，与韩国无法类比。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一定不会在通情达理上输给韩国民众，这绝对是无疑的。假如现在让我国国民也来评政府部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直接涉及民生的几个政府部门，能得到国民如此高的评价么？我看未必。
我只是盼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尤其是直接涉及民生的部门，也能把工作做到这个份上，也能“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府部门”。若真能到了那种状态，那可真是我国民众的“福祉”了；如果各级的绝大多数部门都能做到如此，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福祉”了——和谐社会还用愁么？！（十斤老太 ）
与民争利注定给民生添堵
19日起，多辆载货车司机因收费问题拒走新建成通车的三峡翻坝高速公路，停在三峡江段北岸翻坝码头。到22日，三峡坝区北岸的夜明珠码头滞留至少200多辆驶往重庆方向的载货汽车，延绵近千米，宜昌市内交通也因此受到影响。（1月23日《京华时报》）
2010年12月31日才通车的翻坝高速，就这样被货车司机们“晾”在了雾霭沉沉的江水边，这听起来的确有些许讽刺。国家出钱修建高速公路，本是为了服务于民、方便于民，而绝不是为了让其一上岗就下岗，一通车就添堵。
修建高速公路固然价格不菲，但是为了收回成本，也不能盲目要价。按照湖北省交通厅制订的收费标准，对于超出20吨的特大型载货汽车，在每公里每车收费3.35元的基础上，每增5吨每公里加收0.84元。此外，还要支付每公里3.5元的燃油费，这样算下来，一辆载重40吨的货车，过一趟翻坝高速，需要交纳的费用为：（3.35+0.84×4+3.5）×57=581.97元。这段仅仅57公里的路，就需要花费如此之多，一趟跑下来，可能就是蚀本的买卖，难怪大货司机们不买账。
此外，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心态在此事件中也暴露无遗。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一边厢翻坝高速刚刚通车，另一边厢长江沿线航运签证就出了问题，大货司机无法再走便宜的水路。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这是当地政府为了赶货车司机们上高速想出的办法。
为了赚回高额的公路费用，司机们肯定会多拉快跑，可想而知还会在公路沿途产生多少可怕的惨剧，有多少家庭为此妻离子散。这些年，因为大货导致的车祸在各个城市都时有发生，之所以久治不愈，根子还是在于高速公路苛刻的收费问题。
所谓“公路”，即使从字面来看，也不至于误解，肯定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它既不属于哪一家也不该属于哪一地区，而理应为全体公民服务。世界目前有14万公里的收费高速公路，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而过高的高速公路收费，已经占到物流总成本的1/3，已然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拦路虎。（陈小二）
（以上文章为新京报网网友来信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摘自《新京报评论周刊》
每一位人大代表都应是“忧民哥”
“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在广东团全团审议发言时数度哽咽，获得多次掌声。网友取贺优琳名字的谐音，力挺其为“忧民哥”。（京华时报）
相对于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甚至是愤慨的“雷人”提案，贺优琳直言民生之艰并数度哽咽的剪影，无疑立显温情与交心的一面。当然，其之所以能获得网民的拥护，绝非一句“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的感叹，更不是几度哽咽的表情，而是提案中体现出的对民众疾苦的实实在在的体会与忧虑。
我们不妨看看“忧民哥”提出的四条建议。希望中央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调整财税分成比例、中央应充分考虑地区间（广东）发展不均衡现象。甚至还特别提到了各级政府在涉及民生方面时少用“让”字，比如“让老百姓生活更好”等，“一个‘让’字，好像是恩赐”，人民理应享受更多的实惠。上述建议，涉及教育、税收、地区发展、执政观念等方面，可谓与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联系紧密。诚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所言，“讲的是大实话”。这也就恰好解释了在议案、建议提案满天飞的两会中，贺优琳的建议能“议压群芳”受到网民一片好评的原因。
众所周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受纳税人和公众的委托，代表人民参政议政，其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把搜集而来的民意反馈到中央，达到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响应，起到畅通民众利益诉求渠道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每一个代表都应是“忧民哥”。因为受民众嘱托和赋予权力的他们，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而唯独贺优琳得此称号，足见一部分代表委员并没有将“道民情，说民生”的本色发挥好。
