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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湖北省杂文学会1985年诞生，如今已“三十而立”了。1986年，我们学会举办了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地点就在华中师范大学。我特别希望，杂文学会新的领导班子，继续高举鲁迅这面旗帜前进！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在血雨腥风的险恶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反动当局冲锋陷阵，功勋卓著。不幸，他积劳成疾，五十六岁即逝世于上海。当时，有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各界名流执绋及演说，有数万市民自发祭奠及送葬。民众代表献上书有“民族魂”的黑字白底旗，盖于鲁迅棺上。毛泽东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就是这样一位民族伟人，在生前曾遭到难以尽述的曲解、诋毁、围剿。当他去世以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依然遭受着一批人的贬损、诬蔑、颠覆。其中，有少数批评者是属于学术论争。但不少围攻者蓄意找伟人、战士撒屎泼污，他们以为搞臭了鲁迅，他们也就成了“名人”、“英雄”。我坚信：有缺点的战士永远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思想解放，文坛兴旺，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几个狂人又捡起了贬损、颠覆鲁迅的破幡，轮流表演闹剧。我这里只选择几个反鲁小丑们的部分奇谈怪论来展析，让大家认清他们的不良心术。
先看看大陆的几个“新生代作家”、“后现代诗人”攻击鲁迅的例子。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韩东叫嚷：“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则不能。因此他的反动性不证自明。”吴晨骏叫嚷：“鲁迅杂文谁都可以写。”赵刚叫嚷：“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过去的话题。”朱文叫嚷：“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这种带着情绪化的箭雨，明显地表达出一种不正常的逆众心理。我不必多费口舌反驳，只反问两句：“你们根本不看鲁迅的作品，如何能判定其高低优劣？你们讲人们不能对鲁迅作品说三道四，那么，别人的和你们的一些诬鲁言论，不是已有几十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吗？”
再看《芙蓉》杂志1999年第6期上，葛红兵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首当其冲的是鲁迅。还有钱钟书、巴金、冰心等等名家的作品都被葛红兵运用“李逵斧法”来“排头砍伐”。真可谓重现了文革中“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霸气”。葛红兵原是湖北某大学教师，也是新生代作家，出版过小说。后来，他“乾坤大挪移”，飞到上海，当了教授。他为了吸人眼球，别出心裁选了新角度攻击鲁迅：“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为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这不是怯懦吗？”所谓鲁迅拒绝刺杀任务，这是查无实据的传言，葛红兵捡到一张垃圾纸条也拿出来当诬鲁迅的证据，人品文品都太低级了。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革命家，都有选择战斗方式的权利。爱国者一定都得血溅三步当烈士吗？葛红兵自诩爱国，我反问红兵两句：港台勇士，曾到钓鱼岛周边宣示国土主权，你为什么不能做？南海渔民，曾与入侵者奋勇肉搏，你为什么不能做？你现在按月领取国家工资，却教唆青年颠覆国人心目中的“民族魂”。但是，你对曾经为纳粹效忠的外国作家海德格尔，却偏偏要推崇为“伟大的思想家”。另外，我从网上看到你还曾发表过《中国应该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认为“中国各地二战纪念宣传都是以宣仇为基本目的……”对比上述一些材料，我们看到了葛红兵异于常人的“鲜明愛憎”！
目不暇接，我们又看到了《收获》杂志2000年有王朔等人贬损鲁迅的文章，“擒贼先擒王”，我先抓住王朔《我看鲁迅》一文。他说鲁迅“算不上作家”，将鲁迅作品几乎全部否定，只认为《故事新编》具有可读性。王朔是一个自由作家、痞子作家。他的文化思想，就是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王朔用下流的语言说要对鲁迅“耍王八蛋”。这正对应了他作品中的一句典型炼句：“我是流氓我怕谁！”
与王朔气味相投，此呼彼应的是韩石山。他曾担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自己无多少“创见”，只会紧跟王朔，配合王朔向鲁迅放炮，下面略举几例。
王朔说：“鲁迅没有思想，不知道鲁迅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
韩石山道：“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单调与贫乏。”
王朔说：“鲁迅光靠几篇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有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