换言之，网民赋予贺优琳“忧民哥”的称号，与其说是对贺优琳的称赞，不如说是对更多“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的忧民代表的热切呼唤。可以想象，当说大实话的代表委员多了，那些只顾个人偏好随口而出的“雷人”提案自然会没有市场；当动情的“忧民哥”多了，媒体的眼球也自然不会年年盯住刘翔等明星委员而让公众“审美疲劳”了；当真实的表民苦、解民困的民生提案多了，亿万百姓对两会的价值认同感自然增强……也唯有此，两会才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热情期待的节日。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费用为5900万元。这是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公室给予记者的数据。两会期间，面对纳税人的投入，每一个代表委员理应发好言、履好职，并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如此待遇与全国人民的期盼。套用一句俚语，“代表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打酱油”。亲爱的代表，今天你忧民了吗？朱昌俊（湖南）
教育政绩化和产业化简直就是绝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作为一个影响民族更深刻更久远的精神内涵，目前从国家的文化自觉，转移到全民的文化自觉中，有两个阻碍，一是文化政绩化，二是文化产业化。在时评人陈才看来，前一个阻碍，其实是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干预和伤害；后一个阻碍，是市场对文化事业的侵蚀和消解。有这两个阻碍，文化事业可谓腹背受敌。（见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个经营教育20余年的教师来说，读着这话心里不免感慨。如果把这个“文化”二字换做“教育”，真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恰如其分，谁敢说政绩化和产业化不是教育大发展的“天敌”呢？
先说教育的“政绩化”。首先，升学率是其一。为了这个升学率，从教育局到学校再到班主任，都不择手段，把学生的课外时间百分之百缩水，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做课外作业，反正是眼镜越来越厚，身体越来越糟糕。不信的话，随意到教室一看就会不言自明。其次，是教育局长唯“工程”马首是瞻。许多年了，教育局长已经变为含金量相当高的职位，结果呢，是各地的教育局长的前身大多为非专业人士，要么是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局长轮职（值）来做，要么就是乡镇书记马到成功水到渠成。这些人都是ＧＤＰ的弄潮儿，深谙政绩的窍门在哪里，所以，就任教育局长后，离开“工程”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但凡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在教育之上，等着吧，华而不实的“马甲”很快就又原形毕露。第三，冠冕堂皇的“政绩”之下，则是广大教师敢怒不敢言的怠工随处都是。这一点，学生看得清楚，恨在心里。老师用心与否？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学生。可是，评判老师优劣的话语权又不在学生手里。你说，这纠结不纠结？
再说教育“产业化”。依笔者之见，天底下什么都可以“产业化”，唯独教育不可以。为啥？在中央外宣办最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驳“文化产业化”时说，其实，文化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文化属于精神领域，具有个性化和主观性，不能完全走产业化、商品化的道路。文化产品虽然也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但必须超越一般商品，否则就会丢掉自身品格，成为资本的附庸，也就失去了文化的尊严和魅力。就外延来说，文化大于教育，文化尚且如此，教育岂能没有自己的“尊严和魅力”？所以，综合中西文化和政治传统而言，教育如果走向产业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这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要知道其属性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哪里有产业的概念存在？更何况在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呢？
陈才说得好，从文化视角看，文化政绩化其实是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干预和伤害，文化产业化则是市场对文化事业的侵蚀和消解；有此，文化事业可谓腹背受敌。其实，腹背受敌的更有教育事业，政绩化让国民教育貌合神离，平常映入眼帘的都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产业化则是让教育脱离劳苦大众，完全形而上，最终让教育乃至国家的未来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笔者始终认为，教育政绩化和产业化简直就是绝路。朱永杰（郑州）
“立法限跳槽”的围墙思维不靠谱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建议，国家立法限制员工随意跳槽，使企业培训新员工的成本受到法律保护。（中国新闻网3月10日）
再铿锵的择业自由，碰上强悍的“立法限跳槽”，想必都会夭折。因而，“立法限跳槽”的建议甫出，就招致批评如潮，诟病声直指“对员工权利的绑架”。
设身处地去想想，“限制跳槽”似乎道出了企业难处，情有可原。员工跳槽，意味着人才资源的流失，技术的真空化。要“血液更新”，又需要重新浇灌、培养，埋没成本不菲。尤其是对新员工，培养多时却不能留为己用，努力也付诸白流。对企业而言，这不异于“得不偿失”的亏本投资，资源浪费了，“孔雀又东南飞”，估计没多少企业能消受这般折腾。相反，让员工久留，能保证技术等资源的延续性，效益输出也“上了保险”。
从企业角度看，“限制跳槽”恰如一副膏药，能纾解人才流失的疼痛，自然迎合了企业的利欲需求。可它动辄得咎，原因十分明了：“立法限跳槽”的立场是“企业本位”，而不是员工利益为上，联想到刘庆峰“通信企业董事长”的身份，“为企业代言”的价值基点更是确切无疑。
员工跳槽，多半不是出于“整蛊”目的，而是利弊权衡下的趋利选择——哪家企业待遇好、更人性，就往哪跳，用民谚概述就是“人往高处走”。毕竟，生活压力与经济理性，总是每个生活决定的指引。若是工资福利齐全，人文氛围浓郁，眷念情绪终究会抑制住跳槽欲，企业也不必为员工跳槽忧心了。
跳槽与否，总凝聚着企业人才需求与员工发展空间的纠结。员工的职业选择，关乎着个人的福祉，容不得裹挟。而企业也得立足于逐利，消解“人才缺乏”的厄境。
欲要留人才，功夫在“限制”外。“立法限跳槽”，显然不靠谱。围墙思维，向来是与“堵不如疏”的规律背道而驰，压根就留不住人，阻止不了“翻墙而出”的欲念，反而会展示出狭隘、封闭的气度，消解员工的积极性。你想想，企业待遇极差，人文环境滞后，谁还会留恋不舍，挡得住更好机遇的诱惑？
规避跳槽成常态，就像应对“民工荒”一样，需要用“薪”更用“心”。当人文关怀充溢，待遇改善，权利的沟壑被填充，走留之间，员工自会有把尺子。若是工作苦累脏，环境低劣，即便“限制跳槽”走上了“立法依赖”，也无法安顿员工的心。
立法限跳槽，“围墙思维”和“立法依赖”都不可取。留住人才，不应误入“强按牛头喝水”的捆绑式歧途，而应从改善人文氛围、填补权利裂缝着手。法律固然要保护企业的付出，但更要捍卫员工“择良木而栖”的自由。佘宗明（武汉）
花纳税人钱不让纳税人知道实情不好
公款出国（境）、公车消费、公款接待，合称“三公消费”，因其数额巨大及使用随意，成为多年来饱受各界诟病的顽症。每年两会前后及期间，要求如实向社会公开的呼声不绝于耳，可无不令人失望。眼看2011年的“两会”在即，我们终于听到了关于“三公消费”被压缩的信息。居然“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又压缩57.51亿元”！看来成绩斐然，民众该大唱赞歌了。
我却“赞”不起来。因为这个数字毫无意义。
其一，这只是今年的预算数字。这个数字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最迟应该是今年年初就应该让民众知道的，怎么现在才得以告人？退一步说，晚了一年也罢，那预算的执行情况如何，现在决算还出不来，我们还得拭目以待。我们关心的是：压缩以后花超了没有呢？或许还没花完、明年还可以继续压缩呢？或许虽然到现在还没花完、但在决算之前又突击花完了呢？还得耐心等决算结果吧。
其二，更重要的，即便是预算数字，没有压缩前与压缩后的具体数字，这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你无法知道，是2009年压缩158.06亿元的力度大呢，还是2010年压缩57.51亿元的力度大。把两头的数字给了，不用说压缩了多少、又压缩了多少，国人也能自己算出来，也就能知道该给哪年的压缩喝彩。
关于政府“三公消费”的数字，有人说一直是笔糊涂账，我以为不然。国家财政、统计、监察等部门聚集了多少老中青精英哦，这么大事怎么会糊涂呢；部门真糊涂了，领导也不会糊涂的。至于统计技术上，对我们这个登月卫星都能成功发射的国家来说，应该更不成问题。我觉得是一笔不敢见人的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不敢为也。越是不敢见人，各种猜测就越多，有说1.8万亿的，有说9000亿的，最低的也有3000多亿。曾有国家行政学院某教授综合各方面数据，包括公开的和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推算2006年的政府“三公消费”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即便2007——2009平均每年压缩160个亿，那2010年初还得有8500多亿，压个57.51亿，连0.7%还占不到，有什么值得高歌喝彩的啊？！
花纳税人的钱，不让纳税人知道实情，不好。公开了，猜疑少了，监督的眼睛多了，虽然心里不舒服，但降低浪费，减少腐败，安抚民意，增加和谐，何乐不为？！ （十斤老太）
假如让我国国民也来评政府部门
刚刚过去的2010年年底，韩国文化经营研究院和韩国淑明大学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即由韩国国民对韩国政府17个部门进行评价，结果颇有意思：韩国国防部被评为最无能、最腐败、威权意识最强的政府部门。而韩国保健福祉部在“最善于与国民沟通的部门”、“最应该扩大的部门”、“最值得信赖的部门”、“最有献身精神的部门”等四项调查中排名首位，成为最受韩国民众欢迎的政府部门。