韩石山道：“鲁迅光有那么十几本杂文……怕也难让众多的人服气。”
王朔说：“文化大革命焚书伉儒，可是没有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
韩石山道：“到了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对照两人的表演，如此一唱一和，狼狈为奸，中外文坛实在少见。
王朔、韩石山都写过几部小说，他们抬高小说，贬低杂文的用意，路人皆知。我认为：文学体裁，只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任何作品的社会效果，主要决定于内容而不是文体。小说中既有伟大崇高的作品，也有卑鄙下流的作品;杂文中既有捍卫真理的作品，也有阿谀权贵的作品。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鲁迅，这命题并不成问题，但研究也好，论争也好，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唯物的观念去分析。决不能以个人的喜恶作为取舍标准。身材魁岸，不一定是伟大人物;小说厚长，也不一定是辉煌著作。至于文革中“四人帮”抬着鲁迅灵位去整人，你们却要长眠的鲁迅承担后果，这逻辑也太荒谬了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鲁迅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和洞察，对人的个性解放关注和呼唤，对国民劣根性弱点的揭示和批判，其广度和深度，中国至今有哪个文学家、思想家能与之比肩？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点甚至错误。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判。不要信口雌黄，青蝇点素。更不要以为巨人已经闭目，不能抗争，你们就可以鞭尸一阵，然后“得胜回朝”了。这只能证明你们的浅薄和卑劣。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被一些进步的如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攻击，也被国民党旗下的反动文人围剿，鲁迅坚韧斗争，不懈奋进。当时，创造社主要成员、著名作家郁达夫独具慧眼，认识到鲁迅的伟大，1933年写了一首《赠鲁迅先生》的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
呐喊彷徨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
不变江河万古流。
鲁迅逝世后，郁达夫又在《怀鲁迅》一文中激情地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新时期以贬损鲁迅为荣的几条汉子，能否从中思索一下？能否有点自省精神？
我认为：鲁迅以他独有的人格力量、文化品位、不朽作品和辉煌历史铸就了他的伟大。无论从价值角度、思想角度、艺术角度来审视，鲁迅，最有资格成为我国当代发展文学的一面旗帜！
邓黔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在血雨腥风的险恶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反动当局冲锋陷阵，功勋卓著。不幸，他积劳成疾，五十六岁即逝世于上海。当时，有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各界名流执绋及演说，有数万市民自发祭奠及送葬。民众代表献上书有“民族魂”的黑字白底旗，盖于鲁迅棺上。毛泽东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就是这样一位民族伟人，在生前曾遭到难以尽述的曲解、诋毁、围剿。当他去世以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依然遭受着一批人的贬损、诬蔑、颠覆。其中，有少数批评者是属于学术论争。但不少围攻者蓄意找伟人、战士撒屎泼污，他们以为搞臭了鲁迅，他们也就成了“名人”、“英雄”。我坚信：有缺点的战士永远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思想解放，文坛兴旺，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下，几个狂人又捡起了贬损、颠覆鲁迅的破幡，轮流表演闹剧。我这里只选择几个反鲁小丑们的部分奇谈怪论来展析，让大家认清他们的不良心术。
先看看大陆的几个“新生代作家”、“后现代诗人”攻击鲁迅的例子。1998年，《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韩东叫嚷：“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则不能。因此他的反动性不证自明。”吴晨骏叫嚷：“鲁迅杂文谁都可以写。”赵刚叫嚷：“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过去的话题。”朱文叫嚷：“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这种带着情绪化的箭雨，明显地表达出一种不正常的逆众心理。我不必多费口舌反驳，只反问两句：“你们根本不看鲁迅的作品，如何能判定其高低优劣？你们讲人们不能对鲁迅作品说三道四，那么，别人的和你们的一些诬鲁言论，不是已有几十人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吗？”
再看《芙蓉》杂志1999年第6期上，葛红兵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首当其冲的是鲁迅。还有钱钟书、巴金、冰心等等名家的作品都被葛红兵运用“李逵斧法”来“排头砍伐”。真可谓重现了文革中“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霸气”。葛红兵原是湖北某大学教师，也是新生代作家，出版过小说。后来，他“乾坤大挪移”，飞到上海，当了教授。他为了吸人眼球，别出心裁选了新角度攻击鲁迅：“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为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这不是怯懦吗？”所谓鲁迅拒绝刺杀任务，这是查无实据的传言，葛红兵捡到一张垃圾纸条也拿出来当诬鲁迅的证据，人品文品都太低级了。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革命家，都有选择战斗方式的权利。爱国者一定都得血溅三步当烈士吗？葛红兵自诩爱国，我反问红兵两句：港台勇士，曾到钓鱼岛周边宣示国土主权，你为什么不能做？南海渔民，曾与入侵者奋勇肉搏，你为什么不能做？你现在按月领取国家工资，却教唆青年颠覆国人心目中的“民族魂”。但是，你对曾经为纳粹效忠的外国作家海德格尔，却偏偏要推崇为“伟大的思想家”。另外，我从网上看到你还曾发表过《中国应该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认为“中国各地二战纪念宣传都是以宣仇为基本目的……”对比上述一些材料，我们看到了葛红兵异于常人的“鲜明愛憎”！
目不暇接，我们又看到了《收获》杂志2000年有王朔等人贬损鲁迅的文章，“擒贼先擒王”，我先抓住王朔《我看鲁迅》一文。他说鲁迅“算不上作家”，将鲁迅作品几乎全部否定，只认为《故事新编》具有可读性。王朔是一个自由作家、痞子作家。他的文化思想，就是要消解崇高，颠覆传统。王朔用下流的语言说要对鲁迅“耍王八蛋”。这正对应了他作品中的一句典型炼句：“我是流氓我怕谁！”
与王朔气味相投，此呼彼应的是韩石山。他曾担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自己无多少“创见”，只会紧跟王朔，配合王朔向鲁迅放炮，下面略举几例。
王朔说：“鲁迅没有思想，不知道鲁迅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
韩石山道：“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单调与贫乏。”
王朔说：“鲁迅光靠几篇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有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
韩石山道：“鲁迅光有那么十几本杂文……怕也难让众多的人服气。”
王朔说：“文化大革命焚书伉儒，可是没有烧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在那里。”
韩石山道：“到了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对照两人的表演，如此一唱一和，狼狈为奸，中外文坛实在少见。
王朔、韩石山都写过几部小说，他们抬高小说，贬低杂文的用意，路人皆知。我认为：文学体裁，只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任何作品的社会效果，主要决定于内容而不是文体。小说中既有伟大崇高的作品，也有卑鄙下流的作品;杂文中既有捍卫真理的作品，也有阿谀权贵的作品。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价鲁迅，这命题并不成问题，但研究也好，论争也好，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唯物的观念去分析。决不能以个人的喜恶作为取舍标准。身材魁岸，不一定是伟大人物;小说厚长，也不一定是辉煌著作。至于文革中“四人帮”抬着鲁迅灵位去整人，你们却要长眠的鲁迅承担后果，这逻辑也太荒谬了吧！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鲁迅对中国文化整体认知和洞察，对人的个性解放关注和呼唤，对国民劣根性弱点的揭示和批判，其广度和深度，中国至今有哪个文学家、思想家能与之比肩？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点甚至错误。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判。不要信口雌黄，青蝇点素。更不要以为巨人已经闭目，不能抗争，你们就可以鞭尸一阵，然后“得胜回朝”了。这只能证明你们的浅薄和卑劣。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鲁迅被一些进步的如创造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攻击，也被国民党旗下的反动文人围剿，鲁迅坚韧斗争，不懈奋进。当时，创造社主要成员、著名作家郁达夫独具慧眼，认识到鲁迅的伟大，1933年写了一首《赠鲁迅先生》的诗：
醉眼朦胧上酒楼，
呐喊彷徨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
不变江河万古流。
鲁迅逝世后，郁达夫又在《怀鲁迅》一文中激情地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新时期以贬损鲁迅为荣的几条汉子，能否从中思索一下？能否有点自省精神？
我认为：鲁迅以他独有的人格力量、文化品位、不朽作品和辉煌历史铸就了他的伟大。无论从价值角度、思想角度、艺术角度来审视，鲁迅，最有资格成为我国当代发展文学的一面旗帜！
邓黔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