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韩国民众，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与说服力，我们无从知道；韩国国防部备受韩国民众指责，其前国防部长也黯然下台，应是受近期朝韩关系的直接影响，我们也且不去管邻居家的事；我感兴趣并受到触动的是，韩国保健福祉部在调查中排名首位，“成为最受韩国民众欢迎的政府部门”。
韩国的保健福祉部，全名是“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在1948年设立的“社会部”的基础上，几经调整、扩充、改编，成为现在的“保健福祉家庭部”。其职责范围为：负责国民的卫生保健、福利、劳动、生活保护、自立援助、妇女儿童权益、婴幼儿保育、老人和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青少年及家庭工作。
这一大堆职责，实在也够杂的了，几乎涵盖了我国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全国妇联、共青团这四大家的职责范围；而且涉及全体国民及好几个特殊群体的健康、福利，情况悬殊，需求各异，没有一处不直接涉及民生，确是“众口难调”，要让人们普遍叫好，实属不易。我们无从知道该部究竟是如何能将这一大堆既杂又碎的工作做得如此出色，但是从该部获得的这四项桂冠来看，也许能看出些许因果关系——“最有献身精神的部门”，反映了其工作作风的实干；“最善于与国民沟通的部门”，反映了其工作态度的亲民；“最值得信赖的部门”，反映了其对民众的尊重与诚信；“最应该扩大的部门”，则反映了民众对其人少事多太辛苦的同情、理解与抱不平。
一个国家的部门，能做到这个份上，能有这样的口碑，也算差不多了。
我们中国，国大人多，基础差，底子薄，工作量大，国民的心理预期与期盼目标也远远不同，因而我们政府部门分工更细致，更明确，工作难度也可能更大，与韩国无法类比。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一定不会在通情达理上输给韩国民众，这绝对是无疑的。假如现在让我国国民也来评政府部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直接涉及民生的几个政府部门，能得到国民如此高的评价么？我看未必。
我只是盼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尤其是直接涉及民生的部门，也能把工作做到这个份上，也能“成为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府部门”。若真能到了那种状态，那可真是我国民众的“福祉”了；如果各级的绝大多数部门都能做到如此，那也是我们国家的“福祉”了——和谐社会还用愁么？！（十斤老太 ）
与民争利注定给民生添堵
19日起，多辆载货车司机因收费问题拒走新建成通车的三峡翻坝高速公路，停在三峡江段北岸翻坝码头。到22日，三峡坝区北岸的夜明珠码头滞留至少200多辆驶往重庆方向的载货汽车，延绵近千米，宜昌市内交通也因此受到影响。（1月23日《京华时报》）
2010年12月31日才通车的翻坝高速，就这样被货车司机们“晾”在了雾霭沉沉的江水边，这听起来的确有些许讽刺。国家出钱修建高速公路，本是为了服务于民、方便于民，而绝不是为了让其一上岗就下岗，一通车就添堵。
修建高速公路固然价格不菲，但是为了收回成本，也不能盲目要价。按照湖北省交通厅制订的收费标准，对于超出20吨的特大型载货汽车，在每公里每车收费3.35元的基础上，每增5吨每公里加收0.84元。此外，还要支付每公里3.5元的燃油费，这样算下来，一辆载重40吨的货车，过一趟翻坝高速，需要交纳的费用为：（3.35+0.84×4+3.5）×57=581.97元。这段仅仅57公里的路，就需要花费如此之多，一趟跑下来，可能就是蚀本的买卖，难怪大货司机们不买账。
此外，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心态在此事件中也暴露无遗。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一边厢翻坝高速刚刚通车，另一边厢长江沿线航运签证就出了问题，大货司机无法再走便宜的水路。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这是当地政府为了赶货车司机们上高速想出的办法。
为了赚回高额的公路费用，司机们肯定会多拉快跑，可想而知还会在公路沿途产生多少可怕的惨剧，有多少家庭为此妻离子散。这些年，因为大货导致的车祸在各个城市都时有发生，之所以久治不愈，根子还是在于高速公路苛刻的收费问题。
所谓“公路”，即使从字面来看，也不至于误解，肯定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它既不属于哪一家也不该属于哪一地区，而理应为全体公民服务。世界目前有14万公里的收费高速公路，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而过高的高速公路收费，已经占到物流总成本的1/3，已然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拦路虎。（陈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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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京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